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经验_金融风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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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5—0018—07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及其根源问题的思考,认为爆发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本身不能克服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我们赞同这种观点。今天,我们研读马克思《资本论》著作倍感亲切,它使我们认识到,《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体现人文科学精神的百科全书,而且又是一部能为解释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提供指导的经典著作。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1~3卷中,从他公开出版的《资本论》以及在这之前的有关经济学手稿中,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可能性、危机形式以及周期性等均作了精辟论述。

1.关于危机的根源问题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也就是说,危机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但是,“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③。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只能依靠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的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就暴露无遗了这一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这种冲突的根本性质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2.关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对萨伊、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危机理论的评判中,就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即“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④。“只是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⑤。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W—G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第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⑥。这就是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职能,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只是观念地作为价值尺度发生作用,而在价值实现时则是需要实在的货币进行支付。这时的货币必须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以支付手段严重短缺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危机。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中,货币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并表现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⑦。

3.关于危机的现实形式问题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世界市场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切矛盾才得以展开,“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⑧。因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的危机总是表现为货币金融危机,只要存在商品、货币这两个因素,货币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阐述了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加剧生产扩张与消费萎缩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⑩。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11)。也就是说,在信用关系发达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就有可能表现为货币危机,以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爆发。

4.关于危机的周期性及其基础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危机的周期性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大约是十年一次”(12)。在“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13)。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14)。马克思还认为,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基础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既不相同和既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新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5)。这就表明,固定资本更新之所以成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主要是因为当市场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资本家会开始新一轮投资,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为促进经济复苏和高涨阶段的来临创造物质条件。同时,由于伴随技术进步又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客观上又相对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并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社会再生产中引发新的经济危机。

二、科学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性

我们通过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巨著,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已有某些预见,尤其是在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根源、结果等方面都能明显体现出马克思的预见性。

1.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看

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看,包含这次危机在内的历次危机时间,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的预期。从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每隔一定时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见下表)。

从这些危机发生的时间看,虽然某些时期有长短现象,但从整体上看,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过“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周期性危机”的论断。尽管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了新变化,如危机和通胀现象并存等,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我们坚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过若干年还会再爆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看

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看,完全符合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所阐述的货币信用危机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与相互转换,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才出现货币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体、以信用做保证的,如果货币信用关系被破坏了,社会资本再生产链条就会中断,就会出现货币信用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6)。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与过去的危机相比,其基本特点就是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信用危机。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是以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并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导致了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冰岛的国家信用危机(18)。从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3.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来看

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来看,完全符合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所阐述的危机根源的一般原理。从直接原因上看,导致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金融监管缺失、金融创新过度、金融伦理道德缺失等因素。但从根源上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在金融领域表现为信用过剩,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金融产品创新过度,严重脱离现实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信用危机。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和信用过剩,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并由此形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可以说,危机是这种矛盾和自由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和投机性的必然产物(19)。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产品的“双过剩”现象,但在发达国家里主要表现为以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例如,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20.27%下降到11.7%。而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正是依靠这种“虚多实少”的经济来扩大财政收入,支撑经济繁荣,一旦经济泡沫破灭,就会发生危机(20)。经济泡沫是指金融资产(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严重背离其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超常上涨,从而出现一种虚假繁荣现象(21)。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金融资产极度夸张效应就能表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希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科德塞帕斯认为,“近来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再次突出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逃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事实。在危机来袭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矛盾被激化并强烈地爆发出来。”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2008年10月27日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与社会主义选择》的声明中指出:“当前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危机的表现,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密不可分。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的矛盾的必然结果”(22)。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4.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结果来看

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结果来看,完全符合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所阐述的危机趋势的一般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性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被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所替代。因为,这场危机不仅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严重破坏,而且,对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个沉重打击,正如程恩富教授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23)。这场世界金融危机还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失灵、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失灵、自由市场调节的失灵、政府金融监管的失灵,西方主体价值现象的失灵等问题。正如有些学者指出,在危机面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极力标榜的民主权利、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观”的软实力正在削弱,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带来了严重挑战。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24)。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指出,美国金融危机引爆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现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市场经济性质,商品内在矛盾是不可改变的,但可改变的只是它的不可克服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世界性金融危机成为必然(25)。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进一步指出,世界金融危机用严酷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26)。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通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著作,我们深深地感到,要应对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1.正确处理好学习原著与联系实际的关系

