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必将推动中国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大发展论文,民办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世纪的中国教育应有一个大发展。没有大改革就没有大发展，教育大改革必须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内容。我们应十分重视民办教育的大力发展。
一、民办教育是多元化经济格局下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就是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如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均才40.5元，到1994年已达1793元，而1996年更达3147元。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及基本生活消费满足后的节余增加，使人们对文化教育消费的追求成为可能。
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多元化经济格局已经成型。如1995年我国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45亿元，其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城乡居民个人和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的投资比就已达55.65:15.32:12.24:16.79。（注：《中国国家统计局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6年3月7日）
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相对富足的同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以往共同贫穷困苦的单一经济水平格局，变为多层面差异性经济收入的状态。据国务院某项研究，90年代初某地区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约占0.4%，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约占3.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占96%；其中沿海多于内地，东部多于西部。（注：转引自《中国出了个富人层》，《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而且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拉开。1994年中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在今天，中国有100万人左右的个人存款在100万元以上，以199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额3万亿元计，仅占全国千分之一的这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1/3！（注：转引自《中国出了个富人层》，《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明显向个人倾斜的变化，如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399.5亿元，该年新增储蓄存款余额为118.5亿元，占当年GDP的2.65%，即这一年新创造的财富中，分配给居民个人的后来未被消费而转化为储蓄的部分，占当年所创造财富总额的2.65%；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储余21518亿元，人均1793元，新增储余6315.2亿元，占当年的GDP的13.65%，是1980年的5.15倍。而我国国民储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的现状是：居民储蓄占83%，政府储蓄占3%，企业储蓄占14%，其中国有企业不起过7%。（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改革》1997年第五期）
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多元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格局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使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家庭或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非平衡化、多层级化、多质量化集中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就表现出了文化价值取向和需求及其消费的选择的多样化，并产生了经济与文化建设投入的多元化。民办教育在我国被禁锢了近四十年后再次萌生并掀起高潮，正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下，适应了不同地区和家庭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和教育需求，在教育选择形成的教育市场中，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必然的社会选择结果，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大趋势。
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教育要大发展，就一定要顺应并引导民办教育的发展趋势，走“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的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半个世纪这一时段相比较，进程还是很缓慢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教育发展的特征就是“包得过多，统得过死”（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大力发展就无从谈起。
（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有效地改变举办教育的经费来源匮乏的状况，使我国教育大改革大发展有一个多渠道、多主体投入而较丰足的经济基础。
教育大改革需要资金，教育大发展更需要充足的经费。但是，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每所国办学校的经费除了人头费和一丁点分公经费外，就再也没有发展的能力了。学校生存的意义仅仅表现为“维持”。如果守着占整个国家全部储蓄83%的居民存款额，对着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和千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存储货币1/3的事实，面对广大国民不断扩大的不同教育消费与投资需求，仍然徘徊在姓“社”姓“资”的死胡同里走不出来，而不敢放开捆绑民办教育的枷锁（1993年个人办学投资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供给的0.31%），这才是最可悲的。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使国家教育投入的绝对数量大幅度增加，并由此给国办教育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如自1992年～1994年间，广东民办中小学40多所，其中新办高收费民办学校20余所，在校生1.4万人，筹集到资金12亿元，其中近8亿元用于学校建设（各类民校在校生达6万多人），这一事实的经济学意义在于：
