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3)03-068-06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更深层次的变迁，而且也是社会变迁中内容最丰富、过程最艰巨、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尽管当代学者也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多数文化与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统一性”，但他们还是强调：“对社会学家来说，一种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1]文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政治、经济等一起促进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而且文化本身便是社会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土壤与最重要的氛围。
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演进轨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绵延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国门洞开，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逐渐渗入到中国社会，传统开始走向式微。然而，人们在封建社会的解体中仍然充满了对传统的留恋和对新文明因素的恐惧。沉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仅使中国现代化的步履滞重而缓慢，而且使早期的现代化历程充满困惑。正像国外现代化专家所揭示的：“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2]。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基本同步，肇端于19世纪50年代，大发展于20世纪末，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变革可用“困惑、冲突、启蒙、探索”加以概括，这期间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失败。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对外来文化开始接触的时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观念复活，承认在器物上比不上西洋，并采取以“制器为先”策略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从而产生了“师夷长技”和以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化的进步和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办企业就能富国强兵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十分肤浅的。但在当时，它却无疑是冲破闭关锁国的第一条裂缝。从狭义的文化进步的观念看，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乃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业绩。为了外务之需，19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语学堂，即同文馆。近代军事工业创办以后，洋务派出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需要，在同文馆又增加了天文和算学内容，各个地方设立的学堂也主要以科学技术为教育内容。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兴办了20多所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学堂，同时还派遣了约200名学生去欧美留学，以便更全面地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近代教育事业的建设，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如严复之类的现代性文化人才，并在事实上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下一阶段中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废除禁锢人类智慧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次的时期。中日甲午海战，在中方饱尝失败的耻辱痛苦之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国第一轮现代化启动的失败。从一般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在物质层面或器物层面上最易达成，尤其在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仅仅推进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前者终究难以成功，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沃拉提出“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3]。这是颇有见地的，这和当时中国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的观点一致。早期维新派人士已初步认识到阻滞中国进步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传统制度，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强调：“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这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是大相径庭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们鼓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严复大倡民权、自由，痛斥“侵入自由者，斯为逆，贼人道”。在文化教育上，维新派人士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勇气，对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抨击，也同时对僵化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八股取士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者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百日维新运动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将中国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尽管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启蒙却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时代，也是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激烈、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使共和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然而一年之后的专制政治的复辟和传统文化回潮又将一代国民推向了幻灭的困境。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从1915年到1920年左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首的一批激进民主派人物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着重批判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指出它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这些新文化闯将们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坚决批判旧的制度、思想、道德、文化，并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启蒙运动将现代化推进到了文化观念的层次，表明新一代人已注意到了现代化更深层的内容和意义。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所体会到的：“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包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仅止于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只有学习了西方近代的文化和价值观，才算是学习彻底了。这的确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精辟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1920年以后，中国文化变革最值得记载的大事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播种发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以较之前人更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对陈腐传统和专制统治“横扫千军如卷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时代。
第四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开始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化，并历经重大人为挫折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化领域一个重大的转折便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阶段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为指导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分析了国力、国情，盲目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动乱中既无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遗失了优秀的传统，70年代走出来的青年人有不少成了无信念的精神流浪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现了倒退和迷失。
第五个阶段是从文革结束至今。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重新补课，在文化冲突中重新整合，从而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辉煌时期。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又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有理性地、理直气壮地正视自己的传统和所面临的现实。80年代的对外开放实质上是中国又一次主动地打开了国门；这一期间中国的文化热、人学热，实际上也是在补五四文化启蒙这门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事实上是对国民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和新的整合。这一阶段至今远未结束，加入WTO后的中国文化开放将比以往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基础上，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协调同步的；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文化现代化的三层面转型机理
