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理论的科学认识论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前提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人类预见未来的活动古已有之，而初民的预测是以经验为基础，是与人类对因果性的朴素直观认识紧密相关的。当时人们只是凭直觉将观测到的前后相继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先出现的现象是原因，它将引起另一现象的出现。这种基于经验的猜测，并没有科学根据。如古埃及人认为尼罗河泛滥是因为黎明时东方出现明亮的天狼星造成的，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生产劳动。一看到天狼星在黎明时出现于东方，就认为尼罗河水将要泛滥，应该准备耕种了。他们没有证明“将来将和过去一样”就使用了这一假设，故犯了“虚假延续性”[1]的错误。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人们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逐渐发现了现象之间的稳定的相互联系，从而总结出一系列经验定律，如开普勒定律、气体运动定律、光的折射定律、电磁学中的库仑定律和高斯定律等等。这使人们认定经验归纳法是预见未来的主要方法，其基本形式如下：“如果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观察到大量现象A毫无例外地均有性质B，则可知凡A均有B”。这一常识性的朴素归纳预见观，不久就遇到了尖锐的挑战，于是各种为预见提供认识论、寻求认识论基础的尝试相继出现。
1 心理主义的导向
对归纳主义预见观的质疑，可以上溯到休谟(D.Hume)。他在《人性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休谟问题”：
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
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特定结果呢？我们的因果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有的信念的本性如何？
波普尔(K.Popper)从逻辑角度指出归纳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如何确立根据经验得出的全称陈述真理性的问题。
休谟认为人们可以在经验基础上形成因果关系的知识，但经验只能提供特殊的认识亦即单称陈述，不能由此断定因果联系是必然的联系，从而建立起作为普遍规律的全称陈述。他指出：“如果有一些论证使我们信任过去的经验，并以此为我们将来判断的标准，则这类论证一定是或然的。”[2]实际上我们所相信的因果必然联系只不过是由于经验上的多次重复而造成的一种心理偏向或习惯罢了，这使我们在经验中观察到现象间的“恒常结合”后产生一种预期：看到一现象出现后就习惯成自然地认为另一现象也将出现。这样休谟就用主观的习惯和信念取代了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归纳法尽管没有逻辑根据或认识论根据，但有心理学根据，且对人的行为十分有用。这样一来，休谟就在主观经验论的归纳解释基础上建立了他的预见理论。
在休谟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S.Mill)作为全归纳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建立了归纳主义的预见理论。他认为所有推理和证明都是由归纳构成的。但是，穆勒又是一个联想主义者。他认为，归纳必须借助概念的联想：一个现象的出现，一般有第二个现象伴随，我们预期第二个现象将发生，这个“预期”就是归纳过程的促动因素。而这里的预期只不过是主观的心理联想，并无客观基础可言。当然，他所提出的寻求现象因果联系的穆勒五法，是对预见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但这种以心理主义归纳论为基础是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预见理论的。
2 机械决定论的导向
在18-19世纪，由于牛顿力学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机械力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因而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成为主导的自然观。这种机械决定论也被称之为“拉普拉斯决定论”，因为正是在拉普拉斯那里，机械决定论发展到最典型、最极端的地步。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没有任何偶然性，一切都是由初始的力学关系严格先定了的。因此只要掌握了必要的参量和通晓某一系统的力学方程，对该系统的未来便可以做出完全的和精确的预见。他在1812年撰写的《概率解释理论》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了解在某一瞬间支配着自然界的所有的力的话，了解组成自然的所有存在状态以及具有解析这些所给条件的巨大能力的话，那么它就能用一数学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而且对于未来就像对于过去那样，都能一目了然”。马赫(E.Mach)对此评价说：“拉普拉斯甚至以为心灵可以预测自然界的世世代代的进展，只要有了质量和他们的速度就行了”。[3]从机械决定论出发，自然会认为归纳法预测未来是可靠的，拉普拉斯就说过，牛顿的科学法就是以一系列的推理，将现象追溯到形成的原因，再从原因阐明现象的一切细节。
