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史学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1-0041-12
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很久远，发展到清代，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史学批评家——章学诚（1738—1801年）。他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其学术代表作是《文史通义》，他很多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就出自这部著作。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近两千年中国史学批评思考和理论的总成就，也是世界史学批评理论的重要遗产，他对史学批评的很多理论阐述，对我们今天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主通明变的批评眼光
章学诚是一位强调治史贵通的史学批评家，他阐发“会通之义”，倡导通史的编写，集中反映在他对南宋史家郑樵及其《通志》一书的评论上。
治史贵通，提倡通史的编写，这是中国史学久已有之的传统。《史记》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家风，明确提出了“会通”这一观念，《通志·总序》开篇即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在《上宰相书》中也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① 在郑樵看来，要“通古今之变”，这是断代史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他在立其会通之说时，极力推崇司马迁，而将班同树为批评的靶子。他说：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②
事实上，自《汉书》问世后的几百年间，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独领风骚，极一时之盛，而撰写通史者则寥寥无几，成绩极为有限。郑樵有感于此，撰写《通志》，完成了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著作。然而《通志》成书后，颇受后人讥评，尤以专事训诂考据的乾嘉学者为最。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通志》照抄旧史，“泛杂无归”；王鸣盛指郑樵为“妄人”，把《通志》评为“三通”之“最下”；戴震亦视郑樵为“陋儒”，甚至还加上“贼经害道”的罪名。末学不辨，随声附和，群起攻之，“势若不共戴天”。章学诚对这些批评郑樵的言论深不以为然，于是写下《申郑》、《释通》、《答客问》等文为其辩护。
章学诚认为，“《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竦陋，非也。”③ 在章氏看来，在断代为史如日中天的时代里，郑樵独具慧眼，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力矫班固断代为史的流弊，运用“别识心裁”，以一人之力撰成《通志》，阐发史学宗旨，自成一家之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此他赞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④ 对于批评者指责郑樵因袭旧史，他也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作了这样的评述：“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⑤ 章学诚并不否认《通志》有“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的缺点，但绝不能以此便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所以他说郑氏承通史家风，“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⑥
在会通思想的主导下，章学诚竭力提倡修通史，在《释通》篇中对修通史的利弊得失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修通史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二长是：具剪裁、立家法。同时他还对唐宋时期在通史撰述上的贡献作了评述，认为《通志》“存正史之规”，《通鉴》“正编年之的”，《通典》“以典故为纪纲”，《通选》（指裴潾所撰《太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
与主通的观念相联，章学诚主张用发展变通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提出了“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评论方法和原则。他说：“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⑦ 这即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史书记载的内容也应随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在撰史时，应本着“因事命篇”的原则，随事变通，而不能拘泥于以往的体裁或体例。章氏的这一批评方法和原则，集中体现在他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上。
章学诚把史籍分为“撰述”（又称“著述”、“著作”）、“记注”（又称“比类”、“纂辑”）两大类，并借用《周易》“圆神”、“方智”的用语来概括这两大类的特征。他说：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⑧
依章氏之意，“记注”盖指史料的保存与编纂而言，它只是对过去有关事实的记载，要求尽量做到“赅备无遗”，因而在体例上有一定规制；而“撰述”的目的在于“知来”，成一家言，故体例不拘常格，贵在创新。尽管章学诚承认“撰述”和“记注”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两者“本自相因而不相妨碍”，不过相比较而言，他认为“撰述”比“记注”更为重要，真正的史学是“撰述”而非“记注”，故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⑨
章学诚在论及《史记》和《汉书》时指出，《史记》近于“圆而神”，《汉书》近于“方以智”。章氏说《汉书》具有“方以智”的特征，主要是从史书体裁而言的。但他又承认《汉书》本为撰述而非记注，“在近方以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故“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这与郑樵把《汉书》视为“剽窃”之书的评价大不相同。自马、班创立的纪传体体裁成为史书体裁主流以后，历代史家相沿不废。但是，纪传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流弊，这集中体现在后世史家在体例上拘守“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不知变通，“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⑩ 由于过分强调体例的严整划一，失去了应有的变通、创造精神，使史书逐渐失去了早期的那种生气和活力，“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1)
