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利益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C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5)03-0043-07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这些不和谐的因素表明，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依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来协调和规范经济利益关系，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因此，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机制
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的功能在于为经济社会提供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发挥协调经济利益关系功能的前提条件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假定。“经济人”的假定表明，不同主体都有着自身利益，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多种行动方式；同时，有限理性的假定表明，人的自利动机可能会导致“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甚至于“逆选择”等。那么，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利益的合作，也可能出现利益的摩擦，甚至于严重的利益冲突。这就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制度安排不能建立在少数模范人物的利他主义为主的行为假说（或人性“善”的假说）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多数人（无论是政治家、官员、企业家还是普通市民）都是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人”假说的前提下；社会制度安排不是要否定和消灭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要适应、承认、引导和协调这种追求及冲突，以充分调动最广大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并使人们的利己行为以利他为前提和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结果，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图1 制度的本质与功能
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关键一点在于制度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制度通过保护产权、提供一种使内部成员分享利益的手段，防止可能的外部侵害和提供一种以利他为前提而以自利为目的的制度装置（如市场机制），来给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阔的选择空间和最充分的激励；另一方面，制度通过对产权界定、克服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消除经济活动的负的外部性（如污染）来约束利益主体（个人、组织或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界定他们的权利、责任、义务和可能的行动空间，以把非效率性的利益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从总体上讲，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将尽可能使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并相互对称，使个人努力与个人报酬对等，“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使个人主要通过“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即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反之，一个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由于缺乏一套把人们的最大化行为不断引向社会性（或生产性）的活动的制度化设施（激励与约束机制），因而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不仅“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1]，相反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如扯皮和内耗），诱发大量的机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浪费和社会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扭曲及人们利益心理预期的错位，从而使经济增长长期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正如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发展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是由制度环境和具体制度安排构成，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来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达到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社会行为规则体系和组织机构的总称（参见图1）。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过程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制度通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制度也处于不断变化和更替的过程之中。经济制度会被创新，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制度变迁，某些利益主体可以获得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无法实现的利益。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是潜在利益的存在，并且预期的潜在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当且仅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而不同主体获利状况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变化的过程。只有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从需求的角度讲，制度变迁产生于利益主体意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框架他们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不能得到的利益。对于利益主体来说，一旦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即制度变迁的净利益为正，他们就会有建立新的制度的要求。
从供给的角度讲，制度创新的供给受到达成社会一致意见（或平息反对意见）的成本的巨大影响。在个人制度安排中，既没有与之相联系的组织成本，也没有强制成本，但是收益的增长只限于个人。在政府的安排或政府与个人相结合的安排中，都需要支付创新的组织成本，组织的总成本随参加者的人数而增加。不过，在自愿的安排下，要达成一致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组织的成本。给定同样数量的参与者，在政府安排下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下的成本；在政府安排下内含着一个追加的成本要素，每个参加者都受制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不管他对政府的强制性方案有多大的不满意都不可能退出。不过，一个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会产生极高的收益，因为政府可能利用其强制力，实现一个由任何自愿的谈判都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结合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因素考虑，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预期总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形成利益的增量，才会有制度变迁的可能。下图显示了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图2 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制度变迁的起点是现存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还要受旧的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变迁轨迹或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影响。而现存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既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内在要求和反映，因此，制度变迁的起点是既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它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轨迹。
当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实现了自己的理性动机，同时又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协调一致时，制度便处于均衡状态，于是，新的制度安排便形成了。此时，由于各要素主体已经获得了各种要素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即便外部存在少量潜在利润，但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了潜在利润，或者如果不对制度环境或其他制度安排作出某些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既存的制度结构就会处于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现有的制度安排被打破，到新的制度安排的确立，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利益主体所获得的绝对利益量和在经济利益关系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发生着变化，并形成新的均衡。“在体制变革的利益格局调整中进行的博弈，最后所达到的均衡便是利益的均衡。新的制度安排，无非就是维护这一利益均衡的规则。”[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利益关系由稳态向新的稳态过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潜在获利机会的出现，不同的利益主体据此修订自身利益的目标函数，并改变追求利益的行为方式，于是，既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的均衡被打破，在利益主体之间博弈或进行“公共选择”的基础上，新的利益均衡出现，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取代旧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制度变迁过程也就结束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关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
