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北开发中的技术选择与社会控制_社会控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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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0)04-0001-06

在西部大开发中,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西部地区原有的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的特点,使得西部地区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要从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发展和应用相关科学技术。考虑到西部地区的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较大差异性,本文主要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探讨西北地区大开发中技术的选择与社会控制问题。

一、西北地区原有的技术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西北地区原有技术的发展呈现下述几个明显特点:

1.总体技术落后

我国西北地区目前仍处于初级工业化时期,农牧业和传统工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中广泛使用的仍然是传统技术。在西北广大农牧业地区,粗放经营的耕作方式和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还比较普遍。农业生产普遍以人力、畜力为主,机械化水平很低,新兴农业技术的发展非常落后,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技术,其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它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和农业生产现代化,产生着巨大的消极影响。

在西北地区的工业生产中,传统技术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采煤、采矿、钢铁、石油化工、纺织、机制造、建筑等传统行业中,仍大量采用传统工业技术,新兴技术比重很小,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调整步伐缓慢,有的已面临破产和关闭。西北地区工业原有的发展,主要依靠单一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和国家的资金、设备和劳动力的高投入,基本上表现为外延的扩展与增加,技术进步的延伸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幅度很小。

2.技术结构不合理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有合理的结构才能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谓技术结构,主要是指技术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呈现的分布态势。西北地区的技术结构,一方面呈现为复杂的多层次共存性。在农业和乡镇企业中,古老的传统技术仍占相当比例;在工业企业中,传统工业技术仍起主导作用;高新技术企业在近十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所占比例仍然较小,而且其空间分布也只限于少数中心城市,如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种多层次技术共存、以传统工业技术为主的技术结构,标志着其发展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我国沿海开发地区。这是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西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也必然导致技术结构的二元化,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技术落差过大,并且相互独立、封闭式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主要是指: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体系和以农村为载体的传统农业经济构成的经济总体二元结构。在这一总体二元结构中,还生存着一个独特的第二层二元结构,即以中央投资发展的现代工业与地方投资兴办的地方工业在城市中并存,传统落后的原始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并存。[1](p.156)这种经济二元结构,导致西北地区经济的封闭性、僵化性和离散性发展,相应在技术上,形成了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使城市的现代工业技术封闭、孤立发展,不能及时、有效地推广和辐射到农村(乡镇企业、农业);同时,农业牧业技术的停滞和落后,又制约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能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样,就必然导致城市(孤立点)和广大农村(面)的隔离而不是结合,不利于双方的发展,不能使工农、城乡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3.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西北地区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是和当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联系的。据考证,西部黄土高原地区在西周时期的森林面积约为32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53%。但是,由于后来的过量砍伐和开垦,森林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到全国解放前夕,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为3%。[2](pp.222-223)解放以后,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加之农牧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落后,粮食单产上不去,只靠开荒种田,过度放牧,结果森林与植被日益破坏,黄河泥沙含量猛增到20亿吨/年,成为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的河流。

长期以来,人们在西北地区的发展中,只注意向大自然索取,忽视对大自然的保护。这不仅在西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是如此,在其工业发展中也是如此。西北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石油、煤炭、稀有金属的储量十分丰富。但在资源开发中往往实行掠夺式开发,导致资源破坏,利用率低,并且严重污染环境。西北地区有一批资源城,如克拉马依、金昌、白银、玉门、铜川等等,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有的已面临枯竭),这些城市大多已失去原有的活力而呈现衰退,使其不得不处于痛苦的转型期。这种情况在新开发的能源、矿产基地中仍然存在。例如,在陕北煤田和油气田开发中,有些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以极端落后的技术与设备,对煤、石油等进行掠夺式开发,结果既破坏了矿藏,又污染了环境。

4.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西部地区科技发展的基本现状是科技投入低,科技人才缺乏。据1995年统计,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投入只占全国的17.1%,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1/4。科研人员人均经费也只有3.1万元/年,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1](p.246)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科技人员不仅数量少,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而且分布不平衡,大多集中在大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的科技事业也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加上科技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科技开发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小。例如,在技术成果数量、专利申请批准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和技术成果转化率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陕西省的整体科技能力位居全国第三,但并未因此带来当地经济的同步发展。陕西每年的科技成果能在本省内转化的还不到10%,大量科技成果被沿海内地企业所采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陕西产业技术基础差,技术需求动力不足和科研体制改革不到位是主要原因。

认识上述西北地区现有的技术特点,对西北地区的技术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认清原有的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西北地区开发中技术的选择和社会控制工作,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做出贡献。

