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与文艺理论教学”高级研修班研讨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文艺理论论文,纪要论文,高级研修班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6-0145-07
全球化与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早在1996年10月的西安会议中就提出来了。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体的表征之一，就是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持怀疑态度，将这一认真的学术探讨说成是学术炒作，是一个伪命题。对此，钱中文先生立足全球化语境这一现实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是文化的一体化，即西方文化日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中心话语的地位。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它的意义不言而喻。那种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炒作的观点是典型的无根心态的体现，而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伪命题的观点则表现出对古代文论的虚无主义态度。
钱中文又进一步指出，文化全球化更近于当年歌德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而提出的世界文学，抹去其中人性论中的唯心思想，文化全球化应该是由世界各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多元化。由此，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就浮出了历史地表，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自然也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纠偏、承续与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的必然要求。所谓纠偏，是纠正“五四”以降文论建设过程中一味追求横扫旧文化的批判精神；所谓承续，是西方文论可以学习、借鉴与吸收，但不能代替当代文论的建设，只有激活建基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古代文论，使之融合而为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才能建立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基于这样的现实语境，钱中文要求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来观察问题，倡导以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新的思维方式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
基于这样的认识，全球化／一体化，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说词，这个说词蕴含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浪漫主义色彩，它掩盖了文化多样化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纽约大学副教授张旭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的演讲审视了我们这个时代支配人们意愿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运演逻辑。揭露全球资本主义需要的全球性政体形式的不道德和不人道，在看似提供“法律和秩序”的政体背后价值标准的两重性：用文明的标尺彻底排斥他者，确保自我的绝对自由和安全。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如果抽象地、非历史地抨击民族国家、民族主权、民族文化和政治生活等理念，对后现代／全球化主体性的认识迟早就会变成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重新确认，后现代／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迟早会变成罩着一层薄薄面纱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他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西方主流文化隐藏在包容性背后的排他性、平等背后的不平等性和排斥异质性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用杰姆逊的话概括即是一种“压抑的多元性”。上述表明，“后现代”和“全球化”这两个词标志着文化变成政治的历史时刻，对全球化空间中的文学问题做政治哲学的理解，可以促使我们与后现代主义和去中心消费主义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财富保持“谨慎的距离”，明确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深刻悖论：在自由、多样性和多元性背后的霸权秩序，从而始终葆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全球化问题与中国文化输出》中，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全球化中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中国的立场。文化危机问题有的是世界性的，诸如精神病、自杀、艾滋病等；有的是立足民族主义立场建构起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潜存的中心立场带给文化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两种形态表现出来，一是文化霸权主义，这是与经济的霸权地位相一致的，二是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在文化曾有的优势在现实中式微后产生的；还有的是同一区域文化输出中各国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这些表现形态背后的文化视角概括起来不外俯视和仰视两种。为此，王岳川教授指出：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的建设立场，应采取平视的视角实现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样做或许可以避免文化传播中上述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就古代诗学对新世纪文艺理论创新的启示问题做了具体深入的思考。他指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诗性的方式出现和中国古代文艺的最主要类型是诗相关，对诗的把握要用心去领悟，却不可以用逻辑语言去推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的思维特征。这对于建构新世纪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他看来，首先是方法上中国古代诗学对当代的启迪；其次是对话的基点，中西文论可以对话，但对话不可以以各自的立场去梳理对方，而应站在他者的立场；第三，古代文论中有多少成份、以什么形式转换并进入当代文论中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整体的不可能和部分的可能并存；第四，今天古代文论的转换是现代人以现代的意识去阐释古代的概念，批判地进行吸收和发展，而不可能回到古代的意识。