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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家长们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但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并不是说什么样的早期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育都是有利的。科学的适时的早期教育是有益的,不科学的任意超前的早期教育是无益有害的,还不如让孩子按照他们的天性自由地发展。
现在,在早期教育中,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认为“早期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有的省市的“家庭教育大纲”甚至把“超前性”作为家庭教育的一个教育原则提出来。于是家庭教育中就出现了任意超越儿童年龄阶段的超前教育,“超早期”进行行为能力训练,“超早期”进行智力开发。比如,在孩子能力还很差的时候就进行某些“高难”动作的训练;在孩子出生不久就教孩子认字、算算术,四五岁就把小学的算术、语文课本拿来教孩子学习;有的人甚至主张把小学要解决的问题提前到3岁,比如“0岁识字,3岁扫盲”,等等。这是一些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做法。
我始终坚持我的这种看法,儿童从0岁到6岁之间,是身心发展相当迅速的时期。但促使其发展,是有条件的。按照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的思想,支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成熟,一个是学习。在两者之中,他是更看重于成熟。他认为,儿童心理发展是儿童行为或心理型式在环境影响下按一定顺序出现的过程。这个顺序与成熟的关系较大。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就是双生子爬梯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其中一个双生子从48周起每天作10分钟爬梯训练,连续6周。到第52周,他能熟练地爬上5级楼梯。在此期间,另一个双生子不做爬梯训练,而是从53周才开始进行爬梯训练。但到两周以后,这第二个双生子不用旁人帮助,就可以爬到楼梯顶端。由此,格塞尔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熟就无从产生学习,而学习只是对成熟起一种促进作用。格塞尔的这个实验表明,儿童的成长是受生理和心理成熟机制制约的,人为地任意提前训练,效果不见得更好,不见得有那个必要。不仅没有必要,还会给儿童在生理和生理上造成负担,弄不好还可能影响儿童对学习的兴趣,从而产生逆反心理。
有的家长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超前教育和训练,其愿望是指望孩子将来在进入小学以后,学习起点比别人高,能在学习的竞争中占有优势。提前一些进行教育和训练,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占有一些优势。但由于这种优势完全是靠人为的力量获得的,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即或是有一些优势,但很可能只是一时优势,不见得能一直保持下去。有这样一个研究很能说明问题,就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过的一个实验:把175个孩子分成两组,一组由父母按照一般条件进行教养,另一组从3个月开始进行早期教育。之后,每15个月测验一次。他们发现,按受超前教育和训练的孩子智商平均高出15点。然而,并不能以此得出这种早期教育的优势能一直保持下去的结论。因为有些拥有这种优势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四年级时,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而接受父母循序渐进教养的孩子通常都赶了上来。
上述两项实验告诉我们,任意进行超前教育和训练,不见得是一件有益的事。进行超前教育和训练的人,自认为进行超前早期教育就一定会“早出人材”、出高水平的人材。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是一种推测,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证实。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列伊捷斯说过:“儿童超过自己年龄的发展,对于判断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不能提供可靠的依据,也不排除缺少早期发展,后来却发生跃进的可能性。”
学龄前阶段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不进行必要的培养教育,那是不好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当抓紧及时进行培养教育和训练。但不能任意超前。太随意、太超前了,从近期的眼前的效果看,是令人振奋的。但最终的结果,不见得也同样令人满意。法国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不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就是说,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恐怕哪个家长也不愿意培养出“既不丰满也甜美”的“早熟果实。”
进行早期教育和早期智力开发,是有可能使和儿童身心早期发展的。但应该特别的慎重,不能草率,不能盲目,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单打一”,不能只进行“一半的教育”。如果在某一个方面强迫他们学习、掌握超越他们年龄阶段的东西,尤其是过早地进行专门化的训练,那是片面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儿童和谐发展的正常进行。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发展课题。人为地、“一厢情愿”的加速或强化某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对心理发展水平和能力尚很有限的学龄前儿童来说,只能是以牺牲、丧失或抑制他们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这是得不偿失的、很不合算的。从长远看,从儿童一生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有害的。我们应当明白,人的各方面的素质不是孤立的,各方面的素质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各方面的素质只有和谐发展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不和谐的发展,就是畸形发展,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人材的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期教育和早期智力开发是重要的,但不能任意夸大它的作用。不充分估计它的地位和作用,会使人们忽视、错过发展的良机;但任意夸大它的地位和作用,会出现“强人所难”的训练和“掠夺性”的智力开发。