章学诚在评价古代史书时非常推崇《尚书》，称“《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12) 章氏之所以如此推崇《尚书》，把它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在于《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在体例上体现了“体圆用神”、“例不拘常”的原则。他说《尚书》“无定法”，体例灵活，多变通，“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13) 这种不墨守成法，不受义例所拘，反而达到了史书编纂的最高境界。章氏认为要救“纪传之流弊”，就必需要回到《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精神上来，为此他提出了“师《尚书》”的主张，凡是在著述中体现“因事命篇”，不拘守成法原则的均得到他的表彰和推崇。他说《史记》无定法，“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称赞袁枢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4) 这种“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史学评论方法和原则，用发展的眼光来评论史体的演进，集中体现了章学诚通变的历史眼光，较之刘知幾纯粹就史体而论史体，无疑是更进一步。
二、“史所贵者义也”
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中，“史义”（“史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章学诚在谈到《文史通义》的写作缘起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15)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史义”（“史意”）的重视。章学诚重视“史义”（“史意”），在《文史通义》中屡有论述。他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16) 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17) 事、文、义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在这三要素中，章氏最看重的显然不是史事、史文，而是史义。关于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18)“事”是人的骨头，“文”是人的皮肤，“义”是人的精神，只有具备了“精神”的著作才能“成家”，传诸后世，这足以表明“史义”在章学诚史学评论中的重要地位了。当然，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他就否定“事”与“文”的作用，因为“事”是“义”的载体，“文”是“义”的表现形式，“义”必须要借助于“事”和“文”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又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19)
章学诚的“史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毫无疑问，章氏所言的“史义”包含了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惩恶劝善”），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孔子作《春秋》，盖日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0) 不过章学诚除从政治伦理的观点解释孔子的“义”外，同时又赋予它新的含义。余英时先生说章学诚所说的“义”，主要是指使史学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而言的，“依章氏的看法，史学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要视撰史者是否于事与文之外尚能得史义而定。这种‘义’，就史家本身言就是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灵能力——章氏所常说的‘别识心裁’。”(21)“我们认为章学诚所说的“史义”，主要是指史家的撰述意图和宗旨，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换句话说，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在谈史义时，常常又和“别识心裁”相联系。在他看来，“义”是史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义”的基础就是“别识心裁”，史家只有具备了“别识心裁”，才能够追求“义”，而具备了“义”的史学作品，才能称得上是“著述”，这样的史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史学，反之则与“文案孔目”无异。(22) 章学诚之所以欣赏郑樵，主要是因为郑氏具有“别识心裁”，有志于求“义”。他说：“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23)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通志》一书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学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24)
章学诚强调史学著述的“别识心裁”，所以他提倡学术贵独断，贵创新，反对墨守成规。他把历代史籍分为“记注”、“撰述”两大类，但他追求的不是以汇编、整理史料、考辨史事为目标的“记注”，而是对材料进行“抉择去取”而形成的寓含有自己思想观点、能成一家之言的“撰述”。所以他宣称：“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25) 正因为史义”与“别识心裁”“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一些学者直接把章氏的“史义”等同于“别识心裁”。金毓黻先生就说“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其所谓史意、史义，又即所称别识心裁，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26)
章学诚曾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27) 这一段话颇能道明他与刘知幾史学的区别。刘知幾重史法，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28) 所以，他力图建立一套严格的历史编纂学体系，以此为标准去评论以前的史书得失，让后人有例可寻。章学诚以“史义”（“史意”）相标榜，重在阐述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贵在创新的精神。章学诚认为，自唐以来，史家过分重视史法，而忽视史义，严重窒息了史学的“别识心裁”和创造精神，史义放绝，使史学发展失去了早期的那种创造力而陷入困境。要挽救史学的颓势，就必须要重视史义。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9)
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把“史义”提高到关乎“史氏之宗旨”的高度，其目的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就把“史义”与史学“经世”的宗旨联系了起来。事实上，章学诚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正在于经世致用。他在《浙东学术》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30) 在章氏看来，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有益于人事社会，为解决社会人事等现实问题服务，如果治史者完全与时代分疆划立，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怀，史学也必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成为一门无用之学问。章学诚宣称他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在于阐发“史义”，而阐发“史义”的目的在于明道经世，这正是他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所在。
