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与民主：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政治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大国论文,民主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扑朔迷离的。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变数，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使得很多预测性的分析，哪怕是那些严密的论证分析，都有可能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可笑的错误。例如，在1997年，当政权的社会基础不断拓宽，政权的最大政治支柱“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成为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政治组织时，随着叶利钦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个人威信的不断上升，舆论普遍认为切氏将是未来总统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切氏却成为俄罗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总理职位被基里延科取而代之。俄罗斯政治上的这种变幻不定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俄罗斯还能否制定出稳定的政治发展战略模式吗？
1992年以来，俄罗斯便隐隐约约地以大国复兴作为其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并最终在1996年将它作为明确的政治发展战略来加以推行。作为大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发展走向将采取权威主义的策略。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权威主义主导的立宪秩序是俄罗斯实现大国复兴的政治保障。（注：这一观点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前苏联式制度的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相矛盾的。这一理论流派的“自由现代化”观点认为，民主和市场经济相对于权威主义政权和命令经济具有很大的优越性。See： M.Doyie，“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既如此，俄罗斯在推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什么要以权威主义为导向呢？到底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践检验，还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是错误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很多人至今还一直担心这一策略会不会促使俄罗斯回到以往的极权主义体制。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通过对独立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考察，我们认为有很多因素在抵制着俄罗斯走回头路。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制度框架和社会基础，它们推动着转型中的俄罗斯有条不紊地向权威主义导向的民主政治发展。另外一个因素可以从制度变迁的外部压力或外部诱因中去寻找。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支持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远甚于支持一个独裁的俄罗斯，因为在他们看来，独裁的俄罗斯实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民主的俄罗斯。因此，在俄罗斯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定的国际基础。
俄罗斯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将制约其对外政策的制定，也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政策选择。因此，如果不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作必要的分析，就没法对俄罗斯的对外战略有一个比较正确全面的把握。本文要分析并试图回答的是，实行政治上的民主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是否可能？是否必要？
一、政治稳定铁律：权威主义导向的发展
叶利钦总统曾要求俄罗斯的发展战略以“法律秩序”为主导，这种秩序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威主义的秩序。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急需树立政治体系和法制的权威，以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指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稳定，往往都必须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来提供。根据经验，这种权威在社会和制度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流失甚至丧失殆尽，其后果，要么是不稳定、无政府主义、国家和社会的解体，要么是新的权威产生新的秩序。这一规律被种种现代化理论视为“铁律”，政治发展理论大师亨廷顿的“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的著名命题，（注：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便是这一铁律的最好注脚。
虽然转型期政治稳定的铁律呼唤着政治权威主义的产生，但是在俄罗斯特有的人文背景下，政治权威主义却最终还是要以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合法的外衣。然而，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中，恰恰是矛盾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国家权威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失范和无政治状态，使俄罗斯的发展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办法结束似乎是俄罗斯政治永久特点的政治冲突呢？
在俄罗斯独立之初，对这一问题的悲观回答似乎比乐观回答更有道理些。独立之初的一个政治现实是，俄罗斯在政治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真空”：原有的政治设施和运作机制遭到破坏但依然起作用，而新的体制却没法及时地建立起来。这样，新俄罗斯不得不继承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集体政治体制。显然，这与激进民主派要求尽快回归“世界文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愿望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政治学的有关理论来看，功能的持续和转换是一对重大的矛盾，即，在旧有的体制结构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功能的转换是有限的。因此，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注定是不会平坦的。
国家政治的“真空状况”最集中地反映在国家体制上。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权力，但旧的经过修改的宪法仍旧保持着旧的苏维埃体制。这样，俄罗斯独立后立即出现了二元权力中心——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并形成对峙与冲突。冲突演变到其极端，则是1993年10月叶利钦以非常的手段（“炮打白宫”）镇压了其反对派。这一切表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在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变革和经济增长、鼓励社会制度创新等方面，已经缺乏足够的文明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政治保障资源）。
转型中的俄罗斯需要实现民主，尊重宪法和法律，维护权力机关的威信，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叶利钦的反对主张在俄罗斯实行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希望通过议会民主来防止国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和产生独裁。显然，他们着眼于民主理想。然而，现实中的俄罗斯可为议会发挥作用所提供的空间却是十分有限的。在目前远未完成的整个过渡时期，持续地推进改革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维持社会的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是更为现实的目标，不能做到这点而光有民主的理想，要实现俄罗斯国家的复兴是不可能的。因此，叶利钦等人提出的建立总统制国家权力体制的主张更切合俄罗斯的现实和发展要求。他们着眼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践，希望通过扩大行政权力来控制局势，推行经济改革方针。
