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和平与发展
11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1995 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表明冷战结束后，在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主题中，人们将更为注重发展问题或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
为什么？因为比起发展问题来，和平问题目前处理得好一些；因为求和平是为了求发展；因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冷战结束，发展问题自然凸现；因为无论穷国富国南方北方都面临发展问题，否则便难以巩固和平的成果并使之最终得以解决。
但是，正如和平来之不易，发展也将得之甚难。美苏是在双方都可置对方于死地但又谁也赢不了谁时才讲和的。核武器极大地纠正了胜败的传统概念；核战争把战争原理推演到极端，在这个极端上，战争原理转化为和平原理。这个原理现在看上去似乎是简单的：与其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不如和平共处。但是，正是事实而不是说理才使人们终于明白了这古朴的真理。由此看来，发展的得之甚难，是可以预料的了。一个简单的发展原理是：如果大家都有钱，那么大家手中的货就都可能卖得出去。这就是所谓共同繁荣原理。但是许多富人们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因此，在这里，主要地又将是历史来提供事实。在北方发展的某个极端上，北方将由于事实的教训而终于明白：必须大力推动南方的发展，才可能有北方的继续发展。因此，所谓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这些新的“冷战”，并不是什么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理论所能化除的。不发达国家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并拿出实力来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题。
二、生存与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95联发会议所确立的三大议题，有两个是正宗的生存问题，即贫困与失业。第三个即社会分化问题，也包含着生存问题，因为剧烈的社会分化，威胁到一部分人的生存。
怎么了，莫非在一个关于发展的会议上竟要讨论生存问题吗？岂但如此，而且它的主要内容竟是生存问题。
95联发会议作为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不在于它会导致多么令人鼓舞的实际成果——对这一点，人们倒是不存奢望——而在于它第一次聚集了这么多国家首脑来讨论共同发展问题。但是，人们却首先把生存问题刻在这块里程碑上。这表明，没有生存是谈不上发展的。正如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生存也是发展的前提；而且，和平问题首先就是生存问题，生存问题包含着和平问题。一要生存，二要发展，鲁迅的话明了又质朴。不过，人们不会明白：虽然生存是发展的前提，但反过来发展也会成为进一步生存的前提。许多生存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发展会议上讨论生存问题，是切中肯綮的。它也证明，生存问题不只是穷人的事情，它应提到人类生存的高度来认识。
三、经济与发展
发展问题主要被看作是经济问题。发达国家主要在北方，不发达国家主要南方，所以发展问题又称为南北问题。南北问题，世界经济发展问题，常常被当作同义语来使用。但是，从以和平问题为核心到以发展问题为核心的世界性转变，并不意味着南北无战事。从军事主导型经济到和平主导型经济，不过是从军事战争为主转变到贸易战争为主而已。“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2〕所谓贸易战，所谓经济制裁， 用得着这些心理战的武器，更何况它们背后坚挺着军事盾牌。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动向。与此有关，从国别的、区域的经济为主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为主，从狭义的人类中心的经济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从重视物的物本经济到重视人的教育经济或人本经济，从主要利用物质和能量的物能经济到主要利用信息的信息经济，从以地球为主要舞台的地球经济到以太空为主要舞台的太空经济，从市场型或计划型经济到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他几个动向。另一个重要的动向是，随着亚洲的觉醒，肯定会带来一批东方发展的新模式，它们将修改、补充、发展某些的市场规则和经济原理，甚至提出一些全新的规则和原理。不久以前，谁预见到中国的乡镇企业呢？不久以后，人们或许又会惊讶于中国的扶贫方略。再往后，人们会不会对中国的教育市场大为惊异呢——尽管目下连许多中国人对这一市场（实质是人才市场）都十分不理解——但是，必须省悟，西方人并没有穷尽市场经济的一切可能，西方人并没有站在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上，比方，他们对教育市场的认识，不能不说是相当肤浅的，在理解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以教育市场为基本市场的阶段方面，我们的智商并不低。如果说，李政道等人敢于预言二十年后华人将主导世界科技，那么我们也乐于预言在更长点的时间内，中国的教育市场将成为全球的最大热点。
四、科技与发展
