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发展、设计及其关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过程中论文,民主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82
一、引言
政治变迁中的制度问题一直是民主化理论者无法绕开的问题。在研究民主化学者看来，制度在以下两个层面上与民主化进程相联系：一是将民主制度的创制、贯彻与发展看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维度，强调制度巩固是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二是认识到民主巩固同样涉及具体制度的选择与设计问题，制度间的差异性效果塑造民主转型的动力模式及其稳定性程度。由此，民主巩固诸理论主要划分为制度发展学派和制度设计学派。虽然两种理论各自立论有别，但是共享一种特征：将不同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独立性的单一因素(single factor)变量，要么比较不同制度的优劣，要么分析不同制度设计的政治后果。之前的研究在分析民主巩固中的制度问题时，忽视了制度发生作用的第三个维度，即制度常常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另一种复合变量(composite variable)因素。由此，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来证制度间的密切相关性，并阐明制度关联在民主巩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二、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发展
早期的民主化研究深受发展主义政治学的影响。这些研究倾向于从社会结构层面，尤其是从经济发展变化来诠释民主转型，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李普赛特所提出的“乐观方程式”。他认为，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于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他的研究方法为随后的理论家修正或发展新的理论模型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奥唐奈和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奥唐奈以拉丁美洲作为研究基地，运用1960年以来的经济变化数据与民主发展数据，发现高的现代化水平并不直接意味着高水平的民主。结合拉美的实例来看，现代化程度更高的阿根廷和巴西在政体形态上更倾向于官僚权威主义。普沃斯基等人进一步发现，更高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会带来更大可能性的民主条件，而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以下层面：在已经走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之中，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更有可能维持长时间的民主。
这一时期关于民主化研究的文献，主题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而两者的正向关联性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从经验上很容易理解，因为当时经济发达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而经济较为发达的非民主国家(如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已经崩溃，要么正在衰退。经济发展似乎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一思想也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始，早期民主化理论家的乐观观点遭到质疑。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现实政治发展来看，成熟的民主国家经济开始滑坡，民主质量下降，刚刚走上民主之路的新兴国家纷纷“倒退”到非民主国家行列；与此相反，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却依然保持着威权体系的刚性。其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尤其是定量研究数据资料的扩展以及民主化地区比较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主程度的多样性关系逐渐呈现出来。一些民主理论家正是在反思李普赛特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把关注点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移到对制度发展的考察上。为此，学术界取得以下两种共识：
首先，抛弃原有的简单化的理解经济发展与民主水平的方式，发现制度发展同样是民主巩固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从认识论上看，“乐观方程式”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线性的逻辑思维，忽视了一种发展模式到另一种发展模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民主起消极作用的因素。①经济变量作为影响民主巩固的基本因素，受到特定社会制度表现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发展是民主巩固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简单辨别的因果关系。制度能力的缺失，会致使已经走向民主转型的经济发达国家民主质量的下降和民主治理功能的萎缩。即使是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面临国家制度的构建与国家能力提升问题。亨廷顿甚至认为，民主巩固需要得到具备稳定性与权威性的制度结构的支撑，否则制度能力的缺失与制度化水平不足将埋葬民主转型的成果。因此，单纯的经济变化不能证明民主是否巩固，制度变量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民主制度能力与社会经济(经济发展)、文化条件(民主信念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与适应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民主巩固的成果。经济发展会提升公民的利益要求，壮大中产阶级，继而刺激中产阶级的参与意识。如果这种参与需求无法通过民主的制度化渠道得到解决，就会产生“参与内爆”的结果，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危及民主的生存。
其次，民主化进程并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从旧体制解体到高质量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多种方向与方式。为此，应该重视对于过程和政治变迁顺序的考察。在一国起到作用的因素，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中并不一定有效，这与转型的初始条件、基本动力与变迁过程密切相关。从此层面上讲，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看作是理解民主巩固的一个视角。因此，在探讨民主巩固的标准时，虽然不同的学者各执一词，互有争论，但是基本都认为民主制度的世俗化、定制化、规范化和适应性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②这些学者将民主巩固理解为一种制度、规则、及形形色色的动机与挫折的复杂系统的民主，认为“当所有重要的政治团体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该民主体制才被认为得到了巩固。
