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中国抗战文学_抗日战争论文

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中国抗战文学_抗日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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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本世纪各国人民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反法西斯斗争投入最早,时间最长,历尽曲折。早在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1936),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1938)之前,在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同时,中国人民在东方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率先担当起人类反抗法西斯瘟疫的重任。反映在文学上,小说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生和死》,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诗和歌曲《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便是中国早期反法西斯的代表作。

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准抗日,不准言抗日,反法西斯文学同反法西斯斗争一样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如鲁迅所说:它“不容于‘满洲帝国’,也不容于‘中华民国’”(《八月的乡村》序言)。但是,中国反法西斯文学,还是随着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压迫下萌生,在逆境中成长,在人民大众中扎根、流传。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歌,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怒吼;从“放下你的鞭子……”,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有着长期的郁结、酝酿、期待、抗争的准备时期和发展过程。

鲁迅的杂文,正是适应那个时代抗争的需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独特的文体——精辟的议论,艺术的语言,精炼的结构,泼辣、雄辩、及时,文学的匕首和投枪。从1931年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命运和任务》,到1936年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锐敏地揭穿了梦想充当殖民主义打手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和可悲,鲜明地批判了革命文学内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和空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法西斯文学开辟了道路。

丁玲写于1937年4月的短篇《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成为这一转换时期的适时之作而震撼人心。——落于国民党驱使的东北军手里的无名红军少年,面临敌人枪杀时,他要求用刀砍,请他们留下这颗子弹去打日本侵略者,以致内心早已不安的东北军连长的爱国心骤然迸发,挺身保护了这个随红军走过万水千山北上抗日的红小鬼。小说真实动人的力量,来自时代的良知,正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应军心民心的所在。

经过三十年代前期抗日烽火的此起彼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终于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可喜局面。1937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宣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单独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抗战四年之后,1942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展开。从此,抗战的中国屹立东方,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坚强堡垒。中国战场拖住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和预备队,使之不敢北犯苏联,中国还牵制了百万以上侵华日军,使之不能南调太平洋战场,从而在整个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军在西线和太平洋作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坚持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包括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经受了空前的民族劫难,付出了伤亡两千多万人的巨大牺牲,和无可估量的财产的损失。中国作家同人民一道,不怕牺牲,坚持抗战。解放区作家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前线直接参加战斗而血染沙场的有数十人之多;国统区作家有的投笔从戎,许多人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在敌机轰炸下写作,落入沦陷区和上海孤岛,或寄迹海外的抗日作家,心怀祖国,坚贞不屈。这一时期不同地区内容多样的中国文学,被总称为铁与火的纪录,血和泪的诗篇,无不与抗战有关,直接的间接的,汇合成为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文学。

中国反法西斯斗争,道路漫长而艰苦,经历曲折而复杂,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谷斯范的《新水浒》(本名《太湖游击队》),是抗战初期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南京陷落时溃退的国民党的一个团,流落在江南敌后水网地带。团长郑某要抗战,却不肯同共产党合作,他只看重武器,看不见也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在当时国民党嫡系的军官中虽非个别,但一旦落入敌后的孤零环境,这个弱点就是致命的了。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盲目进攻敌人据点反被敌人所逞,使全团剩余兵力丧失大半。他丢下队伍只身潜逃,向重庆另讨升迁去了。团副黄某收拾残局,在困境中学会依靠群众,团结官兵,吸收新鲜血液补充队伍,以北平等地的抗日学生和共产党员为骨干,建立起政治工作和群众组织,领导部队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巧妙周旋于日寇、汪伪军、水上土匪、帮会势力和国民党军残部之间,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突出重围,找到了新四军,建立起经过初步锤炼的“太湖游击队”。小说并未写多少战斗的场面,却预示这支小小抗日武装的未来岁月必将大有可为,正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最早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每日译报》连载时,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映,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孙犁的《风云初记》,是胜利后五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战优秀长篇之一。作者在抗战初期发表的《荷花淀》、《白洋淀记事》等短篇,已经展现其清丽的文采,寓战争故事于优美抒情的独特风格之中,在这部长篇里更臻成熟。《初记》的时代背景,也是抗战前期的风云变幻,不过故事发生在共产党和人民力量较强的华北农村,著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建之初。但从那里的一个县的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的成长,同样可以看见抗战与投降,民主与反民主,进步与反动的磨擦和反复较量。

