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知行观及其历史影响
刘广浩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知”与“行”是一对十分重要的哲学矛盾。关于“知”与“行”的关系，自古学者多有议论。知行观的核心问题，是知行的先后问题，以及何为二者之关键，是“知”还是“行”，“知”与“行”二者之间有无关系，有何关系的问题。纵观中国的传统知行观，具体来说包括行先知后、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知行相分等观点。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西方哲学认识论存在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包括认识、知识，也包括道德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包括行动、实践，也包括道德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划分了哲学的派别，将哲学派别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和知行观领域，唯心主义认为认识先于实践，先有“知”，后有“行”，哲学上称之为“先验论”。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先于认识，认识是实践的反映，先有“行”，后有“知”，哲学上称之为“反映论”。
一、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历史考察
唯心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产生物质。虽然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在派别上也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但在认识论上均表现为先验论的观点，认为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先于实践产生，认识不依赖于实践。从知行观的角度看，唯心主义否认“知”对于“行”的依赖作用，认为“知先行后”，先有“知”，后有“行”。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在知行观上最典型的观点是“不行而知”“生而知之”“知先行后”。
（一）不行而知
先秦时期是知行观探讨的第一个高潮。社会动荡不安，诸子百家思想相互碰撞、交融，知行观问题是诸子争论的重要议题，在各种学说大辩论中形成了知行观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在知行观问题上，老子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鼻祖，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来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人的认识是从“道”中感悟而来，与实践无关。老子否认感觉器官的经验认知，否认“行”对于“知”的根源性，认为“不行而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第四十七章），开创了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先河。
（二）生而知之
在知行的来源问题上，孔子首先提出了“生而知之”的观点，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并不否认“行”对“知”的来源性和重要性。孔子同时提出了“学而知之”的观点，认为“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有专家指出，孔子“生而知之”的观点只是孔子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具体指出能够“生而知之”的人。笔者认为，在知行的来源问题上，孔子提出了“生而知之”的观点，由此可见孔子在知行观上具有二元性的思想。当然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孔子重“知”也重“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而这种重行的知行观对于后世“由行致知”的知行观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唯物主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中国传统唯物主义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唯物主义派别坚持反映论的观点，即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是来自于对实践的客观反映，无论人们的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从根源上都来自于实践。从知行观的角度看，唯物主义认为“知”从“行”中产生，依赖于“行”，中国传统唯物主义思想家在知行观上的典型观点是“由行致知”“行高于知”“知行统一”。
（三）知先行后
朱熹在知行关系上既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又有创造性发展，在知行先后顺序上，朱熹坚持“知先行后”论，认为认知先于实践；在知行的轻重问题上，朱熹认识到“行”的重要性，重视“行”的作用。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又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在知行问题上，朱熹重“行”并不轻“知”，强调“致知力行”，比较辩证地看待了知行问题对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作用。杨翰卿在《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一文中表示，“朱熹以行为重而不以知为轻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坚持行知并重。朱熹云：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
先秦另一思想家墨子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观点出发，强调行对于知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行重于知，知源于人的经验，知的最终目的是行，“知”只有在对“行”有指导意义时才有价值。他提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同时他认为应“言行一致”，提出“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耕柱》）。此外，他认为好的学说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并取得好的效果，主张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判断的标准。
汉唐时期是知行观问题探讨的低谷时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坚持天人感应学说，发展了孔孟知行观中的“生而知之”观。宋代的二程主张“知”是“行”的基础，有“知”而后能有“行”，“知”指导“行”，“知”不依赖于“行”，“行”受“知”的支配，是一种典型的“知先行后”观点。
所谓的定向钻探，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多个方位都存在有斜孔，与此同时在斜孔内可以进行定向钻探技术的使用。这一项技术主要应用于深度地质的相关勘查工作，并且主要是在这三个生态环境中：首先是地势较高并且比较陡峭，需要先进行大规模修路工程的地域；其次是在地质的勘查过程中，钻探的深度大于5000米；最后是钻孔直径为65mm，且地质中的岩石中心直径为43mm，可以通过一个钻机场地完成多个方向的钻探工作。所以说，此项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幅减少了勘探工程在地表自然环境方面的占地面积，还具有十分显著的绿色地质勘查效果。
1.4.2 病例排除标准（1）不符合病例纳入标准者；（2）已进行甲状旁腺手术切除者；（3）有心、脑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并发症者；（4）围绝经期或已停经的女性患者；（5）由其他原因所致的骨质疏松、佝偻病等代谢性骨病者；（6）高血压、肾性贫血、感染、酸中毒、电解质紊乱等严重并发症均未得到有效控制；（7）已进入肾脏替代治疗时期，近6月内接受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治疗；（8）患者有肝炎、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等；（9）无法合作者，如精神病患者。
明代王守仁发展了“心”和“理”的学说，他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在“心即是理”的基础上，王守仁提出了“良知”说，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是一种先天固有的存在。在知行的关系上，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不能将知和行分作两件事来认识。他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以知为行，知即是行，抹杀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
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比考察
孟子着重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但与孔子不同，孟子完全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固有的，认识的来源是“反求诸己”，和人的实践行为毫无关系。“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具有“不学而知”的良知和“不虑而能”的良能。由此，他在知行观上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生而知之”先验论观点。
（一）由行致知
