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海湾安全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湾论文,主要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湾地区（注：海湾，阿拉伯语中称为阿拉伯湾，英语为波斯湾，海湾地区系指海湾及沿岸各国。）自发现石油后，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爆发两次能源危机后，素有“世界石油库”之称的海湾就愈发成为各种势力角逐、争夺的地方。冷战结束后，在综合国力竞争趋势上升的大环境下，能源因素加重，从而使该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就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轰炸之时，美国不仅继续“屯兵”海湾，还不时地“敲打”伊拉克。此举表明，美国在大力推行其全球战略之际，炫耀可以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也进一步说明海湾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引起愈来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从而，考察、分析影响海湾安全的主要因素，就成为把握海湾局势走向的关键。
一、海湾国家领土边界纠纷
海湾地区的边界、领土争端具有普遍性，也是中东地区领土、边界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注：参见王京烈：《论中东国家边界问题》，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2期。 ）海湾各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领土、边界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与民族、宗教等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但其核心是国家利益之争，海湾国家之间也因此爆发了数场战争。沙特阿拉伯同许多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并打了多次边界战争，如本世纪30年代与也门的边界战争、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与阿拉伯民主也门的边界冲突、90年代以来与卡塔尔的边界武装冲突等。此外，统一前的南、北也门之间、阿曼与南也门之间、卡塔尔与巴林之间也先后发生过边界冲突。南、北也门统一后曾向沙特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1992年又提出不再延长1934年签订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塔伊夫协议》，1995年1 月双方大动干戈，爆发了也沙边界战争，等等。
在海湾地区诸多的边界冲突、战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两伊边界纠纷由来已久。1937年双方曾签订一项边界协议，并成立了边界界标委员会，但1940年伊朗就退出了该委员会。此后，双方龃龉不断，曾在1969年兵戎相见，1975年两伊签订了关于划分边界的《阿尔及尔协议》。但边界纠纷并未解决，于80年代初开始了一场持续8 年的战争。90年代初期，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边界争端导致一场海湾危机，进而引发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海湾战争。伊拉克不仅受到严重打击，还蒙受了9年“制裁”。1994年11月10日， 伊拉克国民议会决定承认科威特主权和接受联合国主持下划定的伊科边界。然而， 今年1月10日， 伊拉克国民议会发表声明，再次谴责科威特和沙特等为美英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提供方便的国家，并表示不再承认由联合国安理会主持划定的伊科边界。伊拉克对伊科边界问题的立场倒退到了海湾战争之前，不仅威胁科威特也影响到海湾地区的安全。
海湾国家的边界争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有近代史上奥斯曼帝国兴衰造成的影响，还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向外扩张，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对海湾国家进行分割甚至再分割留下的历史伤痛。由于边界问题的复杂性，海湾各国独立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殖民主义遗产”。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海湾各国独立的时间不长（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还不到30年），诸如边界等国家关系问题确实还需要一个“磨合”、“调整”时期。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几乎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二、社会变革与政治危机
海湾国家依靠出口石油换取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美元，迎来了经济起飞和石油繁荣时代。但是海湾国家的政治却没能与经济同步发展，传统与政治现代化的冲突仍是海湾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欧洲民族民主革命浪潮影响下，中东开始“觉醒”，在20世纪历经60多年最终建立了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海湾国家中既有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先行者”（如伊拉克、伊朗、沙特），也有的则坐着“末班车”（如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均在1971年独立）。从政治制度来看，海湾各国独立初期均为君主制。经过60、70年代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形成目前3 种不同政治类型并存的局面：即伊拉克实行共和制，伊朗采取了神权共和制，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则保留了君主制。海湾地区目前是世界上君主国最多且最密集的地区。
从战后的历史来看，实行君主制的海湾国家尚未有大的社会变革，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则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变革，有过反反复复的政权更迭。如本世纪伊拉克共发生过9 次政变或起义（注：参见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3页。），其中战后有6次，60年代最频繁， 发生了4次政变。这一时期政权反复更迭造成社会的急剧动荡， 也影响了该地区的稳定。相比之下，君主国则相对稳定。伊朗改制前只发生过一次政变（1953年，另有4次发生在二次大战结束前），1979 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的统治，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海合会各成员国一直维持着家族式的君主统治（阿曼、卡塔尔各发生过一次宫廷政变，但仍保持着家族式的君主统治）。
