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教育的类型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教育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类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具有两亿多受教育人口的中国教育系统，在进入这个充满竞争的“地球村”之后，要在法制、体制、机制、体系、专业、课程等各个方面作一定调整，以适应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要从“对我有利”的原则出发，力求兴利而除弊。
本文所说的“教育类型结构”是指某一教育体系中按照培养目标划分的各种教育类型的组成、配比及其相互关系。不包括按照教育对象、办学主体、办学形式、专业科类划分的教育类别。它的合理化程度，关系到该体系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水平，也关系到该体系在全球化运作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既不能故步自封、妨碍开放，又不能不顾国情、盲目依从，更不可仓促应战、自乱阵脚。在推进教育类型进一步合理化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就此简略介绍相关的国际背景情况，并对我国的有关对策发表个人之管见，以求教于各方专家。
一、国际背景
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历史时期，受教育人口数量有限，教育体系往往只有“单轨式”的通道，人们主要关注于教育层次的构成和层次间的晋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普及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和受教育者都对教育提出了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促使教育逐步产生类型的分化(Differentiation)。这种分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较典型地反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两个《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ED,以下简称《标准》）中。这是该组织为统计各国五花八门的教育情况而制定的“教育统计标准”，然而恰恰可以反映世界多数国家教育体系的共性部分。
第一个《标准》制定于1976年，这个《标准》把被称为“教育核心”的“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分为8个教育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中，包含若干学科领域和相关的课程计划组，没有明确的教育类型的划分。
第二个《标准》修订于1997年，该《标准》按教育体系的“发展阶梯”划分为7个层次，与第一个《标准》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在第2层次到第5层次，划分出A、B、C三种不同的教育类型。
——“A”类型，是一种“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类型。第2层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阶段，所以“2A”，是相当于我国初中阶段的“普通教育”，为进入高中阶段的“3A”或“3B”做准备。“3A”相当于我国的普通高中，为升入高等教育阶段的“5A”做准备，“5A”是包含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在内的一个层次，完成“5A”学业的学生还可进入第6级，即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B”类型，是一种“职业前或技术前教育”(pre-vocational or pre-technical education)。第2层次的B类型，即“2B”，是相当于我国初中阶段的“职业前或技术前教育”，主要为升入高中阶段的“3C”做准备，完成“3C”学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市场，也可以继续升学；所谓“3B”，就是相当于我国高中阶段的“职业前或技术前教育”，完成“3B”之后进入“5B”，“5B”同样包含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在内，是一种“定向于某个特定职业的课程计划”，是高等教育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毕业后进入劳动市场。
——“C”类型，完全是“职业或技术教育”(vocational or technical education)。所谓“2C”，就是相当于我国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3C”是相当于我国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毕业后都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市场，也有继续升学的通道。
第4层次与第3层次相比，其教育内容主要不是加深而是拓宽，“4A”为要求升入“5A”或“5B”继续学习的“3C”毕业生作准备；“4B”为部分“3C”毕业生进一步扩展就业能力而设置。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8年对欧洲和亚太地区1996年情况的统计，在被统计的38个国家和地区中，以高中阶段为主实行分类型教育（分流）的有29个，其中职业教育学生数比例超过50%的有18个；有4个国家和地区以高中后分流为主；还有5个国家和地区是在小学后开始分流。
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变化，会牵动教育体系全局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将是未来国际人才市场上人才流动的主要部分。因此，深入研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情况，是实现教育“国际接轨”的需要，研究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变迁趋势与规律，将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适应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大学数及其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有人估计：从1200年至1985年设立的1854所大学，其中有1101所、占总数的59%是在1950至1985年这35年时间里成立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统计：1991年全世界大学生人数已有6500万人，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5倍。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还有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鉴于大量不同背景、不同特性的学生涌入高等学校，原有的单一化的培养模式无法满足他们多样性的要求；同时，空前规模的经济建设向高等教育提出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从而迫使高等教育重新进行自己的功能定位，扩展自己的功能范围，它在继续完成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承任务的同时，还要涵盖多种多样职业和技术的准备。这后一种功能就逐步演变成新的一种高等教育类型。
在经济发达国家首先出现了高等教育的类型分化，新建了大批所谓“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non-university sector)，例如法国的科技学院、原西德的高等专科学校、挪威的区域学院、荷兰的高等职业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北美的社区学院，等等。在1966-1980年之间，法国大学生增加了1倍，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增加了4倍；在1960-1985年间，原西德大学生增长4倍，“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则增长7倍。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已有与普通大学平分秋色之势。如1996年大学和“非大学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同龄人（18～21岁）的比例，加拿大是23.1%和17.3%，挪威是10.3%和8.7%，比利时为19.6%和20%。
促进高等教育迅猛扩张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蓬勃发展的社会动因主要是：
1.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2.不同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就业取向、个性特点的人，要求获得不同的学习和发展途径；
3.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走出高楼深院，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类型的多样化需求；
4.因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原来由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型人才，越来越多地要由高等教育培养。美国从1945年开始主要通过高中后两年制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培养中级水平的技术员，1970年全美共有这样的技术员20.6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专科的增长幅度减小，四年制技术教育迅速发展，培养技术师。1960年四年制技术教育毕业生2858人，1982年增至8325人，到1990年，全国约有技术师20万人。
