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自我认识：2011年度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视点论文,自我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10年刚过去，对这10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梳理与回顾就已开始。201J年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研究文献，尤其是21世纪前10年的文献，在内容上体现了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2011年发表的图书馆学综述文章中，不仅依据论文引文，还采用全文转载[1]、专著出版[2]、博士学位论文[3]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态势，年限也多限定在近10年[4-5]。选择2011年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环境。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明确研究对象是学科的首要问题[6]。确立和表述研究对象的原则要坚持特殊性，不能以所属事业领域来划分，不能等同于研究内容[7]。研究对象必须是独特的，以往探讨的只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各种学说观点罗列）和历史问题（认识发展过程），是纵向厚度问题，忽视横向宽度问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在图书馆内部，还是在图书馆外部？[8]目前的几种主流观点（交流说、知识或知识资源说）其实都是“图书馆”说的一部分，图书馆是研究范围不是研究对象，限定于“图书馆”是行不通的[1]。文章[7]认为事业说、资源说仍局限在图书馆，知识组织说最接近确立研究对象的原则，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门学科放在信息资源管理流程中，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还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文献知识”[6]，文章[9]提出的“公共信息流通说”是对其本人1998年提出观点的详解。
相对于微弱的研究对象的新表述，对主流学说的新认识显得很突出。第二代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最著名的是王云五先生的“要素说”、钱亚新先生的“本质说”，王云五的“要素说”比杜、刘两位的要素说要早[10]。吴稌年认为“要素说”和“动静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上的丰碑，但李小缘先生1926年提出的“动静说”长期被忽视，他的《藏书楼和公共图书馆》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对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研究的论文之一，藏书楼是静的，图书馆是动的。文章对两种学说做了比较分析：两者都受到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影响，并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和当代哲学渊源。“要素说”是“群体学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来源以古希腊思想为主；“动静说”主要以社会教育学科背景为依据，其历史来源主要是道家思想，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界两大著名学说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在图书馆界的应用与反映，要素说是哲学研究方法论，动静说是比较研究方法论[11]。
文章[12]主张不是找各观点的缺陷来修正或创立观点，否则最终也会被质疑。研究对象是不断变化的，进入知识管理阶段，许多观点都隐含知识管理的思想和理念，但是研究范围和角度不同，重新回到文献本身包含的知识、信息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也有人认为是由“非图书馆”说向“图书馆”说的回归[8]。与此相反，“公共信息流通说”则表明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锁在图书馆内部，图书馆能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来自图书馆外部而非自身[9]。对于探寻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对象”的新思路起点，文章[8]认为要引入主体性——人的视角，既注重客观存在、现实需求、学科水准，又注重人（读者与馆员）的实践感受，尤其注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文性的具体把握和不断反思。
2 方法论与方法的认识
2.1 方法论的认识
刘伟分别从方法论和方法体系方面梳理了21世纪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和研究方法的新发展。指出近10年图书馆学在方法体系结构方面创新很少，其中过程说、三维立体说、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定量定性说和信息资源论等是几个创新性的方法体系。他构想的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思维方法、实证法、现代科学法和专门研究方法[13]。对于近10年研究方法的新发展，他依据“层次说”做了分析，认为运用哲学方法对特定对象进行分析不多，但新兴的哲学方法异军突起：信息哲学方法、本体论方法；近10年在一般研究方法上的新发展有：模糊数学方法用于信息检索和服务质量的评价；引入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综合法、关键事件技术、实证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矩阵思考法、情景分析法等；专门方法中，非交互文献的知识发现法上升为图书情报的又一专门方法，李勇还在目前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开放式发现模式的基础上对三阶知识发现方法作了探讨。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实证和针对网络化的研究方法，在引进上，国外较成熟的方法没有及时引进和广泛应用，如扎根理论、民族志方法和话语分析法[14]，这些多为定性方法。
近10年方法论研究一是关于方法的划分，二是对专门方法的确认，未跳出20世纪的框框，创新仅体现在方法划分的标准上以及专门方法的增加上。从思维方式上看“层次说”，哲学方法是思维方法，本身就是方法论，不应是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层次，“图书馆学方法论”提法不妥，“图书馆学研究法”更为科学，它分为图书馆理论研究法和工作方法[15]。
梁灿兴指出，哲学能给具体学科提供的主要是跟价值观有关的认识框架。现代哲学的领域，实际上只剩下以逻辑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少数领域，比如现象学方法，归根结底是为提供不同的价值服务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习惯将哲学归入方法论中，于理不通[16]。
