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是以1914年黄季刚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为标志的。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已蔚为大观，终于成为一门当今的显学，无论怎样去积极地评价它的意义，我们认为都是不过分的。
从总的方面看，《文心雕龙》研究的局面正在不断拓展，不断深入，景象盛大，令人欣喜。但是，假如我们能从一己的潜心著述中抬起头来，跳出“各自为战”的格局，也一定不难发现：《文心雕龙》研究中取得的共识尚少，存在的分歧颇多。这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最大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研究者们各自在发表、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开展讨论、争鸣不够。特别是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文心雕龙》的性质、《文心雕龙》的篇次、《原道》之“道”的释义、《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等等，是宜及早结束混乱、统一认识的。有些问题，在全书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和次要的问题，倒是可以求同存异、多元并立的，可以从容研究，慢慢求得解决，如刘勰的生卒年、《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和献书年份、《隐秀》篇补文的真伪，等等。《文心雕龙》研究的高潮是在解放后出现的，共有两次。如果以年发表论文在百篇以上计，则大略说来，第一次高潮是在1961年至1963年，以1962年为潮峰；第二次高潮是在1982年至1987年，以1983年为潮峰。为什么从80年代后期以来，《文心雕龙》研究基本处于落潮的状况呢？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原因也自然是多方面的，精神生产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要求年年增产，它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理由。但是，如果从《文心雕龙》研究本身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也许会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和症结所在，使我们的困惑得到释然与消解。
二
研究《文心雕龙》，不能不准确地把握住这本书的性质。应该说这是研究的前提。这本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弄不清楚，搞不准确，一切研究分析就不能不带有几分盲目性，不仅要影响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而且还影响到对《文心雕龙》价值的认识。有的论者认为这本书是文章学，是关于写作指导的专著，有的认为是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有的认为是一部古代文学批评史，有的认为是文学理论批评史，有的认为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章学的巨著。这些认识都有其一定的理由，都是很容易在书中找到根据的。刘勰明确地说过他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言为文之用心”，这里的“文”，是广义的文，它几乎包括了一切用语言文字写作的文章，而其重点则是论述以诗赋为中心的狭义的文学。从总体上看，首先应该说它主要是讲文学的，是讲作家作品的，是文学理论著作，而不是一般的文章作法。其次，有文学创作，就有文学批评，就有作者对文学的见解和主张，理论和批评是两位一体的东西，因此，说《文心雕龙》是一部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是比较合适的。再者，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很少有纯粹的文学、史学、或哲学论著，所以判断一部书的性质，只能就其主导方面说。如果不这么去理解、把握，那只能是人言人殊了，甚至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史、文体发展史、修辞学、古典美学、文学美学著作，也就无可无不可了。我们说尽管《文心雕龙》有丰富的文学史、修辞学、美学内容，但这些内容远非刘勰理论探索的重心。名不正，言不顺。确定《文心雕龙》性质的正名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必须取得共识的，这为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认识其在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不究的。
《文心雕龙》的篇次问题。由于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理解不同，所以就颠倒、调整通行本的篇次。问题倒不在于调整的本身，如出于个人的研究需要，讲授的需要，可以调，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各种类型的《文心雕龙》选本，就已经透出了选家的眼光，就已经有意无意地掺进了选家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看法：哪些篇是重要的，哪些篇是不重要的。作为完整的注释、译注本来说，这种篇次的颠倒、调整，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资料和版本依据的，不是《文心雕龙》原样的理论体系，而是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体系。妄改今本《文心雕龙》的篇次，只能给《文心雕龙》的研究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我们说通行本的篇次可信，这种看法倒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一，《文心雕龙·序志》篇所提供的篇次结构，确实是“纲领明矣”、“毛目显矣”，可为鉴证。其二，就全书看，各结构成分，各篇之间，各部分之间，条贯分明，紧密相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三，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从《原道第一》赞文到《谐隐第十五》篇题止，与今本《文心雕龙》篇次完全相同，而从刘勰圆寂到唐初，时间只相距百年左右。因此，说通行本的篇次没有经后人误改，是完全可信的。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问题。这是与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认识相联系的。因为对这本书性质的理解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认识也就不一样。大致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这书是指导文章写作的，只有外在结构的体例，而不存在什么内在结构的理论体系。