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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经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刑法学的繁荣和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我们静下来理智思考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有关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说法或观点固然很多，甚至有许多已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我们去评价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模式。但也不能忽视有些问题用这一模式去衡量又有些牵强，或不尽人意，争论很大。任何一种理论或科学当它不能圆满解决相关的问题时，修正或完善就在所难免。持此态度，本文欲从什么是构成要件，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研究犯罪构成所应坚持的态度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发表一己之见，以求同仁指正。
一、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1〕。 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 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3〕。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 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又为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首推A.H.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等观点。他将犯罪构成的因素分为四类：（1）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2）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因素；（3）表明犯罪主体的构成因素；（4）表明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4〕。犯罪构成的因素能不能像我们今天简称为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是值得推敲的，特拉伊宁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绝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其实构成并没有这些因素，因此他们不能“组成”构成；事实上可以而且应当在犯罪中划分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不过这是在犯罪中而不是在构成中划分，犯罪构成的使用是揭示犯罪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构成中可以而且应当划分的是表明犯罪的客体及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的因素〔5〕。显然特拉伊宁在这里区分了犯罪要件与构成要件， 但遗憾的是在诸如表示犯罪构成因素的时候，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仍把部分和整体等同起来，使其先前的立论并没有贯彻下去，这也已是被学术界同仁们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者，特拉伊宁的论述中对构成要件是有所限制的，认为罪状规定犯罪构成，即刑法典中的罪状可以说是每个构成的住所，〔6〕构成永远是具体的，永远是现实的〔7〕。由于特拉伊宁的观点有些内容存在矛盾，随后一些学者们将刑法总则规定的要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要件统一纳入到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去〔8〕。因此，在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构成要件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具体的刑法分则规定到包括刑法总则的规定，将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因素简称为四个方面的要件，这一说法广泛地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去评价资产阶级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和前苏联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就会发现它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差别，都是通过探讨犯罪构成来论证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没有犯罪构成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要让行为人负刑事责任恐怕也难讲通。如果认为在资产阶级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定罪不讲犯罪构成，那么犯罪构成的提出针对封建司法擅断的说法也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的内容。笔者看来，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理论与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对构成要件含义的理解不同，构成要件的符合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不同，前者的构成要件通常意义上仅指刑法分则里的具体规定。缺少了分则规定的事实特征就无犯罪构成，具备了分则的具体规定即构成要件的该当性符合，就有了犯罪构成，但是否成立犯罪还需要看其他条件，而后者构成要件既包括刑法分则里具体规定，也包括刑法总则里的具体规定，缺少了任何一个要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构成要件的符合即有了犯罪构成，犯罪就应成立。
我国的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借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在许多问题上与前苏联对此问题的探讨结果有雷同之处，如对构成要件理解为总则规定的要件和分则规定的要件。犯罪构成分类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罪与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的犯罪构成，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我们不否认这些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问题。如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及其他的犯罪构成，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承认有完整的犯罪构成，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但在具体论述上又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了的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我认为在这些说法上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关于未完成形态下的故意犯罪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已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发生正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构成要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这正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研究过程中矛盾症结所在。因此构成要件一词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必要给予重视。
二、构成要件的标准
既然按照刑法学通常的标准，认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犯罪构成，那么确定哪些因素能成为这些要件，有没有标准呢？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能成为构成要件的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9〕。 怎样评价这种说法，我认为能否成为构成要件可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立法上要将哪些事实特征纳入某种具体犯罪的成立要件，确实存在着一个取舍的问题。只有那些能体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应受惩罚的程度才能规定在刑法分则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构成要件的标准通行的说法是成立的。此标准应对立法者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有约束。但从另一方面即司法角度去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还能否成为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构成要件是由刑法的条文明确规定的，只要立法上表述出来就说明此种行为的本身已达到惩罚的程度或者已具备犯罪成立的不可缺少的要件，这不是我们怎样取舍的问题，而是我们应用法律的问题。在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上我们应坚持的是后者，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如小偷小摸行为，不能认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里有一个数额问题，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如不具备此要件犯罪根本不成立，这个事实特征确实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但是这种评价并不是来自法律的外部，而是法律条文本身就具备的，不以司法人员及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严格按罪刑法定原则办事就解决了。因此，评价某个因素是否能成为构成要件，不能从法律规定之外去考察，必须依据法律本身。构成要件的标准只能是成为某种犯罪的法律规定的那些事实特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能认为是构成要件。
依据本文的标准，犯罪客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认定为构成要件就值得思考。因为犯罪客体从刑法规定上看有许多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规定，需学者们抽象概括。如果说构成要件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任意曲解，那么犯罪客体的认定是与此不相符的。如受贿罪的侵犯客体是什么，恐怕任何不同版本的刑法学教材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与构成要件的法律性不符。实际上司法解释并没有受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通常模式的限制，如以盗窃方式破坏通讯设备，如果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司法解释规定不能按破坏通讯设备罪处罚，而是按盗窃罪认定〔10〕，那么同一行为侵犯的客体又怎样认定呢？犯罪客体不是构成要件，但并不妨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放在构成之外作为一个其它问题去探讨。同样因果关系问题也不宜作为构成要件去研究，因为一般法条规定可能为某种行为模式或结果或其它方面，但决不会将因果关系并列出来。需要探明的是我们依据一定原则实事求是找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在这里不是犯罪成立与否的要件。