两部同是反映抗战初期的作品,南北地区风情迥异,而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性质相同,这就说明了贯穿于中国抗战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正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回避的历史的真实。

回顾抗战开始,我国人民群情振奋,敌忾同仇,共赴国难。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杀敌凶焰,国民党军浴血台儿庄,英勇壮烈。南北辉映,威振中外。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和民主建设欣欣向荣,国统区也有一定限度的民主开放。初期的抗战文学,产生了一批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短篇小说,表现出人民群众一片欢欣鼓舞,向往光明的热烈希望。但这种局面并不长久,随着武汉失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军事上由于速胜论的破灭而变为亡国论的抬头,政治上妥协投降空气甚嚣尘上和反共高潮迭起,抗日阵营险象环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磨擦,直到发生皖南事变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像长夜七斗,照亮前程,成为中国一切有爱国心的抗战军民共同的行动准则。历史也正是沿着这条曲折艰险之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关系抗战成败民族存亡的严峻的历史进程,不能不给中国反法西斯现实主义文学留下烙印,表现其郁愤和悲壮。例如,郭沫若针对国统区当局消极抗战对内高压的愤怒之作《屈原》,茅盾揭露大后方特务横行残害抗日青年的长篇小说《腐蚀》,阳翰笙借古喻今的历史悲剧《天国春秋》,以及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马健翎等笔下的华北农村人民抗日、反帝、反封建、争民主、闹翻身的小说、诗歌、戏剧,虽未收入本卷,但也都是触及抗战必须实行民主和进步这个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围绕反法西斯时代总目标和文学总主题的作品。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与其他诸卷一起,作为人类存亡荣辱这一严峻历史的证明和文学的代表,选取直接有关反法西斯主题的以战争年代和战后不久产生的作品为主,并兼顾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兼顾南方和北方,作家和题材的广泛性,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多样性。同时,还注意到收入中国卷的作品尽量与已经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两大书系所收作品少重复。

中国解放区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民主革命根据地。抗战开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失地,建立民主政权,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解放区已拥有一亿人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大片国土,崛起于中国大地。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斗争中产生的解放区文学,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新的世界、新的人民,并越过封锁,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影响。在抗战过程中,原来国统区的许多作家,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参与了解放区文学的行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解放区作家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反法西斯的斗争,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自觉改造世界观,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新之路,在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产生了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使中国文学面目一新的作品,略举要者如长篇小说: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王林的《腹地》,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曲波的《桥隆飙》,艾煊的《大江风雷》,刘流的《烈火金钢》,管桦的《将军河》,孙犁的《风云初记》,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马加的《北国风云录》,罗丹的《在敌人后方》,等等。丁玲、刘白羽、康濯、草明、雷加等的短篇小说。吴伯萧、杨朔、立波、黄钢等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田间、萧三、柯仲平、阮章竟、李季、公木、严辰、朱子奇等的诗歌。戏剧则有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仲明、陈波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王林、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一点》,杜烽的《李国瑞》,贺敬之等的《白毛女》,马健翎的《血泪仇》,以及苏一平等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的《牛永贵挂彩》等新秧歌剧。这些作品,以其战斗性人民性的内容,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高昂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品德,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魅力和独具的审美意蕴,鼓舞了战争年代的工农兵群众,并在战后继续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和广大读者,无愧为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前列之作。

久经风雨的中国大后方(国统区)反法西斯文学,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的曲折加重了作家工作的艰难性。带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国统区作家,在周恩来同志(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样广泛团结作家的组织,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以及其他抗日爱国进步的文艺出版物。作家们除了前已提及的包括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针砭时弊之作,还有颂扬正气,讴歌光明,表现英勇苦战的前线官兵、支撑抗战的后方人民、爱国爱民的抗日将领、廉正自奉的进步官员等,如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阿垄的《南京血祭》,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碧野的《乌兰不浪夜葵》,端木蕻良的《螺丝谷》等小说。诗歌有艾青的《火把》,臧克家的《从军行》,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水拍的《顿河的向日葵》等等。戏剧有:曹禺的《蜕变》,老舍、宋之的《国家至上》,洪深的《飞将军》,丁西林的《妙峰山》,章泯的《战斗》等等。还有大量的通信、报告、纪实文学。