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对以机械决定论和归纳逻辑为基础的预见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统计物理学的发展突破了机械决定论的狭隘眼界，第一次把几率和随机性的概念引进了科学认识论；而量子力学的诞生使“测不准关系”确立为客观的量子行为，从而肯定了微观世界固有的几率性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机械决定论。玻恩(M.Born)说：“由于物质的原子结构，自然规律本身就不允许我们进行精确的测量”，“这个理论一般不能预言所有物理量的确定数值，而只能预言它们的几率”。[4]这样，一种建立在随机性基础上的预见理论就与经验的机械决定论的预见理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3 归纳概率论的导向
随着统计观念进入物理学，在维也纳学派中，有人开始致力于用几率论修正古典归纳逻辑，并试图根据归纳的概率解释建构自己的预见理论。
莱欣巴赫(H.Reichenbach)提出了一个“归纳频率”的概念。按他的观点，归纳推理的目的是为了预见未来，但归纳却不能给出完全确定的预见结论，只能提供关于有关某一假说的陈述序列的“真频率”。这就是说，对于某一假说而言，与之一致或矛盾的单称陈述构成一个陈述序列，该假说是否成立的概率就取决于与之一致的陈述的真值频率。莱欣巴赫说：“……自然科学的断言绝不是单称陈述，事实上是陈述序列。严格地说，我们必须把一个较小的概率值，而不是概率1赋予这些陈述。所以惟有概率逻辑才提供能够严格代表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概念的逻辑体系”[5]。
卡尔纳普(R.Carnap)进一步发展了概率逻辑的思想，他的两部著作《概率的逻辑基础》和《归纳方法的连续性》提出了可确证性的概念，从而把“逻辑频率”（概率1）和“相对频率”（概率2）区分开来，而概率1的逻辑形式是p(h,e)=r，其中h是假说，e是h的给定证据（观察报告），r是h相对于e的确证度。这一理论的发展了的形式就是贝叶斯(Bayes)定理。
对于归纳概率理论在预见论方面的作用，洪谦先生做过极其精辟的批判分析。他指出，应用所谓“真值频率”或“逻辑概率”“丝毫无实际的应用意义”，因为它既不能对事物的“未来有所预说，亦不能由之而对于其他自然事件有所推论”。他认为：“我们应用因果律能对个体的相关事实有所把握，应用统计律能于集体的相关事件有所预言。可是我们应用所谓‘或然率’则一无所能，一无所知……”[6]。
4 后实证主义的导向
基于经验归纳理论的预见观，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错误。本世纪中叶以来，这种“公认观点”(veceireview)首先受到波普尔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归纳概率论有两大失误：一是如果要把某种程度的概率赋予归纳推理的陈述，那就必须论证归纳原理是可靠的，而归纳原理的可靠性又必须由归纳来证明，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论证；二是作为全称陈述的理论包含无限数目的单称陈述，而观察所证实的单称陈述无论多少，总是有限的。因此归纳推导出的理论为真的概率总是为零，即
，其中ns是单称陈述的数目。应该说，从波普尔开始，逻辑实证主义的预见理论受到致命打击而走向衰落，种种不同的后实证主义预见论相继登场。
(1)约定主义的预见理论 鉴于逻辑实证论的失误，波普尔从归纳主义走向演绎主义。他首先区分了概率和确认度或确证度。认为，尽管我们寻求高确认度的理论，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并不寻求高概然度的理论。因为概率愈高，信息量愈少，可证伪度愈低，当概率为1时，可证伪度便降到0；而高确认度的理论，即理论的普遍性和精确性程度高，信息含量大，可证伪度也远大于0。由此出发，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寻求有力的非概然性理论”，以及高可证伪度的、大胆而具有丰富经验内容的理论，而这产生于猜测。准确地说，这样的猜测或假说是不能被证实的，只能通过证伪或试错法对之进行检验，通过这样的检验而得到确认。
建立在证伪基础上的预见，不是归纳性的，而是演绎性的，这种演绎检验法是“一个结论的被证伪必然得出这结论从之演绎出来的那个系统的被证伪”，即“古典逻辑的否定后件假言推理”[7]。所谓预见这是“我们借助其他过去已被接受的陈述，从理论中演绎出某些单称陈述”，一但这些简单陈述通过证伪，预见便成功了。因此，预见是证伪演绎检验的必要环节。