三、以“心术”求史德
中国史学素有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唐人刘知幾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史家修养的学者，提出一个优秀的史家必须应具备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在刘知幾三长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史德”，将史家修养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完善化。
首先，章学诚继承并肯定了刘知幾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提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故“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接着，章学诚把才、学、识与史学三要素的事、文、义联系起来，“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他对记诵为学、辞采为才、击断为识的传统观点指出了批评，认为刘知幾的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必要，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
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那么何为“史德”呢？章氏解释说“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在这里，章学诚把“史德”与作史者的心术联系在一起，认为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提出了史识——史德——心术这样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31)
“心术”应包括哪些内容？根据章学诚的论述，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史家的道德品质，这一类心术与孔子的良史说、刘勰的素心说、胡应麟的公心说实无大异，都是从道德层面立论的。章学诚认为史家道德方面的心术不正危害并不太大，象“秽史”、“谤书”之类的，人们很容易从著史者道德品质的高低作出判断，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们歪曲事实的记载。他举例说，“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32) 章学诚真正担心的是“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的史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养不到家的史家。所以，章学诚所说的第二类心术，实与道德无关，指的是史家的修养程度。章学诚认为，有君子之心而修养不到家的，“大贤以下，所不能免”，要求他们每一位都要达到像孔子作《春秋》那样的高度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优秀的史家必须应朝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所以他提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33) 文中所谓的“天”，指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人”则指史家自身。所谓“天人之际”，指的是客观历史事实与史家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章氏的意思是，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慎辨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以客观的态度尊重史实，而不能将主观的成份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去。只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有这个态度，就可以称得上“著述者之心术”了。(34) 所以，章学诚提出“养心术”的主张，强调“言心术者贵于养也”。
章学诚强调史家撰史应以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为目的，但他又不否认在历史撰述中史家的主观因素，所以他把“气”和“情”等概念引入到史学评论中来，探讨了不同的气质、风格和情感对史家撰史公正性的影响这一问题。他说：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35)
文章的气势和吸引人的程度，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家撰史的客观性。他说史家撰史时遇到“得失是非”时，“气”就会“积”：遇到“盛衰消失”时，“情”就会“深”。“气”失于平，就会出现或“宕”、或“激”、或“骄”的毛病；“情”失于正，就会出现或“流”、或“溺”、或“偏”的弊端，这样撰写出来的著作“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以至于“发为文辞，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章氏认为史家主观的“气”、“情”有“天”、“人”之分，“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36)‘气合于理”、“情本于性”，这就是“天”：“气能违理以自用”、“情能汨性以自恣”，这就是“人”。当“气”合于“理”的要求时，史家的著述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其主观成份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就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即是说，史家在撰史评史时，不可能不发生感情，但又不能听之任之，放纵这种感情，而为“气”、“隋”所役。为此他要求史家以“性”、“理”为本制约情、气，把“气平”、“隋正”作为“著述者之心术”的具体要求，明确提出了“气贵于平”、“情贵于正”的“慎心术”主张，“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在章学诚之前，对史家素质修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家道德修养的层面上，无论是孔子的“良史说”、刘勰的“素心说”、还是刘知幾的“史识说”、胡应麟的“公心说”，都是强调史家记事要有公正无私的品德和秉笔直书的气节，章学诚的“史德论”无疑包含了上述内容。但是章氏又突破了仅仅从道德修养层面来论史家素质的局限，从“慎心术”、“养心术”的角度来谈论“史德”，提出史家在撰史评史时应正确处理主观的内在理解（“人”）与客观的历史存在（“天”）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反对史家任意放纵自己的主观而不加约束，强史就我，任情褒贬，的确把史家修养的批评方法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论世知人”的史学批评态度