在这一争论和冲突中，我们似乎不能以谁对谁错作简单的价值判断。从长远来说，俄罗斯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最需要的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总是以价值前提来完全支配事实前提的。
10月流血冲突和叶利钦对反对派的镇压虽然伤害了一些人对民主的感情，但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秩序终究是恢复了，叶利钦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的产物，因此不能以一个已经确立了宪法秩序的稳定的民主国家总统的标准来评判他。而如果以俄罗斯独特的传统政治文化——人格崇拜和国家崇拜——来评判叶利钦，则更容易理解权威主义的必要性。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国家人格化的倾向，领袖人物的超凡人格魅力对于稳定与平衡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稳定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在维持国家稳定的正式制度安排还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统一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公众希望铁腕和强权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在俄罗斯，政治权威主义对于政治稳定的意义不能说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但至少已经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主流看法。
从政治发展的要求来看，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必须创新出适当的有序的激励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折磨着俄罗斯向民主制度过渡的非常突出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对激励机制的有序安排。在这里，存在着三个特别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1 ）宪法处理总统（行政）和立法机构关系的方法；（2）对联邦制总的态度和中央满足地方自治要求的方式； （3 ）对决定党派体制的因素或政党在促进解决政治冲突上的作用的理解。俄罗斯能否妥善处理这三个问题，决定着俄罗斯能否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这是俄罗斯能否实现大国复兴目标的政治上的保障机制。从几年来的基本走向来看，俄罗斯的这一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二、稳定的宪法秩序：民主制度框架的建立
1993年12月12日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的俄罗斯新宪法规定了总统的主导性的法律地位，正式确认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结构为类似于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这一宪法秩序的确立结束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应该是总统制的还是议会制的之争。然而，由宪法所保护的、以叶利钦总统为主导地位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最终形成，则是在1996年年中之后。这一年里，像总统选举的顺利结束、总统心脏手术后的重新恢复工作、车臣事件暂时签订和解协议、地方选举的结束等等，都表明稳定的宪法政治秩序已经产生，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被较好地纳入到了宪法秩序的轨道之下运行。
首先，以共产党等反对派为主导的立法机关和总统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但宪法堵塞了引起两者严重冲突的通道。实际上，俄罗斯以总统行政系统为主导的类似于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把总统制和议会制这两种制度放在平行的地位上，而且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要比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的权力大得多。总统与议会之间既有冲突又共存着，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在议会中达到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注：参见H ·雷布金：《国家杜马》，载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5年第7期。 这一制度上的规定，可以防止俄罗斯重演1992—1993年的冲突。关于这一问题的描述，可参见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另外可参见H·雷布金：《国家杜马》，载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5年第7期， 转见李静杰等主编：《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5页。）因此，这幅政治图画并不是当初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翻版，俄罗斯不会出现当年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命运。
1994年以来，宪法规定的这种权威主义政治秩序对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是比较有效的。这个判断是以一系列重大的事实为依据的。第一，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安排。1993年12月议会选举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使国家上层权力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政府不再完全由激进民主派控制，议会也不再是由反对派占绝对优势的议会。这种安排使议会与总统、政府之间扩大了协商、妥协和合作的可能性。1994年后俄罗斯政局的相对稳定，是以议会、政府、总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大体协调、尤其是以总统为主导的体制发生作用为背景的。第二，1996年底，国家杜马与政府的关于1997年预算案之争，并没有造成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冲突，相反，议会以三读通过了政府预算案，这是与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俄共等反对党派的协作态度是分不开的。第三，1998年，国家杜马两次否决了叶利钦总统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从而引发了新一轮严重的政府危机。但是国家杜马最终在三读中还是通过了总统的总理提名，使危机得到化解。从这些事件来分析，杜马与政府之间能实现务实性的合作，是与宪法制度的安排紧密相关的：新宪法实际上使议会弹劾总统和总统解散议会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而且，一旦双方最终作出极端的行动，其结果都是危害国家的稳定发展，因此双方都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这样，政治妥协往往会成为双方共同的选择。国家杜马和政府之间的多次冲突和化解，实际上是双方在政治博弈中的妥协。