这种转换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第五，文论建设中的取代模式不可取，它背后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文论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金惠敏博士则大力为后现代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后现代性批判不是事实而是思想，而思想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而在非后现代社会同样存在后现代性。并以例举的方式彰显了后现代主义与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关系，诸如庄子中“凿七窍而死”的故事孕含的反人类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孔子以“仁”超越主客体分裂方法的局限的主张，《浮士德》所意识到的现代性危机，它所张扬的不断地追求终结的同时隐喻追求的终结所意味着的生命的终结，都与后现代怀疑意义终结性相类。金惠敏还考察了后现代强调过程和回到历史的思想对现实的启示和意义，即它之与西方神学是理论建构性而非颠覆性与证明性，它之于大众文化是肯定现实合理性而非伦理正义性，它之于哲学解释学是自我丰富扩大而非丧失、寻找，它之于反神学是去中心化而非以理性取代。最后预言，后现代“帝国”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版图，因为它揭示了我们人类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它的精神将不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博士则从三个具体的文本分析着手，就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中的直接感受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做了如是归纳：
他指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怨恨与羡慕相交织，具体表现为对中国自身状况的怨贫恨弱心态和对西方的怨强恨霸心态。由于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存价值的具体、日常的而又深沉的体会，伴随生存境遇和生存价值的改变，现代性体验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发生着的。他在比较了王韬的《海底奇境》和胡适的旧体诗《睡美人歌》后认为，随着具体现代性体验的演变，有关东西方的文化想象发生了内在的颠倒性演变。同样是想象以中西会通的方式去使病染沉疴的中国文化起死回生，但中西地位与角色却已经发生根本性颠倒：在王韬，基于对古典性传统的自信或温和的改良理想，贫弱的中国只要敢于借西法以自强，就能重获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在胡适，基于对古典性传统的绝望和对西方现代性的乐观及“激进的革命”要求，中国虽美却弱，需要以强盛的西方来救助。而王一川对黄遵宪诗《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的解读，则表明个人的全球性体验并不是一个内容单一的同一性整体，而是充满了古与今、中与西的对立，以及更为根本的同与异的矛盾。这些对立或矛盾既是全球性背景下产生的体验，又是全球性的必然构成。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中对三郎在国门、家门和佛门间彷徨无助、痛苦万状的情状的描绘，意味深长地折射出全球性境遇里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困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博士主要分析了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问题。他从左翼文化运动中“批判”一词高频出现在批评家叙述中这一现象入手，首先分析了批判理论与现代性。回顾中国历史上三次现代化运动，在催生富国强民同时又孕育了怨强恨霸的社会心理，这两者间形构的紧张与矛盾、分裂与错层，既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动力，又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反现代性主导思想。他还考察了现代文学几代左翼文化思潮传播者的身份及其表现，勾勒出现代文学中追求物质现代化和精神革命化分裂性主题的关乎人的社会文化因素。他还就左翼文学运动中滋生的批判理论的双重性的当代形态做了描述，警醒我们关注其经审美化处理了的反人性和反审美性内涵。
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大众文化
当前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论题是近来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博士认为，当代文论的文化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不必虑及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是否会引发文学本体消解和文学审美性的消失。纵观历史，文学的边界，包括它的体裁或种类实际上一直都处在变动之中。当代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学科“内爆”，审美性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性，美学成了社会组织化的原则。有生命力的理论应当对这样的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做出积极响应。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将携带以往文艺理论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多年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元共生格局，新理论的建构应建立在多样话语的对话交往的基础上，在理论通约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张力场中生发。因而，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空间，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博士则从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一现实出发论证了文化转向的当代表征。他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的边界模糊。审美泛化的这一现实要求文艺学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长期以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封闭的自律论的文艺学阻碍了它的发展，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就是超越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研究的努力。文艺学知识创新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结合中国实际；大量吸收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理论吸纳中坚持反思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明确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社会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消除文艺社会学重建中机械反映论与阶级论的可能影响，创建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
