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生产与生产率的增长：新的测算方法及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农业生产论文,中国论文,结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报道，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自1979年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业产出一直在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SSB)报道，从1952年到1995年，每年的产出增长速度为4.25%。这期间，从1952年至1978年，每年的年增长率为2.83%，而1979年至1995年，每年的年增长率上升到6.5%。这种长期增长率是同期所有国家中增长率最高之一。
通常用来计算中国农业增长率的总产出都是采用国家统计局报告中的“农业总产值”(GVAO)。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中国和西方的）也用农业总产值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樊，1991;Lardy,1983;Lin,1992;Perkins和Yusuf,1984；世界银行，1991）。为了确定当前的改革对农业部门所产生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也试图测算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樊，1990;Lin,1987,1992;Tang,1984;Wen,1993;Wiens,1982）。农业总产值均以不变价格（或以中国统计系统所述的可比价格）计算的，以反映某一特定年的总产出。但是，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不变价格在加总总产出过程中可能不是适当的加权值(Diewert,1976;Jorgenson,1995;Lau,1979)。在计算总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必须加总总投入，得出一个总投入指数。以前研究中用来加总总投入的权值往往也是假设权值，而不是真实数据(Tang,1984;Wen,1993;Wiens,1982)。结果，用每单位投入计算出的产出作为对总要素生产率进行的估算，也可能有偏差。
中国农业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计算偏差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这些指示数往往被用来区别农业部门工作成绩的好坏和中国农业所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与否。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根据对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的过高和过低估计作出错误政策，导致对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目的就是采用新的合理的方法计算中国农业的产出、投入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重新评价政策改革对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本文由下列几方面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计量问题。这一部分说明为什么用不变价格为权值，会使得总产出和总投入的估算出现偏差，以致总要素生产率出现偏差。实际上，用不变价格作为权值是一种计算总产出和总投入的常用方法。第二部分介绍如何用这一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的产出增长。第三部分论述了农业生产中所用总投入的测算。第四部分测算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重新评价过去几十年农村改革或制度变革对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进行总结。
一、理论框架
中国农业部门生产大量农产品，包括主食如水稻、小麦和玉米，主要畜产品如肉、羊毛和奶制品，以及园艺和水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需要进行汇总，以比较不同时期整个农业部门的生产情况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对照。同样，农业部门对所用的投入进行汇总也很必要，其原因很多，比如为测算技术效率以及总要素生产率提供资料。
中国统计系统中的农业产出都是把农业部门生产的所有产品的生产值相加后计算为农业产出总值的。而生产值是由价格乘以产量得来的。一般以当前价和不变价来计算。不变价计算出来的产值可以用来进行年度对比（注：国家统计局(SSB)和农业部(MOA)出版的各种年鉴报道了以不变价和当前价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如《中国统计年鉴》(SSB,1981-96)，《中国农业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9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SSB)，以及《中国农业统计材料》(MOA)。）。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不变价格汇总产出可能会对生产增长情况的估计出现偏差。尽管如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仍在报导以不变价格汇总的产出增长情况。这种潜在的偏差显示在图1，其中Q[,0]代表生产可能性曲线，说明用等量投入获得的产品Y[,1]和Y[,2]的不同组合（注：Alston等人也论证了在汇总投入和产出过程中无论是出现还是不出现技术变化都有可能出现偏差。）。获益极大化的生产者根据两个产品的比价选择Y[,1]和Y[,2]的不同组合。在比价为P[,1]时，生产者选择生产可能性曲线中的a点，在比价为P[,2]时，选择b点。如果用线性汇总方法汇总经比价P[,1]加权的两个产品的总产出，a点上的总产出（相当于b'点上的产出）要大于b点上的总产出。但是，如果汇总中用的是比价P[,2]，b点上的产出（相当于a'点上的产出）就大于a点上的产出。采用不同的价格权值可获得不同的产出标准，尽管生产者仅沿着同样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