海湾国家目前仍面临两种主要危机：一是在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后，政治发展相对滞后。海湾国家仍实行高度集权专制并具有一定的封建主义色彩，人民呼唤民主与变革，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社会变革与革命只是时间问题。（注：当然从其方式来看不外乎两种：渐变、骤变。前者不会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但持续时间长：后者即矛盾集中爆发，无疑将会导致较大的社会动荡。）二是多数海湾国家面临继承危机。这个问题似乎更为迫切。目前中东各国执政17 年以上的“元老派”领袖尚有9人，其中海湾国家的首脑就有5人（执政时间从17～29年不等）。 值得指出的是，与西方某些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内阁制不同，海湾这些统治者并非“虚君”或“虚位总统”，而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有的甚至是在中东乃至世界都有影响的风云人物。随着元老派政治领袖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海湾蛰伏的政治危机日益迫近。新老执政者权力交接之际总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往往成为政治变化、社会变革的“生长点”。继承危机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原因是最高权威代表和政治合法性的变化，它反映着海湾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然，它也直接关系到海湾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此外，海湾国家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端。过分依赖石油产业使海湾国家经济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最终将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
三、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约有2000万，讲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派，主要分布在土耳其（900万）、伊朗（500万）、伊拉克（400万）、叙利亚（80万）、黎巴嫩（10万）、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10万）。库尔德人聚居地被称为库尔德斯坦，面积约40多万平方公里。该地盛产石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库尔德人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自1919年起库尔德人不断要求独立，多次举行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心逐渐转移到伊朗，其高潮是在1945年12月建立了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Mahabad Kurdish Republic，仅存在5个月）， 50年代以后中心转移到了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但由于上述几个国家不赞成库尔德人独立，加上库尔德人各部落相互矛盾，其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80年代以来，库尔德人与居住国政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库尔德人的反抗斗争和暴力行动不仅形式多样，范围也由库尔德斯坦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
海湾战争后，库尔德人看到伊拉克军队遭重创，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更多的权利，便加紧武装斗争，招致伊拉克政府再次坚决镇压，大批库尔德人逃离家园。1992年8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库尔德人保护区，并派驻了军队。同年，伊拉克库尔德人进行公民投票，选举成立了库尔德地方议会和政府，10月，库尔德地方议会决定成立一个联邦式的独立国家，但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实现独立，定会在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出现“多米诺效应”。因此，尽管土耳其、两伊、叙利亚等国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曾有过龃龉、矛盾冲突，甚至爆发过大规模战争，但在对库尔德人问题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压制、打击的政策，所不同的是程度和手段上的差异。
库尔德问题迄今为止并未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这甚至是一个比巴勒斯坦问题更难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拉克设立了“库尔德人保护区”，但其目的主要是制裁伊拉克，而不是保护库尔德人。库尔德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许多国家的棘手问题（注：参见王京烈：《困扰多国的库尔德问题》，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 也是有关国家利用其干预、反对他国，甚至招致大国干涉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关系到海湾地区的安全，其影响还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今年2 月土耳其政府在海外成功地追捕到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并将其关押在马尔马拉海中的一座孤岛监狱里。由此引起了库尔德人在欧洲许多城市进行示威游行，还冲击了希腊、肯尼亚驻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瑞典、瑞士、丹麦、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世界舆论惊呼：“厄贾兰事件给大半个世界造成难题”。
四、外国移民问题
海合会国家中的外国移民对海湾的经济繁荣作出了无法替代的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大批移民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海合会国家的人口结构，从而形成人口结构上的安全问题（注：详见王京烈：《论海湾六国移民与人口结构安全》，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2 期。限于篇幅，恕不赘述。），特别是对某些人口小国的影响更为突出。从总体来看，直到70年代中期，海合会国家的本国居民仍在人口总数中占绝对多数，80年代中期本国居民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急剧下降。海合会国家采取控制移民的政策后，外国移民的比例有所下降。海合会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人口较少的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由于人口稀少，大批移民的涌入使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70年代初外国移民在这3个国家中的比例已超过50%，80年代中期超过70%（最高竟突破80%），90年代以来外国移民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0%～70%。也就是说，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本国居民在人口结构中一直处于“少数居民”的地位。此外，大批外国移民的涌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人才的培养，引发了海合会国家的失业和隐形失业问题。移民群体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温床，移民带来了五花八门的“文化”冲击、影响海湾本土文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劳工本国化”政策影响下，外国移民比例将会继续下降。但从整体来看，海合会国家经济仍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巴西雷亚尔贬值对其冲击不大），本国的劳动力特别是智力、技术型劳动力资源依然严重短缺，因此，海合会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劳工本国化。海湾移民问题已经构成了对人口安全结构的威胁，将在很长时期内影响海湾安全。
