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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生于1899年，明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对于这位著名小说家的评价，在他得诺贝尔文学奖（1954）之后最为热闹。美国报刊似乎有意把他的生平故事传奇化，而虚荣心很强的海明威又喜欢这样的炒作，喜欢别人把他的创作同他传奇化了的生活混为一谈。1961年他去世以后，评论界冷静下来，颂扬少了，声誉一度低落，最近一、二十年又有所回升。
四大小说
六七十年代，海明威声誉不高。批评主要来自女权主义者。许多人批评他笔下的女性都是“硬汉子”的“陪衬”，一个个都像“温顺的小猫”，要不就是“坏女人”。他对家里人也如此，他同母亲关系不好，常在同友人的信中骂自己的母亲；他对妻子的要求是“当好管家婆”，不尊重她们的独立性。笔者在第四届国际海明威讨论会（1990）上亲耳听到有人批评他不该在客厅里自杀，使他家里人收拾起来很不方便，而应该在浴室自杀。加上他个别作品中有排犹倾向，所以他在“政治正确”（p.e.）这一关不好通过。
由于肯尼迪总统帮助过海明威夫人玛丽·海明威从古巴寓所取回海明威的遗物，玛丽便将其全部海明威的手稿、信件、照片及其他珍贵资料捐献给位于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该馆于1980年开辟了“海明威研究室”，将资料供公众研究之用。1981年，海明威基金会成立，创办了《海明威评论》，每年出两期，其中发表的文章充分利用“海明威研究室”收藏的资料。
从《海明威评论》创刊至今发表的文章看，海明威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四大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永别了， 武器》（1929）、《丧钟为准而鸣》（1940）和《老人与海》（1952）。 这四部小说代表他三个方面的创作成就：《太阳照样升起》代表“迷惘的一代”的情绪，《永别了，武器》是它的继续，从主人公参战的痛苦经历追索“迷惘”的社会原因；《丧钟为谁而鸣》代表作者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老人与海》是他许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硬汉子精神的概括和升华。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评论界对《太阳照样升起》的重视超过其他三部作品。《海明威评论》出过《太阳照样升起》的专号。评论的内容涉及结构、布局、人物分析、主题发展、小说背景、风格特点等等。评者指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对战争表示失望的一代青年人，而是“原始人的现代翻版，从痛苦中重新生活”，指出这部小说写一群年轻人从巴黎浪迹到西班牙是“朝圣小说的结构”，又指出小说通过具体地点、街道、巴黎生活的细节、人物的行动来表现情绪而不作长段的描绘，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太阳照样升起》是一部情绪小说，没有悬念，没有对人物形象的挂牵，也没有多少故事情节。也许这一些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它在中国不及其他三部小说有影响。美国之所以重视它，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被列为教学参考书目，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情绪。
关于《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争议
《海明威评论》除了“评论”之外，对海明威作品的文本分析居多，内容很杂，摘其要者，有下列问题：
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的对话混乱问题；
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与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1914）的比较研究；
《永别了，武器》这个标题是如何从43个标题中选出来的；
海明威作品中的重复手法；
海明威的游艇《皮拉尔号》的航海日志；
《老人与海》的故事来源；
《老人与海》中的孩子曼努林究竟几岁？从他与老人谈到狄克·西斯勒这个著名的棒球手判断，他应该是22岁，而不是一个孩子；
海明威少年时代的阅读书目；
短篇小说《夏天的人们》中的人物影射什么人；
海明威晚年究竟得了什么病。等等。
此外“海明威研究室”还发掘出海明威早年当记者时的通讯报道和一些较完整的短篇小说。
在《海明威评论》及其它一些刊物中争议最多的是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这篇小说译成中文三万多字，是海明威最长的一个短篇，仅次于《老人与海》。争议的焦点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有意谋害自己的丈夫。