但是，波普尔虽然用证伪演绎法避免了归纳概率论的错误，但在讨论预见的认识论基础时，却走进了约定论的泥沼。他认为，对预见的基础——“因果性原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认为世界为严格的定律所支配，“每一个特殊事件都是普遍规律性或定律的一个实例”，这是一个综合判断，是不可证伪的；另一种是逻辑的，认为作出因果解释在逻辑上总是可能的，“因为对任何预见，我们总能找到可以由之演绎出这个预见的全称陈述和初始条件”[8]，这一判断是分析的、重言的。可是，这里的全称陈述完全是主观的猜测、假说（尽管它可以暂时通过证伪而被确认）。可见，波普尔的预见论完全是建筑在主观约定的基础上。既然抽去了预见的客观因果律基础，也就无法讨论预见的科学性了。
(2)工具主义的预见理论 如果说波普尔把猜测和假说的起源归之于约定，那么他并没有进一步指出约定的根据和准则是什么，而随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派则引进了效用和价值的观念，立足于工具论来说明预见的认识论基础。
库恩(T.Kuhn)引进了“范式”这个新概念作为科学认识论的基元。范式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知识，而是某一时代社会文化规范的集中体现，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难题的工具。范式与预见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在常规科学时期，用新的经验检验范式提出的新预测、新疑难和未知问题，以提高范式的可靠性，这时的预见属于与范式一致的知识的扩展。另一方面，则是在科学革命时期，通过反常的出现，在修改、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过程中，吸收反常，发现新的事实和现象。对后者来说，如果不实现新旧范式的交替，就不会预见和发现新的事实。因为，“凡不适合这个框框（指旧范式——作者）的现象，实际上往往就看不到”[9]，所以新事物和新理论在科学预见中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发现某一类新现象必然是一桩复杂的事件，里面既包括认清事物是哪个东西，又包括认清它是什么东西”[10]。这样，库恩就把选择有效的范式作为导致成功预见或新发现的前提，而如前所述，范式全无客观的前提，范式的更迭不过是信仰的转换，于是库恩的预见理论就坠入了主观主义的歧途了。
劳丹(L.Laudan)进一步强化了工具论的主张，把预见视为科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种。劳丹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具有高度解决问题效力的理论。从这一点出发，劳丹就把预见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环节。预见是引发反常，从而造成“经验问题”的前提。一般说来，理论预见和经验观察不一致时，才会出现反常；但是，劳丹又指出，即使理论预见与观察一致时，也会出现反常，因为每当一个经验问题P被一个理论所解决时，那么从此P就对同一领域中不能解决P的任何理论构成了反常。这样，对劳丹来说，预见是没有独立性的，也没有客观的基础和根据。预见只是理论引申出来的一种逻辑命题，也不能根据它与观察的一致性而对之肯定或否定，从而也无法以此来评价理论的价值。这是典型的工具论观点。按这种观点，理论并不指任何实在的可观察的客观对象或关系，理论在经验上也无所谓真假，它不过是一组作出可观察预见的规则。因此，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为真，而是是否合适，即从理论中演绎出的可观察推断在经验上是否具有可检验性，并与观察语句相一致。
(3)实在论的预见理论 实在论者不满于工具论无视预见的客观前提的立场，认为预见的根据和检验都要以实在为基础。
费阿本德(P.Feyerabend)已经明白无疑地把实在论和工具论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做出某种预见或证实这一预见的确往往不能从直接的观察实验作出，但这并不能得出理论仅仅只是预见工具的结论。例如，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所预见的粒子运动轨迹显然与布朗运动不一致，而我们又不能在实验上测量粒子的精确运动以测定动能变化及为克服流体阻力而消耗的能量；也不能精确地测定传播到周围环境的热量，以测定由运动粒子能量增加和对抗流体所作的功来补偿这一损失。但是，我们却可以设立另一种理论，即分子运动论与爱因斯坦的统计理论，而布朗运动则是这一新理论合理的、必然的导出结果。这表明，人们总是在追求一种与实在更契合的理论。正因如此，费阿本德才明确表示，“现代职业实在论者”不同意反实在论者否定理论“指称不同于感觉资料的事物”，而是认为：“可以根据纯方法论的、独立于科学研究的理由来决定对理论的解释。他们的实在概念和科学家的实在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11]。