1996年底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和1996年中期总统选举的最终举行，标志着多党议会民主制、以总统为主导的三权分立的权力体制已经被全社会和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如果不发生出人意料的社会剧变，这种政治制度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多党制度在宪法框架下逐渐发挥作用。在目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没有产生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政党，缺乏能够团结多数政党的政治力量。这是目前俄罗斯改革中的最大障碍。二是政党一直是软弱而不稳定的，俄罗斯政治中的主要角色是各种经济利益集团而不是政党。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都还不十分稳定的气候下，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政党政治的经验既短暂又欠缺，因此，急速推行现代政党制度并不能在短期里让人们见到它的现代功能，诸如政治公平和稳定性这些现代政党政治应奉行的基本规范，在俄罗斯要在一段较长时间后才是有可能的。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在逐渐走向成熟，它在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和民主化的发展方面，都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1995年的杜马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各个政党都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主要以合法的议会形式进行竞争和斗争，并希望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执政地位。那种多党制初期阶段的无数党争造成政治舞台的混乱局面已经得到较好地避免。人们从盲目冷淡转为逐渐有意识地寻找表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各党派与各自相应社会利益载体之间的联系开始逐步确立，政党也开始接受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的一般游戏规则，多党竞争逐步从无序与情绪化走向比较理性化和法制化的宪政轨道。 （注：潘德礼：《1993年俄罗斯政治形势回顾与前景分析》，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1期。）在这样的背景下， 俄罗斯各政治党派之间形成了某种共识，如都强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主张以激发民族精神来重振大国雄风；都强调经济任务优先，需要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都突出了地缘因素，主张应把同独联体的联系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都看重大国关系，要求有重点地推行全方位外交。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这些共识构成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合力”，这一合力规定了俄罗斯今后基本的政策走向。（注：俞邃：《叶利钦连任总统与俄罗斯政局》，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显然， 这些都是宪法秩序下的成就，这些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
再次，国家内部的整合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也得以在《联邦条约》和《俄罗斯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原则下进行解决。俄罗斯是一个拥有89个联邦主体的国家，加之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因而国家结构的改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联邦制——美国式的还是西班牙式的，强调联邦中央有强大的权威和权力、防止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是必要的。稳定俄罗斯的最佳方案是根据俄罗斯新宪法的规定建立真正的联邦制，在这一框架下，共和国和行政区对自己的事务享有相当的自主权，同时又要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现在俄罗斯中央政府仍能够比较有效地统治其庞大的疆土。
在国家整合上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走向是，俄罗斯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改善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实践中会不断得到加强。对这一走向的判断，我们只要指出几个方面的事实就足够了。第一，以我为中心、无视中央政府之存在的地方分立主义行为无疑会损害联邦的完整与统一，但是，地方分立主义并不主张完全脱离联邦中央，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它们的最主要动机。（注：参见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从中央——地方之间的博弈中，地方领导人看到留在联邦内部、与中央政府合作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小的政治风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96年底的俄罗斯地方选举中，由竞选而非总统直接任命产生的各地方行政首脑普遍关注与中央政府搞好关系，例如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在其家乡库尔斯克州当选地方长官后表示愿意与总统合作，这是一种务实的合作。第二，向往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的确是中央—地方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但鞑靼斯坦和车臣共和国除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参加了《联邦条约》（1992）的签订，有效地缓解和制止了分离主义势头，稳定了局势。如果说这一“以主权换统一”的条约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的话，那么，1993年的新宪法则从宪制安排上消除了双重主权的现象，坚决确定了联邦中央的主导作用，删去了加盟共和国主权的内容。（注：俄罗斯的政治学家认为，新宪法之所以获得通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确实反映了联邦主义的原则。参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1996年总统选举后，叶利钦高举“社会和睦”和“民族和睦”的旗帜，得到了普遍的响应。看来，俄罗斯中央政府是有能力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第三，即使在宪法秩序框架下得不到解决，俄罗斯也能想出框架之外的方法，比如与鞑靼斯坦于1994年2 月签订的《关于划分权限和互派全权代表的条约》，是一个“权力分享条约”，被称为是联邦政府解决地方问题上的一个突破。总之，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国家不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其政治整合程度的远景要好于近期表现。（注：在冷战之前，国家的解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冲突所导致的。然而，在后冷战时期，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的内部断裂”则将是引起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说明了这一点。从俄罗斯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宪政秩序至少从制度构架上已经建立起来，尽管今后执行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但新宪法已经堵塞了这种冲突变成为十月流血事件（1993）的渠道。未来的俄罗斯国家统治机器将会在矛盾和分歧中实现整合。）
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断壮大的民主的社会基础
自新俄罗斯独立以来，整个国家几乎普遍以为有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就有了强大的俄罗斯，亦即说俄罗斯要实现大国地位，就惟有实现自由民主制度一途。因此，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依然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建立当作实现大国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甚至有时直接当作大国复兴的目的。
从今天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学常识来审视，俄罗斯的这种“民主的迷信”（或者说它是“制度拜物教”（注：制度拜物教，是指人们以某种已有的制度作为标准，去衡量、评价甚至排斥其他与这种标准不同的制度模式。这是一种将某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直接等同于抽象理念的思维模式。将西方社会的多党制竞选直接等同于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制度拜物教。）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历史上的俄罗斯始终把自己视为大国，为发挥大国的作用，它追求国家的地位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是，俄罗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却非常特殊，即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社会为坐标，在对西方先进国家的模仿、引进、追赶中寻找动力。历史上几次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从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凯瑟琳女皇的启蒙运动，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前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都反映了这种特殊的战略。然而，从对俄罗斯自由民主义的意义来说，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失败的改革。俄罗斯今天的改革开放可能是它历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内容最新颖的改革，但它走的却是俄罗斯文明发展的老路。