图2显示投入汇总时可能出现的潜在偏差，其中I[,0]为一个等产量曲线，在这个曲线中，用不同的投入组合X[,1]和X[,2]可获得同等数量的产出。耗资最少的生产者可根据投入的比价W[,1]和W[,2]选一个投入组合。如果生产者面对的是比价W[,1]，那么，投入的最佳组合就在c点上。如果比价变成W[,2]，那么，投入的最佳组合就在d点上。这种变动是生产者根据同样的等产量曲线对投入价格变化（替代作用）所作出的反映。但是，用不同的比价作为权值，就会得出不同的投入总和。例如，如果用比价W[,1]为权值，d点上的总投入就大于c点上的总投入（相当于d'点上的产出）。相反，如果采用比价W[,2]，c点上的总投入则大于d点上的总投入（相当于c'点上的产出）。用有偏差的总产出和总投入所获得的生产率指数也会有偏差，即使是在投入或产出的数量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为了尽可能少地减少因比价变化而可能造成的偏差，一些经济学家研制了许多方法。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Tornqvist-Theil指数。用Torn-qvist-Theil指数汇总产出的公式如下：
(1)
式中，LnQI[,t]是在t时为总产出指数的对数，S[,i.t]和S[,i.t-1]是在t和t-1时为生产总值中产出i的份额。Y[,i.t]和Y[i.t-1]在t和t-1时为产出i的数量。(1)中论述的Tornqvist-Theil指数是对连续的Divisa指数的不连续逼近，它有许多理想的特性。与Laspeyres指数和其他固定的权值指数不同的是Torn-qvist-Theil指数对基年的选择不变。这一指数的另一个好处是不管比价在什么时候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可以以滚动权值的形式进行调节。Diewert(1976)和Lau(1979)已经证明Tornqvist-Theil指数与一般的Tr-anslog汇总功能一样。
总要素生产率定义为总产出减去总投入。同样，Tornqvist-Theil指数也用来汇总投入和产出。
(2)
其中LnTFPt是总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对数，W[,i.t]和W[,i.t-1]在t和t-1时为总成本中投入i的分摊成本。X[,i.t]和X[,i.t-1]在t和t-1时是投入i的数量。
二、测定产出增长
统计局和农业部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业总产出。根据统计局所下定义，农业总产值为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产出总量，它反映了某一特定时期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
首先把每个产品或副产品的产出量与价格相乘就可以得到每个单项的产出值。所有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的产出值的和就是农业总产值。正如第一部分所述，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不能反映农业生产的实际增长情况。本研究中，我们用Tornqvist-Theil指数计算过去几十年中国农业的生产增长情况。统计局统计了几百个农产品。本文尽可能多地包括主要农产品。下面是本文在测算农业产值中的农产品清单。
·作物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块茎作物，以及其他一些杂粮。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麻、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向日葵油、胡麻油、茶油、桐油、蚕茧、甘蔗、甜菜、苹果、香蕉、柑橘、葡萄、其他水果、茶、烟草，以及蔬菜。
·畜产品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家禽、牛奶、羊奶、蛋、羊毛、牛皮、山羊皮、绵羊皮、猪皮、猪鬃，以及蜂蜜。
·水产品指的是一年中生产的海水鱼、淡水鱼及其他水生动物的总量，以吨计算。（注：不把水产品汇总到单个产品里比较理想。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水产品很多。在汇总全部产出时，很大程度上不会产生偏误，因为水产品仅占全部产值的8%，即使是在1995年。）
林产品不在本研究之内。排除林业并不会导致太大的误差，因为林业即使在1995年仅占统计局报告中农业总产值的3%。
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1985年以来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都是《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1995和1996）最新报道的。1985年以前的其他产品价格如大米、玉米及小麦价格均来自《中国物价年鉴》(SSB,1987-96)，《中国贸易和价格统计资料》1952-83，《中国国内市场统计年鉴》(SSB,1990-95)，以及美国农业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统计》，1949-90(USDA,1992)。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的三个农业生产增长指数的测算。统计局指数在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统计年鉴上报道过。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的指数和Tornqvist-Theil指数均由作者计算。统计局指数和以1980年价格计算的指数之间的差异只是由于所含农产品的数量不同所致，因为汇总这两个指数所用的方法都相同。最大差异发生在1995年为8.7%，这说明本研究所涉及的农产品数量十分接近统计局的农产品数量。
