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体制改革谈财政支出规模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财政支出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同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又普遍地高于财政收入，形成了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梯形差：
表一 经济发展与财政收支的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年
份年均财政收入年均财政支出
1978 1132.26 1122.09
1979～19801153.16 1255.31
1981～19851480.55 1496.61
1986～19902456.12 2573.13
1991～19954488.42 4877.49
19967407.99 7937.55
年
份 年均GDP 财政收入/GDP 财政支出/GDP
1978 3624.10 31.24 31.96
1979～1980
4278.00 26.96 29.34
1981～1985
6445.4 22.97 23.22
1986～1990
14510.0216.93 17.73
1991～1995
37625.5611.93 12.96
1996
68593.8 10.8 11.57
表二GDP和财政收支增长率与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比较 单位：%
年份 GDP年均增长率财政收支年均财政支出年均
(一) 增长率(一) 增长率(一)
1979～19807.7 -2.35
0.94
1981～198510.77.7 5.96
1986～19907.9 0.671.65
1991～199512.03.534.38
19969.6 10.98.7
总增长率 444.288.7
103.5
年平均增长率 9.9 3.594.03
年份财政收入年均财政支出年均
增长率(二) 增长率(二)
1979～1980 1.2 2.9
1981～1985 11.58
10.24
1986～1990 7.9 9.0
1991～1995 16.26
17.22
1996 18.716.3
总增长率
553.8
605.6
年平均增长率
11.01
11.47
资料来源：表一与表二的资料由《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7年中国财政年鉴》资料整理所得，其中各增长率（一）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率（二）按当年价格计算所得。
由两表知，在1979～1996年的18年间，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我国财政收支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59%和4.03%，不足经济年均增长率9.9%的四成。而且有五六个年份财政收支出现负增长， 即财政收支规模还达不到上一年的实际水平，财政收支增长规模远低于经济的增长规模。有学者将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率9.9%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财政收支年均增长率11.01%、11.47%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对财政支出扩张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削弱，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助推”（注：白景明、孟沛欣：《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支出压力》，《财政研究》1997年第7期。）。 这显然是因比较方法的错误而得出了与事实相反的结论。面对财政收支与国民经济悬殊的增长率差，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直线下降的现状，财政学界普遍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财政对经济弹性的不断降低，说明了财政的发展已严重滞后并制约了经济发展，于是就提出了旨在振兴财政的提高“两个比重”的口号，力图扭转财政滑坡趋势。但本人认为“两个比重”的提高只能建立在消除那些妨碍财政增长消极因素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影响经济发展或减缓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为代价。因为近20 年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降低趋势虽然包含了某些不合理的消极因素，但本质地讲，财政收支比重的变动更内在地反映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的进程，即体现了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动在经济转型期所表现的特有规律性和客观的必然性。
在建国以来的前几十年中，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作为我国单一的经济主体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家财政担负着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收支一直到企业产、供、销、人、财、物的全方位收支计划制定与实施的双重任务，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构成了密切的因果循环。（见图一）
图一
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既定、国有经济为单一投资主体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基本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年代财政支出的增长最终又依赖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在收入分配制度保持不变、财政集中率居高不下的条件下财政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以经济增长为条件。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欲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支出增长率来支撑；欲维持从宏观到微观，从公共产品直至企业流动资金在内的庞大的财政支出规模，就要求通过足够高的财政负担率、财政收入占GDP高比重来实现，而在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 剩余产品价格率较低的条件下，高达30%甚至40%以上的财政负担率势必挤压消费基金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提高国有企业的利税率等损害企业及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损害农民利益等低效率不公平的财政政策，通过过高的财政集中率来实现。总之，改革前财政收支的高比重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提高财政集中率以牺牲社会部分经济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高财政负担率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日显其不合理性。
因此，从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入手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集中了这些不合理性的高财政负担率。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负担率的下降与其说是无奈的，毋宁说是必然的。财政支出增长率的降低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反映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轨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为转变其经济职能，由对经济的直接微观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国家正在由社会单一的投资者逐步演变为“拾遗补缺”的“社会稳定器”。对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比重的相对降低，决定了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下降。 在1980～1996年的17年间，在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从81.89%下降到52.48%，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与之相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31.98%下降到11.57%， 体现了两者的相关性：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比重降低，政府以外的经济组织财务收支能力增强，非国有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增强。相对而言，国有经济占全社会投资额比重相对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下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下降。因此， 财政负担率的下降反映了政府正在将资源配置职能逐渐地转移给微观经济单位，微观经济部门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角，财政正在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经济建设与公共财政型”并重的格局转变，折射出我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进程。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降低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近20年中，我国宏观经济的产出投入比在不断提高，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过渡正在成为现实。