三、具体制度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互动关系
我们要探讨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分析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战略、意识形态等具体制度安排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
1.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利益分配的决定。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利益的分配。在公有制条件下，由于可以作为个人财富分配的只是生活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利益分配方式又是按劳分配，因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所得差别很小，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较为平均；而在私有制下，个人分配的财富不仅有消费资料，且相当大的部分是生产资料，财富和利益分配又是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基础，收入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极为悬殊，利益分配严重不平等。
其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利益分配的决定。同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同一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对利益分配具有不同的影响；所有制性质和形式单一结构的国家同所有制性质和形式多样化结构的国家相比，其利益分配的过程、形式等也单一和简单。一个以完全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分配由单一的中央计划中心直接决定，利益分配仅限于生活消费资料，分配的形式是单一的劳动报酬，与之相应，以收入水平划分的社会结构也比较简单，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很小；而一个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性质所有制和多种形式所有制并存的国家，利益分配则由市场和计划双重机制决定，分配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工资、薪金、个体劳动者报酬，又有资本利息、资本报酬和占用国有资产的级差收益等，与之相应，以收入水平划分的社会结构比较复杂，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较大。
2.经济利益关系演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及形式决定着利益分配的范围、方式、利益差距等，进而也决定着经济利益关系的格局。但是，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并不是处于简单的被动状态，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对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的变化也会产生倒逼机制。
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有两种形态：经济利益关系的质变与经济利益关系的量变。关于经济利益关系的质变，是指原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非常严重，劣势利益主体凭借暴力或者说革命的方式来改变既有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从而改变自己的利益地位，于是，原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优势主体的利益被剥夺，其经济利益地位下降，劣势利益主体所获得的利益增加，经济利益地位提高，原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被性质对立的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所取代。在这一替代过程中，相应地发生着新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取代旧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演变。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意味着新的生产资料占有性质和方式，也就自然决定着新的利益分配方式、范围、利益差距。
关于经济利益关系的量变，是指原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优势利益主体为了维持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对劣势利益主体作出一定的利益让步，从而缓和利益冲突，保持经济利益关系的稳定。在经济利益关系改良的过程中，尽管优势利益主体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使得劣势利益主体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有所增加，其经济利益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他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中的相对劣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只不过是经济利益矛盾在原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的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利益冲突的性质和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相反，它会在更高的程度上积累利益冲突，并为经济利益关系的质变准备条件。
传统公有制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平均化倾向，严重削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扭曲了他们的经济行为，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利益主体“经济人”的本性驱使他们寻求新的利益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客观上对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带来内在压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差距的不断拉开，社会经济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状况也在发生着改变，于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也就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出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分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也发展演化出公私合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企业、三资企业，这些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已经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是，这些形式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并不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否定，相反，它们也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提高各部门、各地区、不同层次人们的经济利益水平、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运行机制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
利益分配的变化过程受经济运行机制的约束和调节。同时，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1.经济运行机制对利益分配的影响。第一，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方式不同，利益分配的过程、机制、变动特征也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方式既决定了一国经济的生产、交换过程和机理，也决定了一国利益分配过程、机制及其变化趋向。具有不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方式的国家，其利益分配过程、机制和方式也不相同。
