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研究
——以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国南部为例
靳晓哲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长期以来，分离主义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事关一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分离运动不同的起因与分离运动内在的异质性、弱势性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异质性视为东南亚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分离运动内在的弱势性又决定了其斗争进程的非对称性，由此弱势性成为理解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的重要起点。基于此，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主要发展路径分为“国内-国际”与“国内-国际-国内”两种。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之所以从“国内”开始，是因为分离运动首先是国内问题。此后，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基于最终目标实现与否、是否愿意调整最终诉求等原因，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主要分为独立、自治与极端化3种。当然，分离主义的产生并非源自单一因素，其最终走向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需要学界长期的关注与研究。
关键词 ：分离运动；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南
长期以来，分离主义① 通常来看，分离主义指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人口在所属国家的反对下，力图将其居住的领土从现属国家脱离，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或并入其他国家的系统思想和行为；而分离运动则指在分离主义基础上的有组织的分裂国家的活动。前者指代更为泛化，后者指代一般较为明确。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分离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殖民时代遗留的问题以及族群、宗教冲突等集中爆发。对此，阿伦·布坎南形象地称之为“分离的时代”。[1]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分离主义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立、矛盾与冲突，还有有组织、成体系的分离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分离运动的影响早已超出其活动区域，某一地区的分离运动可能会引起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多米诺”反应，而且往往夹杂着宗教、民族乃至境外势力等诸多因素。
作为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不仅是困扰许多东南亚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议题之一。[2]当前，学术界有关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研究较多，但大多集中在一国分离运动的动因分析[注] 部分代表性成果参见李一平：《冷战后东南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当代亚太》2002年第9期，第59-64页；李捷、周鹏强：《泰南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工具化与结合的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34页；Nicholas Farrelly, “Cooperation, Contestation, Conflict: Ethnic Political Interests in Myanmar Today”,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 Vol. 22, No. 2 (2014), pp. 330-339; Rodd McGibbon, Secessionist Challenges in Aceh and Papua :Is Special Autonomy the Solution ?,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4。、区域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注] 部分代表性成果参见陈衍德主编：《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范若兰等著：《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庄礼伟：《印度尼西亚社会转型与族群冲突——亚齐民族分离运动个案研究》，《世界民族》2005年第1期，第29-35页；Surin Pitsuwan, Islam and Malay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Malay -Muslims of Southern Thailand , Thai Khaci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Thomas M. Ladp, “Cultu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terface of Thai Bureaucrats and Thai Muslim Villager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 7, No. 1 (1985), pp. 1-12。、战后民族国家的整合问题[注] 部分代表性成果参见陈衍德等著：《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Ian Holliday, “Voting and Violence in Myanmar: Nation Building for a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sian Survey , Vol. 48, No. 6 (2008), pp.1038-1058;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 ,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 Jacques Bertrand, “Peace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Why the 1996 Peace Agreement Is Fragile”, Pacific Affairs , Vol. 73, No. 1 (2000), pp. 37-54。等方面。既有研究多从较为宏观的层面进行分析，如从民族、宗教矛盾的历史纠葛研究东南亚分离运动出现的原因，从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国家构建等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易出现的分离问题，从殖民历史等视角研究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分离主义，等等，但是很少有研究聚焦分离运动，对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及现实走向等进行分析。此外，笔者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发现，从既有结果看，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并不相同，如有些分离运动最终实现独立；有些实现国内和解，走向自治；有些则仍然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与现实层面解释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走向不同的内在机理。
一、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评述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学术界对分离主义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但有关分离主义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分歧，尤其是分离主义概念的界定始终难有定论。由此，本文先从分离运动的概念界定入手，继而对学术界有关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走向的研究进行评述。