1.依1994年广州市生均年教育成本1807元计，单这些高收费民校的1.4万个学位，每年就为国家节省了教育经费2530万元；依1997年国家新办一所“希望小学”需30万元的标准计，可建“希望小学”84所。
2.单这些高收费学校在该时期筹集的经费，就是1994年广州市全年投入的教育事业费9.9亿元的121.2%，是全年教育总投入的1/2；可使全广州市生均教育经费增加995元，人均教育经费增加188元，分别占同年生均、人均教育经费的55.1%和54.95%。
3.如果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一万所，每所平均筹资投入300万元，则有300亿元；如果全国大中小城市中的学生有500万人（占全国学生数2.014亿人的2.5%）就读民办学校，平均每生为国家每年节省教育经费1000元，则共节省国家教育投入50亿元，两项分别占1995年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1000亿元的33%和5%，是1995年全年累计接受海内外希望工程捐款2.53亿元的118倍和20倍。
（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强有力地推进政府包揽办学体制的变革，使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朝着多主体、多形式的良性竞争方向迈进。
教育大发展必须有能产生出强大正作用力的内在机制，资金是教育发展的外在资源，而教育发展能否拥有最大可能的内外部资源，能否对这些资源加于合理配置和利用，都联系在其内在机制及其产生的力量上。几十年来，计划经济下的教育运行发展所形成的封闭式的内在机制，已使教育成为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最顽固最保守的领域了。毫无疑问，这根子就在于政府包办统制、单一、无竞争的运行机制上。80年代中期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质上还只是局限于这一办学主体的多层级化改变上，即以不同层级的政府分担了教育投入及其办学管理权限，毕竟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包揽的格局，只能算是一次非实质性改良。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南巡后，民办教育的再次兴起和大发展，就正是冲击旧教育体制的一个战略性大变革。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必将促使教育投资的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不同的利益导向和不同的办学模式，必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益效应，并由此将大大推动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由此促使积极的教育运行机制产生。
体制变革最重要的内涵，是指体制结构及其内在机制的根本改变。同时，它还体现为一种政策容量。民办教育的政策容量，也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在姓“资”姓“社”的走钢丝过程中，教育政策容量小，大家都小心翼翼。在今天，有党的十五大开拓的理论视野和高度，中国民办教育的政策应有更大更广的可容性。
譬如，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就不一定局限在国办与民办之间走非此即彼的选择道路，而应该在确认民办教育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投资主体、不同资金来源、不同组合方式的混同，如股份制办学、公有私办、国有民办、代理承办、集体合办等等。由此所产生的或溢出的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如广东省教育促进会于1989年就在深圳与当地教育局合办了“碧波中学”，于1992年与广州市教育局合办了“蓝天中学”。两所中学都是国有民办。“碧波”单人员费用每年就为国家节省了150万元，而“蓝天”至1997年的四年来，就为国家节省了教育经费332万元。同时由于民办力量不断地增加投入，两校的现有资产肯定又比纯国有举办时多。但这两所学校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国家拥有的学校部分教育财产权，却使用和支配着学校全部产权，其中每年所节省的投入和多支配使用的财产，就是这“国有民办”体制溢出的教育资源。可以看到，通过有力的体制变革，并由此使国家教育占有更多的非国有教育资源，使政策容量增大，让体制溢利，促使我国教育发展具备良性循环机制，这正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巨大贡献。
由此，又可以进一步说，“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体制，决不是说政府在数量上一定要占绝对优势，不是说一百所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中应九十所为政府所有了，就是“政府为主”。政府为主就是所有的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都是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所有的这些教育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法令，依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大纲及质量要求去办学；而其中政府对教育投入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不能因为社会其它力量的增加而削减政府的教育支出。在此前提下，非国有教育机构（含混合型和纯民办或私立）或入读非国有教育机构的学生，可以占总数的15%，也可以占30%甚至更高比例。只要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非国有教育比例越大，国家拥有的教育资源就越多，教育大改革的底气就更足，大发展就更有可能，实现教育现代化就更早。
（三）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彻底打破福利分配式的划一的办学成本价格体系，使教育在国民自觉进行教育消费投资中，在可能满足特定的教育选择需求中走向繁荣。
在政府包揽体制下，我国的教育是千校一面，缺少特色；教育被国家作为国民再分配时的一种特殊福利来分配，甚至于作为阶级利益的奖励。而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家庭，却理所当然地可以无偿占有这一块“福利蛋糕”，吃完后还有没有，是国家政府的事；也因此，每个人都不可能选择教育消费，同时，也不可能有国家安排以外的教育需求；而教育发展丧失了社会的需求，也就失去了社会反馈产生的推动力，当然也就只能走向低水平的起点和目标，维持低要求的质量，教育的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国家繁荣，使人民富足，人们也逐渐从生活中真正体验到教育的经济价值。从受教育后获得的真实的经济效益，反过来也大大促使人们重视教育，并积极地参与教育消费与投资。经济支付水平的可能，使人们在教育消费中也产生明确的选择性、目的性，教育市场由此产生。社会教育消费需求的不同选择性，同样也是不同社会职业价值的认同选择。由此，不同的教育选择就致使不同类型、层级、专业等的教育活动能产生不同的成本与价格。这一事实反过来又作用于不同的办学主体或机构，作出不同的教育质量特色的选择。这样，教育走向百花齐放、繁荣多样就成为可能了。