一是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读当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二是正确理解《资本论》的背景。马克思(1818~1883)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自由竞争时期,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开始激化(27)。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了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对我们正确认识世界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认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三是要在读懂《资本论》上下苦功夫,只有读懂原著才能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好的效果。这就是说,要使人类永远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原著,按照马克思指引的方向改造人类社会,才能创造社会主义美好的明天。

2.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杠杆活动的泛化来实现。金融杠杆是指用少量的钱去做大量资金才可以做的各类金融交易,其中的证券化最为流行。以被美国政府接管的房利美、房地美两家公司为例,其自有核心资产为832亿美元,却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券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倍。美国华尔街原贝尔斯登、雷曼、美林、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等五大投行,其杠杆比率一般在30倍左右(28)。从中明显反映出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为此,要正确处理好“虚”与“实”的比例关系。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其中约35%用于减税,约65%用于投资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经济复苏。2010年5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议案,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避免政出多门而效果不彰(29)。中国为了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确定了调结构、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从2008年起实行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出台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方案,主要投向实体经济领域,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在该方案刺激下,2009年,我国GDP超过了8%,2010年将超过9%,为世界经济走出衰退做出了巨大贡献。

3.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强调金融监管,并不是不要金融创新,适度的金融衍生产品对推进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在金融产品创新中要遵守规则,这就需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为此,一是要控制好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就必须对整个金融创新过程进行监管。美国等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之时,正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之时,也是对金融监管最少之时(30)。二是要创新金融监管方式。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未遭重创,关键就是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没有完全撤掉对外监管的防火墙。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构建政府直接干预机制,防范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三是借鉴新加坡金融监管经验。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体系比美国严格,美国银行可供贷给房地产的总额没有限制,而新加坡却限制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一般不超过资本的35%。目前,新加坡不仅没有使用次级抵押贷款这类金融产品,而且银行和保险公司与此类资产没有多少业务联系(31)。事实证明,这种慎重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4.正确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的关系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效的,应当充分肯定,但市场机制也明显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经济学称为市场失灵或失效。这种市场失灵或失效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危机。因此,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积极的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尽量不要去干预它,不要错位和越位。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主导作用,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都不能空位(32),要从宏观调控方式上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达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均衡。三是政府要冷静地分析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增强宏观经济改革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创新扩大国内需求的方式和途径,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力(33)。上述这些宏观政策措施,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做得到,才能应对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注释: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7页。

②③⑨⑩(11)(12)(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278、585、546、554~555、554注⑧、158页。

④⑥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Ⅱ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85、581~582页。

⑤⑧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7、178页。

⑦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9日,第9版。

(13)(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4页、695注①。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7页。

(17) 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18) 巴曙松:《次贷危机中的中国宏观金融政策选择(上)》,武汉:《武汉金融》,2009年第1期。

(19) 申长平:《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反思》,太原:《会计之友》,2009年第11期。

(20) 张克难:《危机与读经》,长沙:《湖湘论坛》,2009年第6期。

(21) 余奕:《从马克思资本理论看金融危机》,哈尔滨:《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31期。

(22) 聂运麟:《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及策略》,北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9年第5期。

(23) 程恩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对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28页。

(24) 曹苏红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25) 王伟光:《从国际金融危机反观社会主史的必然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北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0年第18期。

(26) 周新城:《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北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9年第33期。

(27)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28) 孙时联等:《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思考与对策》,上海:《国际金融报》,2008年10月31日,第2~3版。

(29) 唐烨:《美国金融改革迎来胜利曙光》,上海:《解放日报》,2010年5月22日,第14版。

(30) 崔友平等:《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研究》,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1) 参阅:《新加坡为何能抗住金融风暴》,合肥:《文摘周刊》,2008年10月20日,第2版。

(32) 虞云耀:《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又快又好的世界观和发展论》,北京:《经济日报》,2005年10月3日,第7版。

(33) 李朴民等:《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及应对建议》,北京:《中国经济导刊》,2009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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