(一)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分离”一词通常是指“separation”“secession”。其中，“separation”主要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分离，或者是地方分权等，但也可以用在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等含义上；“secession”表达的则主要是负面含义，即从民族国家退出和分裂国家的企图。[3]从汉语语义解释来看，“分离”多为分开、离开、隔离、分别之意，主要用于情感、心理、物理学等方面。因此，“分离”一词在语义学方面具有多重含义，这可能也是多年来学术界对分离主义概念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4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9项科技成果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引进60余项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广转化百余项先进实用科技成果。建立水利科技推广地方工作站13个，认定水利科技推广示范基地24处。发布国家标准3项，行业标准63项，现行有效标准覆盖率提高4%。
基于词源、词意以及分离主义的演变，本文从政治性、外向性、边缘性和对立性这4个方面对分离运动进行界定。首先，分离运动具有政治性和外向性。从词源上看，分离(secession)源于退出(secede)，一开始并不具有政治含义，而后逐渐发展为特指退出宗教团体的行为。[4]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叛乱州签署了《十三州脱离联邦法案》(The Secession Acts of the Thirteen Confederate States)，之后分离主义才逐渐具有了政治、法律含义。发展至今，狭义的分离主义指脱离母国而独立或加入他国，而从广义上看，分离主义不仅包含上述行为，还包括内部脱离、殖民脱离，甚至被引申至脱离国际组织。例如，有学者将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北安大略谋求脱离出去，以取得与安大略省同等地位的情况，亦称做分离主义。[注] 参见Tim Nieguth,“We Are Left with No Other Alternative:Legitimating Internal Secession in Northern Ontario”,Space and Polity , Vol. 13, No. 2 (2009), pp. 141-157。然而，从整体来看，学术界对分离主义的界定仍以狭义为主。狭义的分离主义界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即分离性与目的性。[5]侧重于“分离性”的学者们强调分离主义的分离属性，即对现有状态的排斥与拒绝，主张实现领土、人口、族群等的脱离，比如布坎南就认为分离主义是“国家的一部分把国家的政治权威限制在自身群体及其控制区域之外的行为”。[6]强调“目的性”的学者们则从分离主义的最终目标切入，认为分离主义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脱离现有统治，还要建立独立国家，比如克劳福德认为分离主义是指“在未得到主权国家允许的情况下，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国家”。[7]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分离性还是目的性，分离主义往往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而且一国的分离主义问题并不必然具有内部性，而是在很多层面上表现出外向的特征。[8]
1）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未来回报率持续增长，近端利率水平抬升带动远端国债收益率上涨，同时原油价格受需求增加而上涨。
其次，分离运动具有边缘性和对立性。在国际关系中，分离往往是指边缘分离(peripheral secession)的情况，即处在边疆或外围地区的少数族群，基于本族群的利益或因受到本国主要族群的压迫、剥削，从而在本族群的精英分子动员下，选择脱离原有的统治主体。与此相对，国际关系中的分离运动还有一种中心分离(central secession)的模式，即核心族群力图摆脱外围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从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运动。[9]但笔者认为，中心分离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纳入国际关系中的分离运动之列，因为多数对少数的“分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而更像是一种“抛弃”。而且，得到母国许可而进行的和平脱离亦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分离运动，比如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尽管此种模式是一种脱离，但并不带有“运动”属性。此外，分离运动的产生可能基于多重前提与动因，而且其诉求也并非是单一的。比如，约翰·伍德就认为分离主义产生的前提分为5种类型，分别是地理前提、社会前提、经济前提、政治前提和心理前提，但各个前提并非是催生分离主义的必然因素。[10]这些前提中有些是原生的，有些则是后天出现的。如语言、信仰、民族、领土、地理等差异往往是原生的，而被忽略、剥削、压抑、支配、武力、错误的政策等则属于后天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都包含对立、不同、差异等内涵。由此，从外延上看，边缘性与对立性亦是分离运动的重要特征。当然，边缘不仅仅指地理位置上的边缘，还包括族群心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边缘；对立亦并非单纯指向暴力，而只是对分离运动与所在母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
总之，分离运动具有政治性、外向性、边缘性、对立性等特征，是一种基于文化等的差异，进而在一国政治层面的集中体现，其最终的诉求往往是谋求独立。基于此，本文将“分离运动”界定为，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人口在所属国家的反对下，谋求将其所在地域从现属国家分离，以建立新的独立实体或加入其他国家的有组织的活动。
(二)相关研究评述
缘何分离运动最终的走向不同，学者的观点各不相同。总体来看，针对为何分离运动最终取得的结果不同等问题，大体存在“外部干预说”“国家类型说”“分离区域类型说”等3种解释。
“外部干预说”认为，分离运动之所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与外部力量的干预紧密相关。由于分离运动的出现是对其所在母国主权的强力挑战，因此分离运动往往缺乏内在的合法性，而寻求外部支持是其获取外部资源、增强自身实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有学者就认为，能否获得外部支持是分离运动最终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注] 参见Robert Young, “How Do Peaceful Secessions Happe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 Vol. 27, No. 4, pp. 773-792; Alexis Heraclides, The Self -determination of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London: Frank Cass, 1991;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以“外部干预”为视角，很多学者进一步细化了分离运动与外部干预之间的关系，将外部干预与族群纽带、脆弱性、民主政权等相关联。比如，有学者认为与分离实体有族群纽带关系的国家更易于对分离运动实施干预[注] 相关研究参见Stephen M. Saideman, The Ties That Divide: Ethn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phen M. Saideman, “Separatism as a Bargaining Posture: The role of Leverage in Minority Radical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 44, No. 5 (2007), pp. 539-558。，从而更利于分离运动实现独立；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国家更不愿意干预其他民主国家的分离运动，而对专制国家则有更强的干预意愿。[注] 参见Louis Belanger, Erick Duchesne and Jonathan Paquin, “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Secessionist Movements: The Democratic Factor”,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Vol. 38, No. 2 (2005), pp. 435-462。