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一带一路，打造文化大同
——以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例
闫 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共赢是目的，文化互通是灵魂，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发展新格局。文化产业是“一带一路”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亦将带动中西部地区转型发展。大同佛教文化具有明显的国家特征、民族特色和边塞特点，定位于“一带一路上的魏辽佛教文化旅游之都”，对于弥合多元文化之间的差距，佛教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文化大同; 佛教文化旅游
一、一带一路与文明复兴
经济合作共赢是核心，文化互通是灵魂。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国家间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中国结合各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合作潜力和中国发展经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机制。这一汇集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的贸易和投资互动开放战略，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从国际视野看，这一进程在共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应对危机等方面，都有着空前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单方面可以推进的，需要沿线国家通力合作，从政府层面、跨国政治机构层面、企业层面、个体层面加强交流。贸易畅通还意味着对贸易产品和服务背后所蕴藏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在这一进程中，必然遭遇文化差异的挑战。“经贸互通、文化先行”是中华古国对汉唐以来历次经贸互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文化先行”意味着，中华文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种异质性文化加强交往与融合，更好的理解共同目标，彼此信任，奠定合作的根基，扩展合作空间。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观，以和平发展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以共同繁荣彰显中华文明的和谐共赢理念。“一带一路”沟通发展阶段和价值观差异巨大的地区，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实际行动，是打破贸易壁垒和西方中心主义，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必然逻辑。“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弘扬中国智慧，尊重文化差异，以文化融合代替文化冲突，协调矛盾，寻求共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一带一路”传承丝路文化。丝绸之路的繁盛与低迷，历经两千余年延续至今，今天再次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贸易交流的基础，原因就在于充分挖掘向西开放开发的新动力，拓展经济互动新格局。“一带一路”将西部“洼地”转变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依托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连接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鼓励优质资源向西部及内陆地区流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为西部地区发展带来新契机，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案。
基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以“文化先行”增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彼此互信，夯实合作基础，促进民心相通，构建有效、良好和开放的文化交流环境是增强经贸畅通的有效措施，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文明复兴的现实路径。
二、文化产业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文化产业是“一带一路”战略性产业合作的重要突破口。在“一带一路”格局中，因多种民族文化传统相互融合，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因而拥有非常宝贵的文化战略资源。系统挖掘和整合这些丰富多元的特色文化资源，共同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对“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共识的认同，肩负着开拓产业格局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引发产业链条、产业形态变革的新趋势，也为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平台。充分发挥数字文化资源的魅力延伸产品线和产业链，拓展全球市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合和共同发展，以此形成更强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前瞻性，将推动更大范围国际合作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
大同这个一带一路上的特殊文化驿站，被誉为“中国第九大古都”、“中国雕塑之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地城市”。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在大同时空交错，沉淀了佛教文化的千古篇章，见证文明的交流交融发展，具备再现“一带一路”佛教文化历史辉煌的资源禀赋优势，这是大同打造“一带一路佛都国际旅游文化”品牌的基础。因此，大同可定位于“一带一路上的魏辽佛教文化旅游之都”，重点在于重现古都风貌，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整体构筑古都平城文化体系，打造一带一路的古佛都旅游胜境。
“一带一路”，文旅先行。对于大同来说，文化旅游无疑是一个很好地切入点，能够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对于再现丝绸之路文化有重要意义。以“互联网+文化创意”数字技术重现大同古城的佛教圣境和北魏皇家园林的宏阔景象，再现古城气势，再现行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达摩、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高僧怀揣着远大目标，不畏艰难，延续法脉的传奇，对于推动中外文化的和谐交流，推出一带一路佛都文化旅游的整体品牌，带动一带一路佛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吸引国际国内旅游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建筑物的高层空间经常存在无线频率干扰，造成网络信号不稳定，产生“乒乓切换”效应，难以保证信号质量。通过室内覆盖系统，提高通信网络质量。
三、一带一路开拓宗教融合的新境界
文化是地缘经济合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表明，各种大大小小的经济圈，总体上均与相应的文化圈有所重复。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只有扎根于文明共同体中才会有所成就，同时也会在合作中增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文化和宗教奠定经济合作的基础。