首先，民办教育是社会教育选择与需求催化的结果。她在被社会选择取舍中产生，也必定在被选择取舍中接受监督，也可能因丧失了质量和特色而在被选择中淘汰。质量与价格连结着生源，连接着生存和发展能力。所以，民办教育要承受着政府统制下的国办学校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竞争与被选择产生的巨大动力，不但极大地改造着民办教育自身，同时也使国有学校产生压力，并主动进入教育市场被选择和监督，这样也就可大大推动整个教育的大发展了。
其次，民办教育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重要途径。由此大大强化了教育的消费投资观念，将使中国教育的大发展有着厚实的社会基础，将使教育大改革有一个理性的社会背景。教育改革就是教育利益的再分配，我国从教育的福利型分配转变为投资消费性分配，这是一个本质性改变，由此一定会推动教育的大发展。
其三，民办教育自身形成的多样化价格成本体系，为对教育及其教师劳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兑现提供了新的标尺。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当社会给予教育和教师光荣的社会“殉道者”的价值光环，尚未戴稳被现实砸得支离破碎时，正是民办学校及其受教育者的家长们，促成了教师市场，并首先给教师应有的社会价值补偿，为教育发展及其战略地位奠定了民心所向之根基。
三、民办教育的良好发展将强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大改革进程
民办教育在我国也不是新鲜事。解放初期的民办教育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民间举办学校事实的一般延续。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环境，为90年代我国民办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而这个时期民办教育的再次兴起，决不是50年代以前民办教育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对政府包揽教育体制的一次大变革；更重要的她还是以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水平为参照系，以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为目的，并能为我国教育大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一次新生。她的良好发展，必将为教育整体的大改革提供宝贵借鉴。
（一）民办教育以新机制建立为发展根本的新思想，为我国教育大改革中如何有效地运作教育产权，提高教育效益，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点。
90年代的民办教育，是以改革开放十多年为背景，以一批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作办教育主力为明显特征的。由于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经验和资产拥有权的清晰明确性，使他们在举办教育之始，就非常重视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应明显有别于政府办教育的运行方式，即：
1.掌舵而不是划桨。民办教育者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在坚持党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大纲前提下，他是学校这艘船的掌舵者，而不像政府包揽办学时那样，校长仅仅是国办教育这巨大舰艇的划桨者。
2.订立契约，明确责任。民办教育者为了使学校发展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内外环境，从一开始就非常理智地运用法律手段，把对外的关系及学校内部的关系契约化，同时把责任目标清晰地加以分解承担了。
3.精简机构。民办教育者很明白成本与利益、机构与效益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教师、职工采取高薪、买保险，但不管养老；设置精干组织机构、垂直控制关系，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办学中的机构臃肿、控制失效、人员冗余所潜伏的越来越大的弊病。
4.引进市场机制。把市场经营办法运用于学校的运作与管理上（详述见后）。
5.塑造学校的企业化形象。培养具有企业精神的校长和教职员工等。
以上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核心是自主权，是教育产权独立。没有这一点，以上五个方面都是空洞无力的，是假的。
（二）民办教育以现实需要为服务指向的办学宗旨，为教育大改革中如何更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以使教育自身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那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踏步深入发展，我国教育改革如何借鉴民办教育运作产权的成功经验，重视国有教育产权的分解、重组、代理及其运用，以形成一个全新的国家教育运行机制，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是有很多启迪的。
不能不承认，民办教育的崛起，或具体的一所所民办学校的产生，其首先是适应了社会的特定教育需求，具有相对应的教育选择市场为基本前提的。如果国有教育都办得很好，国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作随时的教育选择且都满意，民办教育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恰恰相反的是，国家尚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最关键的是，政府包揽的体制不可能没有遗缺，政府也没有必要代办民众们自己能办到的事。在举办教育方面，政府保证社会教育公平与教育选择的双重职能的兑现，而以强化教育公平实现为主；民间力量则应在为实现国家教育公平目的的前提下，以突出的教育特色水平去满足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教育选择。政府与民间彼此间的互补，是教育大发展的良好保证。也正因为这样，民办教育就有长久的活力和条件。
今天的民办教育正是适应了社会的特定教育选择需求而产生的。为了生存，民办教育主体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市场状况，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有多大生源比例，层级定位如何，等等。如果没人来读，这所学校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民办教育从始至终坚持开放，坚持服务，坚持效益，走一条非自我封闭的紧密联系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开放现实需求，主动服务社会的道路。如职业学校的“招生——培养——就业”一条龙的组织管理过程，就是办学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政府办的学校应坚持的办学方向。
我们既不能把教育只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能把它当作只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更不能把教育办成“无用品”。如何把教育服务真正作为一种能满足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不同文化与技能（艺）的需求的消费品，尚需很大努力。同时也是大有可为的、有广阔教育市场前景的现实。民办教育由此可以有大发展，国办教育也应由此加大改革力度，使自身进入到火热的社会变革现实之中，以获得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民办教育运用经营性服务手段，为教育大改革真正遵循经济规律、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提供了有效的运行方式。