持该类观点的学者为解释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但亦有许多不足。一方面，在主权国家时代，“不干涉内政”的国际规范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内化，尽管有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之名行干涉之实，但毫无疑问以族群纽带等理由对分离运动实施干预，至多是为分离运动提供天然的外部支持，很难成为决定其走向的因素；另一方面，与“民主和平论”类似，“民主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模糊且主观的概念，从政权类型出发解释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国家类型说”认为，分离运动所在母国的国家实力强弱对于应对分离运动带来的危机有重要影响。国家实力强的母国并不惧怕分离风险，因而倾向于使用强力手段解决分离危机，而脆弱国家则难以较好地应对分离运动，更倾向于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11]毫无疑问，分离运动的出现将极大地影响国家自主权的发挥，尤其是对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形成了强力挑战。从这个逻辑看，国家实力的强弱对于分离运动能否取得成功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分离运动所在母国实力的强弱。“国家类型说”关注到了分离运动所在母国的方面，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解释与论证，但这种解释的效度并不高。一方面，分离运动所在母国的强弱毫无疑问与分离运动被抑制与否密切相关，但这一因素能否最终决定分离运动的结果则需要进一步证实；另一方面，分离运动所在母国属于强力国家时，是否意味分离运动必然被抑制亦值得进一步思考，比如作为强力国家的西方国家在面对分离运动时并非一味使用武力。
[15] 万明钢、王舟：《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1-9页。
“分离区域类型说”认为，分离运动的最终走向与分离区域所处的分类相关，如果分离运动所在母国认为该区域的分离运动不会导致“多米诺”效应，即不会对其他有分离诉求的区域带来影响，则不会对它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因而分离运动最终成功的几率往往较大，反之则相对较小。[12]这种观点与“国家类型说”的视角有些相近，但更强调的是分离运动所在母国自身的判断以及分离区域所在的类型，即一国对分离运动使用武力“不是因为某一块领土价值连城，而是因为使用武力可以带来遏制其他地区分离诉求的效果”。[13]这种观点将分离区域作为影响分离运动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尽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将行政区划与类别划分作为变量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是否具有原型国也不能成为最终影响分离运动走向的关键因素。据估计，目前世界上62%的分离运动都曾在历史上拥有原型国，而38%的分离运动则不拥有原型国。[14]但这是否意味着62%的分离运动都会走向失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分离运动最终走向何处，不仅取决于分离区域所在领土的历史地位与其所属母国的行政区划与类别，还包含国际环境、分离运动策略等多个方面。
综上所述，“外部干预说”“国家类型说”和“分离区域类型说”分别从外部干预、分离运动所在母国、分离运动所在区域3个层面，对可能影响分离运动最终走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论证，3种假说所提供的解释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3种视角均缺乏对分离运动自身的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产生于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自带的弱势性，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分离运动自身较易被所在母国或外部因素所左右，难以形成对自身命运的把控。然而，笔者认为，可能恰恰是分离运动内在的弱势性对于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影响巨大，因为这种先天的弱势性，其内部的精英势力不得不在运动伊始就考虑斗争策略、发展路径与可能走向等问题，否则面对内外部压力，分离运动可能举步维艰。基于此，后文尝试以弱势性为基础，分析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及可能走向问题。
二、东南亚分离运动的逻辑起点与发展路径
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与其内在的特性、最终斗争目标实现与否等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异质性视为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一旦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出现偏差或失误，异质性往往会给本国少数族群带来“被剥夺感”；最终这种“被剥夺感”通过精英群体的动员，极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明确的分离诉求。在这种“被剥夺感”影响下，少数族群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再加上精英群体的分离动员，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往往呈现出一种外向性、政治性与对立性，从而决定了其谋求脱离现有国家主体的最终目标。
(一 )逻辑起点 ——异质性与弱势性
在分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族群、宗教、语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同都是群体与群体之间异质性的重要体现，而这种异质性在塑造身份或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族群认同的形成与个体的认知密切相关。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或身份是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的过程，通过社会比较，个体往往将知觉对象分为两类，即与自己相似的内群体(in-group)和与自己不同的外群体(out-group)。[15]经过社会比较和社会类化，内群体与外群体得以划分完成，这是历史的族群差异。此后，在族群交往的互动下，经济、政治、社会等现实政策的催化往往使少数族群认为自身的利益受损，并且在与主体族群的对比中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形成现实的族群差异。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的相互作用客观上建构了少数族群的“被剥夺感”，并且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被不断扩大。
他手举风筝追赶我，却不想风筝被一个树枝夹到，进退不得。他唤住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把拿过风筝线，说“我来试试。”
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多发生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之下，由于主体族群未能处理好与少数族群的关系，从而使少数族群因“被剥夺感”而产生分离倾向。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性经济及政治系统整合程度的提高，同时也加剧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分离”。[16]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认为逐步缩小经济、文化差距从而缩小边缘化的程度，是解决分离运动问题的一条可行之路。[17]但其前提是承认差距与差异的并存。从某种意义上看，族群间的差异决定了族群间的差距，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族群之间的互动往往会更加凸显族群间的异质性，从而使少数族群更加紧密地依附于自身的独特性，以彰显自身文化价值的不可替代感，从而可能更易带来族群之间的分化。同样，在主权民族国家时代，尤其是二战以来，族群分离运动作为一种次民族运动，是一种“民族国家建构与族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18]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认同与族群建构的文化认同如何更好地融合，是主权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两重背景相互催化之下，东南亚国家由于未能处理好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影响国家稳定的分离运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族群分离说明了国家建设或国家建构的过程尚未充分完成。[19]