佛教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始终是自然融合、相互促进的，加强了多种宗教的传播和交流。佛教的教义教规通过规范不同文化背景商贾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十分安全的人文屏障。开辟丝绸之路的商人们常利用寺庙、僧人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功能，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佛教形成了与宗教文化与社会政治相互交织的典型格局。佛教包容性的社会功能，为丝绸之路创造了和平、安全、和谐的社会和人文条件，为不同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之路、为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之路保驾护航，充分发挥了宗教的正能量。
对于丝绸之路的解读，不能离开对宗教信仰融合的考察。从丝绸之路与相关宗教的历史关系来看，悠久的丝绸之路充满宗教智慧，呈现出复杂的世界文明交织图景，而且其对神圣的追求穿越古今，对今天的世界文明格局仍有现实影响。在丝绸之路上，可以感受具有浓厚宗教意蕴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看到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文化的发展、传播交流、文化交融，亦有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文明冲突引发的苦果。
古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商贸路线，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战略平台。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对“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的视域，更要在思想文化等精神层面深入思考，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与历史一脉相承。
大同历史见证佛教传播之路。佛教通过古丝绸之路向我国传播的过程中，通常是僧侣与商队结伴而行。商队为僧侣提供物质帮助，僧侣为商人提供精神抚慰，僧侣和教徒还利用经商免税特权，夹带其他商人逃避税收。双方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丝绸之路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佛教传播之路。自古以来，山西就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联接带，在魏晋北朝时期成为丝路经贸文化交流的战略要道。在北魏定都平城的近百年间，平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丝绸之路东段最著名的城市之一，聚集了众多使节、商队、学者、僧人。丝路上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记载了佛教东传与中国化的历程。大同佛教文化资源丰厚。其中，大同云冈石窟就是中印佛教文化互学互鉴、相互融合的见证。
宗教文化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底是文化融合。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软实力，面对“一带一路”信教人数众多的宗教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宗教问题，具有应对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价值观与其他民族民心相通的能力。
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友好交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价值使命，是融通不同种族、民族的感情之路、友谊与财富之路，宗教文化交流之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世界文明兼容并包的理念绵延至今。“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产业内容因各国家政策与文化环境不同，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产业产品的异彩纷呈，宗教文化产品更是独具特色。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融合的进程为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涵，亦为实施文化战略提供了现实基础。不断赋予宗教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以宗教文化推动多元文化互鉴，凝聚开放包容、互利合作的精神合力，将开辟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当前全球经济化、知识化时代，提出建设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融合的产业构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创新。
随着国内葡萄酒行业、侍酒师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像他们那样，一边工作，一边考试升级，不断努力，只为让自己更专业。正如戴鸿靖所说：“这个时代给予了无限可能。距离很多东西其实都很近，比如距离Michelle Rolland只相隔了一个人，近距离观察Rolland怎么做调配也不远。所以有梦想，去做，身边所有人都会帮你的。”
四、大同佛教文化优势
周恺没理会，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茶几，有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他走过去用手一摸，温热，正适合喝，就拿起来一饮而尽。
大同佛教文化特色首要体现在国家特征。北魏平城时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里程碑。辽、金、元时期，大同称西京约244年，是当时西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三代京华”是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大同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历代皇帝大都崇佛，崇佛信教成为普遍现象，宗教与国家政治自此紧密结合。大同境内现存27 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有13 处是佛教遗存。大同74 处宗教旅游资源中，佛教遗迹多达64 处，其次为道教达8处，分别占87.7%和10.8%。大同佛教旅游文化资源在资源数量和总体质量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1]北魏王朝雕凿的云冈石窟，其精髓在于“雕石造佛，如我帝身”“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一大规模的石窟艺术创作直接影响了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元初（1285年），忽必烈召集全国僧侣四万人在西京普恩寺（今大同善化寺）举办七日资戒会。[2]丰富的辽金特色佛教文物，彰显出佛教作为国教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色彩，无不生动地体现大同佛教的国家意志，奠定了大同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当之无愧。