五、地区大国主义
60年代末期以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直是伊拉克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对伊社会、政治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该党的宗旨是在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认为“统一阿拉伯民族，具有不朽的使命”（注：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于1943年（该党创建前）提出的口号。）。80年代以前，伊拉克复兴党的着眼点主要在国内，即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认为在高举民族统一大旗的同时能在伊拉克一国先建成“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注：1975年、1977年萨达姆·侯赛因先后发表题为《论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两篇讲话，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随着70年代末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繁荣使国力大为增强，特别是萨达姆·侯赛因执政后，伊拉克不再局限于“在一国建成阿拉伯社会主义”，而着重致力于“阿拉伯统一事业”。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后，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并被停止了阿盟成员国资格。在萨达姆看来，阿拉伯盟主的宝座已非伊拉克莫属。于是在1980年2 月发表了《民族宣言》（也称《民族宪章》），反对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在阿拉伯领土上的存在，反对阿拉伯国家之间使用武力，倡导阿拉伯国家间积极的经济合作，最终实现阿拉伯一体化。萨达姆本人也俨然以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自居。然而，真正做盟主并非易事。就海湾地区而言，虽然海湾8 国中有7个阿拉伯国家， 但巴列维国王下台前的伊朗一直是海湾地区的“霸主”。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伊拉克为真正成为阿拉伯盟主扫除障碍。试想，如果伊拉克不能“冲出海湾”，如何谈得上称雄阿拉伯世界呢？经过8年战争， 尽管伊拉克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但造就了一个“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使其“统一阿拉伯的雄心”更难以遏抑。1990年8 月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并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海湾战争。
早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就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海湾地区的“警察”。70年代初，伊朗拥有的空军、海军力量已经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空军、海军力量总和不相上下。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极力向外输出革命，霍梅尼曾公开命令伊朗人民向全世界输出革命。霍梅尼认为，一切权力归于真主，所有世俗政权都是非法的，号召全世界穆斯林为复兴伊斯兰而奋斗。输出革命不仅是伊朗伊斯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已经成为伊朗的“立国之本”。1979年伊朗制定的宪法和10年后修订过的宪法都把输出革命作为重要内容。（注：伊朗宪法总则第11条规定：“所有穆斯林均属于一个民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所有穆斯林友好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纲领也规定要保卫伊斯兰革命成果，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伊朗曾与各国伊斯兰宗教政治反对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提供财政支持，训练反对派骨干，甚至协助制定行动计划。伊朗很快成为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本营。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不仅拒绝从有争议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撤出，还重新向巴林提出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要求，并摆出一副“输出革命”的咄咄逼人架势，使海湾国家如临大敌。
哈塔米任总统后，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内外政策，逐步改善与邻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变伊朗输出革命的形象，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伊朗的“立国之本”（宪法中有关输出革命的条款）并没有改变，伊朗欲称霸海湾地区的野心也没有改变。
六、复杂微妙的周边态势
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与海湾8国为邻的国家并不多， 但周边态势仍是影响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一直把伊拉克、伊朗作为潜在的敌手，准备随时做出最强硬的反应。以色列曾担心伊拉克拥有核武器，于1981年6 月派空军轰炸了巴格达附近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海湾战争后，以色列认为伊朗是“最具威胁力的敌手”（注：伊朗始终反对同以色列媾和的中东和平进程，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1992年以色列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被炸，以色列认为伊朗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两年后该城的犹太人居住中心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86人死亡。）。1998年伊朗成功地进行了“谢哈布—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性发射， 加深了以色列的担忧。 内塔尼亚胡认为：“一旦伊朗拥有核技术之后，整个中东的面貌就要彻底改变了。”（注：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6月1日。）以色列有关机构推测伊朗可能在今后两三年内部署若干中程导弹连并制造出第一个核装置，伊朗拥有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后，以色列长期拥有的核威慑力量将不再有效。（注：英国《外事报道》，1998年8月5日。）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第一次核打击”，1998年以色列政府批准5 年内国防预算每年增加2.7亿美元，用来研制新的武器系统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 以色列还向德国订购了3艘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海豚”式潜艇， 试图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