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刺激下，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显得更加突出，但这种刺激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因为如果主体族群能制定与少数族群共生、共存的方案，从而将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逐步转化或升级为国家认同，那么分离运动可能不会出现，或者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反之，分离运动产生的社会条件则极易生成。然而，分离主义的产生和演进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体性政治行为，其关键的驱动力还在于精英势力的动员，差异、不满、怨恨等只是分离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这些不满与怨恨只有被动员，才会转化为行动。[20]特别是族群的政治精英集团会操纵族群认同和怨恨情绪，以寻求政治利益的实现，他们往往会有意夸大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从而挑动族群间冲突。[21]最终，在异质性与“被剥夺感”的基础上，再加上精英势力的动员，分离运动得以产生。
学生自己在基础护理操作训练中，多会出现如无菌观念不强等问题，要想提高基础护理实训效果，就需要专业教师全程指导，而目前的师资状况难以满足这种需要。
图 1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产生逻辑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根据肋骨CT四段法，分别对58例116处CT诊断的肋骨骨折进行各区段骨折发生率统计和临床内固定术后诊断符合率统计。
就东南亚地区而言，该地区的分离运动产生后，都有明显的向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向，这与该地区分离运动的殖民历史、基本诉求、手段的暴力性等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分离主义涉及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性的挑战，直接危及一国存在的根基，必然受到国家强力机构的打压与遏制；而分离运动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常常采用非理性的手段与所在国政府对抗，所以暴力型分离运动往往更为普遍。[注] 参见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东南亚地区的分离主义亦属于此类。从理论上看，基于分离运动内在的弱势性等原因，采取暴力手段的分离运动往往倾向于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以弥补自身的弱势性。一方面，从实力对比来看，分离运动与所在母国的差距较大，在没有和平斗争手段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分离运动在暴力对抗中势必处于弱势；另一方面，暴力手段的实施必然需要巨大的资源，在国内受到中央政府压制的状况下，分离运动不得不求助于外部资源的支持，以弥补自身的弱势性。此外，由于长期的殖民历史，东南亚国家与此前的殖民母国有着天然联系，再加上本地区民族、宗教等的跨界性，从而在地缘、亲缘上为分离运动寻求外部帮助提供了优势条件。总之，异质性是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而弱势性则是分析其发展路径及其后续走向的逻辑起点。
(二 )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两种发展路径
与所在母国相比，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内在弱势性更为突出，一方面这些分离运动在经济、政治、族群等方面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不占优势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东南亚分离运动产生之后，往往倾向于通过谋求国际支持等方式，充分调动国际资源，以求最大限度地弥补自身的弱势性。尽管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都倾向于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完全相同。总体来看，基于斗争目标的实现与否、分离运动对目标实现的预期等原因，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内-国际，另一种是国内-国际-国内。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国内、国际发展路径的分类并非是绝对的，即分离运动并非完全放弃国内经营，而转向寻求国际支持。此处的“国内-国际”或“国内-国际-国内”主要是指分离运动在发展路径上对内外部力量运用的侧重，或借助力量上的倾向。
在“国内-国际”的发展路径中，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暂时)之所以终止于国际，从理论上看存在两种可能：分离运动实现了寻求独立的目标，或是分离运动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被所在母国完全消灭。当然，后一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很难实现。而能否实现最终的目标与分离运动能否进行充分的国际动员，进而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密切相关。在具体的发展进程中，为使自身诉求或目标获得足够的国际支持，分离运动往往采取游说、渲染、宣传、呼吁等方式，而其所针对的目标往往有不同的指向。其中，游说、渲染往往指向与运动本身有关联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如在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国家等；而宣传、呼吁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往往指向整个国际社会，意在赢取怜悯或通过人道主义呼吁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是支持。分离运动进行国际动员与能否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之间并无绝对的相关性，因为前者是意愿和策略，而后者则取决于现实条件、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
具体来看，尽管分离运动进行国际动员的方式各异，但一般是通过议程设置的国际化来实施。因为议程设置的国际化不仅可以实现分离运动诉求与目标表达的扩大化，还有利于国际动员的充分实现。有学者认为，国际议程设置大致经过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寻找“切入点”以及最终进入议程等几个阶段，通过这一过程，议题发起者可以吸引足够多的议程设置参与者，并借助恰当的切入点将议题列入国际议程。[22]对于分离运动而言，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在于“切入点”，即如何将分离议题与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关联。从外部介入动机看，分离运动理论上的议程“切入点”有以下几个：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等利益考量；基于民族、宗教联系；基于族群散居者的联系；联合国[注] 相关分析参见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7-8页。 。这些都是潜在的可能与分离运动相关的行为体，也均是分离运动实现议题国际化可借助的力量。从行为体的类型来看，国家与国际组织是分离运动可借助的两大外部主体，其中主权国家大多比国际组织的作用更突出，尤其是大国。总之，如果分离运动通过国际动员、国际化议程设置等方式获得了充分的国际支持，则其实现最终目标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一旦没有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分离运动可能再次转向国内，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国际-国内”的发展路径中，分离运动之所以再次转向国内，往往是在寻求国际支持过程中受阻，未能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当分离运动获得的国际支持程度低或国际动员受阻时，其往往再次转向国内，以保全部分利益或谋求分离运动的延续。尽管分离运动再次转向国内，但两个“国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指寻求国际支持受阻后的被迫转向，而后者则指分离运动最初产生于国内。分离运动再次转向国内时，因调整目标的意愿以及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不同国家分离运动的发展往往不同。但分离运动再次转向国内的原因是相似的，即没有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由此，在缺乏国际支持的国内抗争中，分离运动与所在母国相比，其内在的弱势性被无限放大，这种对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离运动再次转向国内时的非对称性：其一，分离运动或选择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以降低诉求(往往是政治诉求上的让步，如自治替代独立)的方式谋求实现部分目标或保全部分利益；其二，有些分离运动还可能选择以极端化的形式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即选择与极端主义等相结合，以极端不对称的方式谋求实现分离运动的存在及进一步延续。