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其类型的多样化是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所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所以高等教育规模和膨胀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都首先出现于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这样，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有与普通大学平起平坐的趋势，突破了当初“非大学”的概念，但就其教育功能和培养人才的特色而言，又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因此，早在1865年，美国教育家H·A·Foechek就预言：“在将来某一时候，大学本科水平上可能至少有四种基本类型的学士学位教学计划——科学类(science)、工程科学类(engineering science)、工程类(engineering)和工程技术类(engineering technology)。”按他的意见，不仅肯定本科技术类教学计划的存在，而且在科学类和工程类之间还有一个“工程科学类”。
总之，高等教育的类型分化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共同的发展趋势，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社会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才能自觉地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推进而不是阻碍高等教育类型的分化和新教育类型的成长壮大。
二、中国“入世”后教育类型结构的调整对策
今年举行的“现代企业激励机制与薪酬设计、绩效管理”论坛上，多位专家疾呼：入世后，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第一场遭遇战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人力资本的争夺。我国教育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说过：“加入WTO对我们最大的冲击是人才危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为了有利于降低成本，有利于业务开展，普遍实行所谓“雇员本地化”，只有少数的头头脑脑是自己带来的，他们一般也不会轻易地把这些重要岗位让给中国人。据英国《焦点》杂志2000年8月号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有7500万人就职于外资公司；美国境外至少有2500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发展中国家有1200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最近，美国政府出台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计划在三年内每年从国外吸收19.5万名技术人员。
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我国的教育在类型结构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和可采取的主要对策有：
1.强化教育类型结构的概念，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我们对人才竞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笼统的、泛指的层面上，人才不仅分层次，而且分类型，只有层次、类型结构合理的人才群体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才是高效率的人才队伍。所以，我们必须分门别类地研究和采取对策。
以卫生类人才为例：1998年，全国平均每千人口有医生1.65名、护师和护士1.00名，卫生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问题在于总体的人员业务质量不够高，人员结构不合理。在人员结构上的明显缺陷，一是“医护比”呈1.65:1倒挂；二是检验、麻醉、放射、心理、五官等“小科室”缺人；三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待技术人才匮乏。大城市的“医护比”倒挂现象往往更为严重，例如北京，现有医生9万多名，而护士只有4.4万名。因此，有关专家强烈呼吁尽快改变医疗卫生类人才类型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首先要使“医护比”尽快实现1:1结构。而调整卫生类人员结构的关键是调整卫生类的教育结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医生、牙医等医疗类专业人员的培养不属于“5B”系列。根据我国高职培养目标的定位，护师、护士及其他技术型人才都应由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所以，今后一定时期内，在宏观上调控卫生类教育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加速发展卫生类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地大人多，尽可能充分地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我们不可能依赖任何外力代办我们的教育——那怕是某一种类型的教育。我们必须在充分利用外力的同时，须对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种教育类型实行统筹兼顾，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教育、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等等，都要重视建设和发展，并在宏观上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作全局的、合理的把握。当出现某种偏颇时，须及时地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控制。
2.在数量上要把实务人员的培养作为发展重点 社会的职业岗位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而面广量大的是各种实务岗位，从事实务工作的人员数量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总是占大多数。其中有主要从事操作岗位工作的技能型人员，有从事市场调查、社会公关、客户反馈、产品营销、合同执行、物资供应、财务会计等业务岗位的人员，从事技术应用、技术管理、技术服务等技术岗位的人员，等等。如果仔细分析外国公司在我国雇用的人才群体，可以发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学术创新工作，一般多在各自国内进行，工程设计人才在国际市场上虽然也有流动，但数量不多。数量最大的就是这类实务人员。同样道理，我国要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也是这类实务人员。在实务性人员内部也有结构合理化问题，我国目前有忽视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倾向，值得有关方面重视和纠正。单从国际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的发展趋势看，技能型人才的比例将逐步缩小，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比例将逐步增加。根据2001年8月20日网上新闻报道，2000年全国出国就业人数增长160%，而劳务输出人数只增长23.5%，说明出国就业人口中的“白领”人员比例正逐步增加。
培养、培训上述各类实务人员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我国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各行各业熟练劳动者和社会需要的各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当中应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展各级职业教育是中国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了的既定方针。江泽民主席曾经强调指出：“努力办好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篇大文章”。今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尽管目前我国劳务输出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大力开发，但从长远利益考虑，主要是发展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输出。正如杨振宁教授说：“中国面对的问题，不是停留在通过廉价劳工打入国际市场，而要通过智慧密集的工业进入世界。”所以，我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实力人员培养的目的，虽然包括向国际劳动市场输出，但主要不是为了输出，而是为了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
发源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推动我国的教育类型结构实行了重大的变革，其主要标志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的空前发展，其中以高中阶段为重点。不含成人教育在内，全国高中阶段普通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人数，1980年只有226.3万人，2000年达1044万人；中职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18.9%升到2000年的46.5%。在高等教育的招生总数中，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专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1985年以后都占有将近一半的比例。2000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的学生数占高等学校学生总数50%，招生数占高等教育招生总数54%。
但是，鉴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都还很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整个教育体系结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还要作巨大的努力。
