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历史发展理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的辩证阐释，对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保证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之一。早在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创立之初，其历史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就已得到科学地阐明。一方面，历史是人创造的。马克思曾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受现有的经济、政治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的阐述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历史发展表现为历史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但当这种论证具体涉及到主客体内部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细节与机制时，马克思、恩格斯为彻底驳倒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确立和巩固唯物史观，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自然地把论证的重点放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主要原则上，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复杂关系。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正因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在恩格斯晚年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歪曲与挑战，一方面是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另一方面是当时德国民主党内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了社会发展中上层建筑因素及人的因素的积极作用为由，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这种歪曲和攻击在当时德国党内，尤其是在青年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此时，年迈的恩格斯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更进一步作出了大量论述。
在1890～1894年间，恩格斯同一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家如施米特、布洛赫、梅林、博尔吉乌斯有过几封有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信中坚决反驳了巴尔特等人的歪曲，对历史发展辩证过程作了进一步精辟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展，阐明了历史发展是参与历史的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揭示了历史运动的两大辩证法。
第一，历史发展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针对巴尔特等人的歪曲和攻击，恩格斯在1890年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他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包含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第一，恩格斯在这里针对所谓的“经济决定论”，特别指出：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第二，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上层建筑也有巨大的反作用；第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为进一步批判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这里首次提出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概念，并进一步论证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
首先，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对经济的反作用。他说：国家“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关于国家权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恩格斯认为可能有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其次，思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这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思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第二，历史运动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实现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 在论述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包含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第一，历史发展不是某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的产物；第二，产生各种不同意志的根源是各个特殊的生活条件；第三，个人意志的实现程度，最终是同它反映历史规律的程度成正比。恩格斯正是通过“合力论”说明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同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过程不同：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在起作用，而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则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人们的意志、目的的相互冲突所形成的合力，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运动轨迹。
二
我国改革和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如何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如何发挥人们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启迪之一：广大人民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历史是人们意志相互冲突的最终结果，因此一项改革如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参与、拥护，就获得了最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改革就会顺利进行。而只有当改革能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时，人们才会成为改革的拥护者与推动者，反之则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农村生产体制反映了农民的愿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大农民支持改革，从而拥护改革，成为推动农村改革的主体。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职工对国企改革不认同，迄今为止，部分职工对国企改革的态度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积极赞同；另一方面，当某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影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或眼前利益时，他们就消极被动。职工对改革不认同固然有思想问题，然而让广大职工通过改革获得利益，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如对目前国有企业进行的股份制改革而言，企业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充分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取得大多数职工的同意和支持，而且要鼓励企业职工持股，使广大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集体利益密切相关，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广大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要彻底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以消除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恐惧感，从而让他们认同改革，参与改革，最终成为改革大潮的推动者。这也正是解决国企改革问题的一大难题与关键。
启迪之二：政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是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反作用，二者方向一致可推动经济发展，方向相反则阻碍经济经发展。我国2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村经济改革大获全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意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性。农村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坚决废除了“政社合一”的旧体制，从而使承包者的内在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当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时，这条成功的经验不能被忽视。毕竟，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先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产生的，因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开始产生就处于国家政权的直接干预下（此处“干预”为中性词），这就使社会主义经济对政治的依赖性比任何一个社会都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或者说只能在较小范围内，较浅层次上，即不从根本上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进行。随着经济改革逐步深入，新经济体制与旧政治体制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削除官僚主义，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启迪之三：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十分重视号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说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了恩格斯关于思想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指出了“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启迪之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固然对经济基础有巨大反作用，但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则，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对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因此，我们在思想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是由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所决定的。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繁荣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业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并不矛盾。只有既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搞好我们的文化建设，丰富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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