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壮文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壮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今的壮族社会同时并存着古代壮文、简化壮文和拼音壮文三种文字。
古代壮文又名“土俗字”，壮话叫做sawndip， 是一千多年前懂得汉字的壮族文人根据汉字结构创造出来的。其书写形式包括音、义与壮话相仿的部分汉字和大量自造字体。自造字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两个汉字分别表示壮字的读音和词义。从古到今，仅有少数壮族道公和歌师会写这种文字。
五十年代，国家为壮族创造了拼音壮文，并在八十年代初进行了修改，使整套文字全部拉丁字母化。一九八二年，拼音壮文方案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四十多年来，拼音壮文在广西各地被时断时续用于举办成人扫盲班和小学教学。
简化壮文是当今壮族按照自己的言语习惯和交际需要使用的简化汉字。没学过拼音壮文或学过但已经忘了怎么写的壮族人经常使用汉字来朗读和书写自己的语言。虽然字面是汉文，但它体现的是壮语的语音、语法、语义等语言特征，又因它有别于复杂、难认的古代壮文，所以我们称之为简化壮文。目前这种文字尚未形成体系，但使用范围比较广泛。鉴于壮族对使用汉字具有全民性的亲和力，可以此为基础将简化壮文系统化，使之成为壮族的一种规范文字。
本文根据壮语特殊的现状和特点，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教育学的观点对古代壮文、简化壮文和拼音壮文进行比较，揭示各种文字的优缺点，并指出缓减推行拼音壮文难度的可行办法，包括通过经济发展项目提高人们对壮文扫盲活动的积极性等等。
二、壮语的背景情况
在讨论三种不同壮文的含义之前，了解壮语的历史背景非常重要。在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中，讲壮语的人口最多。广西很可能是壮族的发祥地。由于人口众多，居住历史悠久，分布的地域广阔，壮语有很多的方言变异，而且方言变体多于其他居住历史不长的地区。这种情况跟语言演变波浪理论（注：Bailey,Charles—James N.1973.The patterningof language variation.In Richard W.Bailey and Jay L.Robinson,eds.Varieties of Present—day English.Macmillan,New York.）不谋而合，而且被英语方言在英国要比美国或澳大利亚多得多的事实所印证。
虽然迄今尚未有人对壮语方言进行全面测试，但根据历史比较方法以及词汇统计学和轶闻趣事材料，可以断定壮语包含着大量的方言变体，其中，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是两个主要方言。两大方言之间仅仅约有60%的词汇同源。中国语言学家根据大量的词汇资料，把广西和云南的壮语变体进一步划分为十二个方言。（注：韦庆稳、覃国生著：〈壮语〉，《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王均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这十二个方言各自又有大量的变异。例如，武鸣纯属邕北方言区，但县内差别明显的子方言就有七种之多。（注：覃乃昌著：〈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107页、108页、109页。）虽然都讲壮话，但来自不同方言的人听不懂对方的意思。在我居住的壮文学校，学生来自许多不同的方言区，一般来说，只有同一家乡的人才可以用壮语交谈。
壮语方言众多，却没有社会公认的标准口语。各个主要方言人口比较均衡，没有哪个方言被认为是最好或者最适用的。我曾问过一些壮族人哪个方言最好，问答都说“我们老家讲的最好”。通常，标准方言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慢慢发展成为标准口语的，民族内部交流发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出现是形成标准方言的基础，中心城市使用的方言往往变成区域标准语，区域标准语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最后与标准书面语平行发展并通过标准书面语成为社会接受的标准语。然而，在壮族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所用的语言是汉语而不是壮语，壮语只是一种乡村语言，而且没有哪个方言起到民族内部交流的中介作用。（注：覃乃昌著：〈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107页、108页、109页。）这是影响标准壮文推广普及的外部环境。