当代文艺学必须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晓明博士深入到中国当下一些大都市和沿海开放城市这样的具体历史场景中，细读这些场景中的符号、影像和信息，从文学符号生产和传播及它的美学变化考察消费社会与文学叙事的审美互动。在文学艺术和消费社会日渐同化适应的时代，文学以平民化、反本质主义以及反等级化的叙事维护它的叛逆和创新。消费社会在提供我们消费图景同时，冲击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文学就在与消费社会同化、对抗与变异中磨损或自我更新，这是对消费社会的挪用与反思，是以审美为中介的仿真把消费过程和欲望想象结合起来。
比较诗学：中西文论研究的深层对话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鲁晓鹏博士的论题是《想象他者：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对中国的定位》，他从传统比较诗学对古代中国文化／文学的理想，左派和西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乌托邦想象，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崛起及其与总体电影美学发展关系方面切入研讨。电影研究则是他讲述的重点，他指出：一、中国电影研究在美国发展迅速，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已经超过文学研究。作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构成，中国电影研究在美国电影学和中国研究中成为显学，这显现了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已成国际性潮流。二、三地知名电影导演在美国的影响与地位，和我们立足本土对他们可能有的影响的想象有很大出入。除了成龙、李安片子的票房可以与好莱坞一争高低，其他导演总体影响范围和程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广泛、强烈，这与我们的介绍方式和介绍内容有一定关系；而其中根本的是一直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对东方文化的拒斥。三、《卧虎藏龙》的出现表明全球化形势下，资本的跨国运行，使异质文化因子的熔融、国际化成为现实，文化的中心主义和电影的民族化双双被削弱。
清华大学教授王宁博士回顾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概括出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人为因素，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成了接受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新修正主义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质疑文学经典这个话题是跟随文学史神话的消解而退出的。静态考察文学史，它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和历史客观性，可仅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曾经历了60年代的接受美学和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这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相伴的是对文学经典的质疑和文学史的重写。
谈到经典的构成乃至重构理论，王宁还隆重推出两位西方学者：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和荷兰的杜威·佛克马。布鲁姆认为取决于当下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的选择。佛克马基于他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文化的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自然要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如何重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修正式理论得到特别强调，其中“误读”理论强调：对历代有着丰厚积淀的前人的创造是很难超越的，后代的创作可以通过对既定解释的有意误读达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式”创新，当然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文艺美学研究的价值论与美学的转向
“美”辨是中国人民大学黄克剑教授对作为一种价值祈向的美的略说。在对“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的检讨中，黄教授首先明确“美是什么”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的意味，他指出，“美的理念”启示给人们的是“美”这一独立价值向度上的可期望的至高境界。我们切不可把它实体化，消除“美”在价值理想上的那份虚灵，美用于“形容”一种情境。黄教授回顾了西方从柏拉图到康德以至胡塞尔发生的三次审美自觉的历史，让我们去捕捉审美形式后意味的“美”的价值诉求，层层彰显“美”怎样在认知视野中隐去，又怎样在价值取向上再现的历史过程，拂去蒙尘于心灵的、日积益深的理性。强调我们去感受生命的脉动以及错觉背后心灵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不要执着于语言或逻辑认知，否则就不会发生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委屈和维特根斯坦对柏拉图的误读。审美形式作为“美”的价值取向的表面化和直观化，它不是相对内容的外表的东西，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措置“材料”的主动。在亚里士多德，它是体现某种确然的价值目标的一定要素的排列和组合；在康德，“反省的判断力”将自由与自然、理性与知性联为人的心意机能的有机整体，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感性表象”，审美形式因此自成一格而独立于知性范畴之外；从形式主义到符号学，始终回响着艾亨鲍姆的“形式消灭了内容”的声音，审美形式是灌注精神韵致的意向性构造。与人对生命意义追问相一致，生生不息；换言之，作为价值祈向的“美”呈现于审美形式，审美形式则是对“轴心时代”之“美”本身的无终结的回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美学学会委员高建平博士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眼中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他以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三次大的转向即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转向为纲，对这个世纪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做了清晰准确的描述。