以1980年的价格计算的指数与Tornqvist-Theil指数之间的差异完全是因为汇总误差造成，这在上一节已有论述。在60年代初以前，这两个指数之间的差异很小，不到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悬殊越来越大。差异由1978年不到8%增长到1995年26%以上。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一部分来源于汇总误差。自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很快。如果用不变价格汇总，一部分替代作用也许会被作为增产的一部分。尽管生产增长速度仍然很快，但是新的测算方法的生产增长速度低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从1979至1984年，用新的方法计算的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每年都低0.87%以上（6.62%而不是7.49%），从1985至1995年，每年低于1.58%以上（5.61%而不是7.19%）。
三、测定投入增长
为了加总总投入，要了解每个投入的数量和价格。数量很容易得到，因为自50年代以来统计局一直在不断地公布这些投入数据。但投入的价格不易获得。需要某些统计技术来推断一些投入的价格数据。
（一）投入量 1.劳动投入。劳动投入以人年计算，相当于直接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的人员。农村工业劳动不包括在农业劳动投入内。2.土地投入。土地投入是以播种面积计算而不是以可耕地面积计算的，因为可耕地面积数据很不准确。播种面积指的是可在上面种庄稼并期望获得收获的土地。由于土地在一年内种二次或三次，所以，播种面积实际上比可耕地面积大的多。因此，播种面积也比较准确地说明了土地的质量。3.机械动力投入。机械动力投入指的是农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上使用的农业机械，包括翻耕、灌溉和排水、收获、农产品加工和运输、植物保护、繁殖和渔业。不包括非农业所用机械，如乡镇和村级工业、建设、非农业运输、科学实验和教学。4.役畜。役畜以年终役畜总数计算，它们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运输。这些役畜通常包括水牛、黄牛、马、驴、骡子和骆驼。5.化肥投入。化肥以标准权值计算，即把实际权值转换成下列标准就可获得：硫酸铵（20%的氮），过磷酸钙（18.7%的P[,2]O[,5]），以及硫酸钾（40%K[,2]O）。6.有机肥投入。作者计算了有机肥的数据。据粮农组织(FAO,1977)估计，一头牲畜（以马为单位）每年生产粪肥4吨左右，一个人每年生产0.25吨。有机肥的基本营养成分约为2.2%，而实际用肥约为全部有机肥的75%。所以，从纯营养角度讲，每年使用的有机肥估计为[｛（0.25×农村人口）+（4×牲口数）｝×0.022×0.75]，而后还要把纯营养有机肥转换成标准量。7.灌溉投入。灌溉投入指的是农业方面总灌溉面积，即得到有效灌溉的面积——有水源和成套灌溉设备，用于在正常情况下根据灌溉情况进行适当灌水和放水平整的土地。
（二）投入的价格 1.劳动价格。劳动价格以每天的工资计算。国家物价局(1953-95)在生产成本调查里报道了1953，1957，1962，1965年的工资和1975至1995年的工资。缺值是用几何外推法估计的。把日工资乘以300天，就可以得出年劳动成本。2.化肥价格。化肥价格是以每标准吨多少元计算的。1978年以后的数据是由《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1995年1996）报道的。1978年以前的数据是在《中国贸易和价格统计材料》上报道的，1952-83。3.有机肥价格。这个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调查》（国家物价局，1952-95）上公布的有机肥成本的数量估计的。4.机械投入价格。《中国国内市场统计年鉴》(SSB,1953-95)报道了1985年以后以每马力多少元计算的农机价格数据。1985年以前的数据都是作者根据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统计年鉴上报道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估计的。马力价格也被用作役畜价格。5.灌溉价格。此价格是根据每公顷的灌溉费计算的。每公顷灌溉费已由《生产成本调查》（国家物价局，1953-95）报道，而灌溉面积则是由SSB(1981-96)出版的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报道的。6.土地价格。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土地市场，我们只能用农业生产总值减去劳动、肥料、机械和每单位土地面积灌溉成本所得的余数为土地价格。
（三）加总投入 农业总投入通常用投入份额为权值进行加总（表2）。投入份额中的一些变化表明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技术快速转化的过程。农民增加了对现代投入的利用，例如化肥、农药、机械。化肥的份额几乎从1952年的0增加到1995年生产总成本的12%以上。机械份额由1957年的0增加到1977年的12%以上。近年来机械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生产分散到农户后农民的投入进行了比较有效的分配。这与Fan与Ruttan(1992)的发现相吻合，即中央计划经济往往因意识形态的信条而过度利用机械。自1982年以来农药用量的快速下降主要是因为提高了农药的质量和农民比较有效地使用。反过来说，主要是由于生产目标的变化，即由改革前尽量提高产量到改革期间尽量提高效益。