具体来看，当再次转向国内时，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主要受到国际思潮、组织本身的分化程度、组织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等的影响。比如菲律宾南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在发展过程中希望得到伊斯兰世界国家的支持，但当其诉求遇阻时，其仍然扛起了宗教大旗，试图以此凝聚棉兰老地区的穆斯林。[注] 相关分析参见李捷、靳晓哲：《转型与升级：菲律宾南部恐怖主义发展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28页。 显然，这与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密切相关。此外，分离组织的分化程度、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等也对其意识形态转化有重要影响。在分离运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亦可能出现分化，而这种分化无疑是对分离运动实力的一种削弱。某一分离运动的分化程度越高，其实力就越小，弱势性就越明显，谋求以极端不对称方式获取组织存续的意愿就越强；反之，分离运动选择以极端方式弥补自身弱势性的意愿就相对较低。分离组织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对分离运动意识形态转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其个人经历与组织文化塑造等方面。同样以菲律宾南部为例，20世纪70年代菲南掀起分离运动高潮，但此后以摩洛民族解放运动(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为主的分离运动不断出现分化，先后分化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分离运动力量大打折扣，最终摩洛民族解放运动逐步选择与政府进行谈判，以降低诉求或调整目标的方式实现了部分诉求。此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阿布沙耶夫组织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在领导人萨尔马特的影响下不断壮大，但随着国际支持的消失，最终逐渐走上与政府进行和谈的道路；后者则在领导人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的影响下逐步转型成为恐怖组织，因为简加拉尼曾参与过阿富汗战争，回国后主张采取更为激进、极端的反抗政策，并在组织内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23]
三、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
对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而言，由于其暴力性手段等原因，选择谋求国际支持以向所在母国施压是较为理性和现实的选择。然而，基于自身条件、地缘环境、国际环境等的不同，东南亚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并不完全相同。总体来看，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主要有3种：独立、自治与极端化。对东南亚分离运动走向的界定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其目标是否实现；二是其是否进行目标的调整或妥协。即，如果分离运动通过国际动员、议程国际化等获得了充分的国际支持，实现了既定的诉求，则其走向独立，如东帝汶[注] 当然，有关东帝汶问题是否属于分离运动，学术界亦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东帝汶问题属于分离运动，有些则将其视为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但多数学者仍认为可以将其划归分离主义之列。笔者认为，尽管印尼出兵占领了东帝汶，但与殖民主义统治有本质区别，而且对东帝汶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东帝汶问题依其特征可以划归分离运动之列。相关讨论参见陈衍德等著：《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6-270页；张湘东：《从东帝汶看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1期，第59-62页；鲁虎：《试论东帝汶民族的形成》，《世界民族》2003年第3期，第17-23页。 ；如果其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分离运动将再次转向国内，此时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则主要与其是否愿意进行目标的调整相关：有些分离运动愿意调整目标，进而与所在母国政府进行和谈，以降低诉求的方式实现自治，如印尼亚齐；有些分离运动则限于内外部因素影响，坚持独立的最终目标，从而不得不以一种更为极端化的方式谋求运动的延续，不断走向极端化，如泰国南部的分离运动。
总之，基于对东南亚分离运动产生、发展的逻辑起点、发展路径、现实走向等方面的分析，下文选取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国南部3个案例，分别对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不同现实走向进行分析。
(一 )东帝汶 ——独立
东帝汶位于努沙登加拉群岛东端，包括帝汶岛东部和西部北海岸的欧库西地区以及附近的阿陶罗岛、东端的雅库岛，西面与印尼的西帝汶接壤，南面隔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自16世纪之后，葡萄牙开始占据东帝汶从事殖民贸易，直到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仍在东帝汶实行殖民统治。此后，受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属殖民地运动的影响，东帝汶的教育精英阶层开始觉醒。[24]最初，东帝汶国内势力主要分为3派——亲葡的帝汶民主联盟、亲印尼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和主张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注] 与其他分离运动有所不同，东帝汶的“革阵”在葡萄牙撤出之前即存在，并非是印尼出兵占领后才出现的。从这个层面看，将东帝汶视为分离运动尚有一定争议，但本文仍视其为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案例之一。为避免引起争议，特此说明。 ，三方势力因政见不同而陷入内战。1975年12月，印尼出兵占领东帝汶，并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在印尼出兵占领东帝汶后的态度。1975年12月印尼出兵占领东帝汶后，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曾多次敦请所有国家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东帝汶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并要求印度尼西亚将其军队撤出该领土。此后，联合国大会基本每年都会重申尊重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这一原则。参见《联合国与东帝汶：大事记》，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missions/past/etimor/chrono.htm。 自此，以“革阵”为代表的东帝汶国内势力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斗争。
[1] Allen Buchanan, “Self-Determination,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 (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01.
