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西南论文,党的建设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他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与刘伯承、贺龙等同志带领西南各族人民，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本文对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加强党的建设及其宝贵经验加以探讨。
一、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辉煌人生的壮丽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为把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但此时，祖国的大西南尚未解放，党中央毛泽东把解放西南、经营西南的历史重任交给了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注：见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给各野战军的电报。）
面对西南地区复杂形势、种种困难和党的建设的新情况，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政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建设新西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团结依靠西南各族人民，平息土匪暴乱，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为恢复城市经济生产、加速农村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果断采取平抑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兴建成渝铁路、及时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措施，取得同封建反动势力决战的彻底胜利，开创了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迅速坚决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除各种丑恶现象，使西南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参与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担负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把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结合起来，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少数民族，稳慎处理民族问题，实现了西南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牢记“两个务必”，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为主政大西南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波澜壮阔人生的重要一页。邓小平在此期间的探索和实践，展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谱写了辉煌人生的壮丽篇章，开启了新的航程，并从这里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关于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论述，为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二、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实践，为其党建思想的逐步成熟作了重要准备
建国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复杂，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政治上，西南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在溃逃时潜伏的大批残余势力，同地方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组织土匪，发动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剿灭土匪、肃清匪特、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环境，非常迫切地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在经济上，西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交通梗阻、民生困苦。新生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这是当时比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在民族关系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巩固西南边疆，这是邓小平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更为严峻的是，面对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数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针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把党的建设作为执政的根本保证，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一）邓小平把思想和作风建设放在首位，狠刹居功自傲和享乐思想，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
思想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邓小平及西南局，按照毛泽东“两个务必”的要求，始终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首位。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党员。”（注：邓小平：《党与群众的联系和党内团结》（1951年6月25日）。）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即将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敲响了警钟，以李自成为镜子对党员干部进行入城教育。他告诫说：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决不可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注：《邓小平与大西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进城后不久，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克服西南党内现在滋长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领导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高级干部住房窗子破了可以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家具可以调整，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针对重庆市委把机关搬进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私人公馆——王园，市政府把原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杨森的花园式公馆——渝舍作为办公地的行为，邓小平严厉批评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点的官僚主义。在他的督促下，市委、市政府从王园、渝舍迁出，并把这两处地方建为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在他的垂范下，西南局还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当时西南的党员干部有两部戏必须看，一部是《闯王进京》（又名《北京四十天》），一部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又叫《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两部戏对干部的思想触动都很大，大家看过以后结合自己的思想，纷纷座谈讨论，提高了思想觉悟。
开展党内整风教育，是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不仅亲自主持整风，而且对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他指出：这些错误倾向不管来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违反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他还认为，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很努力，但他们“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笫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邓小平抓住重庆某厂军代表犯官僚主义错误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坚决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受到教育。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的负责人到该厂发动工人，工人群众批评了军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提了100多条意见。厂里召开了临时职工代表会，军代表作了两次检讨，使职工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工人们说：“过去是当牛当马，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才真正当家作主人。”当宣布给军代表撤职处分时，许多工人哭了，纷纷挽留军代表，并检讨自己的缺点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干部受到教育，工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生产管理和劳动纪律，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对蜕化、腐朽思想及行为，邓小平予以严厉批评。他强调：“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要使每个共产党员明白，“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59页。）。他抓住已有妻室的贵州绥阳县县长李民采取欺骗手段，与一位青年女学生结婚的反面典型，开除李民党籍、公职，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对党员干部起到警示作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生活作风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
（二）邓小平把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使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上，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党内的无产阶级比重。解放初期，西南有人口7000万，工人总数160万，产业工人30万，但刚解放时党员只有3万人（部队的党员和西南地下党组织的党员除外），而且大多数集中在领导机关，众多的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甚至有的厂矿、单位没有一个党员。各省、市委在接管工作完成后均明确认识到：我们目前在工作中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太弱，缺乏骨干领导。应该在工人中有重点地发展党的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当时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乡村的征粮和剿匪上，加上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出现了党员发展不足、慎重有余的关门主义倾向。针对上述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批评道：“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他还在西南全区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会后，西南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的步伐。到1951年5月底，重庆市新发展党员1635人，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
二是搞好与地下党会师，正确使用地下党力量。刚解放时，西南有地下党员5.6万人，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与西南地区地下党的会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关系重大。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反复强调：“我们（指解放区的党员干部和地下党）大家都是以战友的姿态会师，是以我们国家的主人身份见面的”，他们把这个会师比作嘉陵江与长江在朝天门的汇流流向大海，大海就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反复说明干部政策，说明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彼此长处，强调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团结一致的精神。以求达到思想上、政策上的完全会师。”（注：《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野战军进入新区与地下党会师的指示》（1949年12月11日）。）由于路线正确，措施得力，原在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焕发了青春，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于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
三是在干部使用上，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排除了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进入西南以后，干部缺乏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他说：对于干部标准，从来主张“德”“才”兼备。把“资”排在头一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注：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关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到1950年底西南地区就有干部20万人，到1953年已发展到80万人。
（三）邓小平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探索规范党内生活的基本途径