同时，传统投入如劳动力、粪肥、以及役畜的重要性下降很快。劳动成本份额由50年代50%以上下降到1995年的28%。曾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发挥过很大作用的粪肥和役畜（1950年占总成本的30%）1995年只占不到2%。土地份额——用生产总收入减去劳动、肥料、机械、农药、役畜和灌溉成本所得余数计算——在不断增加，这说明土地值在不断增加。（注：这里出现的因素份额类似Fan(1990)报告的因素份额。唯一命名的是土地份额，在Fan的报告中，土地份额呈下降趋势。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计算方法。）
用Tornqvist-Theil方法和1980年不变价格加总的总投入列在表3。权值是从表2中获得的因素份额。198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高估了总投入利用的增长，即从1952至1995年，每年增长1%以上。这种偏差在改革前特别大（每年的增长几乎达2%），因为不变价格指数包括了投入中替代作用部分作为投入的增长。
四、测定总要素生产率与重新评价农业部门的发展
根据估计的总产出和总投入的增长情况，用198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和Tornqvist-Theil指数（表3）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总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198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低估了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即从1952年至1995年，每年低估的增长率为0.40%，但这种偏差在时间上的差异很大。从1952年至1978年，不变价格指数高估了总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情况，偏差每年为1.58%以上，而高估了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情况，从1979年到1984年，每年高估0.84%以上，从1985年到1995年，每年高估1.7%。高估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实质上就是高估了农村改革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另外，198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表明两个改革阶段之间总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差异不大。而Tornqvist-Theil指数表明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实际上放慢了。根据这些新估计的生产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部分分析和重新评价了过去几十年各种机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生产率增长速度所产生的影响。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注：这里有关中国农业政策改革和机构变化的评论来自农业部(MOA)和国家统计局(SSB)(1989)出版的《中国农业40年》。） 在这期间，由于制度和技术的革新，中国农业的总要素生产率稳步增长。（注：注意，这期间不同的TFP测定方法会对TFP的增长产生相反的结果。）大规模土地改革是新组建的中央政府的主要重点之一。1949年以后不久，土地由政府无偿没收，然后再分给农民。1952年初，一些农民在小范围基础上自愿把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资源集中起来，组成合作社形式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生产规模对某种农业生产活动来说显得太小。农民可以随便加入和退出这类形式的合作社。继这之后不久，政府致力于发展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到1956年，中国96%的农业生产是在集体化基础上进行的。自留地和家庭庭院当时占全部耕地的5%，也由农户耕种。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同时，政府增加了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每年平均为22亿元(Fan,1996)。这些投资主要由政府用于改善全国范围内的排灌系统。在这期间，农产品的采购价每年也提高了3.8%以上。
（二）大跃进时期(1958-60) 在这期间，政府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建立了以公社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每个公社平均有5000户，10,000英亩土地，粮食分配根据需要，在累计工分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分些。生产决议由公社领导人制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向公社提供劳动力。自留地里的农活这时也受到禁止。由于这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生产和生产率急剧下降。农业生产每年下降14%，总要素生产率每年下降15%。
