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的国家安全观与俄美关系_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俄罗斯新的国家安全观与俄美关系_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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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相当紧张;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令世人关注。

九十年代,俄美关系冷热不均。从1992年俄美首脑在戴维营联合声明“俄罗斯和美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两国关系的特点是友谊和伙伴关系”,到俄美关系“极其困难”的1999年,普京声明俄为“幻想”没有敌人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俄美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和合作与竞争交织期之后,相互间的正面较量和互不信任达到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美俄不少评论家因此断言俄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冷战”时期,正在“走向新的冲突”。英国舆论也认为西方与俄罗斯”即将进入一个很长的“冷和平时代”。(注:安妮·阿普勒鲍姆:《俄罗斯今天证实进入新的‘冷和平’时代》,N英《星期日电讯报》1999 ,12,19日。)当此之时,俄罗斯于2000年1月14 日发布了新国家安全构想,明确国家外来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方,并强调核威慑在保卫国家安全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使本来就担心俄罗斯恢复“帝国梦想”的西方舆论更加不安。俄美关系到底如何发展?依笔者所见,肯定不会再有蜜月,但也不大可能重开“冷战”;过分的密切或持续的紧张都是不正常的。俄美之间很可能发展为既合作又竞争,既对抗又妥协,遏制与反遏制并存的现实主义的关系。

一、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

九十年代,俄美关系大致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合作与竞争交织期和世纪末的对抗与妥协这样三个阶段。期间俄罗斯四次将对外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1992年结束向西方“一边倒”,改而实行重点发展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注意改善与东方各国的关系;1993年突出“近邻外交”,重新重视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1994年俄罗斯开始结束对美“单方面让步的错误实践”;1996年俄放弃争取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而奉行全方位外交,谋求世界上“独立的一员”。这之后,俄美虽也有合作,但竞争、对抗、妥协往往居于主导。从1995年初科济列夫外长宣布苏美间冷战结束后的“蜜月时期业已结束”起,俄美关系每况愈下。1999年,双方因北约正式东扩、“人道主义”空袭南联盟、车臣战争、间谍战等而发生的危机不下十次。美俄舆论因此惊呼:俄美正在走向“冲突”和新的“冷战”。

过去十年,俄美关系中也有过积极的成果,如克林顿在赞扬叶利钦时所列举的:“5000枚战略核武器被拆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不再相互瞄准对方;核武器从前苏联国家移走了。俄罗斯从波罗的海撤走了军队,并且在巴尔干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注:克林顿:《不要忘记叶利钦》,J《时代》周刊2000年1月1日。)此外,俄美1993年1月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 Ⅱ)(美国会已经批准,俄方则因为两国关系的龉龊一再推迟审议,至今未予批准),1994年《莫斯科宣言》声明两国关系进入了“成熟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1997年俄与北约签署了“相互关系、合作安全基本文件”,俄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默认了北约的东扩。

但是,争执、冲突也不少。主要的有北约东扩引起的相互关系的危机,巴尔干危机(波黑问题上的对立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危机,在中亚、高加索、波罗的海的地缘政治争执,能源争夺战,间谍战,加强还是削弱联合国的作用问题上的矛盾,军火市场的争夺,美国奉行单极统治的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与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矛盾,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美国排挤俄罗斯与俄争取平等参与的矛盾,等等。自从俄美关系的蜜月终结之后,“在伊拉克、波黑、科索沃和许多其它冲突地区,俄罗斯和西方经常处于不同的阵营。”(注:俄罗斯《消息报》1999年12月1日评论:《美俄两国情报部门故意走向冲突》。 )西方在破坏俄国家安全基础的同时,还迫使俄实行“休克疗法”,破坏俄罗斯的经济基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承认:休克疗法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几年来俄罗斯经济下降了50%以上,而贫困人口却由原来的2%增加到了50%。(注: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家来说, 没有时间庆祝胜利:为什么西方市场开出的药方大错特错》,美国《新闻周刊》,1999,12—2000,2月特刊。)

1999年车臣战争再度爆发之后,西方反应之强烈,实出意外。谴责,威胁,中止贷款,直到在伊斯坦布尔欧安会峰会上克林顿当面向叶利钦施压,气得叶利钦在访问北京时发狠:美国不要欺人太甚,俄罗斯还有核武器!这一年,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忍受更大的屈辱的一年。他们在失去了在中欧和东欧的地位之后,在失去了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乌克兰之后,“既无法阻止西方对邻国(塞尔维亚)的打击行动,也无法制止从前的盟友(捷、波、匈)投入宿敌北约的怀抱,更无法阻止美国的石油公司集团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中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渗透。”(注:《法国世界报》2000年1月4日文章《俄罗斯:一个受侮辱的人民的愤怒》。)对于这种伤痛屈辱,俄罗斯人在短期内是不会忘却的。

