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子”巨变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子论文,巨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60年，按照中国传统“干支”历法是一个“甲子”，但这是一个扭转中华民族乾坤的“甲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甲子”纪元。
一、新中国第一个“甲子”巨变
新中国60年是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60年，既有探索成功的欢悦，也有走入误区的痛苦。但是，历史的挫折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总的说来，这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实现国家独立，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首要目标。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压迫和控制。60年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继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顶住各种形式的外来压力，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制裁，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像巨人一样，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含港、澳）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新中国60年来，不仅在大陆实现全国范围的空前统一，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收回管辖香港和澳门的主权，雪洗100多年甚至300多年丧权辱国的历史。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有很大转机，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呈现新的愿景。
（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国家。旧中国以封建专制、反动独裁和社会黑暗而为进步人类所不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革巨大。首先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人民通过多渠道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其次，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和进行各项民主改革之后，在大多数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结束了农奴制度。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旧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民族间的仇恨和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新中国60年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挫败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图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尽管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平衡，但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富强，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互助、友爱、和谐的民族关系。
（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旧中国积贫积弱，1949年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年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至2008年，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钢材为5.8亿吨，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360美元。不少指标由数倍到成百倍、乃至上千倍地增长。国家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去年以来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充分显示国家经济实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
（六）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的统制经济的国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旧中国的经济主要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属于畸形统制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各方面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化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七）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家。旧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门户洞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对外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努力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至2008年，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目前，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由一个充斥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旧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同经济一样异常落后，被讥讽为“文盲大国”、“东亚病夫”。新中国60年来，完全改变了这个状况。城乡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不仅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行器，而且在实施月球探测工程。文化事业生机盎然，体育事业飞跃发展，各种世界冠军不计其数，2008年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均获得金牌总数第一位。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全民健康水平空前提高。中华民族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
（九）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全国人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程度的国家。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多数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况。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至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人口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高达33‰，下降至2008年的7‰。人口预期寿命由60年前的35岁提高到2008年的73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十）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管理渐趋完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旧中国被外国人讥为“一盘散沙”。新中国60年来，社会基层组织不断健全，社会事业巨大发展，全社会具有从来未有过的凝聚力。无论是实施重大建设工程，还是面对特大自然灾害，都充分显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心协力，团结奋战的精神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虽然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但全国人民展现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形成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最大程度地抢救了被困群众和减低了灾害损失，以最快速度积极对口支援重建家园，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十一）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旧中国在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先后丧失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新中国60年，建立起包括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战斗能力显著增强，屡屡挫败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坚持科技强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建设为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
（十二）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旧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外交上却无力抗争。新中国60年来，这种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我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倡导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同世界各国交往，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后，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60年含辛茹苦，60年总体辉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幸福大道。
二、新中国两个“30年”的辩证比较
新中国60年，按照历史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为两个“30年”。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
邓小平对前“30年”，从不同角度作过两个总体性评价。一是从新旧中国历史对比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上面十二个方面的概括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作历史比较的。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核、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还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这两个评价的参照系不同，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邓小平对前“30年”的基调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
对于后“30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面阐发，毋须赘述。怎样看待这两个“30年”的差别呢？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一面，即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转折性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近90年历史大体分为三个“30年”。除这两个“30年”外，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也可视为一个“30年”。就这三个“30年”看，第一个“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视角，来看新中国60年的两个“30年”关系。
为什么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呢？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思想，是党的十三大报告。那时从实践层面讲，“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四大报告又提出党领导进行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第一次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这样，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两个概念之间，其所指的历史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是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者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说新中国前“30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以后的一段调整。经过这段延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讲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理论成果言，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丰富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此作了新的概括，并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新的建构。这个新论述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在总体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为什么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事实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的八大前后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有谁能料，接踵而至的历史大曲折，出现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即没能践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前“30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四项基本原则思想的孕育，国防安全的加强，以及国际外交事务的成就等，都使党在后“30年”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根本的政治基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政治前提。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为后“30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经济基础的弊端，又成为后“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没有前“30年”的制度根基，不可能有后“30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的改革。此外，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成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夯实了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基本方针政策。同上述政治、经济制度一样，这些方面的制度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后“30年”需要改革的基础。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可能发展。不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起来，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局面。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1957年后探索方向的偏离和“文化大革命”的迷误，首先是思想路线发生偏离和迷误。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探索陷入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成为后“30年”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前“30年”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了深刻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文革”前的还是“文革”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前“30年”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他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平反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后“30年”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