故事是这样写的：美国富人麦康伯偕妻子玛戈去东非狩猎。第一次打狮子，狮子受伤扑了过来，麦康伯吓得逃跑，由白人狩猎向导威尔逊把狮子打死。玛戈觉得丈夫是“胆小鬼”，当晚钻到威尔逊帐篷里睡觉，以示对丈夫的羞辱。第二次打野牛时，麦康伯表现得非常英勇，不怕危险，将最大的一只野牛打死。麦康伯得意非凡。玛戈“看到了弗朗西斯·麦康伯身上发生了变化”。第三次打野牛，野牛受伤之后向麦康伯冲了过来，形势非常严峻，玛戈“眼看野牛的犄角马上就要冲到麦康伯的身上，就用那支6.5毫米口径的曼利切向那条野牛开了一枪， 谁知道却打中了她丈夫的颅底骨上面约摸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麦康伯死了。
这篇小说1936年发表后，多数批评家， 包括有名的艾·威尔逊（ Edmund Wilson）等都认为玛戈有意杀死麦康伯， 最有力的证据是白人向导在麦伯康死后对玛戈说：“你干吗不下毒呢？在英国她们是这么干的。”而且玛戈这个“大美人”是为了钱才嫁给麦康伯的，但内心非常蔑视这个“胆小鬼”。少数批评家认为海明威写得明明白白：她“向那条野牛开了一枪”，而且向导在说“下毒”的同时准备照相，说“这些相片会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脱掉干系”。但多数人接受玛戈借机谋杀麦康伯的观点。
1981年，《巴黎评论》发表了海明威一篇遗作，其中写道：他把玛戈“从头到尾”“写成一个坏女人”，她“除了制造麻烦外”，“对谁也没有好处”；“我创造了她，完全是从当时我见过最坏的荡妇那儿照搬过来的”。而麦康伯，海明威说他“是个善良的傻瓜”。（《短篇小说的艺术》）海明威自己都这么说了，事情似乎不必再议了，但仍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玛戈是在救丈夫，主要的论据是：威尔逊的话两头都有理，是为了逃脱他自己作为向导没有照顾好顾客的责任；有人说6.5毫米口径的曼利切只能杀人，根本打不死野牛， 反对者说那不是玛戈的责任，小说中玛戈从来没有摸过枪，她哪知道不同的枪支的威力；如果她真要丈夫死掉，她只要冷眼旁观，让野牛去撞死丈夫，何必自己举枪？
这类争议文章以后可能还有，目前许多人似乎可以接受心理学派批评家菲·扬格（Philip Young）一个自相矛盾的解读，叫做“有意的误杀”（by mistake on purpose）：玛戈本意是想救麦康伯， 但潜意识里恨他，有意无意地把他打死， 扬格称之为“弗洛伊德型的失误”（ Freudian slip）。（《海明威评论》，1983年春季号）
对这篇小说讨论的意义在于如何解读海明威小说中很少出现的含混手法和海明威对“勇敢精神”的探索。
对《春潮》的重新评估
《春潮》发表在1926年，是海明威最不起眼的小说。传统的看法是海明威不同意批评界说他受舍伍德·安德森的影响，便写了一本“戏仿”小说，挖苦安德森，以便公开和他脱钩。再有一个原因，他想换一个出版社，但拘于合同，便把《春潮》寄给原出版社，而那个出版社也负责出安德森的书，自然不同意出《春潮》，于是原出版社成了违约方，海明威从此把自己的书转到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正因为有这些背景，这部小说历来不受重视，传记里一带而过，文学史不提，甚至在海明威书目中也常被删去。
1996年春季号的《北达科他季刊》开辟了“尼克·亚当斯评论”栏目，实际是海明威专论，因为尼克·亚当斯是海明威一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他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面影。在这个栏目中，海明威专家D.琼金斯（Donald Junkins）发表了长篇论文，对《春潮》进行了重新估价。
他认为，海明威这部小说不仅嘲讽了安德森，他点了名的作家有20多人，包括H.门肯、爱默生、J.R.洛威尔、亨利·詹姆斯、E.E.肯明斯、凡·道仑、辛克莱·路易斯、薇拉·凯瑟、朗费罗、D.H.劳伦斯、多斯·珀索斯、H.G.威尔斯、格·斯泰因、菲茨杰拉尔德等人。琼金斯认为，在这些作家中，凡是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海明威无不采取嘲讽的态度，这包括“对屠格涅夫小说标题的借用”，虽然他欣赏《猎人笔记》，但“对自己的《春潮》作了漫画般的处理”，“也含有对屠格涅夫这个标题的暗讽”。
这说明海明威不赞成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创作，另一方面小说对早期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更为尖刻：它“嘲讽现代派新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个人失落感、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的异化感、原始主义的传奇、偶象崇拜、迷恋异国情调）……等等”，这远远超出对安德森的批评，因为海明威嘲弄的《黑色的笑》仅仅表现了安德森弗洛伊德式的现代性意识以及无病呻吟的文风，不包括本世纪初现代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幼稚的东西。