解释法对方法论的理解与传统科学有很大不同，理解先于方法，方法是理解之后的事情。传统的观念是方法先于理解，它立足于一个错误前提上，即方法是能与个人主体分离的公共工具。解释学对方法观念的最大改变和贡献是：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过的东西，没有脱离个人理解的方法，方法总是个人性的方法，每个人的理解是从主体的“前理解”开始。解释学理论对引进新的哲学方法有重要启示，首先，不可能到新理论中剥离出所谓的公用工具——方法；其次，在阅读和研究新哲学理论中，要不断对比反省我们“前理解”中的传统观念，才可能形成个人性的新的哲学方法。文章[17]认为虽然尝试解释学、谱系学新方法，但没有方法论的突破。解释学和谱系学是新的哲学理论。解释学分本体论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两种，前者是反对方法论的，后者被批判是脱离解释学本体论，两种解释学是相互对立的。而福柯谱系学与中国的谱系学在方法论上也是相反的，谱系学反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目的性，它的真实任务是关注局部以对抗整体性统一的理论，是共时性研究，中国的谱系学建立了一种逻辑的连续性，是历时性的研究。
邱景华分析认为，波普尔“世界3”引起的大争论近期影响是一元论“三层次说”成为方法论的权威理论；远期影响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方法的研究和引进基本停滞了，而另外两个层次——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却发展较快。从哲学层面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位一体，知识论从属认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进程中，可观察到认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即知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方法论向知识论转移[18]。
2.2 方法的选择
近年来，图书馆学界兴起了一股反思研究方法的小热潮，焦点是实证方法。其实是针对理论与实践、国际化和本土化、科学与人文、定量与定性诸多关系问题的方法选择。
定量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证的方法，有“方法是科学的灵魂”之说。从2007年开始，实证方法应用快速上升，它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叶飞对实证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情况做了分析[19]；徐建华试图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一个假设：是否通过科学方法的导入使图书馆学研究有实质性变化，认为图书馆学低水平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学科发展需要思辨，并以“D-7流程控制法”为样本，提出规范实证研究，认为大规模推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已成熟[20]。另有观点指出，实证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根源不在实证的数量或方法，理论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却被误解为是两个对立的对手，其实只是在科学研究中研究的起点不同，一个是探索性，一个是验证性研究而已，实证缺乏理论，对理论的应用不够，对数据描述多，对规律总结少[21]。
面向科学或学科的方法论研究，反映了科学或学科视野一直是方法选择的第一依据。李满花呼吁应面向问题来进行方法选择。实证适用于类似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问题，专门方法适用于单纯图书馆学学科的专业问题。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问题比方法更具有根本优先性，选择何种方法，要视问题的性质而定。问题决定方法，图书馆学研究既面临人的问题又面临物的问题，既要对图书馆性质和行为等现实问题做出回应又要面向未来理想图书馆蓝图的勾勒，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不同方法[22]。张艳芳则认为方法选取和使用应源于研究主题的性质，本土化需要规范的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更适合理论构建，适合于本土研究。扎根理论是本土化研究的新视角[23]。
行动研究法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起来以解决某一事实的一种定性研究法。图书情报领域应用仅在国外和台湾地区有少量文献报道，该方法受到高校图书馆的青睐。图书情报领域往往通过行动者和研究者共同合作，寻求各方有用的信息和证据，通过科研途径解决实践问题，促进馆员与研究者、馆员与读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实践与研究的融合[24]。
叙事研究是通过描述个体图书馆生活，搜集和讲述个体图书馆故事，在解构和重构图书馆叙事材料的过程中对个人行为和经验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20世纪50年代，现象学、解释学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其研究方法更加成熟。叙事研究是质的研究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性。图书馆学不应只面向工作对象——物的研究，应同时关注人（读者与馆员）的研究。
人类存在两种不同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范式性认知倚重科学逻辑，叙事性认知通过故事来认知。与此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量和质的研究[25]。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观察与描述研究对象[19]。而解释法对方法论的理解却认为不可能从新理论中剥离出所谓的公用工具——方法，方法总是个人性的方法。而定性研究者最大的学术旨趣是对本体的追问，它是图书馆学定性研究的一个特点[26]。
张瑜认为，图书馆学习惯称定性研究为理论研究或图书馆哲学。相对主义者总是从“技术”角度来理解定性研究；科学主义者把科学视为最高价值取向，把科学当做至高无上的神物来崇拜。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是图书馆学定性研究趣味的敌人，科学主义是第一敌人[27]。叙事研究在当时学术研究实证化的取向中曾受到抑制，80年代后现代主义盛行，叙事研究才受到重视[25]。
具体的定量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方法等，实质是数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但这些范式不是万能的，要认识到科学或定量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26]。对定性研究的误解主要是它的主观性，但是片面夸大主观性，就相当于否认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23]。任何绝对化都是不妥的，哲学并没有提供实证的方法，只是提供实证的价值观。数学方法代替逻辑和哲学方法不妥，不能用实证代替科学性的判断。不同研究方法适用于不用研究领域，主张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4]。