三、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
我们已往对犯罪形态的研究往往是与故意犯罪联系一起的，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中止。本文认为犯罪形态应理解为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在刑事立法上有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累犯以及危害较大或情节较重的犯罪等。这些具体形态的犯罪是在其基本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当然它们也都具有犯罪构成，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形态下的犯罪构成有何区别，尤其是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与前苏联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具备犯罪构成，但在表述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认为犯罪未遂就是犯罪行为没有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要件〔11〕。只要稍加分析，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既然犯罪构成是一系列要件的有机统一，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其它要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犯罪也就不能成立，犯罪未遂等犯罪形态缺少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要件，那么缺少的这个要件是犯罪成立的要件还是某种犯罪形态所应满足的条件呢？不言而喻，只能是后者。实际上在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各种形态犯罪之区别是犯罪构成的不同，这种认识的方法与我们研究构成的意义是不相符的，犯罪构成的意义一般认为有三点，一是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的依据，二是为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提供标准，三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12〕。从这些意义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犯罪构成只是为我们研究犯罪的成立确立了一个规格或标准，有了这个规格，至于怎样去认定属于何种形态下的犯罪，怎样去量刑，这不是规格或标准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如某人拦路抢劫，却被别人制服，押送到公安机关，对这一行为我们首先需认定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备了抢劫罪成立的要件，至于未遂还是既遂仅是作为量刑的情节去考虑，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没有影响。因此犯罪既遂状态下的犯罪成立要件与其他未处于既遂状态下的犯罪成立要件应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的仅是同一种性质下的犯罪不同表现形式，区别它们不应该从犯罪构成上着手。基于上述想法，理论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构成、减轻或加重构成是不妥的。因为减轻或加重的事实特征不是构成因素，不能用哲学意义上量变与质变的道理去理解这个问题。量变的因素在立法时已被这一具体质的内容所包含，量变的因素仅对量刑有一些影响。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在对待犯罪未遂这类犯罪形态采取的是从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安排在总则里。我们在探讨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过程中不应忽视这一立法现象，即这些带有共性的内容是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在立法上为了表达的简洁，把它们统一规定在总则里，既然如此，也可以把它们放到分则中去。司法实践中就是把这些总则中规定的内容要具体地还原回分则中去才能正确地定罪量刑，没有什么一般的共同要件和具体的犯罪要件。在此前提下，又可能表现为各种形态，它们的区别不是构成的区别，那是在具备了构成前提下若干非构成要件的不同。
四、研究犯罪构成应坚持的原则
1.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犯罪构成必须遵循的原则。
犯罪构成这一概念源于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其从诉讼意义引入到刑法实体中对罪刑法定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时至今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犯罪构成形成的几大流派，如德国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论，梅兹格为代表的新构成要件论，日本小野清一郎的构成要件理论〔13〕。不否认这些刑法学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应从本质上予以批判，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以及犯罪构成体系上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很多，不能一概否定。如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研究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犯罪成立与构成要件的符合的有别性，以及构成要件为核心建立犯罪构成大厦等具体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有意义的探讨。相比较前苏联学者虽然提出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但其内容并没有严密的逻辑同一性，许多方面存在着混乱，在批判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过程中具体问题上又有不自觉陷入被批判的东西中去之嫌。因此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从总体上并没有真正推翻资产阶级的这一理论体系，自己建立起来的体系有些地方又不能贯彻到底。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当时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雷同于前苏联，尽管这些年刑法学者力求完善，但因包袱沉重，步履维艰。如何建立符合我国立法体系的犯罪构成，还需广大刑法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的以及前苏联的有关理论。
2.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应有必要的制约。
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在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里，既然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那么所有的犯罪问题都应与犯罪构成有关，理所当然成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当我们从犯罪构成意义上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认识未必科学。首先，犯罪构成是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依据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构成犯罪，即有了某种行为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要件。在此问题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要件和主体要件只有符合与不符合之分，并没有量上的差别，客观方面要件，行为本身能否成为要件则有量上的差别。如盗窃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这种行为是盗窃罪的要件行为，至于数额巨大、特别巨大这些事实特征仅是一个量刑情节，对定罪不影响。其次，犯罪构成为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供标准，这一意义的本身也说明犯罪构成就是一个规格，或者通俗讲就是一个分界线，一侧为犯罪或此种犯罪，另一侧为非罪或其他种犯罪，一旦越过这条线，其差别就是质的差别。再次，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的角度看，也是从有无犯罪构成的角度去制约其研究对象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不顾及于此，就会发生种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不正常现象。
3.应摆正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中的地位。
首先应肯定构成的内容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决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取舍的。在此前提下我们探讨有关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具有法律性，但至于这些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成立犯罪的标准或规格叫什么，法律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就像刑法对故意犯罪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样，二者的区分只是刑法理论上的事情。但理论上的研究其内容仍是围绕刑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规格或标准的关系。既能把握住犯罪构成只讲规格这一确切的法律内涵，又能站在作为一门学科去审视刑法学所应持的态度，以比较超脱的心态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注释：
〔1〕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甘雨沛、何鹏编：《外国刑法学》（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页。
〔3〕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页。
〔4〕〔5〕〔6〕〔7〕[前苏联]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99、218页。
〔8〕参见[前苏联]H.A.别利亚耶夫、M.N.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张广兴译，第83—85页。
〔9〕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77页。
〔10〕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11〕〔12〕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81—82页。
〔13〕参见樊凤林主编：《犯罪构成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