琼金斯认为这部小说说明海明威既不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现代主义者。他把海明威定位为“现代作家”，而在《春潮》中海明威正在形成作为“现代作家”的自身特色：“重复手法、冰山理论、话里有话的陈述态势，以及永不反悔地赶不固定的圣节。”这位专家的结论是：“《春潮》的创作和出版是海明威作家生涯的转折点。”
文体家海明威
对海明威的语言风格，历来评价很高。他去世之后，对他语言、文体、风格的研究似乎更趋于细致，如有的专门研究他的重复手法，有的研究海明威的常用词，如nice（好）、things（东西、事情），以及对他们“模糊的妙用”。最近我见到一篇文章，研究海明威“交错配列的句型以及它们在叙述方面的作用”。作者麦克斯·南尼（Max Nanny ）教授指出，海明威文体之所以有音乐美、对称美是因为他惯用“交错配列句型”，他列出的公式是1－2－3、3－2－1，具体的例子如“玛戈太漂亮了，麦康伯不会同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不会同他分手”，其中上句用Margot，too，for，Macomber，下句用Macomber，too， for，Margot，就是这种句型。（见《北达科他季刊》1997年，第64 卷，第3期）笔者随意翻阅海明威的短篇，也发现不少这种句型， 这位专家找了海明威语言文体中一个特点。
对海明威语言风格研究较深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北达科他季刊》1996年春季号上的《海明威是怎么写的？ 》， 作者艾伦·约瑟夫斯（Allen Josephs）是海明威基金会和海明威协会的主席。 他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手法有五个特点：
1.根据经验进行创造；
2.省略；
3.视觉化；
4.使读者能触摸到；
5.暗含诗意。
这几个特点在海明威生前就有人分别提到过，但没有人综合过。在这篇文章中，约瑟夫斯发掘出一些名家对海明威文体的评语，例如，早在1922年，海明威还没有成名，庞德就说过：海明威“写的诗非常之好，他又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散文文体家”；再如乔伊斯赞扬过：“海明威表现的形式的背后含有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的内容。”又如，著名批评家A.卡津（Alfred Kazin）指出，海明威写作特点是“细节一个接着一个”，这是说他用意象主义手法来写小说。
至于这五个特点相互之间的关系，约瑟夫斯特地请了一位数学家列出这样的公式：
视觉化（经验—7／8的冰山）÷诗＝海明威的客观对应物，即“使读者能触摸到”
笔者缺乏数理头脑，对这个数学公式似懂非懂，尤其不解为什么把诗除掉还能“暗含诗意”。我依样画葫芦照译过来，供读者评议。
约瑟夫斯认为，现在的英语文体处处都有海明威的语言风格，已经“不可能辨认出哪些是海明威因素，尤其是在小说创作方面”，由此他认为“自莎士比亚以后，对我们的语言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海明威”。
海明威的语言风格的确影响了一代文风，但与莎士比亚并列，并不恰当。1950年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把海明威与莎士比亚相比，说“他是莎士比亚之后最重要的作家”，连海明威自己都说奥哈拉这话“可笑”。从语言创新方面讲，莎士比亚使用过的词汇达两万以上，引进的新词也有三千多个，至于他创造的警句名言，更是又多又精彩，有不少一直活到现在，这不是海明威所能企及的。语言的多样化与内容的多样化是同步的。莎士比亚之能成现代英语的奠基人，主要在于他艺术世界的广阔和丰富，相比之下海明威毕竟单薄，这决定了他语言革新的限度。在这一点上，从不知谦虚为何物的海明威倒有点自知之明，他自称“海明威的影响只是在语言方面作了某些净化”，不过这些净化已“归了公有”。（1947年8月4日访谈录）
海明威在欧洲
1992年，《海明威评论》发了一期“海明威在欧洲”的专号，评述海明威自六十年代之后在欧洲各国的接受情况。总的来说，海明威的小说在欧洲各国很受欢迎，但各国情况不同，对海明威的评价也有所不同，他的影响主要在作家中间。
在英国，海明威的作品读的人多，研究的人少。六十年代，博士论文以美国作家为题的集中在亨利·詹姆斯、爱·伦坡、霍桑、N.V.林赛和哈特·克莱恩等人；八十年代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以美国作家为题的有索尔·贝娄、罗伯特·潘恩·华伦、华莱士·斯蒂芬斯，约翰·贝里曼和庞德，尤以庞德为最多；及至九十年代，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尔德三人才占据中心地位。