但是，经济战、贸易战，进一步被升格为科技战。科技而又战争，是否与科技的神圣本质有所不符呢？通观历史，军事科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不必为此惊讶。这既是它的历史功绩，也是它的历史局限。再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专利制度，就会发现这既是一套发展科技的制度，又是一套限制甚至阻碍科技的制度。但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它的背后是人们的私欲和求共荣的欲望的奇特混合。科技追求公正，却一直难逃偏见，它的存在、发展、利用都受到偏见和公正的双重制约。科技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出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上。在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生效的地方，只有傻瓜才会在学术会议上宣讲自己的研究内容，除非它早已公开、为人所知——已换回了货币。科技战使学术会议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甚至私下自由的讨论也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专利制度。但人类毕竟在进步：军事科技将逐步失去它的领先地位，代之而起的将是民用科技的勃兴。
与此同时，研究开发将从分门别类为主转向综合整合为主；国别的研发将逐渐从属于全球性的研发；物的科学主导的时代将转向人的科学主导的时代；工具史将完成从物性工具为主到灵性的、智能的、人性的工具为主的转变，从而通过机器的“口”把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名言倒转为“机器是人”的时代宣言；受地球和地心引力局限的公理型第一原理型思维方式将转向失重太空的无基点多向度自由旋转的思维方式——从而解决当代科技最深层的矛盾即科技中最通用的思维工具数学和逻辑中的罗素悖论问题。仔细研究当代科技，我们不难发现，东方人特有的辩证思维，在解决当代科技最困难的问题上，特别富有启发性和成效。在物理数学逻辑生物电脑思维教育……几乎每一学科的最深层次和最前沿处，我们都会与东方的精华相遇并求助于它。如果钱学森已预言下一次科技革命的突破点是人体科学思维科学，那么正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极其巨大的天然优势：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与经济发展重心东移相吻合，一个科技发展重心的东移，大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太长了。
五、教育与发展
科技战继续升格为教育战和人才战。经济靠科技、科技靠教育——人们已懒得背诵这些真理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令人触目心惊：没有哪一种“掠夺”比起人才西流来得更为惊心动魄了。我们发现反败为胜的法宝了吗？
教育战无非是体格战、智力战、人格战。
体格战是不用说的，没有体格，无论其他。智力战更重要，起码体格要靠智慧来提高。人格战最重要，真正的智慧、大智慧，与健全完美的人格互为表里。但是，“不战而胜”，这条战争的大原则在人格战中再度显示它的力量。得人在得心。得心者，岂在战乎？所谓智者不虑、大智若愚、大兵不寇，这些话的真意是什么？钱学森为什么欣赏戒定慧的修行并认为它类似于科学家的发明发现过程？所谓戒定慧，不就是扫除贪欲、定下心来尔后产生智慧吗？简而言之：健全的人格产生智慧。戒定慧，这是高技术的高技术（钱学森语）。当然，说来简单，做来复杂，要靠修行，要靠教学——被钱学森视为下一次科技革命突破点的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合起来便是教育学。那么，随着经济、科技重心的东移，不会迎来一个教育、人才重心的东移吗？
六、自然与发展
然而，人类还向自然界开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3〕孔夫子是讲仁义的，马棚失火当然要问伤人没有。 但他不问伤马没有。“仁者爱人”，他的仁义不施于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古就有天胜人、人胜天、天人变相胜、天人相合等学说。不过任何学说都不如事实的论证来得有力。当人的能耐大到可以灭掉人类自身也毁掉地球的时候，即使同样的学说，这时也会显示不同的份量。同一句名言从孩子口中说出时是理论，从老人口中说出时则是全部的生活经历。在生态、能源危机和核冬天威胁的今天，天人相合的思想当然会比在古人那里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份量。毫无疑问，它也会以当代的面貌得到补正和修改。不过我们总算越来越明白：人与人要学会讲和，人与自然也要讲和。和气生财。自然具有人的本质，人也具有自然的本质——时代越发展，马克思的这些话就越被证明。不过迄今为止，其最辉煌最精炼最实用最精彩的论证，还是在载人航天器的生态循环模式中。
七、全面的发展
总而言之，人类不得不全面地考虑发展问题，无论是经济的科技的教育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自然的发展，无论是北方南方还是西方东方的发展等等，都应整体地加以考虑，并提到人类发展的高度，提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需要一种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塑。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最大限度的包容精神和欢迎差别的整合胸怀。与此相比，作为欧盟盟歌的贝多芬的《欢乐颂》，还略逊一筹：因为欢乐女神要消除一切分歧才会欢乐。但是新时代的整合是不应当厌恶差别和分歧的。最好是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灭异。
八、传统与发展
因此，全面的发展是离不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发展的。对传统的态度，无疑是发展问题中的一个热点。
历史上，每一个发展转折点上都要爆发关于传统的论争，而观点的分派总是惊人地类似：否定传统派、肯定传统派、有选择地否定肯定派，此外似乎还有一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派即所谓超越派。