文化现代化的变迁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数千年来尽管人类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文化本身的界定却从未有过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着文化问题。文化的内涵范围大到可与文明概念交替使用，小到只反映一个地区和人群的文化水平，似乎文化发展只是文化局、教育局的份内之事。笔者试图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即文化传递、文化运行和文化创新，这三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急剧的过渡转型。
文化传递主要是教育和传播，两者一个重在传递知识、规范，一个重在传递信息、理念和生活方式。前者传递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后者则面向每一个社会成员。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交涉逐渐展开，国人开始注意西学，并逐步过渡到引进西式教育。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郑观应等较早提出了采西学、设学馆的主张。随后20年间由于洋务新政的推行和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教会学堂得到了大发展，到1892年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中共设立600多所天主教会学校，学生近1.1万人。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止了科举制，结束了长达1300年之久早已僵化了的育才体制，同时成立了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以推广现代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增长是教育现代化量的扩展，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还体现于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教育观的转变。即从读书旨在少数人的功名利禄转向全民教育、人尽其才，如孙中山所言“人无贵贱皆奋于学”；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20世纪初中国仿照日本学制，拟定了部类齐全、梯次完备、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与实用教育相并重发展；三是教育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完善。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本土化的社会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综合教育。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又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已形成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较完善合理的社会教育体系，教育的目的更明确地指向培育现代化的一代新人。特别是“教育现代化工程”，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
大众传播业的兴起，既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其重要构件。梁启超在1902年便曾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4]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5]的评价。近代中国的传播媒介，早期主要是传送印刷符号的书报，1890至1920年间，传播音像的电子机械媒介如广播、电影，相继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但报刊的作用仍最为突出，许多风行一时的文章译著往往先载于报刊，如梁启超的《新民论丛》、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对几代人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由于维新运动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推动，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传媒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面变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传播业的受众由过去的官吏为主转向社会公众为主，传播信息的内容来源也由官方转向社会各界和民间化。20世纪中期声像传播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业的兴起，迅速成为中国城乡传播的主要载体，不仅拓宽了全体国民的认知空间，并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推动了文化与新生活方式的普及。20世纪末全国已有1000多座有线电视台，已有6000万户以上的家庭能收看到有线电视。这些都表明中国市民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电视时代”。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中国成年公民90%以上每天都与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传媒接触。现代大众传播对现代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影响，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文化运行主要体现为文化发展的主体——人的外在与内在文化要素的流变与积淀。通过观察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在人格的发展便可捕捉到近百年中国文化运行中的现代化特质。文化运行的外在因素可用近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的变革作代表。鸦片战争后欧美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加上国内社会经济变革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民情风俗、社会心态发生了飚转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与祖父辈所完全不同的新风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领域革命，在这时期的风俗革命中不仅革掉了男人头上的一条辫子，革去了妇女脚上的裹足布，而且许多其它的旧恶习也受到冲击，一些新风尚在世纪初已普遍萌生，如妇女地位显著提高，女士参军参政首开风气，结婚自由和男女平权呼声高涨，现代文明礼仪开始普及，人们的衣、食、住、行、乐和交际方式出现了洋化现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出现了新的革命，这次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迁更具有了理性的成分，现代中国人不仅要求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注重内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文化运行的内在表现主要是人们社会心态的变革和现代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形成。无论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和西方文化理论，还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论是梁启超以充沛激情写下恢宏华章，还是谭嗣同博杂而晦涩的哲学观念，他们都在挣脱、冲决着封建文化的旧罗网，他们的理论和观念，为中国文化运行增添了新内容、新方法和新境界。及至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这一代革命者时，其社会心态又经历了更激进的变革，他们的思想已服膺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由他们倡导的新价值取向又培育了反封建和追求现代化的后一代人格，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WTO的进程中，新文化的因素大量萌发，人们的思维更趋自由、理智和多元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加面向未来，尊重主体、讲求效益和锐意创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运行的真实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两者的现代性成长和拓展确已构成开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局面的先导因素。中华民族是富于科学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优秀民族，历史上中国人在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哲学等方面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才使我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在现代化初期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科技事业进展缓慢，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总共才培养了18万名大学毕业生，40年代末全国仅有40来个残缺不全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学技术状况也被人喻为“东亚病夫”。解放以后，中国现代化走向健康发育的轨道，科技事业作为第一生产力被充分肯定得到加速发展，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从1952年到1984年，我国科技队伍数量以年平均9.4%的速度增长，科技人员的数量增长了17.6倍，其中科研人员增长了40倍。在科研机构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科技情报、标准化、计量、专利等科技服务系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许多部门还建立了诸如发展战略与政策、系统分析、预测与评价、技术经济、科技管理、企业策划、咨询等“软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生物科学、农业科技、高能物理、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等起了很大作用，使不少方面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是一个极其活跃、极富创新性质的文化因子，近百年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及其现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确实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新时期中国的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科技和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和标志。
