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的形象创造理论(下)_创造论论文

东坡的形象创造理论(下)_创造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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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以它悠久的寄托性特质,早已与譬喻结缘。《孟子》中的众多譬喻,就有许多是具有故事情节的寓言譬喻,如《揠苗助长》(《公孙丑上》)、《攘鸡》(《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等是。它们的机锋暗藏、泼辣豪爽、雄辩恣肆的格调,被苏轼所继承,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寓言意象。著名者如《日喻》:

生而眇者(瞎眼人)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摸)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竹箫)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文集》卷64,P1980)

这个以“扣盘扪烛”认识太阳的譬喻,先构成了一个“比喻蹩脚”的态势,它告诉人们,任何不经过亲身实践,仅靠以耳代目、以触感形的间接方法去认识某种事物的行径,都是达不到目的的。有如这个瞎子,他没有眼睛看不到太阳实体,对太阳没有直接体验。 尽管人们对他进行种种巧譬善喻,但瞎子的“认识”却离太阳的真相越来越远。可见,“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2] (卷1)这篇“日喻”文字蕴藏着诱人的诗意与义理,它使人们在扑朔迷离中获得形上的哲理启迪。此外,这个譬喻意象,还构成另一个更为特异的艺术表现技巧,即“日喻”中所使用的譬喻,却在不完美的“蹩脚”性譬喻中翻了两个层次,最终突现了用譬的相反相成的惊人效果:即当人们读完整个寓言故事之后,竟跳出了这些蹩脚譬喻的陷阱,慨叹着这些譬喻的组合最终却提示出“亲身实践出真知”的事物本质真相。显示了苏轼创造譬喻意象的高超技艺和他纵横驰骋、无往而不适的辩才和智慧。事实证明,艺术表现中的“比”,较之触景生情、因事寄兴的“兴”,具有更大的感染效果。对此金代文学理论批评家王若虚在其《滹南遗老集》中发出惊叹道:“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则诗之意可以意晓而无劳。”

苏轼还有一些单靠寓言本身涵义比喻人生体验的短诗,写得愈加机警动人,如《蜗牛》:

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

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诗集》卷24,P1299)

寓言诗纯用蜗牛的行动过程做譬喻,以其极为简练的文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腥味唾液“不满壳”、仅能打湿自我身躯的可怜虫——蜗牛形象。它不自量力,反而拼命地往上爬、爬,最终涎干命绝,枯死在墙壁上。它的可耻行径使我们立刻联想到社会上某些无才无德,却一味追逐高官厚禄,最后丧生在名利场上的禄蠹们。于是,“蜗牛”的形象,便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譬喻意象,它由眼前实景向着暗寓的“象外”境界飞升,从而深入地揭示出诗人的内心情感见解,表达出深刻的时事世态的人生体验。诗人的才华、智慧、学养,成为了意象创造的可靠依据。

“禅悟意象”,源自人生顿悟,故而更易突现其形上品格。如《长鬣人》:

譬如长鬣(长胡子)人,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间,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诗集》卷11,P552)

这是一首诠释佛家“以心传心,皆令自解自悟”禅趣的诗。苏轼善于以禅喻诗,因为“禅”能用浅显的辞语,阐发深刻的道理,给人以顿悟,猛省的效果。这颇符合意象创造的形上要求。此诗缘起于苏轼游焦山向纶长老问法,其赠诗首云:“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语用佛经《金刚经》“若心有住(停留),则为非住(并未居住)”之句意。它还告诉世上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自然形成的,有如“头与足,本自安冠履。”既然“冠虽敝必加于首,屦虽新必贯于足”(注:用《汉书》记辕固与黄生争论于景帝之前,黄生所云。),那么,人长胡子,又有什么不自然处?这个长胡子老头,本来从未想到过长胡子对他会有什么妨碍和苦恼,而一旦有人问他“睡觉时把长胡子放在哪儿?”回家来便顿觉胡须无处可放置,以至于先放被外,再放被里,整夜没有合目,辗转反侧一直失眠到天亮,觉得最好还是用镊子把它们统统拔掉……。此则寓言诗说明佛家的本心清净、因任自然对人的好处。长胡子本是自然现象,平日也习以为常,但一旦经人指点打扰,心中便有了鬼,顿然陷入整夜失眠的灾难。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位长胡子老头的思想动荡,正源于此。诗歌最后说:“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启人心扉。僧人偈语,原无诗意,但经苏轼的点化,即成奇趣,构成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意象,给人以形上审美启迪。是故苏轼好友参寥禅师尝称赞他作诗之巧妙云:“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

再如《梦中投井》颂文,意象奇特,极富哲念,又富禅机:

梦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处。我今何为?自此作苦。忽然梦觉,身在床上。不知向来,本元无井。不应复作。出入住想。(《文集》卷20,P592)