范式实质上是知识分类的另一种表述。图书馆学人有较浓的“范式”情结和较淡的定性研究阐释模型情结。学术界误认为定性研究无范式、无“技术”而言，阐释无章可循，更无模型可讲。陈业奎总结了四种定性研究的阐释模型：从抽象到具体模型、形式逻辑的概念关系模型、哲学辩证关系模型、分析综合模型。理性的定性研究成果也应成为图书馆学的硬科学[26]。定性研究真正形成操作体系、影响广泛的有五种类型：传记研究、现象学研究、民族志研究、扎根理论和个案研究。扎根理论被视为定性研究方法中最科学的一种方法[23]。
图书馆学中定性研究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其作用不应盲目扩大，也不应被整体否定。
3 概念、理念与哲学基础
3.1 概念与理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概念的发展，一方面是原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和变化，另一方面是新概念的创造和使用[21]。
从图书馆学范畴体系讲，它是由图书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整体，就图书馆学而言，其范畴体系只是逻辑体系的具体化，逻辑终点是图书馆学整个概念体系的终极范畴（相对意义上的）[28]。刘兹恒认为，现有图书馆学理论中有特色的学科概念偏少，理论研究首先要构建起精确的概念体系，保证可以推理和被验证[29]，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科学化的问题之一是移植的简单化概念搬运。
图书馆学繁荣最直观的表现是新概念的大量诞生和广泛应用，高频词汇构成了基本概念群，人文关怀、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权利等成为21世纪开局10年具有破冰意义的重要概念。免费服务、开放存取、图书馆2.0、图书馆法等新概念则源于道德指向下图书馆日益理性的实践活动，成为连接实践与理念的纽带。个别概念的讨论，如相对于信息素养象征着更高能力层次的新术语——“信息通晓”[30]。
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概念生成机理的研究和概念与理念的分析上，前者如王平通过对现有“信息”概念的解构，指出“信息”概念化路径是从本体到相关性的转移，并提出信息是在话语、情景和认知三大路径基础上被建构的[31]。金胜勇认为，科学概念是由专业术语表达的，专业术语的生成主要有转译型、移植型、概念揭示型三种生成机制，并从科学性、稳定性、习惯性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三种生成机制的优缺点[32]。
后者对概念、观念和理念有不同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还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图书馆2.0等都属于规范性研究，都是依据某种观念或技术力量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28]。另有观点认为：观念经过理性思维与升华后导致“观念的变革”，进而形成图书馆理念，基于“人性善”或“人性恶”可提出“用户永远是正确的”或“用户永远是错误的”相反观点[33]。
于良芝认为理论与研究不能等同，研究结果不是只有理论一种形态，研究活动可产生理念、理论、技术（含方法）和解决问题方案，理念或理论只有转化为智慧才会影响实践[34]。刘兹恒在论及非科学化现象时提出科学与伦理、真理与价值的问题，认为研究观念而非概念的理论研究者把国外的图书馆理念作为价值杠杆。科学理论讲究概念的界定，“用户永远是正确的”作为职业伦理是可以的，把伦理问题当科学问题是错误的。尚庄[35]针对“图书馆学研究观念而非概念”的提法分析认为，观念是宏观的、抽象的；概念是微观的、具象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免费服务等都是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本身就具有观念的性质，单纯从理论研究者角度看，各有各的价值取向。张为江从认识论层面论述，认为理念是一个哲学概念，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认识、理想和观念体系。图书馆理念是指图书馆的理性认识，追求及所持的图书馆哲学观念或观点，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等，是图书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图书馆理念即可从方法论层面（管理层面），如人本管理、绩效管理理念等来认识，也可从认识论层面，如平等服务、知识自由、社会包容理念等来认识[36]。
3.2 原理与教材
2011年是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发表80周年。范丽娟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国内研究“图书馆学五定律”的进展[37]。阮氏五定律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比较20世纪30年代与Web2.0时代的环境差异，“数字鸿沟”问题突显，越是符合第三定律的便捷要求，越是违背第二定律的平等精神，很难调和，是当代图书馆职业面临的一大困境，我国一批有影响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拓展了阮氏五定律，形成了一批定理与原理，如程焕文的信息共享四定理、梁灿兴的可获得性原理、周五常的五原理、黄俊贵的五原理及黄宗忠的十原理等。
原理的阐述与教材出版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图书馆学原理的基础理论教材是1981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2011年也适逢出版30周年。新世纪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是在《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且理论色彩更浓厚、个性化更突出、更注重现代图书馆理念和职业精神两个理论研究核心的论述[2]。
基础理论研究中对国外著作的引用主要是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中文译本。周余娇关注了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在中国的首次译介，发现这篇被忽视的译文对于廓清我国图书馆学界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认识有重要意义，也提醒我们要重视学术著作的传承。1936年，即原文出版3年后，我国李永安就对“图书馆学问题”作了译介，这将我国学人对“芝加哥学派”的认识向前推进了10年[38]。
而张大英则逐章介绍了《图书馆学导论》的主要内容及思想[39]，巴特勒的贡献是首次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图书馆学，以对现代科学性质的探讨作为认识图书馆学的基础和依据，试图构建科学的图书馆学体系，揭示了图书馆是将社会记忆转移到人们意识之中的一种社会机构这一本质功能。其缺陷是他认为图书馆学应是精确的方法和实证的知识，没有把人文因素纳入图书馆学研究范围内，而且对阅读的审美需求和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效果等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后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发现它太过定量和科学化，迷失在实用主义的简单中。
