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之旅：母语教学传统经验的读与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母语论文,传统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人自呱呱坠地始，即处于母语的温馨怀抱里。以后，这母语怀抱的神奇甚至超过了母亲的怀抱，竟成为我们一生不可须臾离开的存在和发展的家园。母语就是这样一种每个人最初学会的那个“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见《现代汉语词典》）。但是，语文作为学习母语的课程，却并不因为母语可以让每个幼童在生活中自然习得、无师自通而变得简单，当“学话”进而成为“学文”（识字、写字、读书、作文）时，反而显得困难重重。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我们容易淡忘了“母语”的“母”性，淡忘了“学话”和“学文”的对象都是“母语”这个基本点。一方面导致了我们不屑于借鉴幼童“学话”十分自然的经验，总觉得那东西“太土”“太俗”“太原始”；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我们淡忘中华民族至少2500年“学文”历史的那份宝贵经验，特别是几千年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这也许就是导致语文教学高耗低效、遭人非议的根本原因之一。其实，语文是一门最具民族性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包括民族心理特点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去读思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在新课改环境下，在因“乱花渐欲迷人眼”而招致的实际困境中，作一番“寻‘根’之旅”。
信息不对称：对当下语文教学改革的忧思
始于世纪之交的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改革。《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实施，无疑会较多地面临21世纪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时代的挑战。这也确实给语文教学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和对策，如尊重学习主体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确立以人为本的三维目标，积极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平等对话的课堂运作机制，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和独特体验，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知识的综合运用等等，这不仅全面而有效地提高了语文教育的质量，而且从根本上强化了语文课程的时代建设。但是，课程标准的制订无疑会对原来《语文教学大纲》中的许多“不合时宜”提出反思，会更多地去考虑如何应对新世纪的全球化挑战，会去参考一些外国母语教学乃至制订“课标”的经验，也会有选择地去吸纳西方的“后现代课程论”“建构主义”“接受美学”“多元智力理论”等现代思想。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可以体现多元文化的优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即新理念总是要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和超越而建立，并通过对传统经验“落后”一面的彻底批判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是，在新理念充分展示其魅力而完成创生的使命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最为关键的“实施”阶段，而总是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才会发现，“创新”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传统而构筑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无法推倒重来，它必须有一个融入民族、扎根本土，被转化、被吸纳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是“披荆斩棘”地一往无前，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或以偏纠偏而矫枉过正、或因“水土不服”而难以存活的境地。
中国语文教学若从有文字算起，已有5000年的历史，若从孔子设坛授业为始，也有2500年的传统，但在近百年以前，语文还没有被独立设科。在如此漫长的年代里，形成了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传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是川流不息的时光之河，是可以生生不息地一直流下去的。因此，无论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了多少现代化的发展，都无法抛开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另辟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地恢复历史，在已经消逝的时空里去建设现代语文课程文化。但是，这不等于说任何历史文化遗产都不会有消失的危险。如果我们不重视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那么中国语文教学许多宝贵的传统经验，也会在时代新潮的冲刷下淡化甚至消亡。这绝非危言耸听。
另一方面，从教师队伍的构成现状来看，青年教师正在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工作经历有限，对于纵向的民族语文教学发展的历史和传统经验，往往知之不多，而对于当代横向的新理念、新信息，则比较容易发生兴趣，接受也较快。这两者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母语教学固有的本色、本真的淡出。当然，改革开放为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语文课程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借鉴国外的一些当代学说和先进理念，引入西方国家母语教学的某些经验，这不仅可行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当这些“舶来品”一齐涌来时，我们是需要时间将它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与汉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是要有一个民族化的消化、吸纳的过程的。这就要求语文教师既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要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去认真读思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进而实现两方面信息的对称。如果只是一窝蜂地“拿来”，或者半懂不懂地照搬，那么它充其量只是被当作一种“时尚”而风行一时。而被这种追慕“浮华”的情绪所捆绑的我们，就很容易忽视了曾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并且足以朴实地反映出母语教学本色、本真的那些传统的教学经验，甚至会将这些本来是应该承传的宝贵经验视为“陈旧落后”的东西而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抛弃。也许这也正是当今人们强烈呼唤“本色语文”归来的原因所在。王森然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未曾经说过：“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还有可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特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中学作文教学概要》）确实，作为母语的汉字、汉语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发展，但毕竟总体没有变，血脉没有变，学习汉字、汉语的基本规律当然也不会变。所以，还是中国人最懂得教中国语文，还是中国母语教学的传统经验最值得我们阅读和研究。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汉字、汉语：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传”于斯，“统”于斯