故事通过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一个梦幻虚境,晓渝了诗人处世的极端困窘处境。梦中投井,坠落一半而停止。出也不可,进也不能,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安全的住处,我现在是做什么呢?真是自作其苦。忽然梦醒,身体仍然平安地躺在床上,因为屋里根本就没有井。于是诗人顿时醒悟,不应再做这种出入住处的念头,应当端正自己的近思远虑。诗人把这场步入人生社会的“投井入半”的困窘看作是一场噩梦。“入世”,原来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理想而安稳的住处。但世间却处处陷阱、步履维艰。既然“投井入半”不是一个好去处,那又何必复作此梦想呢?这完全是一场“庸人自扰”的恶作剧!诗人立即顿悟:既然,“见物失空,空未尝灭”;那么,还不如远避陷阱,无思无虑地安静地躺在床上,享受那自由自在的安稳日子,以达到“物去空现,亦未尝生”的至高境界。“投井入半”的梦觉,表现了作者追求隐逸生活的志趣,但却给读者描绘了一个险恶封建社会的意象画面,使读者沉思不已。“投井入半”和“自此作苦”是外部世界的投射,“忽然梦觉,身在床上”、“元本无井”的情状,则是诗人内心心理的体验。于是,意象使我们从死板的真实再现中解放出来,引发出了新事物,构成为一个创造力的因素,一个超越力量的存在。

“典故意象”应该是譬喻意象中的最高级门类,也是苏轼的艺术独创。因为典故意象是一种更能容纳才学、知识和学艺的,更能凝聚历史和现实内涵的意象方式,它能从旧材料中翻出新意,更能通过典故的弦外之音表达诗人的理想和志趣,因而它的作用较之一般譬喻更能深入地渲染比拟现实。由于苏轼一生积学不倦、胸有万卷,才使其诗的意象能够游弋于广泛而丰富的历史典故和社会世事的长河中,“左抽右旋,无不如志”[12]。苏轼认为,纯熟地以意使事反映现实,乃是自出己意,选择恰当典故以相发明,从而使散见在经史子集中的历史典实,在新的命意下获得新的生命,巧妙地显示出新含义、新特质,诱发崭新意象,甚至产生令人惊魄叫绝的艺术效果。

譬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五: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诗集》卷10,P484)

这首诗全篇使事用典,四句诗共用了三个典故,它不仅再造出钱塘江潮“东来气吐霓”的宏伟壮观气势,还诱发出另一番奇横高远的新意象。首句用《庄子·田子方》篇语:孔子见老聃,“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瓮中小飞虫,即蠛蠓,古人误认为是酒醋上的白霉所变)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鸡,比喻渺小事物。第二句用《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于是,“河伯(古神话中的黄河水神)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望洋兴叹”,形容海神“若”之伟大。这两句诗,借典故自身的含义描绘出钱塘江潮的“东来气吐霓”的壮观气势,它的宏伟形象致使江神河伯也为之自惭形秽,认为自己在钱塘江潮面前,不过如瓮中的渺小飞虫而已。这就使读者通过典故的具象发生联想,从而产生出新的意象。三、四两句的典实,有苏轼自注云:“吴越王尝以弓弩射潮头,与海神战,自尔水不近城。”这是利用吴王命三千强弩手共射潮低的神话传说来形容江潮的无可抵挡,它使无生命的江潮幻化为一场人与自然相角斗的惊险雄壮事件,令人从英勇跃动的鲜活形象中感受到钱塘江潮的震撼人心的汹涌场景,创造了一个从未开拓过的绝妙意象。这种利用联想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是任何语言所难以代替、任何形象所难以显现的。

再者,典故还可以彼事喻此事的移植作法,显出意象的内涵含蓄,丰富新奇的审美效果。如《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一:

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

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诗集》卷11,P564)

这首诗是观画像所作,它借历史典故缅怀了春秋越国名臣范蠡的功成身退的典范事迹。在这里,诗人把情思和哲理凝聚在故实之中,增强了典故意象的含蓄性和形象塑造的描绘性。从诗的表面上看,作者是在缅怀范蠡而发议论,但短短四句议论,却追溯了一个漫长悠远的历史时期,形成色彩丰富,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画卷:春秋时,楚臣申公巫臣(即屈申)曾仗义执言劝谏霸主楚庄王勿娶美女夏姬;及楚共王继位,共王又欲迎娶夏姬,并以申公为使。申公不愿受命,即“以夏姬行,遂奔晋。”为此,楚共王诛杀了巫臣之族,“巫公乃通吴于晋,教之射御战阵,吴使伐楚。”[13] 这便揭开了吴、楚战争的序幕。吴王夫差遣大臣伍子胥征楚伐越,遂称霸中原;然吴王却渐次骄奢。“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14] 从而预言了吴必亡于越的史实。接着,越臣大夫范蠡辅助越王勾践,奋发图强,打败夫差,灭亡吴国,遂功成身退。“复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15] 成为了历史上一位明智退隐,保全自身,享乐晚年的典型人物。诗人用四句诗讲述了三个历史故事,其容量不可谓不大,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含蓄;诗人由此欲引出何种教训,得出何种结论?他没有直说,这要依靠读者从历史典故本身,及诗中所提供的“笑”、“怜”等含有主观情感因素的字眼中去思索玩味,才能有所领悟,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含蓄。苏轼这种以情思含蓄浓缩于故实的意象方式,可以引发读者的广泛想象,借助典故的弦外之音,发觉和感受典义之美,产生涵咏不尽的艺术效果,可谓用事精妙,洞见幽微,点染生发,升华哲理也。

