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书品、人品与审美情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书论文,人品论文,情趣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很喜欢张謇的字，一见其真迹字体，便会很有兴味地观赏。有幸收藏其书法成扇一把，每当夜阑人静、风清月朗，常会情不自禁地取出摩挲把玩。不只他的书品深深地吸引着我，他的人品、审美情趣，也有经久不衰的引人魅力。
一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翁，书法落款謇字写得看上去象繁体“宝宝”二字，又被人们戏称为“张宝宝”，江苏南通人，晚清史上以状元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兴国著称于世。
传世张謇书法作品，理应很多。他二十岁时，已自称“索书者众”，日记中有“笔墨之忙，竟日无暇晷”；二十一岁日记中则有“竟日作书佣，腕儿欲脱”；四十四岁日记显示因旅费不足鬻字，为卖字之始；四十五岁日记也有因旅资已竭，赖卖字得二百金等语。
张謇六十岁后，为赞助教育慈善事业，一再鬻字。有时限断一月，称“此一月内，定每日捐二小时于字，无一字不纳与鬻”。他自订鬻例或称润例如下：
行书对联：四尺大五言三元二角，七言四元五角；五尺大五言三元五角，七言五元，八言五元六角；六尺大七言五元四角，八言六元二角；七尺大七言五元六角，八言六元四角；八尺大八言八元，九言九元，十言十元；楷书加半，长联照纸尺寸、照字大小计数。
行书屏条：每条三尺三行二元，四尺三行三元，五尺三行四元，六尺三行五元，七尺三行六元，八尺三行七元；
加一行按三分之一照加，楷、篆、隶书加倍。
行书堂轴、横轴：五行按屏条加半，六行加四分之三，楷隶书加倍。
榜书（泛指书写于匾额上之大字，今也称擘窠书）：尺以内每字五元，尺以外每字六元，二尺以外每字七元，三尺以外每字八元，四尺以外每字十元。
行书册页：每页三元，楷书加倍。
行书手卷：每尺三元。
泥金（以真黄金屑铺满纸面的书画用纸）加倍，来文加倍，磨墨费加一。折欠不书，劣纸不书，来文不尽善者不书。
代收处：上海法界外滩十二号大生帐房、南通濠南别业。
鬻例见报后，买字者纷至沓来。据统计，张謇鬻字一日，可得二万余元，须写三个月方可竣事，其也有“颇觉苦”的时候，然想到为教育“劳工”，称“亦自乐也”。
张謇书品、经抗战、内战、文革之后，时至今日，看来也为数不多了，扇面与成扇更少，能拥有他的一件开门见山的书品，也非易事。
二
张謇一生练字，极为勤奋，尤其在青壮年时期，如同一位武林高手练武——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间断。
1873年阴历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雪，入冬以来，是日为最寒。读《三国志》。写字。”
1873年阴历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雪霁，更寒。读《三国志·魏志》终。写字。”
1873年阴历1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又写下：“寒如故，砚池水点滴皆冻，写不能终一字，笔即僵”。
1874年阴历6月初三，日记中有“返舟、写字、看书。是日甚热。 ”
1874年阴历7月初四日记中则有：“苦热，每写一字，汗辄雨下。 ”
如此苦练，张謇的书法功力，虽不及何绍基，却远胜龚自珍，也超过沈葆桢与倭仁，自有一种独特的挺秀之美。
张謇挺秀的书品，带有颜体笔意。他曾习临颜真卿的楷书《告身帖》。此帖真迹流入日本，国内仅有印本行世，书法端朴，苍秀，被明代书论家詹景凤誉为“了不经意，而规矩自成方圆，亦是千秋独步”。曾习临颜真卿笔势伟劲的楷书《臧怀恪碑》。曾重点习临颜真卿的楷书《郭家庙碑》，此碑书势朗畅，张謇颇喜欢，一度以临此碑定为晨课。颜真卿的楷书《麻姑仙坛记》、行书《争坐位帖》，也为张謇重点习临之作。张謇评价颜真卿的书法有诗云：“唐时论巨笔，鲁国最工书”。
张謇挺秀的书品，也时显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等余韵。他曾习临褚遂良的楷书《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行书《枯树赋》、欧阳询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何绍基曾强调，欲学欧阳询必当先从其子欧阳通所书楷书《道因碑》问津，说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张謇至1887年感觉到了这一点，该年日记中有：“临《道因碑》。日课惟此能行也，日定五十字不闲”，直至1915年仍在习临此碑。
张謇挺秀的书品，更得力于晋楷、汉隶。一般说来，学楷须由唐而晋，尤须明隶法，否则易生楷气，张謇深明此义。他曾习临传为王羲之所书小楷法帖的《曹娥碑》、王献之所书小楷法帖《洛神赋十三行》。笔势开张、点画飞动、多有篆隶遗意的摩崖楷书石刻《瘗鹤铭》、恣肆奇崛的东汉隶书碑刻《礼器碑》，张謇皆化过一番功夫习临。
张謇习草，始于晚年，其1926年正月初二日记中始出现临写孙过庭草书《书谱》的记录。是年阴历6月17 日日记中又有临写怀素四十二章经草书的记载。
张謇行草，多学文徵明、包世臣，曾悉心临写文徵明行草书二年有余，得其“遒逸婉秀”韵味，推崇包世臣的诗句有“安吴晚出独精绝”、“雄强洞达始平实”，其挺秀的书品又蕴涵着一种雄强洞达与平实浑然统一的美。
三
张謇晚年回首往事时曾说其一生“无一日不在忧患之中，无一日可高谈大睨也”。在其漫长的人生苦旅中，他曾显露雄强一路风格。