中国语文教学的本体是汉语文，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汉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世界上其他几种表意文字先后消亡之后，唯独汉字不仅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曾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一些国家，甚至被借去作为记录他们民族历史的语言。如今，汉语又成为了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汉字不同于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拼音文字，而是一种表意文字，强调的是“意合性”，显示出一种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每一个汉字兼具“三码”（形码、音码和义码）和“复脑”（既可形象思维又需抽象思维）的特点，独立性很强，在滚动碰撞中可以自由地组词成语、联句成篇。而以此构成的汉语，也重在意合，其意蕴要从上下文中去体味，去整体感知。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决定着汉语文的教学方法和学习规律，也深层地反映着中华文化特征和东方思维方式。借鉴西方母语教学中的一些思想虽属必要，但必须充分考虑到拼音文字和表意方块字的本质区别，必须通过全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以及凝结于这种语言文字中全然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来深刻地思索这些原生于西方的东西是否适合汉字、汉语的自身特点和教学规律。应当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教学中国语文的并被世世代代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些作法，虽然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些旧时代的尘埃，但也肯定有许多与汉字、汉语的学习规律相谐相融的地方，这是中国语文的“中国心”。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传统”，正是“传”于斯，“统”于斯。说到底，那毕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考验被证明的对学习汉字、汉语切实可行的珍贵认识。
当然，作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因其历史悠久，范畴广阔，内涵宏富，所以既有代代相传被证明了的宝贵的精华，又确实存在不少带有浓重封建主义落后色彩的糟粕，这无疑是需要扬弃的。而在堪称“传统经验”的这笔巨大财富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阅读和思索的便是那些深刻地体现了汉字、汉语特征，反映了汉字、汉语基本学习规律的宝贵经验。择其要者而言，如：
——注重识字。学习汉语要以识字为基础，必须掌握足够的识字量，这涉及到我国语文教学最基本的传统经验，就是“注重识字”。
汉字从每一个字的创造到整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层地承载了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汉字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它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于其表达功能不仅可以有效地记录语言，而且能够有效地传递概念。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义，一字一个概念，其表意特性直接与概念相联系的特征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独立于口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书同文”使口语方言不通的人可以凭借统一的汉字实现沟通和交流，具有凝聚国内各族人民及海外华人的强大作用。汉字与民族思维方式及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的脊梁。清朝王筠的《教童子法》，便有“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之论。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之所以如此重视识字教学，原因就在于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是全方位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同步和谐的发展，这不仅是智育的开窍，也是德育的熏陶和美育的陶冶，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汉字的文化品格决定了它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如果我们只是或者主要是在课本中用拼音来开展识字教学，为识字而识字，甚至把识字看成只是为了“扫除阅读障碍”的工具，或者是发展思维、提前读写的“绊脚石”，进而在课堂上只是把所有的生字新词“一锅端”读上两遍了事，那么，这就从根本上淡化了识字的重要意义，也浪费了我们得天独厚的汉字资源。
——本子诵读。在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之中，就方法而言，“读”是第一大法，可谓“读”占鳌头。《栾城遗言》中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之说。东坡送安敦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读，不仅仅是默读，更注重于朗读。朱熹甚至提出了读的严格规范：“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训学斋规》）他在《读书之要》中更强调：“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可见语文教学传统经验要求我们不仅要“读”，更应当“熟读”乃至“诵读”。