三、文字比较
（一）三种壮文的语言学性状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三种壮文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拼音文字的书写符号表示音素，而方块文字的书写符号表示词素。（注：人们常说，方块文字直接表意，但所有的书写系统都只表示语言而已。语言以外的无形概念是任何书写系统无法表达的。）词素是具有语义特征并能识别其在某种语言中的语言学意义的物质外壳。物质外壳包括口语词素的读音以及书写符号。（注：Reed,David W.1970.A Theory of Language,Speech,and Writing.In Mark Lester,ed.,Readings in Applied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New York.）词素是字形、 字音和字义的结合体，而字形是词素的表现形式。方块文字常常带有语音成分。古代壮文包含着两类字体，它们隐藏着壮语词素读音与汉语读音的关系。一类是因其汉语读音与其壮语读音相近而被用来表写壮语的字，另一类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字，一个意思与壮语词语相似，另一个读音与壮语词语相近。
三种文字之间的差别决定它们对于壮语所包含的广大方言的适合性问题。只要文字涉及词的读音，其发音就因方言不同而变化，因此，词的书写形式就只能适合该方言组的某个子集合。
与方块文字相比，拼音文字表音程度更为细致，因此，讲不同方言的人（因标准语不是生活中的实际用语，所以讲方言的人包括所有讲壮话的人）学习文字时就会碰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在这一部分，我只讨论不同方言词语之间导致文字完全不适合某些方言词语书写形式的两种差异。所谓“完全不适合”，是指有的壮族人为了按照标准写法书写一些词语，不得不死记硬背那些陌生的字形。由于那些词语的方言差别太大，文字的使用者无法把他们具体的言语习惯跟标准写法一一对号入座。学习拼音文字的其他困难将在后文从教育学角度加以讨论。
非同源词的方言差异是拼音文字难学的一种原因。非同源中，一种方言词的读音与另一种方言词的读音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例如，绝大多数的南方方言表示“天空”的词是fax， 而北方方言表示同一概念的词是mbwn。标准语选用mbwn这个字体，因此，为了书写标准壮语，操南方方言的人不得不把它当作生字来学。南北两大方言之间这类词语数量相当可观。
另一种差异，即一个音素有两种拼写形式，对拼音文字的使用者也产生类似后果，虽然乍一看不显得那么严重。例如，武鸣／ei／音素在不同的词中分别写成〈ae〉和〈ei〉，／ou／音素则写成〈aeu 〉和〈ou〉。在武鸣，老师可能已告知初学者上述每个读音分别有两种写法，而且通过学校课程要求他们记住哪个字用哪种写法，然而，武鸣人却不加区分，干脆统写成〈ei〉和〈ou〉。
更显而易见的例子是／r／音素，武鸣南部读成软腭音。 在标准语中，这一音素在不同的词中分别有〈r〉、〈d〉和〈gy〉三种不同写法，（注：若将武鸣方言跟南部方言比较，情况更为严重。南部方言根本没有／r／音素，该音素在奇数声调音节中的／th／／h／或／khj ／形式出现，而在偶数声调音节中则以／1／或／n／形式出现。）同时，后两个书写符号分别还有另外的读音〔t〕和〔kj〕。（注：艾加德（Agard）1975年用来界定某种语言的方言分化成独立语言的依据正是这种方言之间语音对应关系。梅思德、白丽珠夫妇1996年按类似表标准通过语言对应分类方法提出了测定方言差别的方案。）讲武鸣方言的人容易学会〈r〉、〈d〉和〈gy〉分别读做〔r〕、〔t〕和〔kj〕。问题在于读〔r〕的词语并非都拼写成〈r〉，有时必须拼写成读音不同的字母不可。这种变化对武鸣人的言语习惯而言并没有规律可循。因而只能死记硬背记住哪个读〔r〕的词用哪种书写形式拼写。例如：
武鸣方言拼音标准语拼音 汉语词义
1.ra da 眼
2.rak dak 晒