在苏哈托时代，印尼对东帝汶实施“铁腕”政策，全力围剿东帝汶的“革阵”势力，后者实力大损，被迫转入游击战。1989年后，东帝汶“革阵”改变了斗争方式，逐渐从游击战转向重点在城市搞示威游行，并致力于将东帝汶问题国际化。[28]“革阵”借助城市重大活动等契机向国际社会传递东帝汶问题的信号，此后东帝汶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沃勒斯坦在1999年9月的评论中提到：就在两周之前，世界报道还几乎从来不提东帝汶，突然之间，它成为世界媒体每天连续报道的头号新闻。[29]东帝汶问题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还得到来自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比如，东帝汶的前宗主国葡萄牙于1998年8月明确表示，愿意在联合国主持下同印尼就东帝汶自治举行会谈；此前支持印尼拥有东帝汶主权的澳大利亚也改变了态度，开始敦促印尼就东帝汶独立还是自治举行全民公决；美国和联合国也开始向印尼施压。[30]之后，伴随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下台，印尼完全丧失了在东帝汶问题上的主动权，联合国、美、澳等成为主角，开始加速推动东帝汶迈向独立。
1999年8月30日，东帝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全民公决，结果78.5%支持东帝汶独立；10月，印尼正式承认公决结果，后经联合国托管2年，东帝汶于2002年5月正式独立。在东帝汶的独立进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内-国际”的发展路径，即“革阵”通过国际动员、议程设置的国际化等方式，不断地将东帝汶问题推向国际化，从而获得美、澳、葡、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给印尼政府施加足够的国际压力，再加上其他有利的国际因素及印尼国内问题的激化等，东帝汶最终得以走向独立。
(二 )亚齐 ——自治
亚齐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西北部，伊斯兰教最早通过亚齐从中东传入东南亚，素有“麦加走廊”之称，13世纪曾建立独立的伊斯兰王国。此后，伴随17世纪荷兰的侵入，亚齐展开了激烈的反荷斗争，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被荷兰占领。1945-1949年间，亚齐是印尼共和国唯一保持完全独立的一块领土。[31]1949年印尼独立，亚齐作为一个自治省加入印尼，但1950年被并入北苏门答腊省。[32]因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长期遭受压抑，亚齐人民对印尼政府产生了诸多不满，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一段时期的反抗，但影响并不大，直到70年代“自由亚齐运动”出现，亚齐的大规模分离运动才正式出现。
总之，通过对泰南分离运动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勃兴以来，泰南分离运动得到来自外部的支持，但支持力度较为有限；进入90年代，泰南分离运动逐渐丧失仅有的外部支持；“9·11”事件之后，为了支撑运动的内部消耗，坚持最终独立的目标，在组织分化严重、领导人与国际极端组织联系密切等因素的影响下，泰南分离运动的宗教色彩与极端主义意识逐渐加强，甚至超出分离运动本身特有的属性，更多地采用极端主义方式与泰国政府周旋，以实现分离组织的进一步延续。泰南分离运动的极端化使泰南地区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区域之一，时而发生的暴恐事件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对亚齐分离运动阶段性地回顾可以发现，“自由亚齐运动”曾经一度试图将亚齐问题国际化，以此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印尼政府施加压力。但是种种原因使“自由亚齐运动”获得的国际支持并不充分，国际支持逐渐消失后，“自由亚齐运动”最终不得不转向国内。此后，“自由亚齐运动”积极调整目标、与印尼政府进行和谈，最终就自治协议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印尼政府在处理亚齐问题时注意吸取东帝汶问题的教训，即尽量让国际社会了解其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以最大限度的排除外部势力对亚齐问题的干涉。[34]比如，瓦希德上台后先后出访了美国、日本、东盟、中东等国家，以争取国际社会对印尼政府的支持。最终，“自由亚齐运动”开始转向与印尼政府和谈，并最终就亚齐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一致，亚齐走向自治。
(三 )泰国南部 ——极端化
泰国南部位于马来半岛北部，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南邻马来西亚，东濒泰国湾、太平洋。泰南共14府，居民80%为穆斯林，尤其是靠近马来西亚的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4府的穆斯林人数众多，其中北大年的宗教地位十分特殊。[35]早在15世纪初，北大年就成为了东南亚的一个伊斯兰中心，并且曾于1457年建立伊斯兰国家。基于宗教、民族、历史等的差异，再加上泰国政府大泰族民族主义的影响，泰南4府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尤其是二战之后。
20世纪60年代后，泰南分离运动逐渐高涨，尽管不同组织的诉求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目标是要求建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穆斯林政权。[36]1959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arisan National Pembebasan Pattani，BNPP)正式成立，宣称将用武装斗争争取北大年的独立。自此，在境外马来族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支援下，泰南分离运动迅速扩展。[37]在1960-1998年间，泰南活跃着多个分离主义组织，并因宗教、民族、地缘等联系得到来自邻国马来西亚的支持。据悉，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泰南马来人的关注，尤其是其北部边境地区的马来人与泰南马来人有亲缘上的天然联系；甚至早年马来亚一些党派还提出过把北大年地区并入马来亚联邦的主张。[38]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泰南分离运动的影响逐步扩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泰南的分离运动呈现出缓和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泰国政府开始重视泰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和解等工作，不断给予泰南必要的尊重与关注。进入21世纪后，泰南分离运动开始向宗教极端主义转向，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在此期间，1998年马来西亚政府对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开始放弃对泰南分离运动的支持，转而与泰国政府进行反分离合作，同时加强在打击和预防跨国犯罪、禁毒、走私等方面的合作，这使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支持。由于不愿放弃获取独立的目标，又难以支撑运动所需的巨大耗费，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不得不转向一种成本较低而成效较高的手段——极端主义。“9·11”之后，由于看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动员、攻击等方面的巨大威力，泰南分离运动开始利用极端主义作为工具。[39]自此，泰南分离运动不断倒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攻击方式也逐步由游击战转型为城市恐怖主义。近些年，泰南地区时而发生暴恐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泰南分离组织与宗教极端主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泰南各分离组织不断与极端主义走近，一方面与自身不愿放弃独立的目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泰南分离运动分化严重、领导人意识形态偏好等因素相关，如北大年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领导人那色瑞·萨森(Nasori Saesaeng)早年曾投身阿富汗战争，与国外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系密切等。[40]