3.在一定时期内，教育分类的重心不宜过高 所谓“教育分类的重心”，实质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重心。它因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移，同时因国情而异。
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重心存在不同的情况，西欧大部分国家放在高中阶段，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则放在高中后。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重心放在什么阶段？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丝毫马虎不得。它必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而有差别，但就全国而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譬如实现经济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之前，也就是在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前，都应该高度重视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
(1)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换代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低收入的人口大国，劳动就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存在，既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必需；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不宜轻率放弃的优势。保持和发展这一优势的关键是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有效地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不断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竞争能力。
(2)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一步登天，对多数人的现实收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人民群众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目前还是有限的，而国家财力目前对教育的支持同样是很有限的。
(3)我国进一步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还相当繁重，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到2000年底仅有42%，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虽然可望在“十五”期末达到大众型水平(15%)，然而要达到普及型程度(50%)，决非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江泽民主席认为，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从总体上说还刚刚开始做，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狠狠抓它十年、二十年”。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和指示。一年多以前，国际劳工组织强调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在争夺销售市场的竞争中，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素质正越来越成为使竞争者之间拉开距离的因素。”这一论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如此种种实情，都要求我国既要不失时机地、积极地调整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必须冷静地规划我国的教育层次结构，教育发展重心的“高移”须取审慎态度，不能操之过急。
4.要特别关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中国严重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在这一问题上有过精辟论述。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将从1998年的49.8%下降到25%，如果暂不考虑人口变动因素，那末意味着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将从1998年的34838万人基础上减少1.74亿人。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农民中的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出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转移的条件之一是第二、第三产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条件之二是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有能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二个条件的创造主要应依托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几乎别无选择。
“入世”之后以对我国产业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农业是首当其冲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状况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8月25日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要“在长期内保持高增长率将取决于农村市场”。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仍然很有竞争力。不管实际结果如何，都不能忽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国政府现在正大张旗鼓地实施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所有这些，都是迎接新挑战的积极态度和措施。而实施所有这些措施的最大难点是农业劳动力总体素质太低，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总体上比城市更为薄弱。最近我在雁北地区的一个县了解到，今年全县6000多名初中毕业生，能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不足2000人，其中上职业学校的只有400人左右。今年参加高考的2000人中，“上线人数”为300名，其中应届毕业生只占一半。这样的教育结构能有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致富吗？能够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吗？所以，农村的教育结构问题要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特别关注，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地予以帮助和调整，只有一般性号召是无济于事的。
5.加强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力求与国际规则或国际惯例接轨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只有充分了解各国各地区各种教育类型的特点，才能使自己自如地投入全球化市场的竞争并赢得主动。既然进入全球化市场，就要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所谓“规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标准，统一认可的标准是相互沟通的前提。所以，要遵守统一的规则，不能不使我国的有关概念和标准尽可能地与国际规则或国际惯例接轨，但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脱离我们的国情实际，其中与教育类型结构有关的似有如下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1)教育类型的概念问题。我国把培养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统称为“职业教育”，这是我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人无权干涉。但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技术与职业教育”都分别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作法律意义上的权威性说明，以便相互了解和沟通。
(2)学历资格和职业资格标准问题。国际人才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双边或多边的“资格对接”和“资格认可”。对此如何坚持公平对待的原则？例如我国的3年制专科，实际水平接近4年制，毕业资格则同于2年制，在国际上明显吃亏，需要适当调整。鉴于不同国度间的教育质量有一些“不可对比性”，根据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需要更重视职业资格标准的国际接轨。
总之，社会需要各种各样人才，多类型的人才队伍要有合理的结构。那末，教育也必须有合理的类型结构。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培养和造就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种类专业人才队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而人才类型结构和教育类型结构的合理化，还涉及计划、财政、劳动、人事等各方面的观念、政策和措施，需要系统运作，所以朱总理强调指出：要“实施人才战略，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只要有关各方的认识得到统一，我国人才类型结构和教育类型结构的合理化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