3.rag rag 根
4.rin rin 石
5.din din 脚
6.dah dah 河
7.raeuj
gyaeju 头
8.raeqgyaeq
蛋
9.gyaegyae远
10.gyang gyang
中心
碰到〈aeu〉、〈ou〉以及〈r〉的情况，需要记忆词的拼写方式。但碰到第二种情况，初学者或许会有更多的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不得不学习平时并不那样讲的生字。壮语缺乏权威标准口语的情况更加大了他们的低触情绪。人们不愿学习与他们词汇不同的生字，在他们不觉得自己的说法是次等的或非标准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有标准的语言作为文字的支持，人们会渴望学习标准语及其文字。只要处理得当，我相信标准书面语的存在会促进标准口语的形成，当然，这种情景的产生需要漫长的岁月。
方言的语音差异是拼音壮文难以解除的故疾，古代壮文也无法调和方言之间的读音差异。上文举例的非同源词mbwn和fax， 北方古代方块字通常用“天”在其上“云”在其下的组合字体
表示，而南方则用“天”在其上“法”在其下的组合字体
表示。由于字体的下部有表音成分，每个字只适用于它所产生的方言。
简化壮文的绝大多数字体是根据同义借用原则借用汉字的，因而避免了方言读音差异的问题。按照笔者和梅思德提议并跟一些中国学者商讨过的选字原则，只有当某个词的读音在各方言间有规则的变化，它才可以按照汉字的读音借用汉字。如上文举例的mbwn和fax， 简化壮文根据同义借用原则直接借用“天”这个汉字即可。
简化壮文还可以顺利解决不同方言间的语法差异问题。只要句中相同的语境内两个字可以互相替换，一个简化壮字就可以顶两个字用。例如，表示联系动词“被”或“挨”的意思， 马山人说deng 而武鸣人说ngaiz。武鸣人也用deng字，但是当作介词用的， 而表示同样的意思马山人却用doiq字。
11.马山：Gij haeux henz dah deng raemxrongz baet bae seuq gvaq.
武鸣：Gij haeux henz dah ngaiz raemxrongz baet bae seuq lo.
汉译：河边的稻谷都给洪水冲走了。
12.马山：Gou daem doiq gon faex legdin deng sieng.
武鸣：Gou daem deng gon faex legdin ngaiz sieng.
汉译：我碰到树根脚趾给弄伤了。
13.马山：Aeyu！ Mwngz caij doiq din gou.
武鸣：Aeyu！ Mwngz caij deng din gou.
汉译：哎哟！你踩到我的脚了。
deng和ngaiz，doiq和deng可分别用一个字来表示。这样， 简化壮文就涵盖了方言间的语法差异。
（二）三种壮文的教育学分析
1.拼音壮文
拼音壮文使用的书写符号比其他两种方块文字少得多，因而与记住数千个方块字的意义相比，人们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够拼读拼音壮文，而且，利用拼音壮文，词的书写技巧和朗读技巧相辅相成，相互强化（注：Hannas,Wm.C.1997.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P111,129,130,155～158,160。）。对拼音文字的使用者来说，认得词就能够正确地书写它，而方块文字，懂得词素的读音并不能记忆这个词甚至于这个词某个部分的书写形式。此外，由于方块字书写符号数量繁多，有些符号又不经常使用，因此已经学会的字容易忘记。由于这些原因，教方块字的老师往往把读书认字简单地看作是识读文字的能力而不是书写文字的能力（注：Hannas,Wm.C.1997.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P111,129,130,155～158,160。）。
虽然拼音壮文单字的读音比较容易学习，但认为掌握了拼音字母的读音就等于掌握了壮文的想法真是弥天大错。事实上，看到一个词可以辨读它并不等于是熟练的阅读者，而且，任何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与标准文字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再者，脱盲的任务不仅仅是学会念字，而且还要学会写文章。要培养既能读又能写的人才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目前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壮文材料大都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几乎没有用壮话写成的原始材料。