这些学者普遍将民主巩固看作是一过程，在此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制度建设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初步具备民主制度能力的国家更容易实现民主的非暴力转型，而且政治精英也习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妥协。在民主巩固的震荡时期，民主制度的决策力、执行力和贯彻力尤为重要，它可以增强公民对于民主治理有效性的认可，从而巩固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度能力会随着民主进程的进展而发生演变，会受到社会分裂程度、分立集团、外部势力以及偶然性重大事件的影响，因此民主制度生存的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简而言之，对于民主制度的考察，必然与“善治”、政权合法性、政治文化等理论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我们发现民主巩固的制度发展学派是通过批判早期民主化理论成长起来的，但是依然带有明显的“发展主义”色彩。因此，将其称之为“制度发展学派”较为恰当。此学派有两大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在认真地反思民主化发展的多种方向，尤其是在发展与民主持久性的关系的基础上，引申出制度因素在塑造民主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不是具体地，而是笼统地考察作为整体性的制度变量对民主巩固的影响，暗指制度对民主巩固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内所产生的作用是内在一致的，没有分析具体制度的类型或形式的民主巩固效应以及国别、地区差异。这种制度观无疑受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影响。其二，“制度发展学派”本质上认为，制度的演化像民主的巩固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在选举民主阶段(民主的初级水平)与自由民主阶段(民主的高级水平)，制度的特征是不同的，后者是前者的进化，且两阶段所表现出的制度特征是具有明显差异的。这种制度观无疑是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变种。所以，制度发展学派难以获得关于制度因素在民主巩固中作用的完整认识。
三、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学派主要比较研究不同的制度类别与形式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对于制度作用的研究更为细致，主要包括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议会制以及各选举制度之间的比较。本文以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比较进行分析，以此说明制度设计视角中的制度维度。
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比较，始于林茨所得出的结论，即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比实行议会制的国家更容易导致民主崩溃。总统制和议会制民主制度表现层面的差异，来源于宪政框架的安排。这又导致所谓的合作动机差异，使得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在维护民主巩固方面取得优势。③林茨的论断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比较民主化学者的激烈争论。这些学术争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遵循林茨的分析套路，即从政府形式的内在制度特征出发，从这些制度所引起的不同政治后果来解释其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这些论证意在寻找更多的中间型变量来解释政府形式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包括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的组织特征、官僚机构的责任心和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水平等。④林茨及其支持者实际上遵循了相同的分析模式：即一方面坚持制度的“内生性”分析法，先从分析政府形式的内在不同特征出发，继而考察这些差异反映在中间变量上的政治后果，以此阐释这些政治后果对于民主巩固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持久性差异实际上是由政府形式的内在差异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单向”思维模式，即将政府形式看作是自变量，自变量内部各要素相互支持，彼此融洽，进而通过中间变量渠道影响因变量。
相对于支持者而言，林茨的批评者所开展的研究更加多样化，他们构成了对于林茨结论的第二种争论类型。最早与林茨展开论战的霍洛维茨认为，林茨所选择的总统制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在将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作为分析总统制民主的范例时，没有注意到民主巩固其实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选举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在霍洛维茨看来，选举制度而不是政府形式塑造了拉美国家的民主持久性程度。⑤加斯洛斯基和鲍威尔也没有发现议会制在促进民主持久性方面比总统制更优越的证据。民主巩固与政府形式选择关系不大。⑥由此看来，霍洛维茨等人的分析是对林茨及其支持者“内生型”解释的批判，证明在议会制国家和总统制国家所观察到的民主生存能力上的差异可能并不源于政府形式上的差别，而是可能与民主发展的其他制度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孙明(Ming Sing)收集了1946年至2002年间85国的实证数据，发现以往的研究在分析民主生存时遗漏了两个重要的变量：立法的有效性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在维持民主持久性方面，总统制并不比议会制具有内在的劣势。⑦
除此之外，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出发，对自变量进行测量时的差别也会影响到结论的科学性。例如，舒加特和凯里就反对林茨简单地将政府形式划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两种形式。他们通过将政府形式按照多重角色主体划分为多种类型(议会制、总统制、总统－议会制、总理－总统制)后，将其与民主稳定的持续年代数据相结合，并没有发现证明林茨结论的经验证据。⑧在此基础上，萨托利通过对半总统制的考察，发现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存在缺陷。相比而言，半总统制更为可取。⑨
从研究操作角度上看，以下研究的各个要素都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性：案例的选择范围、概念的操作化、原因层次分析的差别等。对研究要素的不同处理，会造成研究结论的细微或重大差别。在理论逻辑方面，制度设计学派虽然注意到了不同政治制度差异性的政治后果，也开始对多维变量进行分类。但是，它倾向于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角度看待制度的效果。事实上，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是无法捕捉到制度变迁在民主巩固中的全部功效的，而这正是制度关联视角所关心的问题。