中国语文教学方法以诵读为本是由汉字、汉语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汉字一字一音、一形一义，独立性很强，其具体含义得从上下文中体味才能得知。这种文字又具有声韵之美，只有读之于口，方能“声与心通，声可求气，亦可传情”，从而形成强烈的语感，即“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意皆若出于吾之心”之谓也。因此，“眼观其文，口诵其声，心惟其意”的“诵读法”对汉语学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体察涵泳。王力先生曾说过：“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所谓“法治”，讲究的是规律和逻辑；所谓“人治”，讲究的是直觉感悟，追求的是一种韵味和精神。这是因为以汉字为基础的汉语，具有极大的意合性，并富于意蕴之美，所以“涵泳”也便成了与此相关的语文教学的重要传统经验。“涵”，《辞海》的解释是“沉浸”；“泳”，自然就是“游于水中”。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就是把“涵泳”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提出的。元人程端礼批评某些人读书“贪交务广”时说：“劳复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勿勿，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更是把这一传统教学经验解释得十分透彻：“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庶可得之于意之表。”（《谕纪泽》）这番话，也是强调读诗文必须全身心地沉浸在诗文的语言环境中去口诵心惟，方能知其意、得其趣、悟其神。正是在这样的涵泳中诵读者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于诗文的言语意境之中，从而使思维敏锐而灵动，具有直觉性和意会力。这种注重整体把握，甚至有时对个别字的“不求甚解”，从根本上体现了汉民族重感悟与意合的思维方式。因此，“涵泳”这种学习方法，也是完全符合汉语文教学的本质特征和传统经验的。这对于当下克服语文教学盛行讲解分析而忽略学生自主涵泳体悟的“痼疾”，是很有针对性的。
——重视习练。在新“课标”中只一处提到“训练”，这似乎是有意规避了训练，因此不少人在思想上淡化了对“训练”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我们可以暂先不谈回避使用“训练”一词是否必要，就“课标”而言，虽然它没有强调“训练”二字，但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训练的内容。之所以要如此，是希望将“‘探究’和‘训练’放在恰当的位置”（巢宗棋）。
重视习练是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之一。清代的颜元在《颜李遗书》中说得好：“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教学要“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从《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到朱熹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堪称古谚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都传递着“多读多写”这一重在习练的朴实的语文传统教学经验。孤立地看，“多读多写”似乎已不合“追求效率”的时代精神，但它其实却是非常符合中国语文学习规律的，即不强调从学习语法修辞等这些相关语言规律的知识入手，而是注重通过多多接触直接的言语作品去熏陶、感悟。尤其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更不是要强调教会学生关于语言的知识，让他们去谈论和研究语言，而是要帮助他们形成实际运用言语的能力。能力不可能只从听讲中获得，必须通过亲历的习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所以，新“课标”就特别强调：“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重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工夫不可。”这同样说明了多读多写的重要。教学实践表明，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全面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也只有在多读多写的语文实践中方能实现，舍此别无他途。
……
我国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库藏十分丰富，要读的很多。这几个方面，仅仅是瞄准语文的个性特征和基本学习规律来讨论的。这也正是教学表意的中国语文与表音的西方语文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满天星斗：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散落与搜读
虽然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汉民族语文教学历史悠久，但语文单独设科却是1903年以后的事，迄今只有百年。在3000年漫长的岁月里，语文教学和经学、史学、哲学不分，造成了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散落于许多论教说学、讲经辩道乃至诗词歌赋、散骈文章之中。搜读古代语文教学传统经验虽然不易，但对母语教学作一番“寻根之旅”却还是可以的，我们显然不会“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
首先，“寻根”当然是在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著述中。这些论述虽然在语文没有单独设科的情况下不会专指语文教学，但是母语教学作为所有教学的基础和载体，自然处于核心地位。我们从孔子、孟子、荀子、颜之推、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等先贤大家的经典之作中不难发现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也依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孔子在《论语》中主张“学”与“思”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原则；又主张“学”与“习”结合，“学”与“行”结合，提出“学而时习之”和“身体力行”的原则……至今，这些又何尝不是语文教学的金科玉律！孟子主张学习贵在主动自得，提出“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尽心》上），“君子深造之以道，学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的观点，似乎也在为当前语文教学无法摆脱的满堂讲问的困境痛下针砭。《学记》首次从理论上对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堪称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教育专著，其中也包含了语文教学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又何尝不是至理名言。至于韩愈、朱熹等，更有大量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卷帙浩繁之论，将这些理论说成是我国母语教学传统经验的宝库也绝不为过。
其次，在“蒙学”教材和教法的研究著述中，许多学者有着更集中的对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梳理。这是因为“蒙学”所具有的基础性必然会涉及对母语的识字和基本读写经验的关注。尽管传统的“蒙学”有许多腐朽的内容和落后的教法，但也有着“披沙见金”的价值。“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字，一本《千字文》能从南北朝流行一千四五百年至清末，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就不能说它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对今天的识字教学大有裨益。崔学古的《幼训》对儿童识、读、写的指导不无高见，特别在视“对课”为“通文理捷径”方面，确实很有见地。在清初唐彪的《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中，也可以读到我国古代的一些比较系统的语文教学方法。