史学批评中的“论世知人”原则，主要是就批评者对其批评对象所持的态度而言的。《盂子·万章下》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这段话，是对“论世知人”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最早论述，而从理论上对这一原则作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章学诚。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这即是说，“知世”是“论人”的前提，批评者要对古人及其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定要考虑到评论对象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要超越历史条件去责备古人，更不要以当今的时代水平去苛求前人。他举例说，同是记载三国的历史，陈寿、司马光以魏为正统，而习凿齿、朱熹则以蜀汉为正统，一些批评者以正统观论是非，对《三国志》、《资治通鉴》“纪魏而传吴蜀”的写法大张挞伐，肆口谩骂，而对《汉晋春秋》、《通鉴纲目》尊蜀的写法则大加称颂，认为习凿齿、朱熹的识力远过于陈寿、司马光。对于此种说法，章学诚深不以为然，他从四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给予具体的分析：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37)
在章学诚看来，陈寿、司马光之尊魏，与习凿齿、朱熹之尊蜀，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不存在史识上的优和劣。他把“知古人之世”、“知古人之身处”这一见解具体概括为“论古必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38) 即在进行史学批评时，批评者首先应了解批评对象所处的时代环境，能把自己放到古人的位置上去想象古人说话时的意图，设身处地地与被批评者取得思想感情的共鸣时才能作出判断，才能真正了解古人说话的思想与意图，而不是心存吹毛求疵的批评态度。现代史家陈寅恪先生曾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又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9) 这种尚友古人、与古为一的说法与章学诚“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的见解其意实同。
章学诚强调“论世知人”，“为古人设身而处地”，是因为他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仅要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为言”。他说：“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40) 他非常重视年谱的编写，就是因为年谱能把谱主的思想（“言”）与其生平时事和出处进退相联系，从而可以了解作者的“所以为言”。他说：“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41) 又说：“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证谱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42)
知言难，知其所以为言更难。章学诚举例说，人知《易》为卜筮之书，孔子读之，而知文王之忧，“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司马迁读之，而悲屈原之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知欲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灭不章者，盖不少矣。”(43)
章学诚强调“论世知人”，而这一批评原则也贯穿于他具体的史学批评实践中。比如，郑樵主会通，推崇司马迁而恶班固，称班固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对于郑樵尊马抑班，章学诚的解释是，“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44) 但对郑氏在《通志》中忽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则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郑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歆的《七略》、《别录》久已失传，“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汉志》虽多有疏漏之处，“然立法创始，不免于竦，亦其势耳。”(45) 然而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并指出“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46) 这种“论世知人”的评论态度，的确是史学批评的良法，它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到章学诚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五、“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的区分
文与史的关系，这也是史学家要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唐人刘知幾说“史之为务，必藉于文。”(47) 即史学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借助文学。不过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史学与文学还是有区别的。刘知幾年痛感文人修史过分注重文辞，“史臣撰录，同彼文章”，导致“文非文，史非史”，因而极力反对以文入史，强调文史有别，甚至提出了“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幾这一观点，并在刘氏的基础上对文史之间的区别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48)
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丈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49)
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50)
在章学诚看来，文士作文，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加以创作，可以虚构，可以夸张；而史学家著史则不同，它必须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强调的是“言之有征”，“述而不造”；即便是有必要对别人的文字进行“点窜涂改”，也应以“陶铸群言”为前提，不可随意妄作增删。所以章学诚力主把“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加以区分，提出“文人不可与言史事”。他举例说，韩愈、欧阳修在文学上造诣很深，他们的道德文章，不愧是“泰山北斗”、“千古宗师”，然于史学，却“非其所长”，故所撰之史著（指《顺宗实录》、《新唐书》、《新五代史》），“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51)