这诸多方面的准备，对于后“30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无论哪一点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历史的发展犹如环环相扣的链条，不管每个历史环节所起的作用如何，但没有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历史之链。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甲子”巨变的基本经验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0年的历史经验如此，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因为前“30年”与后“30年”的关系有如上述，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后“30年”的经验能够涵盖前“30年”。60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是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前“30年”探索发生的曲折和挫折，归根结底是在理论上没有科学地回答上述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没能正确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包括应对突发事件和挑战风险。这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这四条基本经验。
（一）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来属于常识性问题，对其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怎么会成为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呢？一是因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二是回顾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无论胜利或挫折、成功或失误，都与是否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十分混乱。但很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党的工作失误时又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从新中国60年历史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体上是清醒的、正确的。1957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Z0年间，犯“左”的错误时是不清醒、不正确的。“文革”的指导思想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不仅清醒、正确，而且有创造性发展。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言，新中国60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主要有三条。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归结为“实事求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第二次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语破的，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二是强调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实事求是”时，就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他要求全党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被称为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中。一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否则现代化事业没有希望；二是在南方谈话中，破除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迷信，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思想障碍。江泽民、胡锦涛在新时期新阶段一再号召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些思想对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强调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中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和科学的进步，进行理论创新，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世界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迫切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胡锦涛在去年底讲话指出：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60年来，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既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当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完全清楚。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认为社会主义至少有五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邓小平说：建国以来，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有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有下面四条。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完全搞清楚。从20世纪80年代初始，邓小平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说：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就在考虑我国的历史方位，重新认识基本国情。1981年的《历史决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在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的内涵。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创造性回答。
第三，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条主要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思想因子，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但不可能有明确的和整体性的认识。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首次作了概括，称为我们党的主要经验。此后，邓小平、江泽民都不断强调它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第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具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从实践层面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对内改革和兴办经济特区推进的对外开放，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说，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探索它作了重要理论准备。就邓小平而言，自改革开放始就在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此后，党的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党的建设历来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问题。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因为这样，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因此，这里讲的党的建设，准确地说，是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应当指出，建国之后，党对自身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党变为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并一直在为加强执政党建设作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在积极探索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就是讲的执政党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中国60年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很丰富，对这个问题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的探索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七大开始讲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建国后的八大党章基本上是七大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九大党章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十一大党章，强调党是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党的十二大，才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至于党的代表性，七大党章讲“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此后的党章，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十二大党章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表述，一直沿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才加以改变。十六大党章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和宗旨作了新的表述，对党的先锋队内涵讲得更全面，对党的先进性规定得更完整，更具时代精神，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二，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毛泽东关于执政党的思想已包含着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探索。后来发生“左”的错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已蕴含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诸多基本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这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三，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解决在中国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到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对新时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进行探索。江泽民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集中地代表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新认识。关于非公有制群体社会成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只要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党员条件，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新思想，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新的思想，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第四，关于反腐倡廉建设。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考虑执政以后消除腐败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从严处理了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仍在逐渐蔓延，需要与之不断地坚决斗争。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日益蔓延的消极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并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作为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交代。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成为抓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努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经过30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许多重大阶段性成果，并逐渐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制度，对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不仅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走向全面和科学。在胡锦涛将“四个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经验提出时，经常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将发展问题同前三个问题并列提出呢？我以为，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发展”，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乃经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问题。它同前三个问题是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马克思主义问题是讲要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是讲要走什么道路来改变中国，党的问题是讲要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发展问题是讲要把中国改变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这四个问题是相匹配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就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内。此后，中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前进中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包括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精神需求和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还有差距等。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改变将发展仅仅看成是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确立社会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提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前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尽艰辛，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终于探索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江泽民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重申这个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并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兼顾个人权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第三，科学发展观实现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社会发展，即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共产党宣言》，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相当长时期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这样，发展观由以社会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就将以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个转变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60年，成就巨大，经验丰富。但这仅仅是一个“甲子”。胡锦涛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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