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作者从沦陷的北平到达重庆后开始写作的,就其内容,列为沦陷区文学并无不可。在作家与人民同命运,深谙京华风情得心应手的笔下,展现了一幅沦陷区普通中国人民抗敌伪的“正气图”。正如作者亲人为该书稿残失而复全和《四世同堂》缩写本作的说明中指出:“表面上毫无英雄气概的人们最后成为胜利者,他们经受住了最冷酷最严峻的摧残和折磨,没有下跪,没有死绝,他们高傲地站着,挣扎着,宁死不屈,反抗着,迎来了胜利。”(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在中国的最后胜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国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各种形式的创作经久不衰。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并且开掘愈深,愈写愈好。难能可贵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多位亲身经历抗日战争的老作家,潜心经营这一伟大的历史题材,从事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已经出版的有:王火的《战争和人》,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还有崔璇的《白洋淀三部曲》,马加的多部长篇,曲波的《桥隆飙》,管桦的《将军河》等,都是作家晚年超越过去的精心之作。这种现象,说明了反法西斯爱国主义主题的生命力,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作家忠于时代、忠于历史的崇高信念,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

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周而复气势磅礡的六部长篇《长城万里图》,以其丰富的阅历,开阔的视野,恢宏的结构,娴熟的腕力,全面地、系统地史诗般表现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丰富内容,以及伟大的历史意义。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公正、有重点地描述这场中国用全民族的脊梁承受的战争,它的取胜根源和世界意义。小说以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中国人民和全民族抗日斗争为主线,以敌、我、友三方高级领导人物为主角,俯览全局,畅酣描绘,尽情挥洒,既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又歌颂了我军艰苦卓绝的抗战,既揭示了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矛盾,又描绘了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他运笔自如地塑造了国共两党要人,敌伪头子,以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高层人物形象。作品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有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本卷收入其第一部《南京的陷落》,已见出场众多人物诸种性格的初步展现。

老作家王火的三部曲《战争和人》,更有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艺术特色。深邃的主题思想,独特的艺术风韵,史的严峻和诗的缠绵,覆盖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的躁动和不安。主人公是一位国民党不涉派系兼具学者身份的“党国要人”,他满腹经纶而报国无门,洁身自好而不尽烦恼。他严拒敌伪诱降而备受身心的摧折,虽思升迁又不肯同流合污。他目睹“曲线救国”的谎言无耻,“水旱蝗汤”的中原疾苦,抗战中国大后方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忧患郁愤而难免知识阶层的孤独感。他被认为,也可能是“中间偏右”,但不失国运家事的是非之心。他曾有一个为共产党员的前妻,大革命失败分手后,她被杀于雨花台,留给他理不清的无穷思念。他心事浩渺,一步三叹,为旧世界唱着挽歌,被现实推着前行,缓慢而脚踏实地。前后左右有儿子、秘书、战死南京的亲弟兄,以及总在他困难时刻出现的前妻之弟共产党员柳忠华……。作品没有正面写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但在他曲折迂回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一个光明灿烂的抗日民主的中国解放区已经呼之欲出。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和发展,在历史的美学的层次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卷收其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主要写反法西斯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在中国沦陷区(上海)和大后方(重庆)各阶层人物心灵上的折射。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题材,也吸引着战后年代出生的我国年轻一代作家。《大国之魂》(本卷节选)的作者邓贤,以抗日战士后辈的崇敬之情,逼真地描述了抗战后期为打通滇缅路而捐躯异域的数万中国士兵的英烈精神。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也如实地描写了日本士兵的武士道精神:顽强、野蛮、疯狂、绝望,所谓“大和民族之魂,战争之魂”,实是军国主义盗用日本民族之名的法西斯欺骗。受骗的日本士兵不过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也就是老一辈作家笔下斥之为“法西斯细菌”(夏衍:《法西斯细菌》)的战争工具。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经久不衰的力量,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历史原因。中国自从1841年鸦片战争以来,屡次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战争,屡次都以失败的屈辱告终。志士含恨,民族垂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祖国母亲的胸口滴血。唯有这次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的光荣胜利。胜利来之不易,应该让子孙后代永记不忘,付出了几辈人血泪的历史教训不容重演。珍惜从苦难和屈辱中站起来的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珍惜当前和平稳定的历史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其中国卷的出版,提供了爱国主义的形象的历史教材。重温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回顾世界反法西斯时期的国际风云变幻,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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