在作家群里，海明威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愤怒的青年”派作家约翰·威恩（John Wain）把海明威看成“经典”作家， 把他同荷马相比。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说，在现代作家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突然成名，不声不响地影响如此多的作家，改变他们的写作方法，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在欧洲各国中，海明威的作品在法国最受欢迎。截止1991年的统计，《太阳照样升起》在法国发行十一万册，《永别了，武器》发行二十八万册，《丧钟为谁而鸣》发行二十万册，《老人与海》发行一百五十万册。不仅作品，连他的传记、亲友的回忆录，如莱斯特·海明威的《我的哥哥海明威》（1962）、记者A.E.荷其纳写海明威晚年生活的《“爸爸”海明威》（1966）、C.贝克尔的《海明威生平故事》（1969）、丁·梅耶斯的《海明威传》（1987），都很受读者欢迎。（注：关于海明威的传记， 本文未列专题， 此处简介如下。 一般公认C.贝克尔（Carlos Baker）的《海明威生平故事》最具权威性，因为贝克尔教授与海明威生前有过交往，海明威去世后，他夫人把有关资料交贝克尔使用，说是授权贝克尔写海明威传。这部传记生平资料详尽，而且有可读性。此后的传记最重要的是M.雷诺兹（Michael Renolds ）六卷本的海明威传，到目前为止已出四卷：《青年海明威》（1986）、《海明威：巴黎岁月》（1989）、《海明威回美国》（1992）和《海明威在三十年代》（1997）。这部大型传记除了纠正贝克尔传记中一些事实错误外，主要特点是选用各家对海明威作品的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读者喜欢他，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粗犷、大胆的新的生活方式。”作家喜欢他，是因为他“写得漂亮”。他们认为，海明威的地位相等于纪德、普鲁斯特、塞利纳和加缪，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海明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遭遇富于戏剧性。海明威因为在《永别了，武器》中批评过意大利军队的愚蠢与无能，他的作品一直遭禁，四十年代后期才陆续介绍到意大利，及至八十年代，他的作品进入课堂，不少博士论文以他为题目。他同福克纳被意大利评论界视为“美国当代经典作家。”
关键在于不少人对《永别了，武器》的看法有了转变，尤其是写意军从康波雷多撤退的场面，“不止是一个美国人（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美国下级军官——笔者）的悲剧，也是意大利人的悲剧”，他们称这部小说是“我们民族不可分割的史诗。”其他如《雨中的猫》、《我的老头儿》等以意大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也很受欢迎。甚至在美国公认为海明威败作的《过河入林》（1950）也因为有意大利的景色描写，受到批评界的重视，罗姆巴多（A.Lombardo）认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其中活跃着对以往的战争和最近一次战争的回忆。”
同样，最推崇海明威的是作家们。卡尔维诺说：“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把海明威当作上帝……在那个时候把我们推向海明威的原因是他的写法既有诗意又有政治，积极热情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过，后来卡尔维诺发现海明威的弱点是“狭隘”，读多了觉得有一种“不自然的风格化”。
海明威的对话在意大利常为作家所模仿。批评家塞西（E.Cecci ）说：“海明威著名的对话现在处处可见。在小说创作和报道文学中，常见到那种重复的、令人愉快的句型，看来很平常、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经过咀嚼，它们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产生一种神秘的韵味……”。
海明威在西班牙又是一番遭遇。因为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明确支持西班牙民主政府，反对法西斯势力，佛朗哥政府上台后对海明威密切关注，禁止他入境，也不准《丧钟为谁而鸣》在西班牙翻译出版。但是出版界仍出他的书，批评界也不与政府保持一致，经常讨论海明威。
批评界对海明威的争论焦点是：海明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班牙。早在海明威生前，西班牙左翼批评家阿图罗·巴雷亚就批评《丧钟为谁而鸣》歪曲西班牙的人民斗争：让土匪马帮去领导游击队、集体屠杀、女主人公被轮奸又主动钻进美国人的睡袋里去……等等情节不符合西班牙国情，认为“海明威犯了一系列严重的语言学—心理学的错误”，“他只懂得人们在斗牛场上的情绪”。海明威去世后，此文再次发表便引起争论。有人指出“正是海明威对西班牙有自己的理解才使他与众不同”，还有人认为海明威不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美国人的思维”。而且，描写西班牙内战成功的小说只此一部，又具有反法西斯的倾向，无论如何，它是一部“经典小说”。