再次，在我国古代不少诗词作品中也蕴藏了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信息。其中如陆游写于庆元五年(1199)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他训示其子要以古人为榜样，不仅要勤于读书，重视“纸上得来”的书本知识，更要努力“躬行”实践的学习经验。这一训诫即使在今天亦不失为至理名言。南宋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是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用“源头活水”来比喻读书、做学问要“通而不塞”，不断补充新知，使见识通达，头脑清醒。宋人陆象山的“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急要细思量”（《陆象山语录》），更是直言“涵泳”的语文教学方法，提倡在细读吟诵、潜心会文中品味、意会。此外，如明代于谦的《观书》，宋代欧阳修的《读书》诗，曾巩的《读书》诗等等，都能使我们感悟到诗人对语文教学的一些真知灼见。
最后，我们还不能忽视了散见于古代“文论”“诗话”中的一些语文教学见地。这方面的论述虽然说的都是作文、写诗，但同样是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如清人刘大槐在《论文偶记》中有一段话：“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不仅指的是作文之理，同时也把“简约”作为一项普遍的艺术法则来论说。由此，我们会联想到，教师在对语文教材的解读中如何去品赏“简约”之美，在对课堂教学艺术的追求过程中如何摒弃太多的浮华形式和作秀的无效套路，才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达到“冗繁削尽留清瘦”的课堂艺术境界。
承传与创新：让民族传统永远存活在时代更新之中
1995年3月，赵朴初、冰心、夏衍、启功、叶至善、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曹禺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了“016号”提案，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历史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导致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到那时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了。应当说，在我国十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中，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母语教学的承传和发展。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古代的语文教学不是单独设科，这就不免造成了偏重于读经传道的现象，而经道的内容又难免充斥儒家教义和封建礼数，再加上历来的言、文不相统一，所以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许多方面常被视作落后的象征而遭到批判。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眼里，基于近代的西学东渐现象的存在和许多人慑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心态，他们把传统语文教学视同封建糟粕，认为“汉字落后”“汉字难学”“拉丁字母万岁”以及“学习汉字影响儿童语言、思维发展”，以致不少人曾有过将汉字拉丁化的改革设想。这些批判浪潮的冲击影响到对语文教学历史经验的公正评价，导致许多人将其经验视为冬烘先生的陈腐烂调，认为它完全不科学。如今这样的批判大潮已经过去，“汉字落后论”也正被现实证明是谬误，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了汉字是最具生命力、最优美的文字，它具有完备的系统性、鲜明的示差性和高度的适用性，即使在计算机输入上也显示出比拼音文字更大的优越性。然而，曾经泼向汉字、汉语的脏水一时还难以从人们的头脑里清除干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对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的承传。
从另一方面看，新“课改”虽然是对21世纪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作出的战略回应，但其重大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课程教材的范畴。然而，这绝不是将以往教学经验推倒重来，而是建立在我国语文教育历史与传统基础之上的必然产物。昨天的“现代”就是今天的“传统”，“传统”是一代代人创造的积累，现代人实际上是活在古人的历史文化之中。所有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吸纳前人的成果。当然，接受“传统”并不是搞历史倒退，其实在“承传”的语义中就已经包含了在“承前”中“启后”，在“继往”中“开来”的蕴意。新“课标”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改革，应注意“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在“课程的基本理念”部分也强调了“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的影响”。显然，这些阐述都指明了继承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经验对于深入开展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还是感到了语文传统教学经验继承发展的不足。好在巢宗祺教授（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制定小组组长）在2001年11月14日接受《语文学习》编辑部的采访时表示：“‘标准’在实施上怎样更有可操作性，还有待于通过实验加以改进。因为现在有许多目标是带有前瞻性的，以前没有。处理前瞻性和继承性的关系有待探索。”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说到：“现在一般的人们，太过年轻现代化了，根本不知道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多么的轻松愉快，使儿童在歌唱舞蹈的气氛中达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说的‘弦歌不绝’，就是这种境界。”这说明传统的教学经验并非都是落后的。对此，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李伯棠先生在其所著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二是要符合学生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对于这两方面，我们的前人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是我们语文教学中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继承。”传统经验需要“与时俱进”，但“发展”必须在“承传”的基础之上，没有很好的“承传”，“发展”就有可能走偏方向。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时序更替，岁月不同，但汉字、汉语的“根”没有变，所以对于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我们也应当思于斯、行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