四、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制度关联
制度关联视角关心制度运行的真实状态。它认为民主巩固中的具体制度运行并不是基于自身的逻辑不受影响地发挥作用，而是必然与其他形式的制度相互关联。从广义上看，政治制度既包括具有规范性质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等具体正式制度，也包括隐藏在正式制度背后的规范、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根植于社会之中，被广大政治行为者所接受，具有强烈的适应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状态，可能改变正式制度的运行结果。此时，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高度关联的。另一方面，作为多维概念的制度，包括多种具体类型，其运行必然受到其他制度形态的影响。此时，各正式制度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先前的研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制度发展学派把制度被视为一种内在一致的结构性要素，具备不同的功能特征，从而对于民主巩固产生不同的影响。制度设计学者发现了更多的中间变量，丰富了制度形式影响民主巩固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民主巩固中的制度分析必须关照到以上两种制度关联。
1.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
非正式制度一直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维度，也逐渐被纳入到新制度主义的分析领域之中。一些理论家开始反思民主巩固研究中过分强调正式制度的倾向。迪斯肯等在分析导致民主成功与否的因素时，发现先前的研究要么只关注到了社会经济条件原因，要么只关注到了正式政治制度原因，并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为此，他致力于考察各种社会变量对民主成败的影响因子，把所有变量分为四类：制度变量、社会变量、调节型变量以及外国干预因素。实证发现，社会变量较之制度变量对民主成败的解释力更强，社会分化程度、运行不良的市场经济、不利的历史、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外国干预，只要满足五个变量中的四个，民主便会遭到失败。⑩通过反思，我们重新注意到了各种社会因素的重要价值，这些因素构成了非正式制度的生存空间。非正式制度正是行动者在适应各种社会条件的过程中接受和传承下来。因此，所谓正式制度的作用并非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规范化、正式的制度往往不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非正式制度。在这些社会中，公共政治权力私人化，政治精英经常会突破制度的局限，强加自己的意愿而不顾制度的约束。(11)桑姆潘(Sangmpam)指出，不管是新制度主义还是旧制度主义，都倾向于将制度和国家看成是第一位的，所谓的治理难题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这些学者恰恰颠倒了制度与政治的重要性，实际上非正式的、根植于社会的政治规则与惯例在塑造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形态方面的作用，要比正式的制度重要。(12)
以上分析表明，我们要重新审视制度运行的方式。也就是说，所谓的制度运行，其实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关联的表现。一方面，各种非正式制度构成了正式制度发展的基础性条件，限制着正式制度发生作用的方式与程度。罗斯等在研究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中，发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在民主转型之后，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党制度。政党的数量、名称甚至主张在不同的选举时刻变动，各政党党员的党派认同与隶属感微弱，呈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即“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造成此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政治权力运行中传统的极权主义惯性。(13)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方向是多样的。在一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会抵消正式制度的绩效水平，使得正式制度的作用弱化甚至丧失；在另一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会强化正式制度的绩效水平，支持与维护正式制度的运行，使得正式制度呈现出稳定化甚至是固化的特征。如在第三世界国家，基于种族而形成的自治传统可能会危及国家性代议制度的发展。在美国，流传于乡镇的自治传统却成为美国代议制度的补充。
2.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
制度关联同样会出现在正式制度之间。制度关联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其一，我们从经验上观察到了某种制度形式与民主巩固的相关性，可能并不是由此制度造成的，应该通过其他制度进行解释。比如，霍洛维茨在批评林茨的结论时指出，政府形式差异与民主成败经验上的相关性虽然很明显，但是政府形式并非是造成民主成败的主要原因，特定的选举制度才是解释拉美地区民主崩溃的主要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方法论角度来理解这种认识偏差，因为经验研究只能提供相关性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完全可靠的因果关系支持。
其二，制度关联可能夸大缩小甚至是改变我们从单一制度出发所得出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主要与不同制度类型之间的契合度有关。例如，梅因沃林和舒加特指出，林茨采用了简单的双变量分析，而且偏向性地选择了非洲和拉美不稳定的总统制国家作为案例，夸大了总统制的危险。他们认为，只要赋予总统有限的立法权力，鼓励在立法活动中具有纪律性的政党的产生，防止政党体制的极端分裂程度，就可以限制总统制潜在的危险。(14)柴巴布和利蒙吉在反思经典的总统制与议会制比较中，发现总统制下的政党政治必然是松散的，缺乏足够的约束能力。这就意味着投票者在进行投票时更加看重的是候选人主张符合自己选民利益要求的程度，而不是自己所在政党的主张。但是，两位学者发现，选举法律而不是政府形式通常被视为在既定体制中决定投票人是依据个人特质还是政党特征来投票的决定性因素。政党对投票者的控制力主要依赖于投票机会，依赖于政党名单内转移选票的规则，依赖于在政党水平之下进行投票的选择机会以及选区的规模。比如，如果选举制度支持政党名单内转移选票，那么投票者所做出的反对自己所在政党的投票，有很大可能性会因为选票在同一政党内的转移而变得微不足道，从而加大了投票者脱离政党进行投票的成本。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形式与政党纪律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15)