就目前看，大多民办学校都不是无偿服务的。她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一种有偿的社会服务。到现在为止，尚没有多少具备了无限资金来源又不需求任何回报的民办教育投资者。有生源无回报，民办教育仍然不能很好生存发展。正如前面所述，民办教育者从举办活动初始，就把这一过程纳入了经营型办学模式中了。要讲究教育成本，要明确生源比例，要制定合理价格，要明确利益分配，要科学配置内外部教育资源，要科学管理，要精干组织机构等等。一句话，在坚持国家的办学目标的前提下，核定成本价格，减少非正规教育经费使用浪费，合理使用与分配资源，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这一点恰恰是在政府包揽教育的状态下，国有教育所非常不重视，而且也没有很多成熟经验的。其中，除了教育产权不明晰无责任者以外，没有明确的“投入产出”的经济核算观念，也是造成教育实践中的大浪费与严重投入不足共存的现状，而成为极大地拖缓了教育发展前进步伐的一大障碍。要大发展也一定要针对这一弊端作大改革。国办教育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以适度经营，义务教育阶段同样不能不计成本效益地浪费。民办教育的成功经营经验以及其带来的教育发展方式的大变革，不仅以非国有教育投入增量和国有教育节省投入的增量，使得国家教育整体发展有了更厚实强大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大大还原了教育创造经济收益的本来面目，使教育价值的体现更为社会认同，使教育的战略地位实而不虚，使教师劳动报偿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依据，使教育大发展具备了一个新的价值循环的运行方式。
（四）民办教育以利益生存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教育大改革中如何使学校转变行政角色，有力地推动特色办学和素质教育，以能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广泛的质的容量构架。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质量要求也是大一统的。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学时（期）、统一进度，甚至于集体备课统一教学方式方法。如此等等，造成无论全国经济文化不平衡状态多么地突出，但还是千校一面，全国工科、理科、师范大学都个个脸孔相同，全国中小学、中专技校亦个个出自一模。后来，也仅仅是在重点或非重点之间作了微小区别。教育无特色是中国教育的特色。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校是政府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层次，校长是行政（厅级、副厅级、处级或科级）的一官员。他首先是要对行政负责、对上级官员负责；那么，是否要对受教育者负责，那是其次之其次。做多错多，要创新，错会更多。就这样，办学无特色，其实就成了最稳妥保“官位”的办法，成了很正常的办学特色了。这是我国教育质量提高的巨大障碍。
民办教育以利益生存为核心，没有特色就不能生存，不好发展，她首先要负责的，不是上级（无上级），而是其生存发展所倚靠的学生及其家长。而生源市场的数量局限性，又迫使其为此想尽办法去竞争。教育的竞争，就是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就是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办学水平的竞争，就是校长及其师资队伍质量的竞争。这一良性竞争，毫无疑问，就一定会使教育质量走出那狭窄的重点非重点的质量判定框架，而使中国教育质量标准产生了广泛的多样化、多特点化、多模式化。这万花竞放的教育繁荣景象，应是中国教育大改革的美好目标和前景。
更重要的是，民办教育崛起、发展带来的教育特色化趋势，除了将打破学校的行政角色化管理格局外，还将使中国由此涌现出一大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他们是教育大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教育大改革的“发条搏动器”。只要有党和国家这只“手”的正确拨动，无数有思想、有个性的校长，一定会带出一大批有特色、高质量的学校，并由此国快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四、扫除“怕”字思想障碍，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步伐
既然民办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我国教育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并将强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大改革进程，那么我们就应该更放手地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但是在目前，大力发展民办教育还有不少阻力，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怕”字。
一是怕乱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家包办教育的一统天下，怕非国有教育主体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这是恐“资”恐“私”症的表现。
二是怕民办学校营利，怕学校被作为赚钱的工具。这除了对国家管理机制缺乏信心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谈“利”色变、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三是怕民办学校质量不高。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要求。最好的国办学校一定会好过所有的民办学校，这是肯定的。但民办学校也可以好过很多一般的国办学校，也应允许人家办学失败。最好是办一间成一间，办好一间。但是办5间成4间办好3间，就不行吗？政府包揽办学几十年，也没能保证办好每一所学校，凭什么民办学校就不允许失败呢？
四是怕管不了。这正是要破除的计划体制下的管理观念。要民办学校时时处处都像以往国办学校那样的话，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新时期的“管理”应一改旧的内涵，变“管卡压”为指导、服务、督导。
五是怕优秀校长、教师流动到民办学校去。人才流动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选择结果，政府由此应在对国办校校长、教师的待遇提高上下大功夫，不应因怕而去卡去压。
这些“怕”，集中到教育行政长官和教育行政职能部门身上，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怕自己的权力、权威与利益范围受到挑战。
事实上，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以及在经济体制变革与分配方式理论的大突破，已为我们扫除“怕”字提供了思想武器，并为我国民办教育大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当看到，破除这“怕”的障碍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民办教育大发展的趋势锐不可挡。希望大家都来为民办教育鼓励喝彩，为她的良好发展出谋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