章学诚在论“文”的含义时，不仅仅指文学，还包括一种文字的表达形式。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这就是说，“文”是“史”的载体，史的内容是通过“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史家撰史莫不借“文”而“增其颜色”。(52) 不过，章学诚又反对撰史过分突出文采，不能为突出文采而损害史实。他在《史德》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未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之大体乎？
可见，章氏重视文辞的训练，但又反对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文”是为“史”服务的，在保证“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撰述者尽可能的“工于文”，但不能为“文”而“文”，以文害意，甚至为“文”而歪曲史实。
章学诚强调“良史莫不工文”，把“文”作为良史必备的条件之一，同时又坚持“文以载道”、文道经世的原则，主张史家撰史不仅要讲究为文技巧，更不能忘记史学经世的宗旨和目的。他说：“古之学者，不患文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无益于世教；不患学问之不富，而患学问之徒富而无得于身心。”(53) 在为文技巧和学贵经世二者不可得兼之时，他更看重明道经世的撰述宗旨。所以他引用邵念鲁话说：“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54)
六、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的借鉴意义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最高峰，同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批评理论也有重要影响。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下面简单谈几点想法。
其一，关于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作为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史学批评的职责和功能是多层面的。它的最高功能应能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引起专门人士关注历史的走向，包括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历史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所能发挥的最可贵作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现存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承载这样重要的历史使命。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55)，强调的就是这部史书及其作者对当时社会走向的重要分析和评判，起到警世的作用。章学诚史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在这里。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开始裂变的时候，但其旧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还盘根错节，维持其巨大影响。古代经书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对把经学置于无上崇高地位的做法展开尖锐批判，认为经书不过是历史上的普通史书。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希望史学能走出这样的迷津，做点实际研究。在整个社会还崇古仰古，津津乐道于隔世的朴学考据，章学诚的批评尽管在当时反响不大，但尽了作为史学批评家的重要历史责任，达到了史学批评的高境界。后来人们对他史学批评成就评价最高的也是这点，称其有史识、有胆量，留下史家敢于社会作为的典型案例。
其二，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中，历史学家是主体，研究对象是客体。客体研究如何，主体十分关键。所以史学理论家、史学批评家，对此都有重要探讨，尤其对史家主体修养问题。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完整思考。他的这一思考，有其重要特点：他不是在书斋中苦思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有感于社会式微、学者迂腐和史学庸碌，才提出史学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问题；也许是感触特别深，所以他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把有关的问题都想到了，包括史学家的公德心、史学家思想和理念，史学家通识眼光等。他把“别识心裁”看做是史家修史的一个必备的素养，把史学家能否有自己的学术创建，能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放到史学家修养的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中，章学诚关于史学家修养的理论是最全面的，超过了唐朝刘知幾的阐述体系。刘知幾提出了才、学、识，章学诚加了一个“德”。这是更深刻的话题，涉及史学研究主体的核心素质，是对中国史学批评的重要创建。章学诚的“史德”论对近代史家有重要影响，梁启超在论史家素养时就把“史德”放在首位(56)，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专列“史德”一篇阐发史家修养的重要性，均从章学诚“史德”论中汲取了养料。
其三，关于史学编撰的具体理论问题。史学发展是需要动力的，它的外在动力是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促使史家对其反思和总结，史学研究随着人类的足迹而前行。而它内在动力就是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家往往根据以往史学发展的经验，对史学研究的规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包括如何处理史料，如何编撰史书，如何处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章学诚做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如他倡导通史的编写，强调治史贵通，通古今之变可以发现问题。与“通”的观念相关联，他主张用发展变化眼光考察史书体裁体例演变过程，提出“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评论方法和原则。他从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出发，把历代史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认为记载过去一定要尽量完备无遗，研究撰述则是为来者指明方向而应有思想。他认为过分强调体例的严整划一，史书会失去变通创新精神，失去生气和活力。所以史学编撰的具体理论和方法问题，他都考虑到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编撰理论，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章学诚所总结和提出的这些史学编纂理论，实际上也是今天专家们经常碰到，往往又常在这里犯错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常温常新，先辈的很多教诲是有道理的，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学术营养的智慧之源。