不过，也许还有这种情形：在义无反顾地全面彻底地否定传统时，恰好发掘出那些实在是没法再否定的东西；反过来，十分忠实地肯定传统时又发现了那些实在没法再肯定的东西。辩证法对走极端的思维方式既不惊慌也不陌生，因为辩证法知道只有走向极端才会转向反面。辩证思维无非是熟练地自如地运用着的走极端的思维而已。真正敢于走极端的正是辩证法。推陈而出新，把传统推举到极点它必定出新，让我们重新解释这个成语。“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4〕反过来， 我们历来也有一种传统，那就是反传统。肯定焉？否定焉？善用其极罢了。
此外，还应当问问：是谁在反传统？物理学家说，对于一个慢子（光速内），你给它一个推力，它会跑得更快，而对于一个快子（超光速），你越推动它，它就跑得越慢。同样，传统的作用也是看人而定。对于我，传统是包狱，对于你，传统就可能是动力了。
九、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
这是关于发展道路发展方式问题。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发达国家是榜样，后来者应当效仿。依附论则说，这不对，西方是靠侵略剥削其他国家而发展起来的，后来者必须摆脱对西方的依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象其他问题一样，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具有区域和国别的特性。的确，还没有过一种发展理论曾成为普遍药方。也许，一种不自诩普遍性的理论，一种注重自己特色的发展理论，反倒可能有更多的普遍意义。中国人在当代的探索时间不长，不过，在寻求一种有特色的同时又蕴含相当大普遍意义的发展理论时，中国人肯定不会是弱者。既然我们在外交领域早就成功地提出并实行了最符合时代要求最有远见因而越来越为各国所接受的和平共处方针，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在经济、科技、教育发展以及全球发展、人类发展的领域，也会干得不坏。李鹏总理在95联发会议上提出的五点主张，就是富有战略远见的实事求是的纲领，一个兼顾各国自主发展和全球共同繁荣的纲领，一个求同存异的纲领，而不是求同灭异的纲领，因而特别符合时代的真正要求。
十、哲学与发展
发展问题最后总要提到哲学的高度，剥露出它的哲学内蕴。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哲学，以及后来以基本需求为出发点的发展哲学等等，实质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一种社会经济哲学。与此相应，我国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以教育为本的战略，可以算作是我国的发展哲学。以教育为本是符合时代的，富有超前性、全局性、关键性、持久效益性。这是一种最有后劲的发展哲学，经济原理在这里终于表现为教育原理；从今往后，不懂教育学，将是一个经济学盲；教育学将成为经济系、经济院校的基础和主干学科。不过第一，这要看我们如何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和功能，第二，还要看我们是否扎扎实实地实施了这个战略。军队是打仗的，干其他就显得不务正业，但毛泽东却给人民军队规定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使人民解放军不但成为一支战斗队，还是生产队和工作队。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正确。现在有人提出高等院校应当有教学、科研、实业三个中心任务，正是基于以教育为本搞经济的时代要求，可我们有时候会想不通，我们也许会认为学校就是教书育人，不应当变成科研所和赚钱公司，我们可能不知道搞科研办实业也是育人的极好方式，也是教书育人的正业。可见，时代的发展要求哲学的发展，没有哲学观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本来意义的发展哲学，我们的发展哲学反倒可能是最不发展的。无疑地，发展哲学和哲学的发展是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中国人在这里应当有所作为。现在西方哲学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我们发现，中国人在消化吸收西方哲学无论是在近代还是现代的西方哲学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并不困难。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反中心的品格，与当今世界的多极态势又极为吻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按照哲学本身的逻辑，下一步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综合。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综合呢？在把握了西方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后，我们对自己的哲学了解了多少？难道我们只希望看到经济、科技、教育重心的东移，不想看到哲学重心的东移吗？
如果说，日本的经济腾飞，大出乎绝大多数日本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那么，我们却不愿看到，中国的全面起飞包括哲学的起飞，也大出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意料之外——那将是学者的最大悲哀。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2〕《吕氏春秋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84页。
〔3〕《论语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01页。
〔4〕《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