1976年12月，以哈桑·迪罗为首的分离主义分子成立“自由亚齐运动”(又称“亚齐独立运动”)，其宗旨是争取亚齐脱离印尼独立。[33]此后，亚齐与印尼政府进行了近30年的抗争，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6-1989年)是被压制阶段，“自由亚齐运动”成立之初便遭到印尼政府的强力镇压，领导人哈桑·迪罗也于1979年逃亡瑞典，其国内国际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第二阶段(1989-1999年)是国际阶段，伴随20世纪80年代国际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兴起，“自由亚齐运动”得到来自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但支持的力度有限，东盟、美国等国不支持“自由亚齐运动”。伊朗、利比亚等国为“自由亚齐运动”提供了财政和战士培训等支持，东南亚一些民间伊斯兰组织亦为“自由亚齐运动”提供了援助。尽管“自由亚齐运动”的领导人试图借助国际化力争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是外部的积极介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多数国际组织均表示不干预亚齐的分离运动，并将其视为印尼内政。东盟多次表示支持印尼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承认亚齐问题属于印尼内部事务。第三阶段(1999-2005年)是国内阶段，在这一阶段，“自由亚齐运动”因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也逐渐消退而不得不转向国内。1999年，约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均表示不支持亚齐独立，利比亚也逐渐放弃对“自由亚齐运动”的支持。与此同时，1999年瓦希德总统执政后，印尼政府倡导民族和解，同意给予亚齐自治地位，“自由亚齐运动”亦同意与印尼政府进行和谈。2002年12月，印尼政府从亚齐撤军。2003年5月，印尼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在日本东京谈判破裂，双方冲突再起。2004年12月地震、海啸后，双方实现停火，全力救灾。2005年8月，双方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协议规定，“自由亚齐运动”放弃独立目标并解除武装，印尼政府军队撤出亚齐，并特赦政治犯，给予亚齐高度自治权。2006年7月，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至此，亚齐由分离走向自治。
结 语
本文尝试以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国南部为案例解释“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不尽相同”这一问题。总体来看，从分离运动的异质性与弱势性切入分析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异质性是分离运动出现的逻辑起点，而弱势性则是理解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的重要视角；另一方面，与所在母国政府相比，弱势性是分离运动的内生特性，亦是影响其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至关重要的因素。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大多源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刺激，其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为了弥补自身的弱势性，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往往倾向于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以向其所在母国政府施加国际压力；再次，当国际化议程设置难以实现分离运动的现实目标时，其往往会再次转向国内，而此时影响其现实走向的因素主要是分离运动是否愿意调整斗争目标。因此，基于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东南亚分离运动的3种现实走向分别是独立、自治和极端化。
从理论上看，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在“维护异质性与改变弱势性”方面有不同的表现。走向独立的东帝汶是一种“异质性最大化、弱势性最小化”的表现，即通过异质性的扩大化获取国际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自身的弱势地位；走向自治的印尼亚齐是一种“异质性与弱势性均衡化发展”的表现，即在难以完全扩大化异质性的前提下，以一种均衡化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走向极端化的泰国南部地区则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即分离运动试图以一种非对称的暴力手段放大异质性，以此改变或弥补自身的弱势性，但这种向极端主义靠拢的方式并不会获得成功。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3种现实走向都只是分离运动的一种阶段性结果，并不意味着分离问题的终结。总之，分离主义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仅以分离运动的异质性与弱势性为基础，讨论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两种发展路径及3种现实走向，但分离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需要学界长期的关注与研究。
1165 Diagnostic value of small field of view thin slice target scanning of pancreatic artery computed tomography enhanced angiography for pancreatic cancer
注释 ：
印尼占领东帝汶之后，只有澳大利亚明确承认东帝汶属于印尼的一部分，[25]东盟则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默认东帝汶问题属于印尼的内部事务。[26]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东帝汶人民自决的决议，但通过该决议的票数优势十分微弱，其中赞成票50票、反对票46票、弃权票50票。[27]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尼占领东帝汶不具备完全的国际合法性。然而，当时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并未表示明确反对，这就造成印尼对东帝汶事实上的统治、管理。因此，“革阵”领导下的反抗运动符合“一国内少数族群在所属国家的反对下，谋求将其所在地域从现属国家分离，以建立新的独立实体”的分离运动定义，本文将其划归分离运动之列。
[2] 施雪琴：《战后东南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评述》，《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第40-48页。
[3][9] 周光俊：《何种分离？谁之命运？——一项关于分离运动概念的梳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45、46页。
[4]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2页。
[5] 杨恕：《分裂主义界定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2页。
福克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理论，认为互联网用户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劳动生产行为，可以通过劳动为资本创造价值。用户上传到网络上的个人信息、社交网络中的行为、个人兴趣偏好、浏览网页记录都会作为商品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广告商[注]Fuchs, Christian,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90.。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符合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但实际上他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
[6] Allen Buchanan, “Theories of Secess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 Vol. 26, No. 1 (1997), p. 35.
[7]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75.
[8]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7页。
由于卫星监测的SO2单位为DU，而中国环保部门对外公布的SO2监测数据为μg·m-3，两者之间单位不统一，不便于比较，故对二者进行归一化无量纲处理，选择太原、临汾、渭南和西安4个城市绘制散点图进行比较。采用归一化将原始数据处理成[0, 1]之间的数据（康重阳等，2018），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其计算方法如下：
[10] John R. Wood, “Secession: A Compa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 Vol. 14, No. 1 (1981), pp. 107-134.
[11] 孙超：《国际干预、强力国家与分离冲突的升级——基于欧亚地区的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56页。
[12][14] Ryan D. Griffiths, “Between Dissolution and Blood: How Administrative Lines and Categories Shape Secessionist 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69, No. 3 (2015), pp. 731-751, p. 735.