二、西北地区开发中的技术选择

西北地区的大开发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须从西北地区原有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适合在西北地区发展和应用的技术,才能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1.技术选择的原则

西北地区开发中的技术选择,从指导思想上说,应按照“科教兴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重视科技和人的素质提高的同时,实现科技、经济、社会、自然的大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把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到首位。过去在西北开发中,往往只重视开发自然资源,但却忽略了人力资源的开发,使西北地区原有的劳动力总体素质低,表现为在思想观念上封闭保守,在技术与技能上缺乏培养与训练,平均技术等级低,科技人才数量少,结构与分布不合理。在今后西北地区开发中,必须加大科教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提到首位,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为科技发展和应用提供主体。

第二,协调发展原则。要正确处理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关系,使工业技术和农牧业技术,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协调发展,互相促进,逐步改变二元经济技术结构;要处理好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关系,逐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升级;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兴办的企业和科研单位、院校等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第三,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原则。从技术发展和应用来说,既要重视开发自然的技术,又重视保护自然的技术。面对西北地区原有的资源、生态与环境存在的严峻形势,必须大力发展生态与环境治理、资源保护技术、农业生态技术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

第四,开放性原则。西北地区的技术应用必须实行开放性原则,这就必须从过去那种封闭的、带有相当程度的自然经济特征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中,面向市场去开发和应用技术。这就要立足省内、区内,同时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特别是加快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处理好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的关系,大力开发和推广区内适用技术。

2.技术选择的重点

在上述技术选择的原则指导下,对西北地区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重点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进一步确定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具体项目和实施规划等等。根据西北地区原有的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的特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北地区技术发展和应用选择的重点是:

(1)基础建设相关技术。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已下大决心,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大力发展公路、铁路、机场、电力网、信息网和城市基础建设等。从技术选择来说,就要充分考虑西北地区的经济和自然条件,研制和选择适应西北经济发展要求和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设备与相关技术。例如,必须充分考虑西北地区的沙漠、戈壁滩、黄土高原和高山的特殊环境,考虑西北地区干旱少雨、阳光充足、风沙大、温差大等气候条件,有针对性地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技术问题,特别是解决好材料、结构、可靠性、施工工艺、设备维护等问题。

(2)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加工技术。西北地区自然的开发,绝不能走过去掠夺式开发的老路,而要转向可持续性开发,由简单的原料基地目标转向富民兴区目标。[3](pp.141-143)为此,在技术选择上,必须大力发展资源综合利用,合理开发技术。一方面,要珍惜一切资源,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合理开发;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技术。例如,大力发展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深加工技术,使资源就地增值,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商品,从而带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如,根据西北地区严重缺水的现状,必须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技术提到重要位置,要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和水资源的保护技术。要适当控制资源开发的规模和速度,为西北资源产地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3)环境与生态治理技术。发展环境与生态治理、保护技术,是西北地区技术选择的重点。为此,一是要针对西北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地区的特点,发展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清洁开发”技术,特别是要采用先进技术对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矿藏等开发中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进行有效控制和无害化处理,绝不能再造新的污染源;同时,在资源开发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原有的森林、植被、矿产和水资源等;二是要大力发展环境监测和治理技术,对原有的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和治理力度,限期改善环境质量;三是大力发展生态治理工程,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治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发展生态农业等相关技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4](p.13)

(4)发展特色产业技术。根据西北地区的资源、环境和原有的经济技术特点,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又有市场的特色产品。为此,在保护传统技术的合理部分的前提下,要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例如,新疆的葡萄与棉花的种植、加工技术,陕西的苹果基地建设,宁夏的药材和清真食品生产技术,青海、新疆的毛皮加工技术,少数民族地区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手工艺产品等等。要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让西北地区的特色产品誉满全国、全世界。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要运用现代技术,大力发展文物保护、复制和旅游景点的建设工作,改进旅游设施与环境,使西北地区旅游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5)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技术。农牧业仍然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原有的技术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落后。要逐步改变工农、城乡的二元经济技术结构,城市和工业企业应面向农村,研制和提供相关技术和设备,大力支持农业的技术改造。要针对西北不同地区的特点,积极推广应用先进农牧业技术。要进一步加强杨凌农科城的建设,使其成为西北地区农牧业技术的发展中心。要根据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和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日益发展的特点,在农作物品种培育、种植、施肥、灌溉、土壤改良以及草场建设、家畜品种改良等方面不断研究、推广应用新技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加速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并逐步推行“绿色证书”制度,使西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逐步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6)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西北地区虽然原有的技术在总体上比较落后,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当高水平的研究基础。例如,在核技术、火箭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飞机制造技术、农业新技术等方面,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要充分利用原有优势,结合现代科技的新发展,在有条件的中心城市或地区,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例如,在西安、兰州等省会城市进一步发展有自己特色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要突破过去的军工模式,克服封闭、保守的弱点,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市场,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核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等领域开拓发展,为西北地区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三、西北地区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