主政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抓了坚持每两月的汇报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指出：进入大西南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西南局同时报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上级及时了解、掌握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有错误的倾向就纠正，有好的经验就推广。贵州省委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在贵州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中央系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回电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1页。）邓小平的指导意见符合当时贵州的情况，使贵州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以后，邓小平在致川东区党委、川西区党委、云南省委的电报中，就川东的税收、川西的征粮、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传达了西南局的指示，解开了省、区领导人的困惑。邓小平不仅要求下级要请示报告，他自己还坚持每两月亲自起草向党中央综合报告一次工作。1950年2月18日，他就西南局两个月来的城市管理、农村工作、剿匪问题、对国民党90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处理，以及统战工作，向刘少奇并中央作了综合报告和请示，刘少奇复电说：“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诸实施。”（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88页。）
针对大西南解放后不久，一部分地、县党委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作风甚为普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作决定，而是由个人作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从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以解决。今后从省、市、区至地委、县委，从军区、师、团党委、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邓小平进一步分析到：之所以造成包办一切的现象，是我们许多领导干部习惯于老区一揽子作风，军队转地方的同志则习惯于首长制一套，转不过来。所以，必须开办支部书记、支委委员、小组长及一般党员、新党员的训练班，加强他们党的基本教育和业务教育。健全支部，严格党的支部生活，认真建立学习制度，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
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最终目的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建国初期，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开国执政奠定坚实的基础。主政大西南期间，邓小平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生产、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等一系列重要任务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行了富有创造性和卓有成效的探索。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上。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巩固政权，但任何政权的基础巩固于经济的稳定上。没有经济的恢复，没有经济的发展，任何政权是不可能巩固的”，“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发展经济着手”（注：邓小平：《在川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3月6日）。）。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西南局响亮地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邓小平从西南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决议，强调：“必须农村、城市一齐前进；在一定时期，把农村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还比较早地注意到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并且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私营经济事业在考虑自己的业务时，也应兼顾到公的方面”，除有利可图外，还要设法使自己的事业“有利于国计民生”。（注：邓小平：《团结起来 战胜困难》，《新华日报》1950年1月31日。）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后来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十分重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他强调：“共产党如果能给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人民为什么还要拥护共产党？”（注：邓小平：《在川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3月6日）。）“只要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会一事无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75页。）。这深刻阐明了执政党首先要解决的“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谆谆告诫我们：“光靠共产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的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会垮台的。”“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它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注：邓小平：《在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1日）。）依靠这些基本力量，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始终注重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注重在思想上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见微知著，防微杜渐，防止腐败的产生，为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提供了借鉴。
三、总结和运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抓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抓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对党的执政规律积极探索和实践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总结和运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抓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有利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践行科学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和执好政，就必须始终不渝地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相比，尽管目前我们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一样，执政条件和具体任务也不相同，但是，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为党长期执政和执好政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和执好政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十分重视抓党的自身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执行党的制度，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在新的时期里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新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事业蓬勃发展。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建工作还有一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不认真学习理论，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深入思考新问题，思想上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一些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仅200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处违纪党员174580人，其中县处级6043人、地厅级411人、省部级21人；部分党员素质不高，有些党员甚至丧失了先进性；一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活力，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总结和运用邓小平抓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二）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抓，为党长期执政和执好政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执政党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不通过强国富民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就会使人民群众丧失信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忽视时代发展变化，固守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管理体制，至80年代末，国家经济的弊病充分显露，“改革”的失误又使其雪上加霜，1990年时苏联每卢布货币只有12戈比的商品保证，1200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短缺。这样的现状，使人民群众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实惠，导致人民群众对执政党丧失信心，丧失执政地位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和执好政，就应该认真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抓。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坚持把发展生产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坚持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坚持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对我们如何加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加快发展。我们要总结和运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抓发展的宝贵经验，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抓，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较低的实际，按照邓小平“把发展生产作为第一位工作”的要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摘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力；要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按照邓小平关于“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的要求，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推进城镇化，逐步缩小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共繁荣；要针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状况，按照邓小平关于“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要求，通过宽松环境，落实措施，强化服务，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三）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党长期执政和执好政提供可靠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切为人民，一切服从人民利益的。”（注：《新华日报》1950年7月2日。）当年邓小平指示西南局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搞好经济工作，使各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其主政大西南时期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宝贵经验之一。总结和运用这一宝贵经验，我们就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目前，从总体上讲，多数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较强，能自觉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群干群关系得到较大改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和运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宝贵经验，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作为我们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作为检验发展成效的最高标准。要时时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强化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切实安排好农村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城市低收入群众、下岗职工和受灾群众的生活；要勇于实践和创新，积极探索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新渠道和新机制，不断拓展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长期执政和执好政提供可靠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给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经验来指导实践，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及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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