中国人民大学成复旺教授则向学员们阐释了他的“生命美学”。他指出关于文化的思想，不应以技术模式为导向，而应以生命模式为导向。以技术模式为导向，按人制作器物的样式来考虑问题，以生命模式为导向，按生命生长样式来考虑问题。而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模式为导向。同是“气”，在西方，它作为万物始基是无生命的，是微小物质颗粒；在中国，以孕育生命的眼光看万物，它就有了阴阳，而阴阳合则万物生，生生之为易，代代相生。同是“生命”，在西方是生命科学之生命，在中国是生气不息、代代相传的生机；同是“二分”，在西方是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和辩证统一；在中国是形神，即形体之形和生命灵性之神，与形式内容不相对等，也是以生命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成教授在分析了上述形同质异的概念之后，又例举比较了中西方一些文论家的哲学艺术观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内核是生命。这不是说中国艺术不讲究“技”，只是它更强调人应该返回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
文艺理论教学改革问题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对他近年来在文艺理论教改方面做的工作做了总结。基于我国现有文学理论课程内容、体系和方法问题过于专业化和强调理论性，忽视跨学科性和实际的操作性，他提出了“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思路。所谓“双向拓展”即从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向拓展和从微观的具体文本方面拓展，并形成了以文学理论为基础课，以“文艺美学”或“马列文论”为必修课，辅以“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等选修课的文学理论课程新格局。教改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边界，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综合处理中国语言文学及其他文化问题的能力，而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不只理论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且在提高学生的批评能力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先生综述了新世纪文论发展的多极化又一体化的趋势，基于20世纪以分析思维取胜的对文艺各个层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的现实，结合他自己多年来学术探索所积累起来的治学经验，提出了文学研究的综合与创新的学术发展思路。他主张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地综合，具体为：一是多种文论学理系统的整合化和一体化，包括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二是辩证地综合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像马列文论、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之间的综合，文论的物性、诗性和神性之间的综合，科学的、诗学的和神学的文艺观之间的综合等；另外，他还特别强调、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艺，应从舆论倡导和精神层面上对改造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实现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与社会理性、历史进步相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才教授做了题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亟需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的讲演，认为正确认识当代文艺实践的重大变革是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亟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他把当代文艺实践的重大变化现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从文学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着眼，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变动，体现为媒体型、日常型的话语日渐遮蔽和改写着现代性的理论批评话语。二、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观察，电子传媒改变了当代文艺生产的整个生态环境，世界上再也难以找到纯一体的文化形态。三、从文艺发展的内外因素看，传统文艺形态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边缘化，大众文化及新奇的艺术娱乐形式日益成为现代文化艺术的主要形态。四、比较大众文化和传统艺术各自的长短，基于影视、多媒体艺术表现方式限制想象力的挥洒，而传统艺术形式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他预言在大众的文化活动中，随着人们艺术趣味的不断变化，经过调整后的传统艺术形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会上升。上述文艺实践的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对这样几个问题做深入探讨。一是将文论研究置于文学文化的大视野中，求得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定位；二是揭示文艺研究中文化维度的意义及其限度以及与文学之维的深层关系，为拓展文艺的基本范畴乃至重构当代文论的话语形态提供学理依据；三是探讨当代文论的本土化特征，以及它和当代世界文论发展的关系。这些观点对文艺理论学科的改革不仅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且为学科问题的深入探讨指明了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周忠厚教授也就马列文论教学中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对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的考察中，我们既要看到微观范围内的不平衡，又要看到宏观范围内接近于平衡；既要看到绝对意义上的不平衡，又要看到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也可以说，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是微观的不平衡和宏观的平衡、绝对不平衡和相对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所说的五个方面是：一、从大的范围和长的时间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是认为物质生产发展带来艺术生产的发展。二、这种宏观的大体平衡表现为微观的不平衡，相对的平衡表现为绝对的不平衡，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三、既要看到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制约，又要反对简单平衡论。四、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角度承认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的大体平衡关系是唯物的；而从偶然性和绝对意义的角度承认两者的不平衡关系是辩证关系。五、全面认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这种微观不平衡和宏观的大体平衡的辩证关系的规律是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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