沙特与也门长期龃龉不断主要源于由来已久的边界领土争端。1934年沙特与也门签订的《塔伊夫协议》。规定也门将所属3 个省（阿西尔省、纳杰兰省和吉赞省）出让给沙特，这是造成沙特、也门关系长期恶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上述地区发现大量石油以及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势力增强之后，也门提出《塔伊夫协议》是一项租界协定，应由沙特付款提供援助，并允许也门的产品和工人能自由进入沙特市场。1970年沙特和也门曾签订协议，规定沙特每年向也门支付1 亿美元的预算资助。但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由于也门同情伊拉克，沙特对也门的援助全部停止，约100万也门工人也被逐出沙特。 （注：英国《情报文摘》周刊，1998年7月24日。）1995年沙特、 也门曾签订一项和平解决争端的谅解备忘录，确认1934年《塔伊夫协议》有效并作为划定西北边界地段界限的基础，同时组成一个双边委员会负责沿着这个地段（从红海海岸向东部内陆延伸到塔尔山）重新划定边界界限。目前，沙特、也门边界地区虽无大的战事，但冲突时有发生。
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争执既有宗教派别的分歧，也有地区战略利益的冲突。伊朗的阿亚图拉一直把阿富汗的塔利班（注：塔利班即“伊斯兰学生军”，1994年成立后迅速扩大战果，1998年控制了阿富汗全境90%的地区。）蔑称为“蒙昧和野蛮的人”。塔利班属于伊斯兰极端派组织，曾扬言要使阿富汗境内的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皈依逊尼派。 （注：英国《情报文摘》周刊，1998年8月28日。 ）伊朗不仅与塔利班之间存在宗教分歧，还担心塔利班在阿富汗站稳脚跟后向中亚扩张，影响伊朗在该地区的石油利益。塔利班曾指责伊朗向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武器装备，干涉阿内政。伊朗则指责塔利班向伊反对派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提供基地，对伊朗东部边界进行袭击并制造恐怖事件。1998年8 月在攻打北方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战斗中，塔利班抓获11名伊朗外交官、1 名记者和30多名汽车司机，并杀害了其中9人，使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伊朗立即在边界地区迅速集结了20多万军队，调集了大批飞机、坦克等，举行了多次军事演习，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战争一触即发。
“两河”对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3 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影响3国关系的“敏感问题”。 被称为中东三大水系之一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河流。两河均发源于土耳其境内，形成了广阔的流域即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在伊拉克东南部汇合成阿拉伯河，注入海湾。70年代土耳其、叙利亚曾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水利工程，造成同伊拉克的关系紧张。80年代以来土耳其加速其东南部经济发展，开始实施庞大的安纳托利亚水利系统工程，计划在两河上游兴修22座蓄水大坝，17座发电站，预计到2005年工程全部竣工。土耳其在上游兴建水利工程使下游河水流量骤减（截流蓄水期间幼发拉底河下游流量减少80%），两河流域国家关系不断恶化。1990年1月，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主持召开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联席会议，研究两河水资源问题，并决定将采取“政治和技术措施解决河水问题”。
七、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
海湾地区不断升级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使海湾国家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日益重要的地位。两次海湾战争后，海湾地区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该地区成为中东国家进口武器装备、军费开支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试图把在军事上取得优势（或某种优势）作为自身安全的“基准点”，由此导致军费攀升，使海湾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为该地区的局势埋下了隐患。
据阿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字，1990～1995年，阿拉伯国家国防预算约达1459亿美元。（注：《阿拉伯世界的未来》，载沙特阿拉伯《中东报》，1997年5月9日。）22个阿拉伯国家的军备、国防和安全费用开支约占国民预算总额的25.61%， 而海合会国家和叙利亚的国防预算占其预算总额的30%，其中沙特占31%（约为124亿美元）， 阿曼占43.3%，卡塔尔占36%，阿联酋占22.7%，科威特占29.2%，巴林占27.6%。也门的国防预算约占其预算总额的41.5%。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关于海湾各国武器进口情况的统计资料，两伊、沙特一直是常规武器进口大国，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和阿联酋武器进口额迅速增长。自1980年至1990年间（海湾战争后受到制裁，没有进口武器），伊拉克共进口常规武器350.55亿美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下同），平均每年约35亿美元，其中进口常规武器最多的年份年进口额达45亿多美元。自1980年至1997年间，沙特进口常规武器达317.04亿美元，年均进口额17.61亿美元， 是仅次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同期，伊朗进口常规武器为99.35亿美元。 伊朗的军火工业在海湾国家中名列前茅，不仅能生产一般的轻武器，还可以生产重武器甚至中程弹道导弹（例如谢哈布—3型已经试射成功，目前正在研制其4型）。因此，武器进口少并不能说明其军事力量薄弱。 海湾战争后1990 年至1997年科威特进口常规武器达52.02亿美元，年均进口额为6.5亿美元。同期，阿联酋进口常规武器达46.93亿美元。
海湾国家的军备竞赛充其量只能实现“威慑和平”，不可能实现“合作安全”。而一旦打破“均势”，必将陷入更危险的战争旋涡之中。
主要海湾国家常规武器进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以1990年价格计算）
国别\年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伊
朗 210
369
478
450
442
925 1079
913
632
伊 拉克 2040 3022 3179 4568 4485 4310 4045 4542 2381
沙
特 1151 2081 2265 1506
662 1229 2835 2841 1528
科 威特
3013
228
201
437
638
13642
121
阿 联酋 230
467
230
174
187
156
177
23231
国别\年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伊
朗 487
895
619
244 1149
295
223
51411
伊 拉克 1733
750－－－－－－－
沙
特 1472 2042 1121 1137 2799 1460 1259 1946 2370
科 威特
63
276
588
947
65045
962 1323
411
阿 联酋 819
809
310
220
751
636
475
684
808
资料来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is available from Internet URL:http//www.sipri.se.