但是，虽说费阿本德肯定理论及其预见归根结底应以实在为基础，但他夸大了理论对经验的独立性。夏佩尔(D.Shapere)指出，他“把观察和理论这样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反对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路上走的太远了，似乎已使观察（这是恰好应该用来独立检验理论的东西）完全为理论所决定了”。因此，夏佩尔批评他是“为了保证相关性而破坏了客观性”[12]。这样，费阿本德实际上仍无法坚持理论和预见的实在论观点。
夏佩尔认为，单纯预见的成功，并不能证明理论的真理性，也不能因此认为我们有理由把这样的理论当作此后进一步做出预见的前提，因为“原则上总是有可能产生具体的怀疑理由”[13]。例如，从热素说出发，萨迪·卡诺曾作出了关于热机工作原理的正确预见，但却不能因此就说热素说是合理预见的前提。夏佩尔主张必须把成功性（预见性）和无可怀疑性（与观察一致）、相关性（与已确认的理论在逻辑上一致）统一起来。我们总是立足于一个特定的背景和知识系统——信息域，并据此把一定历史时期在科学认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信念“内化”为科学理由，由此而选择和建立我们视为真理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符合上述三个条件，而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某一次或几次预见的成功。这就突破了工具论的效用观，坚持了预见成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前提。
纵观西方科学哲学的预见理论，可以看到，在经验论、约定论、工具论几种认识论导向之间，不同论者各执一端，表现出明显的哲学立场上的偏颇。后来，实在论者试图对此有所匡正，其中夏佩尔的观点似乎被公认较为公允和合理，但也不无含糊疏漏之处（如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忽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可以看出，真正科学的预见理论必须做到如下三个统一：经验与理论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实证论者抓住感性经验的源头性，这是对的；但却忘记了经验只是个别性和现象性的认识，仅靠归纳永远只能停留在单称判断（个性）或经验定律的层次上，而不可能进达于全称判断（共性）和本质规律的层次。预见本质上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因此，“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性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14]。只有从感性经验跃升到理性认识，建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非此“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15]。因此也就根本不能做出真正科学的预见。
反之，约定论和工具论看到了理论对于经验的相对独立性，认识到理论属于共性的、本质的认识层面，但是却把理论视为主观的、随意的猜测，或仅仅只受概念自身逻辑形式条件制约的东西。这种认识论立场不懂得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本质包含在现象之中；理论是对经验材料的加工、概括的产物，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提升过程。列宁指出：“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总和、趋势、源泉来说却是客观的”[16]。约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不懂得这一认识的辩证法，因此把理论的成功、效用孤立地抽取出来，完全不懂得预见的正确之所以要看它是否与观察实验相符合，完全是因为归根结底理论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才能对事物未来的状态和发展做出正确的估量。一些基本假定（基本观念）错误的理论如热素说、燃素说、地心说等，也可以提出一些成功的预见，如从热素说推出热传导的某些现象。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理论可以不要经验基础和客观根据。事实上，理论体系是由观察和条件陈述、经验定律和基本假说三个层次组成的。经验定律是由经验事实归纳而来，由它可以做出某些局部的预见。基本假定与经验定律只能是整个假说的一个部分，因而也是假定的，所以不同假定可以推出同一个经验定律。用该经验定律及其预见是无法证明其自身与基本假定的联系是否正确，必须对基本假定寻求另外的经验确证。因此，错误假定作出成功预见不能证明约定论和工具论是正确的。列宁深刻地指出“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17]。科学理论只有揭示客观规律，它才能指导预见；揭示得愈深刻，愈全面，愈准确，预见就愈成功。
收稿日期：200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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