另外，当前并没有学习壮文的热潮，壮文在社会上并不是一种人们能够赖以进步的文字。当人们缺乏学习动力时，再容易的东西也很难学会。这些情况表明，学习拼音壮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关于熟练阅读以及语音和字符在各种方言中的复杂关系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作详细讨论。过去，有人已对人脑怎样利用母语处理和理解拼音文字书写的内容这一问题做过大量研究。有些理论假定，阅读者先把视觉信息转换成语音而后才能翻阅储存在大脑里的词汇。其他理论如“直接进入”理论认为，“阅读者能够从印刷的字形直接进入大脑储备的字库”（注：Foss,Donald J. , and
David
T. Hakes. 1978.Psycholinguistics.Englewood Cliffs,NJ.）。其实， 主张语音处理在印刷字符与词库衔接之间干预感知过程的理论并不涵盖熟练阅读者快捷的阅读速度。为此， 韩纳思（注： Hannas,Wm.C.1997.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P111,129,130,155～158,160。）提出了十五个论点来证明直接进入模式是熟练阅读者的理想模式。
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如果熟练阅读者仅仅具备朗读字母和字母组合的能力，那么要读出每一个字他仍要付出努力。要成为熟练阅读者，须在教室里做大量的阅读练习，以便大脑储存每个字的视觉印象。词的听觉刺激和词汇意义之间的联系是在学讲语言的过程中得到确立的。在学习熟练阅读过程当中，必须储存起一套独立的视觉刺激，这样，视觉刺激与词汇之间才能形成独立的路径。这需要在教室里花大量时间，但“它比其他模式经济，欠训练的阅读会永久地分期付出时间代价。”（注：Hannas,Wm.C.1997.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Honolulu.P111,129,130,155～158,160。）
至于拼音文字书写符号与某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武鸣方言窥见一斑。该方言被选为壮话标准音的基础方言，所以人们以为它的语音系统跟标准壮语的书写形式直接对应。然而，即使是讲武鸣方言的人，学习拼音壮文仍会碰到许多困难。例如，出现在词头的〈ny〉和〈y〉，其拼写方式并不与方言口语读音相对应。 简单的读音拼写复杂，而复杂的读音反而拼写简单。
拼音壮文中的另一种缺陷是其书写系统不能区分出几种不同的读音。例如，读长音的促声韵音节在书写系统中仅有两种调值，而在武鸣，这些音节却有四种不同的调值，如下文所示：
人们可不喜欢写这些词，但要学习书写这些词相对而言还比较简单，因为有一般规律可循：凡是促声韵最后以p、t、k收尾的， 声调必是第五调或第三调，而以b、d、g收尾的，声调则是第四调或第六调。然而，阅读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声调的差别是隐蔽的，要准确读音只能根据上下文来判断。
2.方块壮文
一般来说，简化壮文字体没有古代壮文那么复杂，但它仍有方块文字固有的诸如书写符号繁多、不能通过语音强化文字学习等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会因为人们对汉字的学习怀有极高热情和愿望而得到缓解。这一点将在下文有关文化心理一节中进一步探讨。
古代壮文最为难学，它是由已经掌握大量汉字并熟悉其读音的壮族文人创造的，如果懂得汉字，而且懂得文章里的壮语方言，那么古代壮文的结构就显而易见了。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可以分析每个字的构成，懂得它属于哪类借词，并看到整个文字体系的逻辑，因此，要学会这种文字对懂得汉文的人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对没有读过或写过其他文字只会讲壮话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他虽然已经精通自己的方言，但其全部的语言知识只限于自己的方言口语。例如古壮字“”对他来说完全是生涩难解的。要掌握这个字，他必须学会把十二个笔划看作一个整体并把这个整体跟“天空”这层意义联系起来。教他学会那个字的另一种选择办法是先教他分析字的构造，即说明那个字的下部在汉语里读“法”，上部表示“天空”。但是，这种办法实际上是用外来语教他理解自己语言的书写系统，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三）壮族对文字的文化心理