在以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关系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方式的国家，利益分配的主体是企业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企业雇员；收入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的依据是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市场稀缺程度和要素的边际产出率；利益分配的机制是市场价格波动及其引致的不同企业、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收益的波动；利益分配的形式是与各种提供市场的要素相对应的报酬形式、资本利润、企业家收入、资本利息、土地的地租、劳动者的工资等。上述情况决定了在以纯粹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关系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方式的国家，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会不断扩大，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以计划机制和产品经济关系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方式的国家，经济利益关系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距较小，经济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由于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不能充分调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积极性，利益主体的行为扭曲，一旦潜在获利机会出现，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就会产生相应的利益要求，这为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准备了条件。
第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方式相同，但有不同的类型，与此相适应，利益分配的过程、机制也不尽相同。以市场机制为基本形式的经济运行机制，随经济发展而变换其类型，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类型到垄断竞争的市场类型再到寡头垄断的市场类型，直至完全垄断的市场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由完全竞争向完全垄断的演进，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方式未变，但市场类型却明显变化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特征虽然未变，但不同时期又显示出新的不同特点。从总体趋势上看，伴随着完全竞争的市场类型演进到完全垄断的市场类型，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决定原则日益多元化，即由单一的市场决定过渡到市场决定、政府决定和利益主体决定并存的局面。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表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能够实现市场的“出清”，人们的利益分配同其投入相对称，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但事实上，不仅市场无法做到“出清”，而且，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经济利益的分配也无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所以，在市场调节之外还必须引入其他的经济利益关系调节机制。于是，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应运而生。其实，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类型只不过是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与之相应，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组织——工会，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宏观调控组织——政府，更多地介入市场运行和利益分配及经济利益关系调适领域。集体行动力量的参与和政府的干预，多元利益分配原则取代单一的市场原则，从而克服了在单一市场利益分配方式下的一些弊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利益分配原则的这一变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关系内部经济利益冲突加剧和矛盾激化情况下，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作出的适当让步，而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性质。与利益分配原则多元化和利益生产要素多元化相适应，利益分配结构重心必然转移。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类型中，利益分配的重心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偏向工业部门；从要素构成角度看偏向资本所有者；从经济空间角度看则偏向大工业城市。伴随着垄断竞争市场经济尤其是国家垄断市场经济的出现，利益分配结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利益分配重心更多偏向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从要素构成角度看偏向知识要素占有者；从经济空间角度看，偏向新兴高技术产业区。经济利益分配结构中心的转移，使得利益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主体之间的分配，以及财富的个人积累结构格局也势必发生变化。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等在利益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例，不同产业、行业、企业、地区居民所得的收入和积累财富的多寡等都会发生变化。
2.经济利益关系演变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方式有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面对日益社会化和国际化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纯粹的市场机制模式和计划机制模式，均暴露出它们各自先天的局限性，受到现实的挑战。”[5]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区别只在于计划机制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和结合方式的不同。出现这种现象是经济利益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
在单纯市场机制中利益分配的公平与经济增长的效率之间显现一种两难兼顾的关系。市场机制中供求总量变动、结构演进和生产要素配置格局的改变，均要受优势利益主体行为变动的影响和决定。因此，如果利益分配有利于优势利益主体（即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加快，结构跃升层次也越快；反之，如果利益分配越不利于优势利益主体（即分配更加平等），则经济增长减慢，结构调整滞后。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单纯的市场机制无能为力，这就必须借助于某些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即计划调节机制的功能。
在单纯计划机制中，利益分配的公平同经济增长的效率二者也无法同生共存。如果利益分配朝着拉开利益差距的方向发展（即分配越不平等），则可以充分调动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加快，结构跃升层次也越快；反之，如果利益分配朝着平均化的方向发展（即分配更加平等），则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扭曲，经济增长减慢，结构调整滞后。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单纯的计划机制也无能为力。因此，单纯的计划机制对于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利益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够的。于是，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
1.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影响。经济发展战略是经济体制中更加具体的层次。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演进路径。撇开所有制性质和经济运行机制不论，发展战略模式不同，利益分配演进格局不同，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趋势也不一样。
第一，以加速工业化为基本发展目标的战略，必然要求更多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工业部门倾斜。在市场机制的国家中，要实现这一倾斜，主要是借助于市场中形成的有利于工业扩张的市场价格机制完成这一使命；而在计划机制的国家中则是借助于严格的计划机制来实现这一任务，但实际上也会形成有利于工业扩张的市场价格机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随着工业扩张速度的不断加快，它所集中的资本资源就越多，但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量或更多资本、资源吸收的就业人员越少。因此，尽管工业扩张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成果，但相对来说只有占总就业人口中更少份额的工业部门人员能分享这一成果，这一经济现象的社会后果是两极分化，更多的人加入贫困阶层；另一方面，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农业部门由于资本、资源投入的相对贫乏而造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在以加速工业化为基本发展目标的战略指导下，利益分配必然偏向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地区，从而造成对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压抑与剥夺，利益差距不断拉大，并为经济利益关系埋下了不协调的根由。