西班牙读者喜欢海明威不止是他写不少斗牛故事，还因为他在二十年代表现的“迷惘情绪”到五十年代《老人与海》中的“命运观”，很投合西班牙国内外影响日渐衰落的民众情绪。有的批评家把海明威纳入从塞万提斯到马查多（Antonio Machado）的西班牙文学传统， 因为海明威实际上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正是西班牙的传统。
海明威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译成德文，所以他在德国、奥地利的名声很响，但在纳粹统治时期，他的作品遭禁，二战结束之后继续出版。在这两个国家，他的短篇小说，如《雨中的猫》、《白象似的群山》、《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很受欢迎，一些作家把它们当作“楷模”。批评家认为“海明威要说的东西不多，但他说得很漂亮”。研究者认为：海明威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中间一个重要的环节，同庞德的意象主义和T.S.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处于同一水平线。”
海明威在挪威、瑞典、葡萄牙和南斯拉夫的情况大致相似：对他的评价，六七十年代低落，八十年代之后恢复，对作家有影响，读者群始终不减。
有两点值得注意。瑞典人很欣赏像R.卡弗（Raymond Carver）、R.福德（Richard Ford）等美国当代“极简派”小说，指出他们“继承海明威的文风”。挪威批评家在海明威作品中看出“理想主义”和“美国精神”，所以很欣赏G.斯泰因对海明威的评价：“你们别看海明威很时髦（modern），他身上有一股博物馆的味道。”（语出《爱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
对海明威遗作的评价
海明威去世之后，海明威的夫人玛丽·海明威和出版社整理发表了他的一些遗作，除了一些短篇之外，主要的有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1964，前译《流动的宴会》）和长篇小说《湾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欧洲和美国批评界一致认为《不固定的圣节》写得精彩，对他二十年代在巴黎的学艺生活写得很温馨、坦荡、真诚，尤其是把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写活了。但是对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评价就很不一致。
美国批评界基本上肯定这两部小说，人物故事考证、文体分析、原稿与定稿比较分析等甚多，而欧洲批评家对这两个长篇，包括他去世前写斗牛的长篇报道《危险的夏天》（1960）持否定态度。即使热心于海明威的人也“感到失望和烦恼”，他们看到的是海明威的“衰竭”，“是海明威对已往的成就矫揉造作的模仿”，这些作品虽然发行量很大，但只不过是海明威家属和出版者的“商业炒作”。
笔者倾向于欧洲批评家的看法。《不固定的圣节》之所以好，是因为海明威在生前已经定了稿，本想发表，却因自杀未能问世。《湾流中的岛屿》和《伊甸园》就不是这个情况。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海明威雄心勃勃，想写一部“关于海洋、天空和大陆”的巨著，但力不从心，写成了但自己并不满意，于是只选用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即二万六千多字的《老人与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狗扔掉了，只留下狗尾巴。”（杰德·吉莱：《老朋友回忆海明威》，1965）而他的遗嘱执行者却把他“扔掉的”东西拣起来，加上一个题目出版。海明威之所以扔掉大部分，只留小部分，说明他对自己艺术创作要求之严，在发不发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事实上，这部小说结构松散，主人公（画家）教儿子在海上捕鱼的描写有点《老人与海》的遗响，其余部分缺乏海明威的光彩。
《伊甸园》写一位作家的恋爱纠葛，女主人公倒是有点个性，但整部作品缺乏海明威常有的弦外之音。原稿二十万字，被出版者删去十三万字，可见是别人为海明威定的稿。定稿者大概只记得海明威是用“斧子”删节作品的，而忘了“删”后还要“改”，还要拿起金钢钻刻刀雕凿他的文句，把一些最寻常的用语修磨得闪闪发亮，让它们焕发出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海明威生前最高稿酬达“一个字一个美元”（格瑞戈里·海明威：《回忆爸爸》）的原因。而现在的《伊甸园》字数是少了，但不是精品，而像蜡制品，没了灵气。
笔者很同意一位德国批评家的说法：“这是大作家的遗憾，他们应该留下清楚明白的遗言，在他们去世后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生前未发表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