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抗压论文,能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8－0138－07
社会在呼吁给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比较脆弱，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员工“十二连跳”出现在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一次次的自杀，在拷问着生命的重量。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警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危机，企业、政府和社会要给予更多关注。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中这样说：在富士康多次跳楼自杀的事件中，当事人的年龄大部分都在18到25岁之间，这已经是全新的一代。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多开始为自我实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繁重工作压力下更容易失望，甚至绝望。在富士康深圳公司，一个人员高密度企业，梦想自然就会被挤压，社会心理的问题也就孕育其中。
一、富士康员工“十二连跳”说明一个社会问题
从表1中，我们发现，不到半年时间，一个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数据来概括和解释。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为何接二连三地选择轻生？这11名选择轻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年纪小，多数在18岁到24岁；二是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16个月，最短的只有28天。他们中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和社会心理脆弱而造成悲剧。
研究自杀论创始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迪尔凯姆把这种自杀归咎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式生活所带来的阵痛。这些群体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地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① 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迪尔凯姆利用社会统计的方法，将自杀分成了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反常的自杀三种类型，更提出一个观点：即便是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人意志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产物、被社会事实所决定。②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富士康员工在物质待遇方面是比较好的，但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却比较淡漠。
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某，曾与跳楼身亡的马氏住同一个寝室。据蒙某介绍，他们寝室住了10个人，因为来自10个不同部门，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做什么事彼此不沟通，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蒙某来寝室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同寝室其他9个人的姓名。蒙某回忆，马氏出事前，曾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没有人过问。有室友看见他大把吃药，但也没有问过他为何吃药。
富士康第10跳员工南某，出身单亲家庭，其系独生子，觉得自小没有人疼爱。南某前女友今年春节回家后跟他人结婚。后交女友“五一”回家未再来公司与其分手，对南某的心理造成较大的打击。南某好赌，已欠下数千元赌债。南某性格偏激，脾气暴躁，日前与工友打架，后与同厂工友雇请社会上有劣迹的人员出面教训对方，但反遭对方敲诈勒索，心里非常恼火，曾扬言报复并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南某的同事说，南某表面上很开朗，但脾气暴躁，性格容易冲动。事发前一天，南某的“课长”及几个同事曾带他到富士康的员工关爱中心进行过心理辅导。其一位老乡透露一个信息，南某在事发前的20日晚8点，曾对他说手机被人抢了，心情很低落，手头也没什么钱了，当晚不打算回宿舍。
一样的打工，不一样的理想。不仅在富士康，在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都有此见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讲了他眼中三种典型的富士康新一代人。第一种是家庭条件较好，出来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看世界，增见识，学技术，然后，再回去成家立业。第二种是家庭条件差，出来打工，攒钱回家盖房、结婚、过日子。第三种是有理想、有事业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从专科到博士的培训，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几类人多来自偏远农村，当他们突然来到城市，面对摩天大楼、灯红酒绿，很容易产生失落情绪。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对富士康跳楼事件分析后指出，这些刚踏入社会又背井离乡的孩子，一旦出现精神困惑，在陌生的环境下又不知该向谁倾诉，这时如果整个社会的心理调适机制没有适时跟进，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
我们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发现，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在流动儿童时期，由于所处环境影响，就开始出现自卑、自闭、压抑、受不了批评等心理特征。如性格内向（22.15％）、精神压抑（16.85％）、自卑和自闭（14.34％）、不愿听批评（11.16％）、说不清（6.23％）、性格开朗（15.25％）、自信和自尊（14.02％）。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亟待提升。
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在这些打工者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荒芜与孤独。很少有人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几乎没有人关心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没有人疏导他们的烦恼与困惑。可见，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员工有着迪尔凯姆《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员工“十二连跳”是中国企业社会问题的表现。社会问题是社会关系或环境失调，致使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需要采取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③ 社会学认为：凡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妨碍社会大部分或一部分成员正常社会生活的公共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我们从下表中数据看，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的确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且影响着众多人群。
据称，富士康员工薪资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加班按劳动法规支付工资，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依法购买保险，享有国家规定的假期……深圳市总工会也在有关报告中说，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应聘富士康，是因为：能按时发工资；有福利；环境好；安全；工作满一年，每年保底加薪3％，没有上限。在富士康厂区内，有游泳池，足球场，网吧等休闲活动的场所，等等。因此，人们公认，富士康还不算是“血汗工厂”。可见，把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责任完全归咎于企业显然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们丝毫不否认企业的责任，甚至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缺位。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企业和政府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远远不够，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应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问题。
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抗压能力的有效途径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富士康的自杀现象，而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富士康员工不到半年内“十二连跳”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忠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不可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的提升问题。在日本，企业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除了在员工有烦恼时提供咨询外，还要求主管平时注意员工心理状况，并定期实施心理诊疗。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为员工送上“心灵鸡汤”。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只是为了钱，更需要的是人文关怀，满足他们的社会心理诉求。
社会心理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与社会生存适应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难以趋同。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完成了社会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镇。④
（一）身份认同与城镇归属感
富士康“多连跳”员工进厂时间都是比较短，多数是从学校到工厂，存在着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如果这时期没有人沟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大压力、高强度的劳动，加上对未来的迷惘，这都是冲垮他们精神底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镇，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城乡“双重边缘人”。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心理适应问题，对于理解和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以及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而事实上，如果采用更为广泛的视角就会发现，公民身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更是社会体制现代转型过程的产物。⑤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己。⑥ 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在这里，“角色”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形象或身份，它确定了人们行为的“脚本”。⑦ 对每一个从农村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来说，城镇和农村的不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其所处的务工城镇在地理位置上、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农民是否选择留在城镇关键在于其对所在城镇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认同程度如何。⑧