东汉时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反对“生而知之”说，他强调知识的经验性，主张“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之的认识前提。以经验知识构建自然宇宙论，认为“实者，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王充承认人的才智有高低，但即使圣人也必须以学习和实践为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他认为行是知的基础，离开行则无法知。
荀子是“学而知之”知行观的代表人物。荀子在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批判了老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了主张“绝圣”“弃智”“不行而知”的道家神秘主义相对知行观，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致知，学而知之”的唯物主义知行观，这对于后世知行观的影响是巨大的。荀子“行先于知”“知行结合”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中，荀子发现了人类力量的伟大性，认为人通过“行”，通过自己的力量可以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荀子从“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唯物性，抛开了老庄神秘的玄学以及唯心主义的鬼神论。
（二）行高于知
韦一笑则不同。他心中虽也有驱除鞑虏的大义，但行事却过于随性，杀人吸血毫不在意，实在难以让普遍的社会道德所容忍。
窗帘颜色过于暗沉会使人心情郁闷；颜色鲜艳的看久了易造成视觉疲劳，使人烦躁；浅绿、淡蓝等清新自然的颜色会使人心情愉悦[4]。
（三）知行统一
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继承了荀子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并在荀子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体系。王夫之认为，“行”是“知”的来源，“行而后知有道” “力行而后知之真也”，“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并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的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他虽重行，但他同样看到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即“知之不昧”是“行之不疑”的前提，知行并举，相互促进。他强调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他认为知行始终不相离，由行到知，因知而行，无限发展。王夫之的知行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较高水平的知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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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心主义先验论知行观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知行观重视“知”的作用，重视道德认知，这对古人修身养性、提高道德素质、提倡爱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家庭和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化上，鼓励、刺激古代学者重视著书立说，整理古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对于政治、科技和文化教育也具有较为明显的负面作用。
中国哲学最早对知行关系的意见是从难易程度开始立论的。传统哲学唯物主义派别认为知易行难，是所谓“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
（一）政治上维护了天命秩序
传统唯心主义在知行观上主张“生而知之”“知先行后”；在天命观领域主张“贵贱有别”“天命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主张“君权神授”“存天理灭人欲”。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天定的、不变的主从关系。
总而言之，低年级学生在学习生字方面仍处在起步的时期，还不具备较强的自主识字能力。而采用微课教学法，就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学习生字，使学生能够充分发现汉字当中蕴藏的魅力，领悟汉字的神奇，提高他们识字的效率，以推进我国教学事业的整体发展。
战国末期，当时科技落后，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到大自然的许多神秘现象。同时孔孟仁政思想的盛行，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幻想，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实行仁政上。老庄思想讲求“隐忍”“静心修身”。在知行观上，更着重于“知”，意在劝告人们要重视修身，要提高个人道德思想，重视“知”而忽视“行”。同时，老庄道家思想推崇“无为”，推崇“相对主义”，沉寂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中。他们把帝王作为社会的枢纽与中心，表面上看好像是“效仿古圣”，提倡“无为”。其实这是一种愚民政策，把老百姓玩弄于鼓掌之中。“君权神授”及其天命思想大行其势。而人们由于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深受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影响，顺从王权的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
（二）经济上迟滞了古代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文明。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文明。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个最大弊病就在于：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曾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的科技：中国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以中医为例，中医学到目前为止仍披着神秘的面纱，它独特的诊疗方法以及神奇的疗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医学认为：精、气、神是人之三宝，但有没有“气”，“气”从何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再如中医讲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最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人体十四经络、数百个穴位，各行其是又统一协调。但为什么脚上的某个穴位能够治疗头上的病症，中医讲不出道理。许多中国古代科技几乎都有这一弊病。究其原因，就是知行分离，盲目重视“行”，忽视“知”的指导作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于世界，这与“知行不统一，知行脱钩”有很大的关系。
（三）文化教育上重理论轻实践
中国古代教育中，儒学、程朱理学长期占据绝对地位。汉代董仲舒坚持“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君权神授”，在知行观领域表现为“重知轻行”，他重视书本知识的获取和道德认知的提高，忽视实践领域的行动，认为读书人要把精力放在对古籍经典的钻研中。宋志明在《中国传统知行观综论》一文中总结道：“在董仲舒的引领下，皓首穷经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些儒生只想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把读经书看得过重，有一种忽视实践，忽视实行的倾向。”
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中国奉礼而重教，教育在人们心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并不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相反，中国古代实行知行脱钩的教育。以烦琐无用的空头知识为荣，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清儒重考据。中国古代长期以科举选拔官吏，把读书做官看作其毕生的追求，藐视实用科技，直到清末仍认为西方先进的科技为奇技淫巧，同时统治阶级实行严格的文化高压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闷头读书，满口“之乎者也”，而不讲求实用。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知”与“行”严重脱钩，导致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落后。
[项目简介] 本文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度立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五年制高职思政课教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B/2018/07/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广浩，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祝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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