一个人成材,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个阶段的培养教育和训练都是重要的。一个人成材,也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不是哪一个因素决定的。家长在培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哪一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哪一个方面素质的发展也都不能忽视,都不能偏废。应当持续不断地进行培养教育和训练,应当全面地进行培养教育和训练。
当前,社会上出现这种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倾向,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定客观环境的产物。早在“美苏两霸”对峙的那个年代,就有一种说法:国家实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美苏两国为了增强竞争实力,早在30年前就“不约而同”地进行教育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都是“不约而同”地加大早期教育改革的力度,在学龄前阶段进行高难度的教育、高强度的训练,把3到6岁才该训练的内容提前到0到3岁进行,把许多小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提前到学前阶段。美国的代表人物是布鲁姆,在前苏联则是赞可夫。他们认为,早期教育决定人一生的发展水平,甚至决定人一生的社会成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验,他们又是不约而同地总结了教训:经过实践,他们都认为按照这种“早期教育决定论”的思想进行早期教育的改革,从眼前的效果看是好的,但从长远效果看却是不好的。因为它打乱了儿童身心发展的秩序,对提高儿童青少年的身心素质是不利的,使儿童青少年缺乏发展的“后劲儿”,缺少自我发展的能力。于是,先后都早已放弃了那种改革实验。
就在外国人放弃了这种改革实验的时候,我们国家开始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知识,重视人材,逐步形成了社会舆论。在这种环境里,广大家长望子成龙之心十分急切。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长期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早期教育决定论”的思想传到了中国,它正好迎合了中国家长急切的望子成龙之心。于是,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就在中国开展起来。我们应当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也要吸取外国失败的教训。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外国人通过实践已经否定了的东西,我们却又要重新再做一遍。
“早期教育决定论”的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盛行,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子女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普及,家里只有这“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一个孩子,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这是“早期教育决定论”盛行的温床。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有些丧失学者良心的所谓“专家”在经济利益地驱动下,不负责任地宣扬、鼓吹、极力夸大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的作用,推出种种没有经过实践证实的什么“工程”、“方案”,曲意逢迎那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这是很不应该的。
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也是现代教育过于功利化的反映。过去的古典教育,是“重义轻利”;现代教育与此恰恰相悖,是“重利轻义”。这种偏向,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出现了。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罗素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预见性地指出了现代教育的这种偏向。“重利轻义”的功利化倾向,带来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上去了,道德水平下来了”。多少年来,人们培养教育子女,目的就是升学、就业,只要是对升学、就业有用处的,就下工夫、下本钱,尽可能提前培养训练;对升学、就业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放任不管。也就是说,只考虑培养孩子“成材”,不大注重教育孩子“做人”。不仅在外国是这样,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试想,不会“做人”,又怎么能成材呢?即或是有很高文化水平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要是不会“做人”的话,社会根本不会接纳他,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到哪里去发挥呢?
家庭教育过于功利化的倾向,不仅反映在学龄儿童的教育上,更反映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上,其表现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只进行“一半的教育”,就是重智轻德、重知识轻能力、重视书本知识忽视生活知识、重视智力因素的发展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发展、重视特长培养忽视全面发展、重营养忽视体育锻炼,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急功近利的早期教育和超前的智力开发。以牺牲、丧失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对孩子进行超越他们年龄阶段的教育和训练,过早地进行专门化的训练,不能达到切实提高孩子素质的目的。这不仅对孩子的发展不利,对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利的。
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早期教育,还是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从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实际水平,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这样做,表面看似乎是“太慢”了。但因为教育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的,肯定是从分配上有利于提高孩子的素质,提高孩子自我发展的能力,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