过去十年俄美关系由热变冷的主要原因:一、双方相互的期望过高,而发展结果又往往不如人意;二、美国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目光短浅,“一个劲儿地推行自己的政策”,(注:《参考消息》2000年1月28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认为美国应平等对待俄罗斯》。)过分地利用俄的虚弱来谋取好处;三、美国的“休克疗法”只破坏了俄旧的经济结构,而未能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给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相应的援助大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是假援俄之名,行弱俄之实;(注:(俄)鲍里斯·赖兹贝:《谁在帮助谁?》,N《俄罗斯报》,1994年4月5日。该文披露西方每年援俄总额不过“微不足道的”50亿美元,最多与俄军转民和减少武器出口的损失相当;相反,单是西方银行每年吸收俄企业和居民的存款就多达100—150元美元。)四、在核裁军和其它安全问题上“单方面让步”的情况不可能持久;五、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歧不会因俄罗斯政治经济的西化而消失;六、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目标和多极化的主张与西方的利益和美国的单极统治企图必然发生冲突。所以,在未来十年,俄美关系绝对不会再度出现蜜月。

二、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的背景及其反响

目前国外舆论大多根据1999年的局势预测俄美关系会走向冲突或新的“冷战”。特别是在美国和俄国,倾向于俄美关系趋向紧张的评论家不在少数。

的确,近年来俄美两国间的不信任几乎达到了“冷战”的水平。

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评论,俄罗斯政治阶层“已经在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主张以及其它一些想法上统一了起来”;“俄罗斯变化了的心态迟早要对我们产生影响”;世纪末的杜马选举所产生的新政治阶层“希望这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它甚至“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非常传统的捍卫‘国家利益的主张’。这些利益与我们的利益将会发生冲突,关于车臣和科索沃问题的争论只是更为严重的分歧的前奏。”(注:安妮·阿普勒鲍姆:《俄罗斯今天证实进入新的“冷和平”时代》,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999,12,19日。)

在美国,比较审慎的看法是“扑朔迷离”。哈佛大学俄罗斯问题教授里查德·派普斯年初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如果普京当总统,他有可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并带领俄罗斯走上一条合情合理的道路”,但就他上台的背景和言行来看,“人们就有理由感到担心。”(注:里查德·派普斯:《叶利钦离去,局势仍然扑朔迷离》,N《纽约时报》2000年1月2日。 )比较悲观的则断言“美俄关系走向新冲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底的评论说,“如果说90年代是巴尔干半岛安全问题的爆发点,那么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有可能成为今后十年的冲突区”,“更令人忧虑的也许是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上层人物多年来一直蔑视美国,但是现在其他人也开始采取这种态度。同样,在美国“谈论与莫斯科接触是不受欢迎的”,“你在莫斯科看到反美情绪,我在这里看到反俄情绪”;“美国对俄罗斯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是保证俄罗斯存储的核武器接受保障措施。但是一些帮助俄罗斯裁军的计划可能因为出现新冲突而受到破坏。”(注:贾斯廷·布朗:《美俄关系走向新的冲突》,N《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12,20日。)

俄罗斯媒体对俄美关系的前景也比较悲观,认为两国“彼此早就不满了”,因此“俄罗斯和西方迅速走向冲突,……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正在处心积虑地实现有人拟定的邪恶计划”;“不断出现声明、威胁和指责”表明,“我们正处在第二次‘冷战’的边缘”。(注:俄《消息报》1999年12月1日文章《美俄两国情报部门故意走向冲突》。)

正是在媒体沸沸扬扬谈论新“冷战”的背景下,俄罗斯当局于2000年1月14日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构想, 把美国和北约当作主要的外来威胁,“未提同西方的‘伙伴关系’,而使用了‘合作’这样一个中性词”。这似乎为上述看法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引起了西方更多的猜测和议论。

该文件所列举的十一项威胁俄罗斯安全的国际因素中,三项直接来自北约:北约东扩,北约在其边界外采取行动,外国军事基地可能越来越靠近俄罗斯;五项与美国和北约有直接的联系:联合国的作用下降,俄罗斯的作用削弱,武器扩散,独联体离开倾向加剧,恐怖主义(西方同情甚至明目张胆支持车臣恐怖分子)。新国家安全构想指责一些国家力图削弱俄罗斯的地位,无视它的存在,破坏国际形势的稳定。

根据上述判断,新安全构想所拟定的对策是,在内政方面,政治上加强民主,根除极端主义;经济上减少对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依赖,加强国家的作用,鼓励投资与创新,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自己手中。在外交方面,首先致力于同所有前苏联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发展与主要国家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确保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第三,简化——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外关系中的多边性,参加国际组织,参与维和行动,帮助控制核武器,使现有的条约适应新形势。在军事领域,强调增加并保持俄的军事潜力,制止外国的间谍活动,大大改善环境——确立和巩固独联体集体安全机制;俄应当拥有能够对付21世纪可能出现的所有威胁的武器装备,有权运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击退侵略者。

