论邓小平的统战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战论文,艺术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他在指引中国人民向现代化进军中，展示了卓越的领导艺术。统战艺术是他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邓小平的统战艺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一、关于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佳比例
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但是，原则性应该坚定到什么程度，灵活性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两者之间的比例究竟以多少为宜，从来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标准。因此，恰当地、适时地确定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比例，使之产生最佳效果，这是一种艺术。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这样说过：“邓小平有一种关于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1 〕邓小平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问题有过明确的论述：处理问题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2〕他能够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根据统战工作的实际需要，审时度势，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或大处着眼，不拘小节；或求同存异，趋利避害；或以迂为直，以退为进，使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最佳结合，产生最佳效果。他提出的诸如统一战线“两面旗帜”的政治基础，“一国两制”的构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办法以及在处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傻子瓜子”公司雇工和香港回归等问题上，就充分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一策略的运用之妙。其中，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而建立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是一个杰作。
1984年4月，为了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移交， 邓小平向英国提出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但英国不同意，认为1997年以前香港怎么办是英国的事，建立一个联络小组岂不成了中英“共管”？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说，在过渡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这个小组可以设立在香港，而在香港、北京、伦敦轮流开会。〔3〕由于在小组开会的地点上有了灵活性，照顾了英国的面子，所以英方同意谈判。但谈了3个月，英方还是不同意， 说中国提出设立联络小组是要提前干预港府事务。这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放宽了灵活性，表示如果英方同意设立联络小组，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这样一来，又照顾了英方的利益，使英方觉得也能“共管”一段。于是双方达成协议：联络小组1988年7月1日进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恩格斯说：“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让步”。〔4〕马克思也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 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5〕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在顾全确保香港平稳过渡这个大局下，以“将欲取之，则先予之”的策略，领着对方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目标走，显示出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间最佳比例的高超艺术。
二、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创新精神
领导艺术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所谓富有创造性，就是要有创造革新的精神。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创造革新之中向前发展的，在日益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也唯有创造革新才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国要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改变落后的面貌，更加需要创新精神。邓小平历来强调要有创新精神，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6 〕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便是创新的理论，他所提出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也无不焕发出创新精神。他的创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
邓小平的创新之所以能够成功，他在耄耋之年之所以还能够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就是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始终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功能和策略上的创新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在统一战线的性质上，变阶级的联盟为政治的联盟，扩大政治基础，树立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使之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统一战线的功能上，从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和平统一祖国服务的轨道上，使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据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望和形势变化的需要，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敢于求大同存大异，趋利避害，实现最大范围的团结，为和平统一祖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这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使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最具艺术天才的创新，莫过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国家主权、统一、独立和安全的最高原则出发，从历史和现实以及各方面的关系出发，在一般人认为是互不相容、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中，发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内在联系，揭示出同一的现实条件，找出统一的正确方式和途径，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解决了港、澳问题，为突破长期僵化的两岸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实可行的途径。邓小平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7〕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十分赞赏“一国两制”， 说它是“最有天才的创造”。
三、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超常胆略
胆略，就是胆识和谋略。它是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优秀心理品质。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杰出人物，无不具有超人的胆略。蔺相如完璧归赵，刘邦智赴鸿门宴，毛泽东勇飞重庆谈判，都在史书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邓小平从小就有敢做敢为的胆识，孩提时代不惧神灵敢登神道碑，少年时期就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去勤工俭学，后来长期的革命实践更使他形成了不畏强敌、不怕艰险、敢想敢说敢干的性格。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戴维说邓小平“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8〕
邓小平在统一战线理论上，有许多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勇闯“禁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想。例如：“一国两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等等。
邓小平的勇气和胆略，不是莽撞，不是蛮干，也不是一时意气，而是富于智慧，有时借力打铁，有时绵里藏针，有时刚中有柔。
他以目乱纲，借题发挥，大搞整顿，落实政策。1975年毛泽东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明显，把“反修防修”摆在第一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对此避而不谈，以“旨”乱“旨”，强调：“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9〕他利用这个尚方宝剑，一方面抓整顿，打击派性， 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请逸民”，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出现了新局面。
他犯颜直诤，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否定“两个凡是”。 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指出“两个凡是”讲不通，马恩列斯、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一复出，就支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发动群众批评“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大张旗鼓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扫清障碍，撤除樊篱。
他不怕威胁，以钢对铁，刚中有柔，显示了收回香港的巨大决心、勇气和灵活的策略。1982年，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着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来到中国讨论香港问题，一开始就摆出了铁娘子的强硬姿态。但这一回碰了上钢，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她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象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灾难，做出决策。”〔10〕但他又缓和地表示：两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磋商来避免这种灾难。
邓小平的胆略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来自于无私无畏的伟大品格，来自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超人的智慧、果断的意志和敏捷的思维相统一的反映
四、独具匠心的“慢”、“粗”、“宽”策略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宽广坦荡的胸怀，博大精深的谋略，他在统一战线方面所运用的独具匠心的“慢”、“粗”、“宽”策略，就是这三者的结晶。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从来都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可能搞快一点”，但在统一战线方面，却强调要慢，不要犯急性病。这是因为统战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是做人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这种“慢”，不是犹豫、拖沓、懈怠，而是着眼长远，把握大局，争千秋不争一时。
1950年，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政委，担负着谋划和指挥进军西藏的重任。凭当时二野的实力，要从速解放西藏，易于反掌，但他并不性急，采取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他提出进军西藏的基本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指示进藏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进军的政策问题；还制订了“进军守则”，要求进藏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强调“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11〕在坚持政治先行、先礼后兵的原则下，把进藏的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后，刘邓大军才开始军事行动，以打促谈，终于促成了西藏和平解放。这种“慢”的策略，避免了“欲速则不达”的后果，表现了战略家沉着、耐心、坚韧的性格。
“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统战艺术的又一种风格。所谓“粗”，并非简单、粗糙，而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抓方针、管大事、出主意，不被具体事务、细节问题纠缠。
在拨乱反正时期，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和有待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在太多了。如果事无巨细，一件件，一个个都去清算一翻，何年何月才能扯清历史上那么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这样就会把人民引向没完没了的纷争之中。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引导人民不纠缠于历史旧账，朝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种粗线条的工作方法，体现了邓小平独特的个性和伟大政治家的战略视野。
邓小平还有一句名言：宜宽不宜窄。早在1950年2月， 邓小平亲自拟定了与西藏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10项政策。有的藏族代表人士看到后觉得这些政策太宽了些。邓小平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是，不是假是，不是骗你们的。”〔12〕
1979年9月， 邓小平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时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13〕
1984年，邓小平在同外国人谈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14〕
邓小平的这一“宽”字术，内涵丰富，作用巨大。“宽”，就是更大范围的联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宽”的策略，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使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泱泱神州的大国风度，是伟大战略家广纳江河、包容宇宙的宽阔胸怀和宏伟气魄，是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基本特征的艺术概括。
注释：
〔1〕〔3〕〔9〕〔10〕《邓小平谋略》第320页，第350页， 第33页，第326页。
〔2〕〔6〕〔7〕〔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第50 页，第143页，第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3页。
〔8〕《中外名人谈邓小平》第202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4页，第163页。
〔13〕《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