其四，关于史学批评的传统和创新问题。任何一个学术成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这样。章学诚的这套史学批评理论，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中国史学批评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以秉笔直书标准评论“古之良史”，用“疏通知远”的“通变”眼光整理六经。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学研究的目的、纪传体编纂方法的优劣、史家应具备的素质皆有分析和讨论。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对历代史书的源流、体例、内容、编撰方法以及史官建制沿革、史书得失等进行全面评析，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别识心裁”，阐发史著的撰述宗旨。所以章学诚不是孤峰突起，他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史学批评成就了章学诚。孔子、刘勰、刘知幾、郑樵等一系列著名先贤，为章学诚的成就积累了优秀的先期成果，他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代表了近两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史学批评思考的成就。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果，具有中国人独有的思维习惯、话语体系和语言表述方式。他所提出的“史”与“文”、“气”与“情”、“撰述”与“记注”、“圆神”与“方智”、“史法”与“史义”（“史意”）等史学批评范畴，都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是西方学者或其他非东方国家和民族的学者不可能有的一种语言表示方式，其内涵十分丰富，很特别，所以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史学批评遗产中很有东方特色的一个学术体系。我们今天往往比较关注西方的史学批评理论成果及其相关的史学批评话语，忽视我们老祖宗创造的这些很特殊的语言体系，这是一个应该得到反思的问题。中国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发展，应该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成就的根源之中。
其五，世界史学批评理论体系中的章学诚。章学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章学诚的出现使我们有机会把中国的史学批评理论和西方的史学批评理论做联系的思考和比较的研究，也使西方学者有机会把它作为桥梁来了解中国的史学批评传统。日本的内藤湖南是研究章学诚最早的外国学者，他撰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年），发现了从刘知幾、杜佑、郑樵、司马光到章学诚的史学理论研究的连续性。不过他更强调《文史通义》的创造性，认为该书“独辟境地”，希图建立一种新的史观，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研究者“绝不可轻易放过”。(57) 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也是国际上比较早研究章学诚的学者。1961年，他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上发表文章，称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家并驾齐驱。(58) 1966年，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on）出版了《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对其生平和学术作了全面论述，他视章学诚为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辩特征”。(59) 70年代后期，华裔学者余英时也对章学诚有重要研究，撰有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和多篇论文，从“内在理路”的视角分析章学诚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他把章学诚视为中国古代唯一位历史哲学家，称“对史学本身及其有关各方面作有系统的哲学性的思考，则两千余年来，我们只能举出章学诚一人，而《文史通义》一书也是惟一的历史哲学的专著。”(60) 90年代，日本山口久和教授撰写了《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从知识论的视角深化了对章学诚的研究。(61) 这些学者从各个层面和视角展开探讨，深入了对章学诚的认识，也显示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位东方学者及其史学理论的不凡关注，说明章学诚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对很多史学批评理论的总结，是对中国两千年史学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世界人类史学批评的共有遗产。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在总结他的中国学研究目的时曾说：“我的特殊的中国学研究给我这样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即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探索文化历史的经验，而这是研究一种非西方的文明。在同意人文主义者坚持的要将以往人类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社会的同时，我自然要反对那种文化沙文主义，因为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变得很狭窄，脑子里考虑的只是西方遗产。没有比全人类的比较研究做得更少的事了，而现在这些正在得到改善。”(62) 他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和戈德曼（Male Godeman）解释说：“在史华慈看来，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原因，莫过于有助于我们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63) 我们想，世界上很多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也许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是为了更全面了解人类史学批评理论的经验。
我们研究史学总是会和现实的关照联系在一起，对史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更是如此，因为它的评判会左右史学的发展。当今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发达和跨学科研究日益发展的时代中，史学如何发展？走向怎样？如果章学诚还在的话，按他的脾气，一定会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事实上他不在了。即便如此，他的很多理论还会产生影响。只要我们还想把史学这个行当做下去，他对史家职责、史学本质、史学内涵、史学道德、史学批评的很多理论阐述，还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对各种新问题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9-11-05
注释：
① 郑樵：《夹漈遗稿》卷3，《上宰相书》。