大同佛教文化资源具有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特色和边塞特点。大同自古就是北方多民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基地，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圣地”和“民族团结的故乡”。佛教文化在大同历史上传播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正宗的汉传佛教在大同这个边塞地区，与迥异的塞外自然风光、塞上文化、特有的胡族风格、长城文化、军旅文化、边贸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要素不断融合创新，最终造就了大同佛教文化的边塞民族特色。多元的地域文化体现在寺院建筑、雕塑、绘画等外在的佛教艺术风格，体现在法脉传承、信仰传播等内在的佛教文化特质，承载了大同佛教文化的多民族融合特色。民族文化融合的基因，孕育出辽代著名的大同籍高僧道辰殳祖师。其精研内典，圆融显宗华严思想和密教准提法门，撰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3]，开宗汉传显密圆通准提法，彻底完成了唐传密教的中国化，开启了“中国化的密教”时代。大同佛教自金代开始逐步走向更趋包容的三教合一之路，同时也是佛教文化与民间信仰合流的滥觞。广灵水神堂的建造，标志至明代中期，大同佛教信仰与民间祭祀的合流渐趋高潮。大士殿供奉观音菩萨，丰水神祠主供祀水神九江圣母（龙母化身），文昌阁祀梓童王母，百工社则塑老子、鲁班、孔子像，道、工、儒等三教九流诸祖和衷共济。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大同作为边塞地区，佛教与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美美与共。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HEART评分和MEWS评分均对急诊胸痛患者病情预测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作用，而HEART评分更优于MEWS评分，对患者病情是否需要急诊住院的判定临床意义更大，更适合在急诊科推广和应用。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增加随访时间，来验证评分系统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依托文化产业探索经济转型新路径。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完善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文化是共性因素。文化产业以创新为驱动，产业关联性强，富有弹性，有利于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弥合“一带一路”合作各方的不足和差异，增强合作的协同性和稳定性，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面对数字化引发的全球产业变革，文化产业成为构建全球产业文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利合作提供了路径。
五、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佛都文化旅游 大同市政府极其注重地域文化品牌的保护与开发。自2000年以来，大同市政府相继举办了九届“中国大同云冈旅游节”以及“第三届国际剪纸艺术展”、“国际剪纸艺术高级论坛”等高端活动，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2009年4月10日，原创大型音乐剧《天下云冈》在上海世博会演出，演绎北魏从民族初创到定都大同的历史进程。这部展现民族成长的英雄史诗，让大同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大同。[4]大同逐渐积累起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形成鲜明的民族文化旅游形象。
文化产业激活西部特色文化资源活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必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有助于国际国内优质资源向中西部聚集。合作方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特性，通过合作建构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有效聚合政产学研及民间力量在内的各种战略资源，针对各种利益诉求深度开发，形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化平台发展机制，增加资源流动性，例如借助于丝绸之路基金、文创专项基金支持及亚投行机制保障，将夯实“一带一路”文化产业战略基础。 文化产业也是中西部地区快速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发展动力，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东北航线设定为摩尔曼斯克—白令海峡—宁波，北极—苏伊士航线设定为摩尔曼斯克—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宁波。
走出去，请进来，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焕发新的光彩。时至今日，在走出去方面，可以启动“大同文化丝路行”活动，与大型文化旅游集团联合举办“一带一路”中国佛教文化继承与发展论坛、“一带一路”中外文化交流会、“佛缘之路”朝圣祈福万里行等活动，在各种“一带一路”主题论坛中宣传大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用数字媒体方式再现文化历史、解读三教合一、万里茶路等，抢占中国宗教文化旅游地理品牌制高点，让游客从内心深处向往兼容并蓄的大同佛教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在请进来方面，佛教文化是国际游客在大同游玩过程中体验最为深刻的现实场景，开发大同佛都文化内涵是当务之急。人们参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神秘而又庄严清静的佛教胜景，是对佛教慈悲本真文化追求。因此，可以定期邀请高僧大德、学者来大同讲学，形成佛教文化氛围。有条件的寺庙可以设立专门面向社会的“冥想室”、禅修课程体验等，注重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形成各寺院的意识文化特色，让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在此得以释放。游客体验禅修生活，不仅更加了解佛教，还可延长停留时间，开发全域旅游体系，不断深入挖掘宗教美学、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经济价值、民俗价值和潜在价值，增强大同旅游文化仪式感、外溢感和新鲜感。
讲述大同故事，发出大同声音。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大同的理念可以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对于和平、稳定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务之急。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层面宣传大同历史文化中和平共处、多民族相互学习的深刻内涵、大同世界理念、与一带一路精神的互通性，发挥大同佛教文化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宗教为文化交流交往，树立一带一路佛都品牌，将搭建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融合平台，扩大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新格局。
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有线电视技术的推动下，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在城乡业务的覆盖面积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网络资源的种类同步提升，用户数量得到稳步增加，业务种类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系统和管理方法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阶段的发展需求，比如线路的管理、用户管理、系统故障排查等需要更加灵活、直观和便捷的网络管理系统，从而对网络地理分布和属性等方面的信息有直观的认识，方便在电子地图上进行有效的网络设计，及时排除设备出现的各种故障，从而促进有线电视网络系统在规划、管理和运行等方面的正常发展。