3.3 哲学基础
图书馆学寻求元哲学的解读有两方面，其一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这仅是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与研究内容无关，是范式和方法；其二是寻求理论依据[40]。梁灿兴认为，本学科的哲学基础研究经历两代：辩证唯物主义及唯物辩证法、客观知识论。辩证法根本特征是辩证，是语言上的认识；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证，要求事实与结论的契合，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虽然互联网的兴盛被视为“世界3”理论的预见之一，但直接使用客观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合适的。图书馆价值探讨的是图书馆对于社会的意义，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是产生图书馆价值（知识自由、平等服务等）现象的基础，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应蕴含于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基础之中，梁灿兴提出“公共交流理论”是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16]。
张福学2003年提出信息哲学可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是图书情报领域产生的第三种形态的哲学理论。信息哲学在21世纪前10年发展迅速，许亮认为图书馆哲学不同于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应属于科学技术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21世纪研究轴心从图书馆向信息转移，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哲学应紧跟哲学的“信息转向”，从信息哲学角度重新思考图书馆哲学内涵[41]。图书情报范式由图书馆服务范式向信息范式转换，图书馆哲学应改变旧有范式和研究方法，把关注重点从图书馆本质的讨论转向对信息本质的考察——转向信息哲学。
近年在定义图书馆哲学上，于鸣镝归纳为五种：理论基础说、基础理论说、三层次说、现象本质说、根本问题说，其共同点是认为图书馆实践活动与哲学有直接的关系。丁国顺认为就方法论而言，哲学的应用是直接的；在理论诉求上哲学与图书馆实践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关系是以信息科学为中介的，关联只能是间接的。图书馆学以信息科学为理论平台，信息科学通过信息哲学连接哲学。信息哲学认为信息是客体与主体结合的产物，图书馆两者的结合即产生了社会公共信息的流通。图书馆本质问题就由信息哲学来阐释，而图书馆价值问题首先要阐释图书馆活动中的各种价值关系问题，图书馆活动中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过程，面对这样一种价值关系探索，对于尚处初创阶段的信息哲学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元哲学搭建的理论平台求助于价值哲学[40]。
关于本体论，熊伟在谱系分析基础上引入“广义本体论”分析框架，解读图书馆的独特本质是“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42]。他引入图书馆学“核心论域”的概念来转变思维方式，从“客观知识本体论”视域的转向提出重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思想提纲[43]，指出核心论域有图书馆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两种基本指称，设定核心论域就是建立起图书馆运动的独特价值目标体系，探索建立专属智慧科学，致力寻求“计算之智”与“本体之慧”，基本任务是揭示图书馆从知识服务走向智慧服务的工作规律：转知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慧，完成知识发现、智能呈现、智慧涌现三个能力层次的客观知识关联任务[44]。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和方法对中国图书情报学影响明显。陈立华的两篇论文均引用了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幻想》。作者先是就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说对现代图书馆学实践论的影响作了说明[45]；其后是就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作用作了阐述，詹姆逊的批判论不能算是纯后现代主义，他试图通过思维逻辑重组把图书馆学引向一条平衡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道路[46]。
邱景华从哲学解释学角度对福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沿袭的思路，把后现代也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福柯谱系学强调非连续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种把历史说成线性进化论的观点是福柯否定的。基于此，认为是存在误读的，并以国内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研究成果影响最大的郑敏先生为例指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学说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考古学/谱系学、德国的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性理论，核心是无中心论、非整体论，否定二元对抗，方法是多元与非线性[47]。刘兹恒认为，后现代主义一个优点是多元化，指出理论构建的主观性质，对传统科学只见物不见人的批判也是中肯的[29]。
4 结语
无论是总结2011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还是回顾新世纪前10年的图书馆学术史，各种图书馆学范式都各有长处和局限，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也要看到其复杂性，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复杂性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47]。但范式是源于科学性的判断，范式性认知倚重的是科学逻辑。对科学进行自我认识的科学学也几乎是自然科学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自我认识缺乏研究。
中国式学术文化特征的学科情结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情结是从学科学和科学化视角，从“哲学”和“科学”两个路径进行学科分析和学理反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超越学科化和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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