② 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4，《释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页。
④ 《文史通义校注》卷5，《申郑》，第463页。
⑤ 《文史通义校注》卷4，《释通》，第375页。
⑥ 《文史通义校注》卷5，《申郑》，第464页。
⑦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下》，第52页。
⑧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下》，第49页。
⑨ 《文史通义校注》卷5，《浙东学术》，第524页。
⑩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1页。
(11)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下》，第50页。
(12)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下》，第51页。
(13)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上》，第30页。
(14) 《文史通义校注》卷1，《书教下》，第51—52页。
(15)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4，《和州志·志隅自叙》，第887页。
(16) 《文史通义校注》卷2，《言公上》，第172页。
(17) 《文史通义校注》卷3，《史德》，第219页。
(18) 《文史通义校注》卷6，《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19) 《文史通义校注》卷2，《言公上》，第171页。
(20) 《文史通义校注》卷5，《申郑》，第464页。
(21)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8—259页。
(22) 章学诚说：“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见《文史通义校注》卷7，《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第775页。
(23) 《文史通义校注》卷5，《申郑》，第464页。
(24) 《文史通义校注》卷4，《释通》，第376页。
(25)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家书三》，第819页。
(26)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7页。
(27)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家书二》，第817页。
(28) 《史通》卷4，《序例》。
(29) 《文史通义校注》卷5，《答客问上》，第470—471页。
(30) 《文史通义校注》卷5，《浙东学术》，第524页。
(31) 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页。
(32) 《文史通义校注》卷3，《史德》，第219页。
(33) 《文史通义校注》卷3，《史德》，第220页。
(34) 施丁：《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5) 《文史通义校注》卷3，《史德》，第220页。
(36) 《文史通义校注》卷3，《史德》，第220页。
(37) 《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德》，第278页。
(38) 《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德》，第278页。
(3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40) 《文史通义校注》卷4，《知难》，第366页。
(41)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2，《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第557页。
(42)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2，《〈刘忠介公年谱〉叙》，第537页。
(43) 《文史通义校注》卷4，《知难》，第366页。章学诚在同篇中论“知其言”难，“知其所以为言”尤难时说：“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44) 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45) 《校雠通义通解》卷2，《补校汉艺文志第十》，第46页。
(46) 《校雠通义通解》卷2，《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第57口58页。
(47) 《史通》卷6，《叙事》。
(48)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1，《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第405页。
(49)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6，《跋湖北通志检存稿》，第1034页。
(50) 《章氏遗书》卷19，《庚辛之间亡友列传》。
(51) 《章氏遗书》外篇3，《丙辰札记》。
(52) 宋人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新唐书纠缪·序》）
(53)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1，《评沈梅村古文》，第484页。
(54)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邵二云论学》，第665页。
(55) 《史记》卷47，《孔子世家》。
(56)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8页。
(57) 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说”，载《内藤湖南全集》（日本筑摩书房，1969—1976）第7卷。
(58)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子主编是比斯利（W.G.Beasley）和浦立本（E.G.Pulleyblank）。这本集子收集了对中国和日本的史学研究的论文数十篇。戴密微（PaulDemieville）《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是其中一篇。（Paul Demieville:Chang Hsu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aphy,Historian of China and Janpan edited By W.G Bealey and Pulleylank）
(59) 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已经翻译成中文，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60)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见《论戴震与章学诚》外篇3，第239—240页。
(61)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为日本创文社“东方学丛书”之一种，已由王标译成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年）。
(62) 朱政惠：《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世界汉学》2003年总第2期。
(63) 《跨越文化的思想》，哈佛大学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