对俄罗斯安全战略的调整,西方媒体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英国《每日电讯报》用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普京的核政策唤出了冷战的幽灵》。该报联系到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会见伊朗安全部门高级官员一事渲染说,“普京将这份文件作为他宣布的第一项重大政策,这似乎是在唤出冷战的幽灵”,“发出了令西方感到不安的信号”。(注:《参考消息》1月17日:《外电评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

《纽约时报》的评论是:“这一文件突出了克里姆林宫对西方的阴暗看法”;在他们眼里,西方已不再善良仁慈,而是竞争对手。他们认为俄罗斯越弱,西方越得益,甚至认为西方“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国内形势的恶化和它对西方意图判断的改变,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理论也有一些变化。俄罗斯战略方针的改变,标志着该国领导人对世界的新看法”。(注:《纽约时报》2000年1月15 日:《较强硬的核武器政策现在是克里姆林宫的方针》。)

但是,不少评论在感到不安的同时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连颇感担忧的上述《纽约时报》评论也承认,“在北约去年春天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后,俄罗斯上下一片谴责之声。看到过当时情景的人对俄罗斯对西方看法的改变就不会感到新奇了。”“俄罗斯被迫越来越依赖核力量来防止外来威胁”,“近年来,俄罗斯打核力量牌的次数越来越多”,“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提醒人们注意,它能造成严重破坏,应得到人们的尊敬。”(注:《纽约时报》2000年1月15 日:《较强硬的核武器政策现在是克里姆林宫的方针》。)美联社在关于北约驻布鲁塞尔一位官员的反应——“口气更加咄咄逼人和充满挑衅”——的同一篇报道中,也介绍了西方安全问题专家的评价:“俄罗斯对核武器的强调听起来和北约的构想有点类似。俄罗斯的安全构想反应了当今国际关系中两种‘相互排斥’的趋势:一个是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努力;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称霸世界的企图。”(注:《参考消息》2000年1月16日:《外电评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

法新社虽然认为俄罗斯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但也承认这是莫斯科对北约武力干涉欧洲事务的正当反应。它引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匹卡耶夫的话说:“现在很多人都说:‘(受害者)昨天是贝尔格莱德,今天是贝尔格莱德,明天就将是莫斯科’。”(注:《参考消息》2000年1月16日:《外电评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

路透社的评论甚至认为新构想“降低了旧安全构想中仇视外国的调子。”(注:《参考消息》2000年1月16 日:《外电评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构想》。)

总之,新安全构想强调在防范美国和北约的前提下与之合作而未提伙伴关系,明显具有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相抗衡的色彩:西方因此感到不安是很自然的。

三、未来十年的俄美关系走势

显然,俄罗斯在同西方打交道时趋于强硬,但并不意味着它有意与西方对抗。未来十年俄美关系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发生对抗的领域也不少,但因此就断言俄美会走向冲突或新的“冷战”,则未免言过其实。俄美之间虽然“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已不可求,但是它们仍有可能成为竞争性的伙伴。俄罗斯要追求平等地位,而美方则会尽可能利用其优势。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

俄美之间最有可能性发生对抗的领域,首先是北约继续东扩及其“新战略概念”的实施。北约扩展到全部中东欧国家,俄罗斯可能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但是,如果它继续向东推进,把俄白两国以外的所有原苏联共和国囊括进去,俄罗斯恐怕就难以忍受,势必发生严重对抗。第二是美国研发和部署NMD和TMD问题。在2000年1 月下旬的俄美副外长会谈中,俄方再次重申了坚决反对修改或撕毁反导弹条约,反对美方研发和部署TMD和NMD。俄中国防部长年初的会晤也一致表示要“高度警惕”北约实施新战略和美国发展NMD和TMD。不过,俄美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最近美国有专家主张,美国应当通过“扩大援俄”,“帮助俄罗斯建立预警系统”,“使1999年底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建立的临时性联合导弹预警中心成为永久性机构”,“考虑与俄罗斯分享其反导弹技术”等措施,来“消除俄罗斯的忧虑”,从而和它在NMD 和修改反导条约问题上达成一致。(注:伊沃·达尔德、詹姆斯·戈德盖尔、詹姆斯·林赛:《美俄仍有可能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 )和反弹道导弹条约达成协议》,N美《防务周刊》,2000年1月17日。)俄罗斯在无力阻止的情况下,恐怕也只有考虑在修改反导条约上与美国讨价还价,以求把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但无论如何,俄美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较量。第三是在前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地缘、能源争夺战。在这些地区,俄有传统和地缘优势,美会采取美元攻势;相关国家会左右逢源,尽可能多地讨得些便宜,而不会倒向任何一方,因此,俄美之间的争夺战不会止息。第四是武器市场的争夺。冷战后,美国趁俄罗斯战略收缩之机,一方面,对俄的军火出口横加干扰,多方刁难;另一方面,拼命抢占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市场,迅速取代了俄罗斯成为第一大军火商,俄的市场份额因此由50%急剧下降到约7%。 最近俄罗斯推出战斗性能独特的“园点—Y”导弹同美国短程导弹竞争, 表明今后俄罗斯将会尽力收复在军火市场上的部分失地。第五,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与西方的利益和美国独霸世界企图之间的矛盾,也会使俄美之间经常性的抗争不可避免。在美国已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固有单极思想同现实世界中的多元主义趋势之间的差距是一个日益加剧的危险。这个危险在一系列的政策中暴露了出来。这些政策越来越多地使美国同俄罗斯、中国甚至欧洲的利益发生冲突。”(注:戴维卡尔利奥:《美国和大国》,J《世界政策杂志》,1999年秋季号。 )俄副外长斯列金也指出:多极体系“是人类和所有理智的政治家的意愿之所在”;“由一个大国或经济和军事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维模式则实际上是靠牺牲他人利益维护自身利益,其拥护者是要在国际关系中恢复强权至上的制度,让法律为强权服务。”(注:瓦西里·斯列金(俄副外长):《世纪之交的外交:新挑战》,J 《国际生活》99年11月号。)俄罗斯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