然而，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环境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镇体制之外，他们虽然在城镇务工，但又“迁而不进”；虽然进入城镇第二、三产业，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镇社会所认同，仍保留着原来的农民身份。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城镇务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对家乡的归属感也越来越弱，慢慢失去了“乡土记忆”。⑨ 这样，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镇，又不愿回到农村，可见，他们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使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处于非城非乡、进退两难的一种“双重边缘人”的尴尬状态，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⑩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渴望城镇的接纳，期盼市民的身份认同。近些年来，城镇也开始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如北京市已经成立农民工管理委员会，东莞也成立了“新莞人”管理局，落实和解决农民工属地化管理问题，对农民工做到与常住人口的同服务、同管理，切实使农民工融入城镇、融入社区，实现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11)
（二）社会接纳与城镇幸福感
社会接纳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步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最主要的是实现农民工的普遍社会接纳。然而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生活在城镇，却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城镇对农民工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其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有收入，但不承认他们是城镇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歧视性政策等。
调查发现，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虽然“共居”于同一城镇空间，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隔离”的，可以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由于人为造成的先天身份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却又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在政治上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享受不到一个公民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无法得到城镇居民可以天然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工资待遇也与城里人相差甚远，在生活上也只能维持很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需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生活方面能够享受到诸多特权，在社会竞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在现实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优越感。这种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从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和接纳，但农民身份又使他们在面对城里人时往往显得非常自卑，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况。(12)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但在精神上却从来没有融入城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来自城镇居民的偏见和歧视很容易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应，直接伤害他们的个人尊严。这种压抑的心理敌意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13)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感受看，他们受到城镇劳动力市场、政治文明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排斥，没有被城镇社会接纳。从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居住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分布十分复杂，主要集于“城中村”中的“握手楼”，生活环境和条件都比较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城镇居民之外。由于城镇空间隔离，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情感上的隔离，这两大群体在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彼此失去信任。(14) 尽管市民公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发展的贡献，但他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城镇发展的负担，特别是城镇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社会管理问题，都与进城农民工有关。
正是在这种“社会排斥”的环境中，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偏低。天下幸福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不幸福的原因却有千差万别。新生代农民工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城镇找不到归属感，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认为只有低一级需要满足后才能满足高一级需要。幸福感作为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逐渐引起重视，因为人们超越了物质生活阶段就会关注自我实现，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幸福就成为生活中更有价值的目标。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幸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在人类生活中，只有好的客观生活条件和高的主观判断相结合，才能称之为幸福。幸福不是一种情绪状态，而是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和领悟，是对人生价值的直接肯定。因此，幸福就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幸福感被誉为社会心理的晴雨表。幸福感是指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是主体与现实生活情境的协调及自我达到完满统一的自我认同及自我欣赏的感觉，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15) 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幸福感，不仅要帮他们追讨欠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改变城镇居民的思想观念，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真正的人文关怀。(16)
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要教育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增强社会责任感。所谓的“社会责任”不只是经济责任，还包括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就富士康而言，把企业经营好了是基本责任，让员工很好地生存和发展也是基本责任。尊重、关心及教育员工，给员工一份真正体现其价值的工资，为员工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创造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这是政府和企业亟待补上的重要一课。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急需社会工作介入
任何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个人或群体都会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空间，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然而，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却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和排斥，于是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便由此埋下了伏笔。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群体特征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社会工作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介入。
（一）社会工作模式：建构社会支持网络