古代壮文和简化壮文都继承了广西用方块文字书写的悠久历史传统。覃乃昌先生指出，广西用汉字教学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625年，武鸣就设立了学堂，到明清时期， 这种古典学堂发展到五所。1567年，武鸣已有19个社校和4个私塾学校。到现代， 学生人数自然大量增多。
现在，汉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字，所以，方块文字的运用得到文化环境的支持。同时，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壮族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以壮族文化为核心，通过文化的相互影响寻求自我发展。（注：覃乃昌著：〈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107页、108页、109页。）因此，汉族文化不受排斥，而是被壮族兼容并蓄，学为己用。方块文字被看作是中国文字而倍受壮族青睐。
比较两种方块文字，古代壮文保留的民族特色更为浓厚。由于壮语本身结构特征的要求，简化壮文也有独特的字体，但整套文字比古代壮文更接近汉字，因而，从这套文字的学习过渡到汉文学习的价值更大，因为已经学会书写简化壮文的人也将懂得怎样书写汉语中也使用的意义相同的文字。对于这些字体，他们只需学习其汉语读音和应用语法即可，就象日本人和朝鲜人学习汉语一样，碰到听不懂其意义的新词，叫老师写出来，问题就迎刃而解。阅读和书写文字的技能，以及字形与字义的联想，都可以完全移用到汉文学习之中。
与此相反，看到拼音壮文，由于它的外形跟当地使用的文字毫无相似之处，人们误以为是英文或外文。而且，尽管拼音壮文简单易学，但是学会壮文并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许多情况下，壮族人也想学会汉语，以便能够通过高考升学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把汉语学习当作教学的总体目标之一，那么，学了拼音壮文的壮族孩子还要花额外时间学习汉语。阅读汉语所需的技能跟拼音壮文阅读技能差别极大，以至于掌握了的东西不能作为学生学习别的东西的开端。为了学习汉语，他们只能另起炉灶，从笔顺笔划和偏旁部首开始，死记硬背汉字的字形字义。
（四）三种文字的社会地位和应用情况
古代壮文是由土生土长的壮族文人创造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为了自身目的不断使用它。使用这种文字的人占壮族人口的一小部分，主要是道公和传统民歌的歌手。这套文字未曾规范过，因而不同地域有各不相同的书写习惯。1989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是这套文字走向规范化的一大步。然而，由于两种原因，古壮文事实上还没有达到规范的目的：一是字典仅收录了一部分古壮字，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的字并未录入；二是使用者还不认得规范过的字体，也没有改用规范字的习惯。
拼音壮文是规范化文字，在国内享有官方语言的地位。政府对拼音壮文的规范化和推广应用非常重视。规范的内容不但涉及哪些字母用来表示那些语音，而且规定每个词的固定拼写格式，对于哪些词被认定为标准语用词也作了规定。几十年来，政府花费大量精力用拼音壮文举办成人扫盲班，在小学里开设壮文课程，出版大量图书，翻译政府文件，每周还出版壮文报。但这些活动大多属于政府行为，由于上文讨论的种种原因，特别是缺乏群众的参与，这些活动的声势已大不如前，象成人扫盲班那样的活动已经寥寥无几。就壮族群众而言，以前教过或学过拼音壮文的人，因为学无所用，大都淡忘了怎么读写壮文。想看壮文书报的人却不知如何得到。
简化壮文是一种非正式、未规范、甚至还没有健全的文字，它的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范围却很广泛。日常生活中，壮族人读书看报时常常用壮话来念汉字。我曾请一位退休在家的小学校长帮看我用汉字写的信是否有错漏，他大声用壮话一字一句地念起来。用壮话来读汉字或者用汉字来书写壮话的情况，是读过几年汉文但仍不会讲汉语的人都普遍经历过的。