科技发展是生产力和物质文化领域中的创新因素，文学艺术则是社会人文领域和大众精神生活中的创新因素，它们都是不可忽视的现代文明的发展要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文学艺术迸发出第一道璀烂的现代化之光，白话文运动、诗词戏剧的革命、现代文学的崛起、传统剧种的更新发展共同促成了早期文艺现代化的高潮，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当时的文化名人在80年后的今天仍发生着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深入人心，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度繁荣，但不久便被一场人为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所摧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文化艺术又出现了繁花似锦的趋势。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正呈现出四点特征：(1)国际化。中国文化正逐步和世界文化接轨，一方面是各种外来文化更快、更多地引进、渗透到国内；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大踏步地走向国际。特别是在加入WTO的进程中，国际时尚文化的潮涨潮落也同步引发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一次次波动。(2)多元化。在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中，迎合各阶层所需，由各阶层人所创造的亚文化大量涌现，如青年文化、老人文化、军营文化、企业文化、妇女文化、社区文化等正层出不穷、迅速生长，形成多元共荣的新格局。(3)商业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严肃文艺和高雅文艺地位下沉，而通俗文艺、商业文化正如日中天。当前文艺商业化取向日趋突出，一方面是大批文化人“下海”弄潮试图“以文养文”，一方面是文商联姻以商养文，以文饰商。这一现象为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课题。(4)大众化。在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中，文学艺术的崭新景观便是通俗流行，为大众所共享、大众所共创。当代追星族的崛起，电视连续剧的繁荣，名牌广告家喻户晓，点歌热兴起和“新写实小说”的流行，这一切都是大众文艺的标志性产物，与此相联系的是高雅文化创作乏力、深层文化积淀稀少，导致了文化浅层化的普遍趋势。回顾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历程，中国文艺领域的上述迹象确也具有文化向现代性转型中的共性特征。
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与人文重建
我国文化的早期激变并非仅是传统文化内在裂变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大过渡时代社会经济的剧烈震动，不论是维新运动还是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变迁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革相呼应，从而构成社会整体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文化现代化中尽管出现了传统的断裂和新价值取向的迷失，但这毕竟不是持久的，在时代前进的每一步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心态、教育、科技和文艺发展都在寻求着认同和协调。
在肯定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假说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确实也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多重悖论，存在与现代化取向所不一致的多种困惑乃至较严重的过渡性阵痛。我国学者曾系统概括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多重悖论，即：悖论之一：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在这一文化中，恰恰又缺乏个人的地位。悖论之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急需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又必须从理论上遏制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悖论之三：当代中国文化在理论上是反实用主义的，但在实践上却顽强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悖论之四：当代中国文化从意识的层面上看，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但从无意识的层面上看，又常常与传统认同，不自主地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这几点悖论不仅事实上存在着，而且也正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难点。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在于人格的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人文因素的发育完善。然而在目前重物轻人的倾向不时抬头，健全人格的问题不仅为大众所茫然也未引起文化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的时候，中国文化在现实运行中确有重实用轻理论，重传统和权威轻创新和理性的现象，这些都是和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它将导致人们在行为上含糊失范、重蹈覆辙，致使现代化之路更加曲折、漫长、误区重重。
在中国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早已存在的症结已从一种文化隐患升浮为成长中的恶疾，即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它的表现是多层次的，首先是人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继而表现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匮乏。它在表层体现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单一乏味和浅层次消费，在深层却是现代人精神支柱的缺失。人们在社会转型中没有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实的社会环境又使人淡化了信念、信仰。在商潮滚滚中，青春期的浪漫情怀一次次幻灭，人的发展和人生目标日渐显得可有可无、若有若无……。这一恶疾抑制了现代人格的健康成长，导致了“糟践自己与潇洒贬值”、“玩迷信”、既感到“累”又处处寻求“刺激”等一系列“世纪末”心态出现。[6]同时，这一恶疾也构成前述的文化转型中若干悖论成立的深刻原因，正是人们信念的迷失，大众行为短期化，导致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导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流行；并且也正是“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成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7]。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化变迁中，我们要肯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方面，维护其正在生长着的新因素。同时，也应正视变革中的文化冲突，努力克服和减少其负面效应。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要对新旧文化有个正确的估价和积极的扬弃。传统文化并不能被全盘否定，它们的希望或出路，在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在于能否启示新文化的建立。新文化的建立，当务之急是要强化文化主体的建设——现代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充实振奋。要在发展每个人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促进人的个性的丰富和完善。在此，我们非常赞同美籍华裔文化学者林毓生教授的期盼：“人性最大的光辉是：我们有天生的道德资质，以及在思想上经由反省而能自我改进的理智能力。今后中国有识之士，必须以这两种内在资源为基础，从认清我们自己特殊而具体的重大问题出发，重建中国的人文。”[8]
中国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拍击下亟须更具有创新性，从中派生出能够有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时代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所面临的背景是多重的，诸如：经济变革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要求培育出有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政治变革中从权威型结构、家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要求培育具有现代法制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人文精神；社区结构转型中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将消除长期遗留下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要求塑造新一代开放型、平民型、公民型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转型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分化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途径，也便要求培育现代人与人之相应的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新人文精神。为此，我们急需根据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继往开来，创造出面向21世纪的全新文化形态，其中既包括由新型的人际关系、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等组成的新民风民俗，也包括要构筑能展现各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文化情趣、艺术水准、文化设施和人文景观。
我国新世纪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勇于奉献、勤奋节俭等民族精神的精华；积极确立和发扬公平竞争、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等现代理念；通过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社会动员，宣传确立以祖国兴盛为己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全民族共同价值目标。通过重塑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极大地焕发社会成员从事社会现代化大业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并且在改造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自身价值观的升华和人的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