从意象学的视角来观察典故的作用,它很容易和那些在时空上与它接近或相似的其他意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倾向于再现出在空间上与此意象刺激物相接近的事物形象。于是典故意象应运而生。从上述诗典来看,典故意象应是由作者的需求和欲望而引发的,它能表现为某种实际并不存在而必须创造出来才能存在的事物。诚如S·阿瑞提所说:“意象具有把不在场事物再现出来的功能,但也具有产生出从来存在过的事物形象的功能。”(同前)在这里,典故意象使“古典存活了现实,现实延续着历史,他人之酒杯,自我之块垒,一切的古今, 一切的今古都融会圆通了。”[16](P218)

(六)通向现代艺术创造的“第三自然界”理论艺苑

苏轼意象创造论的贡献,极具前瞻性。统观苏轼意象创造的实践和理论,他已跨入了现代“第三自然界”的艺术理论藩篱,成为整体的人类艺术创造世界蓝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第三自然界”是现代艺术蓝图的精彩理论概括,它出自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公木先生之手,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他论述说:“艺术创作、诗歌创作既是生产实践,又是美感活动。”他认为:“艺术形象、诗的形象既是现实的反映,是为意志所加强、为情感所修饰了的认识;又是理想的创造,是依照美的规律通过创造性劳动的产品。”也就是说,“第三自然界”与人类产生之前的纯自然的“第一自然界”,和人类对“第一自然界”进行了劳动创造并主要生活于其中的“第二自然界”不同,它是纯艺术的世界,是精神的世界,“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浮现于人们大脑荧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妙造自然’,在生活的直接现实中仿佛造成了生活的幻影。”因而,它虽然不存在于意识以外,但“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便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的王国。这个形象的王国虽然仅仅是人类想象力所幻生出来的,所谓意象,所谓艺境,不是客观实在,而它中间任何一个局部、一个性格、一个景观,一旦形成,便具有了灵性,便具有了客观实在性和可感性,而且把看不见的一些观念的东西,包括非理性的东西,实现具象化,直达到理性的最高度。于是人们便可以往来出入,泳游憩息,悲欢激赏、流连忘返于其中,从而尚友古人,结交来者,会久别,接新欢,得到至高的启迪与最大的满足。”公木写道:“‘第三自然界’,这智慧的海洋,这理想的宇宙,是理性思维的彻底解放,是精神状态的真正自由。”接着,公木概括说:“因此,诗的世界总是人类创造的用来标示自己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的象征世界,或者说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17](P135) 而后,公木先生又进一步把上述理论加以融通,对“第三自然界”的特质加以定义道:“第三自然界的理论是集中地说明了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或诗,具有如下两种特质:第一,它是现实的反映,亦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当然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产生的;因此,第二,它是理想的创造,亦即由感受客体而形成的主体的思想感情之流露或表现。总之,它是现实和理想的形象显现,既是反映,又是创造,既是基于现实生活,又必通过幻想或想象。”[18](P239) 于是,我们把“第三自然界”的种种理论特质及其定义,与苏轼整体意象创造论相对看。诸如苏轼的“立象尽意”,象中有意、意中有象,“意与境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意不画形”,“无形画,不语诗”,“诗画一律”,“得意忘象”,“象外”“传神”,“合于天造”、“厌于人意”,以及传统中司空图《诗品》所说的“超其象外,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等创造理念,相互联系对看,则会发现,两者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和相同之处的。尽管苏轼的意象论作为一种“有限”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第三自然界”的“无限”内涵,但苏轼的“妙造自然”的种种意象创造,确已与“第三自然界”的理论结构和创造实践暗中勾通,浑然统一,交汇融合了。这两者的统一融合,意义十分重大。苏轼的新意象论可以增补、丰富“第三自然界”的理论,成为它有力的同盟军。事实上,“第三自然界”的理论也有待于充实和发展。诚如公木先生所说:“假如我们承认“第一自然界”是无限的,那么“第二自然界”便是无限中的有限,而“第三自然界”则是有限中的无限。”(同上)既然“第三自然界”是“有限中的无限”,那它就需要不断增补营养,丰富发展,不断加强其自身的生命力。这也正如苏轼所说:“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轼意象论的理论和实践,正是艺术百花园里的“一点红”,它可以透露出“无边春”的美好信息,为创造万紫千红的“第三自然界”提供靓丽而坚实的花木基地。苏轼的这种“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诗集》卷42,P2312)的创造胸襟和识见,正可与“第三自然界”“有限中的无限”理念相通相接。可以预见苏轼意象论的新潮流,必将与建设世界性新艺术蓝图的“第三自然界”形成天造地设,心手相应般的共创未来的天然伙伴。林语堂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确乎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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