西北地区的开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论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开发,西北地区的技术发展和应用也必须遵循这一指导思想。

1.社会控制的必要性

科技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科技系统要发挥应有的效能,除了自身的条件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与之匹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社会统筹、协调与规划,力求为科技与经济之间、科技与社会之间找到优化的结合点,以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科技与教育,加大科教投入,使“科教兴区”战略真正得到落实。要合理制定西北地区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前提下,协调好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工业技术与农牧业技术、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自我创新与引进技术的关系,大力推广适用技术,逐步改变技术落后的状况。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大力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使科技更好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要把科技发展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以求达到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在西北地区的开发中,还必须尽量减少以至消除科技的应用可能产生的负作用。随着西北地区大开发的展开,必将加速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步伐,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就可能重犯前人的错误。现在,面对着原有的一个个资源城的衰退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再也不能只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可能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对技术的应用,我们不要只看到其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与社会效益,重视它可能导致的长远的不良后果。这就必须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采取适当的社会控制。

2.社会控制的程序与条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就指出:“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社会变化的一个新方面,那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5](p.34)贝尔认为可以通过“智能技术”和“技术鉴定”去实现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所谓“智能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技术,即识别和应用合理选择的战略和规划来指导和协调技术的社会应用。而“技术鉴定”则要求在技术推广应用之前,必须对技术应用的后果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论证,要鼓励选择那些“代价”较低的技术,例如,可以用生物防治的方法而不是主要用化学方法去控制农业病虫害。贝尔的这一思想对西北地区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一般说来,对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要采用下列程序:(1)技术鉴定:主要涉及到对技术应用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评价;近期效果与长远效果的评价;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自然的、社会的)的评价。(2)技术选择:在技术鉴定的基础上,从中选择社会需要又最适合应用的技术,或对原有的技术进行修改,或提出替代技术方案。(3)决策与管理:对于已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根据需要与可能,决定实施项目与实施方案,并按照系统优化的原则,进行科学管理。在西北地区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对较大项目或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技术,应按照此程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有效的事前评价、选择,实行科学决策与管理,决不可头脑发热,盲目“大干快上”。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社会控制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所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鉴定、选择和决策的标准的复杂性上,而且还在于它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必须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为西北地区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提供可能。根据西北地区的特点,以下几点是必须做到的:

第一,更新观念,确立新的控制目标。西北地区的大开发,要有新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栋生认为,要树立新的发展观、资源观、优势观、发展模式和规划观。[4](pp.225-231)新的发展观,是追求科技、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观,是一种可保持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要看到自然资源开发的重要性,更要看到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后天获得性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要变资源优势为竞争优势,依靠科技创新,从追求量的增长到追求质的全面提高;要通过长期努力,创造一种崭新的西部文明,即从古代的农牧业文明、近代的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到现代的生态文明,建立一个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第二,必须给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提供适当的经济条件,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对科技发展和应用进行有效控制。例如,对于符合控制目标的科技应用项目,国家和地方、企业,应加大投入,给予大力支持。现在,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工程、农业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绿化荒漠等“山川秀美工程”已经启动;另一方面,对于与控制目标不相符合甚至完全对立的,则加以限制、淘汰,在经费上不予支持或给予惩罚。例如,限期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五小”工业企业,淘汰高消耗、污染严重的设备与工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使过去的资源消耗型的粗放经营向优质、高效的集约型方向发展。要适当征收资源税和污染治理费。要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开发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第三,国家和地方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与法律,保证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得以有效实行。对西北地区来说,必须更加重视矿产资源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知识产权法、技术专利法、教育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加大执法力度,使它们切实得到执行。针对西北地区的情况。还可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地方性政策与法规。例如,针对西北地区水资源奇缺的情况,可制定水资源保护、分配、使用的若干政策与法规,采取优惠措施,鼓励节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无公害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生态工程、环保产业的发展,支持高新技术的“绿化”方向。要制定一系列科技政策,如科技应用收益分配政策、科技人员政策等,为科技术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条件,促进科研成果尽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推动西北地区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国家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北地区的新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要使科技在西北地区扮演好“第一生产力”的角色,必须逐步建立、强化和完善科技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体系,在西北地区大开发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一点尤其值得引起广泛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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