有资料表明：在我国经济改革前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和劳动的贡献率分别占了93.07%和20.4%，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竟为－13.5%，相比之下， 改革后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分别下降到50.9%和18.8%，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增长到30.3%（注：周常生：《振兴财政的几个理论问题》，《财政研究》1997年第11期。）。这种变动与财政负担率下降的变动趋势表现出相关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单纯地依靠要素投入（包括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即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包括财政投入）的依赖性下降，从而实现了财政投入降低的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我国当前财政支出比重降低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也包括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财政支出比重的降低，折射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轨迹，表现出一定的必然性。无论在政府为增加企业活力而放权让利增加企业留利，为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而进行农产品物价补贴迈出物价改革第一步，还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高速发展的过程，在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都无一不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逼近，又无一不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降低财政负担率为代价而实现的。作为财政收入使用的财政支出其增长率的下降也是大势所趋。但由30%以上的财政支出比重下降到现在10%的直线速度，除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原因外，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也加剧了这种趋势。税收征管不力，偷税漏税抗税现象严重、消费基金过度膨胀挤压积累基金及预算外资金膨胀、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等消极因素都是导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 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开始孕育发展，经济增长基本还是属于粗放型方式的今天，在经济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依赖性还是很强的情况下，年均4.03%的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年均9.9 %的经济增长率的确是偏低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适度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以适应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在当前财政支出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而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形势下，以后年度的财政支出增长率的选择，就出现了促进经济增长和适应财政收入规模间两难选择的矛盾性：以低增长率适应低增长的财政收入，就会影响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高增长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会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或者产生大规模的财政赤字。
如何实现财政支出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平衡，在不给财政收入造成过大压力的同时财政支出也不制约或少制约经济的高速发展，关系到当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实现，关系到五年计划和远景目标的实现。本人认为实现三者平衡，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基本的途径，仍然是进一步降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增强各自的独立性。在降低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依赖性的同时，降低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性，在财政收入增长规模不大的条件下，适当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满足高速的经济增长的需要。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实现财政由“经济建设和公共财政型”向“公共财政主导型”的转变，通过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企业制度改革，通过对大型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和对中小企业包括股份合作改组在内的改革措施，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以进一步降低经济对财政的依赖性，是保持财政支出适度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
充分利用财政信用适当拉开财政收支增长率的差距，降低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是实现低财政收入下的高经济增长率的必要保证。
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源泉，财政支出增长受财政收入增长的制约，进而制约经济增长。但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最终源泉而不是“唯一”的源泉，政府还可以通过适度举债来满足增加的财政支出，补充年度财政收入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内外举债筹措资金的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必由之路。至于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否过快（18年间我国财政收支的年均增长率相差约0.44个百分点），主要取决于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客观条件——我国的债务负担水平和偿债能力。只要债务负担和偿债能力未超过警戒水平，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来满足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要求是合理的、积极的，不能为单纯的消除赤字而消除赤字。就我国目前而言，债务（包括外债）规模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截止1996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为4300亿，占当年GDP的1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40 %和周边发展中国家30%的一般水平（注：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新阶段》，《改革》1995年第5期。）。 而且仍有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的潜力。尤其是面对严峻的国际金融和我国的外贸形势，为了实现我国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利用国债适度地扩张财政支出增加政府投资，利用乘数效应来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更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在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受到其他不利条件影响、实现难度加大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增加投资，利用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就更显得重要了。一般地，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我国目前的政府投资的乘数比改革前要高，政府投资的乘数又比企业高，1990～1995年我国财政支出对GDP的弹性系数为1.47， 而同期企业投资的弹性系数仅为0.38（注：赵晓雷：《中国的总需求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上海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经济增长不断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政府投资的乘数会逐步提高到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发挥国债的财政职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这是降低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从而实现在较低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及适度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条最根本的途径。
标签：财政支出论文; 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年均增长率论文; 财政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