然而,一切迹象表明,俄美之间还存在强烈的合作愿望,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也比较广泛。在民主化方面,西方要致力于确保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俄罗斯也要防止走回头路;在经济改革方面,俄罗斯会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但仍然需要西方的援助与合作;在控制武器扩散和核裁军领域,双方会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俄对START Ⅱ的批准,仍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方面也可能会有共同利益。

为了缓和两国间的紧张气氛,俄外长伊万诺夫1999年12月27日发表谈话指出:俄与西方关系“再次冷谈”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俄“同西方在北高加索局势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但不应当把这一点戏剧化”;“即使盟友之间也会有严重的分歧。必须加强对话,如找能够协商一致的态度”。

斯列金副外长在强调反对单极世界的同时也指出:“我们坚持多极世界的主张并不是旨在反对某些国家或联盟,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降低这些国家或联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反,建立多极世界将有助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注:瓦西里·斯列金(俄副外长):《世纪之交的外交:新挑战》,J《国际生活》99年11月号。)

普京任代总统以后,虽然在车臣战争和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 但是同时也表示要致力于争取杜马批准STARTⅡ,向美国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美国方面,克林顿在年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再像过去2000年那样以凌驾于邻国之上来显示其国家的伟大,那么美国与它就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新年伊始,克林顿在赞扬叶利钦时强调,“叶利钦和我都认为,我们两国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为我们许多的共同利益联起手来,努力不让我们的分歧妨碍我们有其它领域的合作”,并且对“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俄罗斯和美国是否真的能将我们的共同利益置于我们的分歧之上”不以为然。(注:克林顿:《不要忘记叶利钦》,J《时代》周刊2000年1月1日。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新年在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报界》节目中也表示,美俄“必须保持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另外,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北约东扩后,“美国没有对俄罗斯的微妙心情表示理解,而是一个劲儿推行自己的政策。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他呼吁美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俄罗斯”,主张在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从‘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的角度呼吁”,认为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心理效果。(注:《参考消息》2000年1月28 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认为美国应平等对待俄罗斯》。)这同《防务周刊》主张与俄罗斯共同努力在修改反导条约上达成一致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2000年的俄美关系可望比1999年有所缓和,虽然仍将是困难的一年。两国的政治领袖为了大选会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以取悦于本国选民,而不会在乎对方国民的感情。不过,两国新总统产生以后,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个“修复”期。但是,俄美关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修复,首先取决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俄罗斯的微妙心情”,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能在多大程度上稳定局势,恢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未来十年内俄美之间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但力量对比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所以美国不可能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俄罗斯,俄罗斯也不会甘居人下。这就使得它们之间不会有真正的伙伴关系,更不要说平等的伙伴关系。当然,也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持续对抗。确实不能指望俄美把它们的共同利益置于它们的分歧之上,但它们之间也不至于没有共同利益或始终把分歧置于共同利益之上。这就是它们既合作又竞争,既对抗又妥协,美方遏制又“超越”,俄方既反遏制又继续西化的现实基础。

总之,俄美之间将是一种“务实”的而非“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这或许可以算是“成熟”吧。在俄美之间,合作,不会是(九十年代初那种)理想主义的幻想式的合作;对抗,也不会是感情用事的对抗。理想主义的合作无助于增进共同利益;感情用事的对抗也不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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