（三）调整时期(1961-65) 从1961年到1965年，通过政府进行一系列调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生产年增长率为9.4%，总要素生产率为4.1%。大规模生产分散到较小的单位生产队，生产队仅由20-30户挨在一起的家庭组成。这种由公社领导的较小生产单位成了劳动和结算的基本单位。有关农活方面的决议，包括采用新技术，主要由生产队队长决定。这种集体生产体系一直保持到70年代末期。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76) 在这期间，由于政策再次失误，导致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生产由政府集中控制，由生产队执行。农民的收入与其生产活动关系不大。事实上，所有投入和产出市场均由政府控制。集体体制下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土地市场交流也不合法。因为农民的奖金很低，低效的农业生产到处可见。生产增长速度为2.7%，而总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
（五）改革的第一阶段(1979-84) 始于1978年底的农村改革出现了两个独特的阶段。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分散农业生产体系，而第二阶段的重点则放在解除对要素和产出市场的控制。
过去20多年，由于农业部门成绩欠佳，中央政府于1978年决定对农村地区进行改革。改革初期，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村市场重新向农民开放，让他们经营自留地上生产的产品。经过2年的试验以后，政府于1981年开始把农业生产由公社系统分散到各农户。到1984年，99%以上的生产单位都采用了家庭联产责任制。
除了解散生产体系外，政府开始改革农业收购体系。1984年以前，所有农产品事实上都列入了政府的各种控购计划。1985年初改变了这种收购体制，由命令型变成合同制，这样，某些主要农产品的购买量可由个体农民与政府之间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决定。副产品的购买系统也取消了。政府控购产品由113种降至38种。
可以预料从〔解散生产体系〕中获得的技术效益和从（价格和市场销售改革）中获得的分配效益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有所增加。生产每年增加6.6%以上，生产率每年增加5.1%。
（六）改革的第二阶段 改革的第二阶段主要是放开国家的（农业）价格和市场销售体系。根据1984年对购买体系进行的成功改革，政府于1987年进行了蔬菜、水果和水产品市场的改革。受政府控购的许多农产品进一步减少，由1985年的38种降到1991年的9种。1993年，粮食市场进一步放开，取消了长达40年的粮食定量供应体系。1993年，90%以上的农产品均按市场定价销售。明显说明中国农业已由指令型企业转变成大型自由市场经济。农民的分配效益在这次改革中也得到真正的提高。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继续得到快速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5.6%和3.9%（尽管低于第一改革阶段的增长率）。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但比较适宜的方法来测定中国农业的产出、投入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常规方法（不变价格方法）高估了总产出和总投入，导致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偏向估计。根据新估计的生产和生产率增长指数，对农村改革的影响作了重新评价。常规方法高估了农村改革对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然而，在改革期间，生产和生产率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本研究可以得出各种结论。任何形式的机构变化都得按潜在效率而不是按意识形态的信条进行调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因意识形态的信条而导致发生的。由于不适当的机构变化而导致生产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不仅影响了都市和农村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大跃进使1961年的国民经济产值率下降了33%，文化大革命使1967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0%，1968年下降了5%）。
政府在农业研究、灌溉、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长期增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投资，中国农业就不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改革后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所以，为了促进生产和生产力的长期增长，这也是解决中国人今后吃饭所急需的，中国政府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政府增加投资不仅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直接促进生产，而且还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收入，从而从其他渠道获得更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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