八、大国的争夺与干涉
冷战时期，海湾地区一直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苏联为了实现“南下战略”，对海湾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曾同伊拉克、阿富汗、民主也门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79年底甚至出兵占领了阿富汗。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曾拼凑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与海湾的君主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就是美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海湾警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主导海湾局势的最重要的外部势力。
海湾战争成为美国显示其实力的重要舞台。1990年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小国科威特一夜之间倾覆。美国为了保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在短期内与世界2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讨伐伊拉克”。一场海湾战争使美国实现了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的战略目标，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行事。
伊朗和伊拉克是美国眼中最不听话的国家，被称为“无赖国家”。针对两伊的敌对态度，海湾战争后美国制定了所谓的“双重遏制政策”，以便“保护美国在维护盟友安全和使石油以稳定价格自由流动方面的利益”。然而，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却使海湾地区局势更加紧张，使两伊同美国之间的对抗进一步加剧。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学生曾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驻馆人员扣为人质。1981年伊朗与美国在阿尔及尔就解决人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在《阿尔及尔宣言》中一致表示互不干涉内政。但这一原则并未得到遵守。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违反在该宣言中的承诺和联合国宪章精神。1995年12月，美国众议院曾拨款2000万美元专门用于颠覆伊朗政府（包括支持反政府力量的活动）。1996年1月， 伊朗议会也针锋相对地通过了一项议案，拨专款2000万美元用于反击美国的反伊朗活动。
为了进一步削弱萨达姆政权，美国在伊拉克北纬32°线以南与北纬36°线以北的空域设置了禁飞区，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库尔德人保护区”，伊拉克面临被肢解的危险。海湾战争后，美国还多次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1996年9月多次对伊进行导弹袭击，1998年12 月美英两国对伊拉克实施了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1998年10月，美国政府批准了一项“解放伊拉克”的法案，向伊拉克反政府力量提供97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以帮助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从事颠覆活动。今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 任命弗兰克·里恰尔多内为负责协调伊拉克反政府力量、促成伊拉克政治演变的特别代表。美国政府还配备了一个熟悉海湾地区情况的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协助弗兰克·里恰尔多内工作，“帮助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伊拉克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大国总是企图以自身认可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来规范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不听话的”国家，美国往往施加政治压力或实行经济制裁，甚至采取颠覆手段或付诸武力进行军事打击。美国的这一做法在冷战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世界多级化进程中，大国的干涉与影响无疑成为长期左右海湾局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结语
上述诸多对海湾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制约着海湾的安全与未来。这些因素相互关联，有的具有连锁关系（例如库尔德问题、社会政治危机等），有的则是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甚至可能是多重性的（“领土争端升级─→军备竞赛─→战争─→再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一旦打破平衡将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或更惨烈的战争，还可能导致大国干涉等）。它们不仅影响到海湾地区的安全，有的还扩及海湾以外的地区，如库尔德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领土争端引发的海湾战争等均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大国在海湾地区的争夺与干涉则正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在该地区的反应。
尽管海湾国家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发展时期，产生上述因素的国际环境和社会条件也不尽一致。然而，这种国际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因此，上述主要因素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影响海湾安全。换言之，上述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分析海湾安全问题的主要依据。当然，海湾各国之间虽有诸多矛盾、纠纷，但也不是没有进行合作的条件和可能。实际上，只有实现“合作安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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