④出台完善的管理办法及配套的实施细则。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节水措施方案应当包括的基本内容、建设项目竣工节水措施的验收条件、需要提交的材料、节约用水管理部门对节水措施的验收标准以及违反规定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给出明确具体的说明，使节水“三同时”管理更规范，可操作性更强，推动节水“三同时”的发展，推动节水工作的进程。另外，出台节水设施的设计标准等能够增强可操作性的措施是推动节水“三同时”落实的有力手段。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丰富多元的人文交流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扩大国际旅游团体接待规模、简化旅游签证、举办国际自媒体与微电影大赛、联合拍摄影视作品、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组织民族文化国际巡演、山西考古发掘出的“丝路精品文物”欧亚数国巡回展等活动，增强各民族文明的对话与交融，弘扬大同边塞特色的“丝路精神”，打造五色交辉、八音合奏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充分体现天下大同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交流中增强经贸合作的双向互动效应。
（二）周边协同，联合宣传 目前，山西省政府举办的“山西品牌丝路行”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主题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行业对接、商业配对、特色表演6个方面。文化产业就如同窗口展示了大同各个行业的发展特色，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带动相关产业，培育细分市场，对于发展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大有裨益。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外经贸、文化艺术交流的战略要地。大同目前已建成大（同）-秦（皇岛）、大（同）-西（安）、太（原）-中（卫）-银（川）、晋豫鲁（太原-日照）等数条通往大西北和出海的铁路通道，在具有一定的交通优势，把握“一带一路”协同战略、互联互通机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产业园区、产品推介活动，吸引国际国内高端人才、技术、教育优势，积极营销大同名品向东部等市场输出、出口中亚、欧美，将为大同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促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文化金融、文化商务、文化会展的开发力度，打造佛教边塞文化商务交流的重要平台，推动一带一路下的国际文化旅游与商务、教育、医疗、数字传媒等融合发展良好态势。还可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物流、清洁能源、生物医药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以宗教文化为核心，延伸产业链，开发衍生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以区域文化产业的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促进文化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支持创新团队，实行产学研用的协同研究机制，创造文化产业的供给升级环境。紧密围绕宗教和民族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大同丝路文化产业将保持持续而旺盛的生命力，见证和引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坚实步伐。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机遇、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大同与区域文化交流还将空前活跃起来。大同佛教文化与边塞、民族文化融合，彰显出开放、平等、超越、包容的精神，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融通与贸易往来，容易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和认可，为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大同建设自身在区域和世界的品牌形象，易于拓展大同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范围。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离不开文化产业的繁荣。大同佛教文化为推进以文化旅游为重点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先天优势，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赵 彪,江海旭.大同佛都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06-108.
[2]廉慧斌.大同地区佛教沿革概述[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43-46.
[3]张明远.善化寺五方佛塑像的创建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敦煌研究,2009（04):55-66.
[4]贺滟波.“全媒体时代”佛教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煤都“大同”的复古转身[J].新闻研究导刊,2012（12):28-31.
Building Cultural Datong by Mean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s an Example
YAN Yu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win-win cooperation is the goal，cultural exchange is the soul，and a new pattern of world civilization order is promoted.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path of religious cultural exchange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It will also driv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has obviou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order characteristics，located in ＂the tourism capital of Wei Liao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it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bridging the gap among various culture，protection，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ulture .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cultural Datong；Buddhist culture tourism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82（2019)03-0061-05
收稿日期： 2019-02-05
作者简介： 闫 雨（1976-），河南中牟人，博士，教授，研究领域：应用经济学、管理哲学、文化产业。
〔责任编辑 马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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