[13] BarBara F. Walter, Reputation and Civil War :Why Separatist Conflicts Are So Violen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
试验结果(表2)表明，各组合对粗糠树侧根数的影响差异很大，混沙沤制，10月15日播种，露地低床播种(处理7)的侧根数最高，为13.50条。
如前所述，异质性是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而弱势性则是分析其发展路径及后续走向的逻辑起点。毫无疑问，东南亚分离运动首先产生于一国国内，是对其中央权威的一种排斥。因此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首先是一个国内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的后续发展与走向仅限于国内。因为在这一问题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分离运动需要基于自身的特征、内外部环境的判断等进行“自我思考”，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为此，产生于一国内部的分离运动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在其所在母国的范围之内谋求解决，另一种则是在母国发酵之后，开始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基于此，后文对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的分析建立在3个基本假定之下：一是分离运动产生于一国内部，首先是一个国内问题；二是尽管分离运动产生于国内，但其后续发展却并非只局限于一国之内；三是与所在母国相比，分离运动总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换句话说，产生于一国内部的分离运动为实现其最终目标，基于其内在的弱势性往往会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径，即坚持在一国国内谋求解决，或者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
[16] Susan Olzak, “Ethnic Protest in Core and Periphery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Vol. 21, No. 2 (1998), pp. 187-217.
[17][31][36] 陈衍德等著：《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77、156页。
[20] 杨恕：《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动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第13-14页。
[19]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6页。
[18]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21] Richard H. Shultz, Jr., “State Disinte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Vol. 541, No. 1 (1995), pp. 77-88.
[22]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49页。
[23] 李捷、靳晓哲：《转型与升级：菲律宾南部恐怖主义发展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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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鲁虎：《东帝汶问题的由来与演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第96-101页。
[25] 刘鹏：《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21页。
[26] 张云：《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第122-151页。
[27] 曹兴：《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互动的个案分析：东帝汶问题》，见《“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厦门：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3年，第325-330页。
[28][30] 方金英：《东帝汶独立的由来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2期，第44-46页。
[29][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32] 方金英、翟坤：《亚齐会步东帝汶后尘吗？》，《世界知识》2000年第1期，第18-19页。
随着现代医疗的迅猛发展，医院在内外环境等方面已发生了极大改变，而相关制度的发展与现实发展的实际相脱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医院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中，在管理工作上不严谨，财务预算管理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在会计核算时发生严重的问题。对此，医院的职能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然而，这些部门责权分工不明确，相互约束和监督的力度非常松懈，这就给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的隐患和漏洞，严重影响了医院内部的控制制度及效果。
以往，丝网印刷总被认为是印刷行业中的污染重灾区，然而如今，技术的革新已经颠覆了丝网印刷的传统旧貌，当然，方新通带领的劲豹团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就目前行业关注最多的环保而言，“公司的表面处理业务基本外发给专业进行电镀的企业，自己做的就是油漆表面的喷涂，而为了保证喷涂的环保性，公司去年投资了650万元，是温州地区第一家投资喷涂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如今劲豹产品完全符合环保要求，全部通过环评检测”，这就是劲豹的做事风格，所有事情都走在前面，引领和影响着温州地区乃至全国的印刷机械制造企业。
[33] 冯月品：《印尼不准亚齐步东帝汶的后尘》，《当代世界》2003年第7期，第16-18页。
[34] 晓雅：《亚齐问题的由来、发展与前景》，《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第40页。
[35] 岑容林：《泰南四府民族分裂主义的由来、演变与出路》，《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第26-32页。
[37][40] 李捷、周鹏强：《泰南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工具化与结合的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23、29页。
[38]Omar Farouk, “The Historical and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Malay-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in Lim Joo-Jock and Vani S. (eds.), Armed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84, p. 244，转引自陈衍德等著：《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运动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华杨大队在60-80年代修建了五个小型水库、一个水电站和一座桥。九队和十队由于无河流经过，所以没有水库。但在1967年左右，十队与九队合资，在流经两队的水沟下游，修建了一个水碾房。以方便附近的村民碾米和增加两队副业收入。这样就需要一个人来专职看管水碾房，所以会计在在账本中记录着：“1969年8月21日，收许某睇(看)水碾谷工资：15.5元”。[注]华杨大队账本资料：《十队会计总账(1967-1972)》。
[39]S. P. Harish, Changing Conflict Identities :The Case of the Southern Thailand Discord , Working Paper No.107,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Singapore, February 2006, http://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WP1076.pdf(登陆时间：2018年8月16日).
Study on the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Secession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East Timor, Aceh of Indonesia, southern Thailand
JIN Xiao-z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Jiangsu)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secessionism has not only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concerning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y. In fact, the cause of different trends of secession mov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eterogeneity and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secession movement. To a certain degree, heterogeneity can be seen as a logic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determines the asymmetry in its struggle. Based on it, the main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is divided into “domestic-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international-domestic”. The reason why the development path starts with “domestic” is because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s a domestic issue in the first place. Since then, based on the reasons such as whether the ultimate goal is achieved or not and whether it can be adjusted, the real trends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independence, autonomy and extremism. Of course, the emergence of secessionism is not the result of a single factor, and its final trend is also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which needs long-term 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 secession movement, East Timor, Aceh of Indonesia, southern Thailand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1-0033-14
收稿日期 ：2019-01-02
基金项目 ：2019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SJKY19_0009)
作者简介 ：靳晓哲，男，河北邢台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穆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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