富士康“十二连跳”背后，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两个方面存在的缺失。一是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缺失；第二就是情感护理、心灵抚慰系统缺失。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告诉记者，应该重视连跳事件中当事人的精神障碍问题，并对潜在的高危人士进行积极干预。根据富士康提供的案例报告，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肖水源向时认为，富士康员工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即使有倾诉的主观愿望也没地方讲，很难形成员工之间互相支持的社会网络。宿舍里的人都相互不认识，要去外边又那么远。因此当员工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甚至有自杀倾向时，很难发现并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通常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类。前者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实施。后者则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17) 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思路和过程是：整合社会支持资源，形成相互联系的支持网络，提高支持的整体效能→传递社会支持，帮助弱势群体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被支持方通过网络摄取各种社会资源→被支持方自主开展互助与自助，解决自身的困难。社会工作在运用社会网络概念时，不仅用网络方式来分析案主的社会关系状况，而且通过介入网络来帮助案主建立社会支持性关系，从而发现、发掘并获得潜在于案主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个人网络工作”、“自助群体”、“组织网络联系工作”和“社区网络联系工作”常常是社会工作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四个层面。(18)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也称作先赋关系），而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等三大部门的支持力量却是非常薄弱。在择业、就业上，亲属、朋友、同乡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碰到困难，最先求助的对象主要还是亲属和朋友等。但是，仅靠这种单纯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是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的，城市是不同于乡村的生活场景，它是现代生活的舞台，需要建构一套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原因。(19)
但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不能建立在自发编织的基础之上，而必须通过社区工作者的努力，调动社区各方面的资源，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整合社区的力量，积极推动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构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透过社区教育的工作原理与方法，指导企业如何处理新生代农民工进厂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促进和引导这个过程。如策动企业、社区、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和社区重新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自己，服务社区。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20) 通过建立社会的支持系统，发掘其自助的潜力。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现代社会支持系统过程中，要在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建设政府、城市社区、民间组织或社团、用工单位等后生支持系统。让后生支持系统与先赋支持系统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21)
（二）社会工作方法：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
社会工作方法是一个具有层次性、开放性的系统。
第一，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社会工作方法可分为直接社会工作方法和间接社会工作方法两大层次。直接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有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三种。它们都是在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对象直接接触过程中，来取得社会工作服务的效果的。这三种社会工作方法是产生最早、最普遍采用的社会工作方法。间接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有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研究等。它们是通过社会工作者间接地对社会工作对象进行服务的。(22)
这些工作方法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往往是几种工作方法综合起来一起使用，从而使之能发挥更大的效果。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也必须将各种工作方法综合起来使用，针对社会工作专业以上两个干预领域。
第二，为农民工解决生活困难和完成心理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既受到了城市居民的歧视，又感受到制度方面的排斥，容易产生“镜中边缘人”心理、“受偏见心理”、“被剥夺心理”等心理问题，再加上在城市生活中又缺乏文化、娱乐，所以他们容易产生精神失控而做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和团体工作方法，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或是某一农民工群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如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对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新生代农民工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解决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增强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以及在城市社区的生存能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其心理问题，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减少社会冲突与社会犯罪。
第三，积极开展社会行政工作。社会工作行政（亦称社会福利行政）也是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已成为间接服务方法的主体。它主要是为改变较大群体、较多社会成员的不利地位而在管理、计划、政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工作，解决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残疾人问题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是中国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可以采用社会行政的工作方法，(23)从宏观上改变社会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
第四，积极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有效表达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服务对象的参与是一项现实政策制定的基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条件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对关系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缺乏应有的参与能力和意识。因此，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运用其专业身份和专业知识研究并促进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的社会政策的制定，表达他们的需要，体现他们的权利，反映他们的问题与危机，增进政策的信度与效度，避免在执行和落实政策过程中出现术应有的偏差甚至无效的现象。
第五，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由于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业人文关怀工作的滞后，导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不信任政府和企业，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企业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所作所为也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伤透了心，“民工荒”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社会工作者在重建信任体系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协调和缓冲的作用。社会工作者以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做政策倡导工作，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改变；也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之间起协调作用，使三方有机会对话、沟通和理解，重建新生代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础。
注释：
①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② 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2期。
④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⑤ 陈世伟：《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www.studa.net/shehuiqita/090208/11480440.htm135K2009年4月3日。
⑥ 龚文庠：《说服学》，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⑦⑨ 黄志强：《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www.studa.net/guanliqita/090305/11301684.htm130K2009－3－5。
⑧ 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
⑩ 周莹，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11) 李志凯：《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 李昱：《融城农民工心理障碍问题透视》，《求索》2009年第2期。
(13) 吴新慧，等：《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www.cycnet.com/cms/2006/2006youth/qsnyj/2.27K2007－11－5。
(14) 陈宏斌：《农民工幸福感调查》，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00K2008－5－16。
(15) 《用爱心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www.ce.cn/xwzx/gnsz/gdxw/200601/16/t20060.8K2006－1－16。
(16) 周湘斌，等：《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性探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7) 王东：《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研究——一个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8) 王刚义：《社会工作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 柴定红：《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工作义不容辞的使命》，《决策探索》2004年第1期。
(20)(22)(23) 张曙：《社会工作行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1) 新萍：《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社会工作》，入选王思斌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1年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