三种壮文的社会地位和应用情况表述如下：
使用者
应用情况出版图书社会地位
拼 政府机构 政府编印 翻译出版大量 官方文字
音 专业记者 学校教学
图书、文件 群众学习积极
壮 壮文学校 规模缩小 性不高
古 民间歌手 歌圩对歌 《古壮字字典》历史悠久
代 壮族道公记载宗教活动 《布洛佗诗经译注》 被视为民族
壮 民间编剧 社区演出
《壮族民歌古籍集成》 文字具有民
文族亲和力初
步规范化
简日常生活既非官方又
化 老百姓广泛应用 无未规范使用
壮随意且无意
文识
三、改进拼音壮文推广工作的建议
前文讨论的诸多因素导致拼音壮文的推广工作困难重重。对于如何成功推广拼音壮文的问题，我主张遵循教育和社区发展基本原则办事，即从壮族群众的现实做起，既要发挥他们现有知识的作用，又要尊重他们的根本愿望。社会变革必须缓步进行，而且每一个进步必须源于群众的观念、知识、能力和愿望。如果群众本身热心于革新，他们会付诸行动。运用社区发展原则推进拼音壮文推广工作时应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工作：
（一）用壮语方言教学
所有讲壮话的本地人都已懂得怎样讲自己的壮语方言，他们掌握着各个词语及其用法的丰富知识，包括各个词语所附带的微妙情态和意向，事实上在母语方面他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佼佼者。教新的读写技能时，可先教他们读写已经熟悉的壮语方言，既按照他们平时发音习惯读壮文字母，并按照他们讲话的语音拼写壮文。做到言文相符，学习写字的人会感到高兴，并意识到壮文是学有所用的工具。
只有当很多壮族人用拼音文字写东西，表达思想，编写山歌，通信交流，拼音壮文才可称得上是充满活力的文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在人们的口语基础上稳妥地教授写作技巧。
这样做并非置标准壮文于不顾，而是认识到学习过程必须一步步循序渐进所采取的理性行为。过去拼音壮文不为群众接受，原因之一在于群众被期望一个步子同时学会标准壮语的读音和写法，而这两样东西完全在他们经验王国之外，那个步子确实太大了。
当人们学会拼音壮文，并用它来写东西，他们就跨过了重要而艰难的文盲之桥。下一步，因为已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他们就能够解决学习拼写标准壮文时所碰到的难题这跟美国培养儿童识读英文技能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相类似。英文单词的拼写十分难学，对讲非标准方言的人更是如此。然而，学校把拼读课和作文课分开。作文课老师不特别要求学生更正拼写错误。作文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构思和自由表达思想的习惯，以免学生顾虑重重、造成机械写作。拼读课是小学一到六年级都开设的独立课程，目的是让学生慢慢牢记单词的标准写法，使他们写的跟标准书面语相统一。
这一步骤必须作出慎密规划并在壮文学校教程中加以实施。例如，每种主要方言都有拼写困难的某个领域，某些词语拼写方式与标准语不同的情况，需要为各主要方言编写突出反映这些差异的教材。通过有意识地学习壮语的标准写法，标准口语的平行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二）减少拼音壮文的人为因素
规范拼音壮文要考虑标准词语选择的问题。现在标准壮文中有些词语跟口语存在不必要的差异，有些词语使用老借词，而日常生活中讲的是新借词。以“开会”为例，标准壮语的说法是hoivei，而日常生活中讲的是gaivei。就武鸣壮话而言，hoivei的意思不是“开会”而是“开吧！”或者“打开吧！”属于这种类的词不少，例如hagseng “学生”和hagdangz“学校”。
标准壮文中还有一类词语的拼写方式表示的读音接近汉语的西南官话而不象壮话。例如，“银行”壮族人一般是说ngaenzhangz 而标准壮文则写为yinzhangz ； “农业”壮族人说nungznez 而标准壮文是nungzyez，“作业”、“行业”等词语也都是这种情况。武鸣壮话是标准壮语的基础方言，而上述词语却跟武鸣壮话相去甚远。就我本人所知，我不晓得哪些地方的壮话象西南官话，一位经常到各地出差的人说没有发现那样的地方，另一个则说那样的用法正在萎缩，而且应该进行研究。这里要说的是应该尽量减少标准壮文中多余的人为因素，使文字与口语相吻合，做到言文和谐统一。
（三）以双文对照形式出版壮文图书