1882年，他随庆军统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参与处理朝鲜兵变，果决刚猛，而崭露头角。
1894年，他击败科举考场所有对手，夺魁天下。平心而论，张謇中状元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为其自身书法、学识、才气、人品过硬，外因则为时任读卷官的翁同龢力荐与收卷官——1880年状元黄思永的补笔相助。翁同龢对张謇的试卷评价是“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向光绪帝推荐的理由则为“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当然他也力排其他读卷官诸如麟书、张之万等众议。
甲午战争中，张謇折参李鸿章，语语峭直，并声泪交下地发表“危言耸论”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遂顽强地投身其中，此后陆续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海门大生第三纱厂、大聪电话公司、天生港通隧火柴公司、电气工厂、苏达工厂、淮海实业银行、惠通公栈、3家贫民工场、 并准备同比利时合办航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自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文教事业，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之创立，也多有赞助。大生纱厂从1899年正式投产至1913年，已盈利406万元左右，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生资本集团总资本，在清末民初，已达4000万元左右，张謇因此先后担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中国银行股权联合会会长、交通银行总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权会会长、江苏谘议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令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常怀无穷思”，力求思虑洞达，以提高自己通达、透彻的观世能力。
戊戌维新期间，他认为康梁支持光绪与慈禧为敌为“轻举”，且行动操之过急，“至是张甚”，其结果“必不成”，是有一定见地的。
1903年，他东游日本后，更坚定了实业、教育兴国的思想，有日本“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等语，又称中国与日本“立政之宗旨不同耳”、“一行专制，一行宪法”，要求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步性也显而易见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寄希望袁世凯主持共和，袁世凯取代清王朝统治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则毫不犹豫地与其一刀两断。
晚年的张謇，相当重视其独子张孝若的成长，多次向他强调人格的重要性，说“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随之矣，儿须时时加检”，又要其子“稳静第一”，与人谈“不可有盈满之色，高兴之态，夸大的语”，非确信之事“不可遽发十成之议论”，应酬“勿杂”，广众说话“勿多”、“勿轻听人上条陈、出主意、说政治”等等，总之要其子“千万慎言慎动”，因为世上不太平，“动受四面牵”，曾发出“太平在何处？今年待明年”的感叹。至于如何治学，张謇要其子学点哲学，说“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又要其子学好做诗，说“做人要苦，做诗也要苦，苦即乐也。未有不审慎而成人，不勤博而能成诗者也”，当其子勤苦学习一度“妨身”时，他又赶紧去信写道：“儿勤学，父所喜慰，但勿过锐，以致妨身，能于辛苦中得有乐趣，则天机自活”，并强调“学问要勤苦，也要从容，其法在渐进而有恒，到得有味时，便能以甘偿苦”，如此说教，洞澈有清识。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处事的基本风格，可用“平实”加以概括。治家他强调勤俭，说“天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1909年正月其致函吴夫人说“帐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另有讯复帐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1912年阴历9月其又致函吴夫人说“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 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治县，他强调稳健，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不大轰大嗡，不追求浮名，他办教育、就不象清朝政府那样先从大学办起，他是先从师范办起，从小学办起，然后从小学到中学，到专科学校，然后到大学，这样就符合循序渐进的道理。
四