其三，正式制度间的关联方向也是多样的。逻辑规律相似的制度可能更加匹配，而逻辑规律相悖的制度则会发生冲突。也就是说，某一社会“制度群”内部各项制度的融合能力和匹配能力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对这些“制度群”所产生的制度绩效进行评估。利普哈特就评估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与瑞士和比利时的“共识民主模式”的制度绩效。前者是由相互匹配的内阁制、两党制以及多数决定的、非比例性的选举制度等多种制度构成。后者则是以匹配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平衡的政府制度(不一定是总统制)、多党制和比例代表制等多种制度的组合为特征。通过比较，利普哈特发现在36个民主国家中“共识民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制度绩效明显高于“威斯敏斯特模式”。(16)由此可见，综合性的“制度群”变量可能比单一的制度变量更适合用来解释绩效差异。
制度关联理论向我们证明，制度绩效很难用某一单一的制度变量进行解释。它也为我们解释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如为什么在某一国家获得成功的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时会失败。制度关联理论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差异性的非正式制度与移植来的制度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既有的正式制度与移植来的制度相互联系的方式差异。制度关联理论无疑扩大了我们对于制度作用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贡献了一份力量。
五、结语
本文详细考察了民主巩固研究中的制度问题。在浩瀚如海的文献中，民主理论家着重从制度发展和制度设计两个视角来理解制度问题。但是，仅此并不能向我们提供关于民主巩固中制度问题的完整知识。由此，我们提出制度关联的重要作用，它主要包括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两个方面。在我们看来，三种制度视角差异源自本身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制度发展学派仍然带有明显的政治现代化色彩，而制度发展学派与制度设计学派共同受到了整体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相比之下，制度关联理论则立基于“系统效应理论”(17)和“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18)。前者强调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后者重在弥合制度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的冲突。但是，应该看到，虽然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制度关联的作用，却并没有形成一套公允的方式来测量制度关联概念，也没有代表性的理论问世，这应该是以后学界努力的方向之一。
注释：
①S.P.Huntington & J.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②L.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2,2002,pp.21-35; G.O'Donnell,P.C.Schmitter & L.Whitehead,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 for Democracy,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③J.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Journal of Democracy,No.1,1990,pp.51-69; 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1,No.14,1990.
④M.S.Shugart,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Strength and Executive Strength:A Theory of Politicians' Constitutional Choic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8,1998,pp.1-29; A.Stepan & S.Cindy,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World Politics,Vol.46,No.1,1993,pp.1-22.
⑤L.D.Horowitz,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No.4,1990.
⑥M.J.Gasiorowski & P.Timothy,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Evidence from the Third Worl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1,No.6,1998.
⑦Sing Ming,Explaining Democratic Survival Globally (1946～2002),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2,No.2,April 2010,pp.438-455.
⑧M.S.Shugart & M.J.Carey,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8-27.
⑨S.Giovann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Incentives and Outcomes,London:Macmillan,1994.
⑩A.Diskin,H.Diskin & R.Hazan,Why Democracies Collapse:The Reasons for Democratic Failure and Succes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26,2005,p.291.
(11)J.Haynes,Sustainable Democracy in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4,No.3,1993.
(12)S.N.Sangmpam,Politics Rules:The Fals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olitical Studies,Vol.55,2007,pp.201-224.
(13)R.Rose,E.Tikhomirov & W.Mishler,Understanding Multi-Party Choice:The 1995 Duma Election,Europe-Asia Studies,Vol.49,No.5,1997,pp.799-823.
(14)S.Mainwaring & S.Mathew,Conclusion:Presidentialism and the Party System,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hew Shugart,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5)［美］约瑟·安东尼奥·柴巴布、［巴西］费尔南多·利蒙吉：《民主制度与政权的生存：反思议会制民主国家和总统制民主国家》，周艳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第2期。
(16)［美］载维·哈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17)［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Tang Shipi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Routledg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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