俄罗斯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公共政策和经济体制作出精心的设计，也就是要创新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同向市场过渡一样，向民主体制过渡也依赖于对体制的设计和运用，比如立法代表的选举规则，选举法，宪法上对权力的分配等等，通过这些规定使人们在追求某种行动和结果时能直接满足自身的利益。一个民主制度想要稳定，其体制必须精心设计使得那些可能想破坏它的人感到保留它更好。然而，谨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则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政治改革中所严重缺少的。民主派不是激励一个理智的吸引人的结构来支持稳定的民主体制，而是选择一种天真的平民主义的民主观点。美国政治学教授奥迪斯霍克（P.C.Ordeshook）尖锐地指出：“俄国领导人不是去研究如何使民主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和使其长期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办法，却为了自己和他们派别的眼前利益而去放肆地玩弄肤浅的政治操作术。”（注：奥迪斯霍克：《对俄国体制和激励机制的再考察》，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对于上述这些严重的问题或缺陷，我们认为它们只是反映了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幼稚性，而不能因此说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俄罗斯政治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走向是，政治发展将以自由民主为价值不停顿地走下去，民主制度将会持续存在，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肯定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阻碍。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这一重要走向，显然会影响到它的对外战略的制定。
首先，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具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按民主制度而运作，同这个国家有没有民主制度，不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和“具备了民主制度构架的国家”是两回事。后者只是前者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A·达尔认为， 民主政治有七个基本特征：选举产生的政府、自由公正的选举、普遍选举权、对竞选公职没有限制、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可供选择、结社自由。（注：See R. A.Dahl,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6.R.A.Dahl,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Houghton Millin Cor.Boston,1981.）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1994年以来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具备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俄罗斯经过几年的磨难，其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说是有成就的，而且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其次，俄罗斯目前的民主是一种权威主义导向的民主，总统行政系统权力的膨胀未必不利于民主，反对走向独裁的防线虽然薄弱，但对民主的作用依然很明显。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凌驾于代表机关之上，是俄罗斯现实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讲，权威主义导向独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议会作为反对独裁的力量虽然微弱却举足轻重。就推进民主政治而言，如果没有议会这个民主的象征，俄罗斯将很容易走上独裁，如果没有国家杜马来集中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国家就会缺失权威。国家杜马不能组建政府但决定是否批准总理人选，它还批准政府预算（由议会控制政府开支是民主国家的主要特征），这些都表明在权威主义体制下，议会民主还是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的。
作为民主象征的议会在今后的民主实践中很有可能起更大的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将对总统及其行政机关的权力构成某种挑战，从而有可能引发新的宪政危机。这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分配远还未定型，在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地发生重新分配权力的现象。但是，只要参与分配权力和要求获得权力的各个主体不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根本性的宪法制度框架，那么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来实现政治权力的某些转移和变更，必定是最可能的或最佳的选择。
再次，自由民主的价值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一些民意测验表明，俄罗斯民众对政治很冷淡，对民主究竟是什么尚无统一认识。这说明民主还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不可能建立起稳固的民主，一些政治学研究对“只有广泛的支持才能实现稳固的民主”这个传统的政治学假设提出了质疑。（注：美国政治学家J.W.普罗斯罗和C.M.格里格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政治学上的这个传统的命题缺乏有力的证据。转见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页。）在当前的俄罗斯，民主之所以缺乏有力的支持，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俄罗斯人深受政治混乱之害；政党制度不成熟。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俄罗斯人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参与水平，这与宪法秩序的确立和政党制度的逐步完善是紧密相关的。俄罗斯人未必会像美国人那样全身心地钟情于民主，但内心却拥护民主，对改革的支持始终如一，热情不减。因此，说目前俄罗斯的民主还缺乏有组织的支持似乎更符合实际些。
俄罗斯的民主正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中，目前它还很稚嫩。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民主环境和民主构架，政党制度在完善，议会的作用在加强，加上俄罗斯已经具备的建设民主的初始条件的优越性（如较高的人均收入、多元化、较高的城市化和教育水平、市民社会的发展等等），使人们相信俄罗斯的民主会有美好的前景。但是，俄罗斯自己和西方国家必须清楚，不要期望俄罗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俄罗斯必须找到一条它自己的发展之路。
四、结论性评述
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斗争很多是由于经济改革问题引发的，但它又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改革不能尽快取得成效，议会与总统及其政府机关之间类似1993年的矛盾可能还会重演。1993年新宪法产生之后政治结构虽然有过多次振荡，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不确定的因素在减少，政治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可预测性。这样的变化将继续下去，并且会以经济发展战略的渐趋稳健和对外战略的更趋个性化而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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