第二，以高速经济增长为基本目标的发展战略，要求必须形成某种利益激励机制，加速资本积累，并引导要素流向高投入产出率的产业和部门。在私有制的市场体制国家，这种利益激励机制只能是允许更多的利益流向资本所有者和高投入产出率的产业和部门。这是因为，在私有制的市场体制国家，积累和投资的职能往往依赖私人企业，以高速增长为基本目标必然要求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流入私人企业和资本所有者手中，否则，他们就没有积极性积累资本并积极投资于那些能最大限度带动经济增长的部门，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的利益的分配就非常不利于劳动阶层了。利益的分配偏向于某些重要的部门、产业和资本所有者，导致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为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准备了物质力量。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是依靠强有力的计划指令，运用计划手段来压低个人消费，提高积累率，并使积累的资本更多地投向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而不是消费品生产部门。这一方面造成了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很低和支出结构单一化；另一方面，造成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反过来会引导生产要素向高回报率的部门、地区的流动倾向。但是，由于国家为了保证高速经济增长而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计划成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基本甚至唯一手段，生产要素包括人在内不能自由流动，这便严重削弱了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扭曲了他们的经济行为，从而损害了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对经济利益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第三，以公平分配、人均福利改善为基本目标的发展战略，通常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尽可能公平分配，使效率和公平兼顾。20世纪50-60年代，以色列、南朝鲜、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致都是这种战略模式的典型例子。这种战略实施的结果从利益分配格局角度看，它较为高效率地利用了充裕的国内资源，较快地改变了十分落后的农业部门，使农业部门的收入得以持续、快速增长，既为国内工业扩张提供了广阔市场，又避免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部门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陷阱，从而产生了消灭贫困和缩小利益分配差距的双重效应。
综上所述，不论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如何，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的变动都会引起该国居民利益分配状况及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发展战略或政策是影响利益分配变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2.经济利益关系演变的反馈效应。经济利益关系演变又是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变换的先导性动因。体制转换往往以经济利益关系演变为先导。经济体制从决策理论方法角度来考察，它包含决策、信息、动力机制三个部分。动力机制主要是利益刺激机制或利益分配机制。不同的经济体制中，经济运行的决策、信息、动力机制不同，经济体制的转换也就是决策、信息、动力机制的转换。一般说来，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决定动力机制，决策、信息机制的变换，必然引起动力机制的转换。但是，从体制转换角度看，正因为决策机制和信息机制转换是更深层次的基础性转换，因而渐进式体制转换的先导环节往往是更表层的动力机制或利益分配机制，这不仅仅因为利益分配机制的转换较之深层次的决策机制、信息机制转换的难度要小一些，而且因为它总是为深层次的机制转换提供动力，同时，伴随利益分配机制、方式的转换及其利益分配结构和轨迹的变动，必然引发经济体制诸环节和机制的转换。
首先，利益分配机制、方式的变动是经济体制转换的启动点。利益分配机制、方式的变动是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和经济利益激励方式的变换，它通常为经济体制整体转换提供利益导向和改革动力。在体制转换的发动阶段，首先要使绝大多数国民拥护和支持体制改革，为此，必须从利益刺激方面唤起民众改革的动力。况且，大多数民众对某种经济体制的不满足最直接、最明显的体验是对该体制中利益分配制度的不满。因而由利益分配机制改革来启动整个体制转换比较可行和便捷。综观许多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无不是以利益分配的利益刺激强化为先导。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就是从微观含义的放权让利、工资调整、奖金激励机制引入开始的。
其次，利益分配机制、方式的改革必然引发利益分配结构、利益分配轨迹的变动，由此拉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流程的变化。伴随着利益分配机制、方式的调整和改革，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比重会发生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中个人之间的收入比例也会发生变动。与此相应，收入、消费、投资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式也同时改观，从而引发国民经济运行流程的变化。例如，当利益分配方式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转换为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方式并存时，居民个人利益分配的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必然上升，利益分配结构重心开始向财产所有者方向倾斜。伴随着利益分配的这种变化，居民个人收入的支出也多样化了，收入、消费、储蓄以及同整个宏观经济变动的关联程式和相关度都发生了变化。
利益分配机制、方式变动不仅影响体制变换，而且通过特定体制影响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动。利益分配机制、方式变动意味着一国国民收入总量、分配结构的变动，如果存在着某种宏观经济变量自耦合的市场机制型经济体制，居民收入总量和结构变动水平及轨迹往往影响一国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收入变动会引起消费量、储蓄量的波动，以及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格局的变化。反之，如果存在单纯由中央计划中心集中决策的非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各种宏观经济变动必然直接由中央决定和调节，则利益分配总量和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格局可能无多大直接影响，因为增长总量、速度、结构、格局都由中央计划中心直接决定了。显然，利益分配变动对一国经济增长能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强度、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体制的特点有关。利益分配、经济体制、增长格局三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关联，如何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它们能彼此协调，是保证国民经济高效率运营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
（四）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
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通过对不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意识形态说到底不过是现实经济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其本质就是既有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制约和影响。与此同时，在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形成之后，为了使这一秩序保持相对稳定，也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发展与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要求。
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要受到宪政秩序（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规范性行为准则）的影响：首先，宪政秩序不仅规定了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激进式或渐进式）和进程，而且现有宪政秩序下的既得利益格局对建立新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阻力过大，将直接限制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其次，基于人们对现实理解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也是构成制度安排约束的一个重要条件。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正式性规则与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落后的意识形态会使新的制度安排扭曲变形甚至没法实施，因为制度不过是人们用来建立和管理外部环境（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机制，制度的认可和实施最终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起作用。换言之，由于意识形态不过是现实经济关系包括利益关系的反映，所以，如果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会影响个人的既得利益或利益预期，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就会受到抵制或延迟。
但是，一旦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得以形成并趋于稳定，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对现实经济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所以，在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冲破重重阻力而得以建立并稳定下来后，反映其变化的意识形态就会随之形成，尽管意识形态的形成要滞后于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它对于制度稳定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利益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经济利益主体会采取多种方式和形式来保持和增进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形成反映其利益要求的稳定的意识形态。优势利益主体在经济利益占有上的优势地位也决定了他们能很便利地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在新的经济利益关系形成之后，优势利益主体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促使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并使之稳定下来，为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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