张謇虽具强烈的忧患意识，却不乏乐观精神与审美情趣。面对“世上风云”、“人心矛戟”，他潇洒地吟出了“老夫一笑浑闲事，夜半霜天看月明”诗句，他又说“做人做事，正须于动中能静，忙中能闲，方于事有见处，于身有益处，此却不易，然只要耐，能耐则自然视忙如闲，视动如静矣”。
张謇由衷喜爱大自然，喜爱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爱自然界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爱松“欣欣有生意”，咏梅诗为“无限含春意，朔风吹未开。不知残雪里，已有暗香来”，且“梦中犹自爱溪山”。年青时，他爱在山野里骑马，常与友朋或“着鞭争胜”，或“叠骑清谈”，或共发“披肝露胆之言”，晚年却喜在明月下独酌，又有“独酌思悠悠”佳句的出现。
张謇也善于欣赏人类社会的各种美。他喜观梅兰芳演戏，每观一剧，“必有一诗”，称“亦至愉快之事”，有诗云“忆远裁笺写所怀，去书不必有书来。老夫青眼横南北，可忆佳人只姓梅”。他赞誉袁昶“智略洞中外”。至晚年，尽管其“江海潜踪，厌谈政事”，然对孙中山去世，却保持不住沉默，在追悼孙中山的演说中称其“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他认为以往革命“不过一朝一姓之更变而已，不足为异”，而孙中山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因此他高度评价孙中山不仅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他强调孙中山“在历史上确有可以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富，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
古往今来，书画家皆有收藏，张謇也然。他喜收藏文徵明、徐枋、李
、边寿民、汤贻汾、吴昌硕、吴湖帆等人的画，题文徵明山水跋语有“求衡山（即文徵明，号衡山居士）画二十年，适于沪上得见此本，高情远韵，绝与寻常所见者不同，乃知神龙骏马，自有真也”；题徐枋绢本山水有“画本巨然参倪黄，此仿关仝信晚作”句；题李墨笔枯木竹石图轴称“复堂（即李，号复堂）枯木非无意，阅尽冰霜老健能”；题边寿民山水蔬果花鸟十二开册页赞语为“世间绝可宝爱物无过之者也”。在他眼里，汤贻汾画趣“清高”；吴昌硕“常将书做画”；吴湖帆的山水“笔意高旷，清远有致”，并作诗云“二百年来吴墨井（即清六家之一的吴历，号墨井道人），前贤要有后生当”。他也喜藏佛像画，曾说“若论导扬佛教，则须人人心中有一佛，佛自充满于天下一切世界。譬之一国人民，人人心中有此国，唯恐为人轻蔑损坏，则此一国自然永久坚固存在于世界”。
张謇参与处理朝鲜兵变凯旋后，在登州一度“无日不困于酒食”，并得赵孟頫书《赤壁赋》字、仇英画四条屏、董其昌的山水画、王铎所临王蒙的字、刘墉题毕沅《灵岩读书图》诗、沈铨、奚冈的画，可谓一丰收。
张謇镇室之宝，看来是南宋四家之一刘松年的《百寿图卷》，此卷曾藏定王府邸，后归恭王府，辛亥革命后散落人间，张謇于民国元年六月以百金得之，跋称“一时势力，宁有如二邸之盛者。聚则终散，世之常理”。
张謇的特色收藏，则为宋元明清人所画钟馗像七十余轴，以借助钟馗求捉尽人世间各种形式之鬼。
张謇喜赏碑拓，1891年阴历9月25日日记中有“博孙招食蟹， 因得观‘静娱室’四宝，盖隋丁道护启法寺、唐虞世南庙堂、褚遂良孟法师、魏栖梧善才寺四碑也。天下奇珍，生平初觏，绝大眼福”记载。“静娱室”主人为李宗翰（1770—1832年），字公博（日记中“博孙”，即公博子孙），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793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著名金石收藏家，以藏有孤本旧拓《启法寺碑》（此碑为隋代楷书碑刻，丁道护书，仁寿二年（602）立，石于宋代已佚，书法谨严， 开唐碑先河，为隋书中佼佼者）、唐拓《孔子庙堂碑》（此碑为唐代楷书碑刻，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所书，武德九年（626）刻，贞观中即毁于火， 书法俊朗圆润，字体外柔内刚，黄庭坚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句，被誉为初唐三大名碑之一）、唐拓《孟法师碑》（此碑也为唐代楷书碑刻。褚遂良书，贞观十二年（638）刻，碑石久佚， 书法质朴，笔多隶法）、唐拓《善才寺碑》（此碑也为唐代楷书碑刻，魏栖梧书，后人作伪改题“河南褚遂良书”，开元十三年（725）立， 石久佚，用笔深得褚书神理，上有“蔡京珍玩印”、“内殿秘书之印”及翁方纲、安歧、阮元等题跋印记）著称于世。
张謇认为，草书于《书谱》外，唯有怀素《自叙帖》“最奇纵有法，欲得之久矣”，后得此帖残本，仍喜欢无量，称“百冗之暇，偶一批览，正如与奇人怪士作世外谈，益人神智不少”。
张謇称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大书法家沈曾植“真朴雅渊懿”，二人一度“不三日必一见，见必有所得”，其藏有沈赠旧拓《礼器碑》，一度遍索不得，“为之惘恨竟日”。
张謇所用砚，为大书家、大篆刻家邓石如旧物，为好友汤尊三所赠，据张謇称，其“初不甚宝之，弃之败簏中，与诸砚伍，偶见其旁有眼，黄且润，旁有紫晕，异之，抚视见旁刊‘石如’二字，急取水濯浸之，字画益明，观其笔势生劲，与山人草书无少异，则为山人物似无可疑”。
张謇的审美、收藏，总的说来，讲究“自然适之”，讲求“绚烂”与“平淡”的自然统一，其如下诗句，便是这种审美情趣的诠释：
“有花有鸟一绚烂，无花无鸟一平淡。
平淡绚烂都有情，自然适之天地宁。”
这也是他人生追求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