许多壮族人已经认识汉字，这是壮族人掌握的一种语言能力。在学校学过全国通用教材的人都记得很多汉字，因此他们很容易看懂简化壮文。相比之下，只有少数壮族人口现在还在使用拼音壮文。为了引起人们对拼音壮文的广泛兴趣，同时帮助认得方块字的人学习拼音壮文，可用双文对照的形式，即简化壮文和拼音壮文逐行对照，来出版壮文图书。对许多壮人来说，双文对照的图书有助于记忆拼音壮文词语的字义。诚然，许多壮语词语的拼写形式并不等同于他们的口语，按照拼读规则读出声来也未必能使人理解词的意思。因此，双方对照印刷图书对拼音壮文的推广起到支持的作用，对拓展拼音壮文的读者空间也有益无损。另一方面，在小学里学习拼音壮文的学生将来总是要学习汉文的，双文对照的图书对他们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
（四）推行壮文与社区发展相结合
从现实出发原则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从群众的根本愿望和需求出发。人们总是热心于对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有连带关系的项目活动。群众欢迎并使之持续发展的行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这样的行动“必须源于群众的信心以及他们对变革逐渐高涨的热情”。 （注： Bunch,Ronald.1982.Two Ears of Corn:A Guide to People- Centered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World Neighbors,Oklahoma City.）
现在，壮族人似乎没有学习读写壮文的愿望，口头交际使用壮话，少数人口用汉字进行书面交际。在广西一些地方非正式地询问群众是否愿意参加壮文扫盲班，一致的回答都说不愿意，甚至给钱也不参加，可见人们对仅仅学习拼音壮文使自己脱盲并没有积极性。
即使采取上文列举的措施，诸如用方言教学，出版双文对照图书，使壮文学习成为汉语学习的桥梁，要转变人们的态度仍然要用很长的时间。人们无心学习壮文，原因在于脱盲终究不是他们最大的需求。对大多数壮族人口来说，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才是他们的心愿。扫盲跟长期发展密切相关，但地方群众意识不到这种关系。事实上，独立的纯教育性质的扫盲活动经常举行，但这些活动并没有反映它和社区规划即其实施之间的联系，效果并不理想。约翰·卡恩斯（John Caims）在《扫盲与发展的关系》（注：英语书名是“CanLiteracyLead
toDevelopment？A case study in literacy ， adult edueation and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作者是Uwe Gustafsson.）前言中，对该书描述的扫盲项目评论道：
项目的理念至关重要。项目的执行者必须弄清扫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扫盲而扫盲，而不强调脱盲以后的发展，那么，扫盲活动就变成学术活动，其后续效果将微乎其微。然而，如果把扫盲活动看作是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生存环境变迁的重要的第一步，而且项目是本着这个精神设计的，那么，扫盲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扫盲跟社区发展相结合会带来若干现实的裨益。以增收为宗旨的发展项目造就扫盲环境，为了获得培训资料、做资料记录、向资助机构汇报情况等等，人们由衷需要扫盲。发展项目还营造氛围，激发群众参加培训，学习农业技术和文化知识，掌握管理技术等等。从扫盲项目本身的角度看，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最终会使脱盲群众在财力和人力两方面自我发展。两种项目结合进行会使社区从零开始慢慢发展壮大，最后不再依赖外界的资助。当然，这样的项目必须缓慢启动和发展，但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前景：凭借自我持续发展项目，壮族教师和经理人员培训群众创办增收企业，增收企业和教育项目协调发展，稳健地推动着社区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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