这种认识是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缺少科学的估计。另一种看法认为它是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自有其理论体系，这是多数人的通常见解。就已有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来看，探讨或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大约占1%，然而各家研究出的体系互异，解说纷纭。因此，早在1964 年牟世金先生就主张“探讨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很有价值的。如前所述，80年代后期以来，《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一直处于落潮，这与研究者们没能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整体中，从宏观上去把握去理解有很大的关系。不明确这本书的总的理论体系，对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要想取得突破，更难以有成。
三
《原道》之“道”释义。关于刘勰的世界观、文学观问题，曾争论其属于唯物或唯心，渊源于道家、佛家或是儒家，都是以《原道》篇的“道”为主要依据的；对刘勰思想的研究虽有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这说明“原道”论问题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道”曾被赋予不尽相同的复杂涵义。从刘勰所认为的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个方面去理解，《原道》之“道”的基本涵义还是很清楚的。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天地、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花木、林籁、泉石都有文采，这就是“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的自然美；人为万物之灵，具有思想感情，产生出语言来，语言的表达就会显示出文采，这就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文美。他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是“自然之道”，即事物本然的道理，事物本身的规律；他称这种“文”为“道之文”，即自然规律产生的文采，也就是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形成的文采。概括地说，有其物必有其形，一切事物都遵循“形立则章成”的法则；“道”，就是指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但这仅是刘勰所论之“道”的一层涵义。在《原道》篇中，刘勰从天文、地文说到人文，重点还是为了讲人文，讲“有心之器”的人的文章。讲人类文化的发展，论“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的关系，认为古代圣人的著作都是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都体现了自然之道，从伏羲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他们写成文章，完成教化的任务。这样，“道”的本义就与儒家政教观联系在一起，把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相沟通，这就使《原道》之“道”具有了儒家政教思想的第二层涵义。这样，刘勰的“自然之道”不再是类似抽象的理式，而是获得了实在性的内核，或者说显示了更为本真的涵义。更何况刘勰的“自然之道”本来就不是深奥玄妙的哲理。
关于第二层涵义，下文再稍作衍伸。我们知道，刘勰不仅精通儒学，还精通道家和佛家学说。他的“自然之道”确实有些近于老庄所说的那种哲理性的“自然之道”，似染有道家的色彩。但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是不可捉摸、无所不在的东西，是刘勰所说的“天道难闻”（《征圣》）的“道”，而刘勰所论之“道”，则是无所不在、可以捉摸的东西，它不是由抽象到具体，它本身原来就不抽象；道家是贵无的，儒家是崇有的；道家是“绝圣弃智”的，儒家是重文章功用的。此其一。再就刘勰论述“形立则章成”的具体内容（天文、地文、人文）和他所恪守的儒家风范（征圣、宗经）及现实针对性（正末归本）来看，刘勰的“自然之道”是儒家之道，而绝非道家或佛家之道。分析刘勰当时时代的学术思潮，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不能完全否定他对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可能，但在没有作出有力的论断以前，不宜架空立论，笼统地说他的“道”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说“为主”，以什么为标准？说“兼采”，又表现在哪里？所以，就《文心雕龙》整个体系来看，属于儒家范畴，体现的是人文成化的周孔之道。这么说还是比较恰当的。刘勰受到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精神的洗礼，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对文学自身特征及其属性的自觉追求的意识。他肯定吟咏情性，重视文采，注重文学形式美特征，但他师圣宗经，对文学要求有益于政治教化的内容，主张内容形式并重，强调二者的完美统一。《原道》之“道”，就是刘勰认为的文学的形式美与儒家思想观念的统一。
四
怎样理解“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刘勰确实没有说过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但不能说刘勰就没有“体系”的概念。所谓体系，就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一个整体，刘勰当然会有这种意识，只是当时的人不用这个概念表述罢了。有《文心雕龙》在，有《序志》篇在，“文章可见，胡宁勿思”（《征圣》），“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就寓于其中。狄德罗有一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最好是完全照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摹仿得愈完善，愈能符合各种原因，我们就愈觉得满意。”（《绘画论》）我们理解，为了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把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必须牢牢地贴近《文心雕龙》进行研究，按照刘勰自己的原意、《文心雕龙》的原样去研究，而不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去构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舍此而求它，都是凿空之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著作，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一样，有它客观存在的逻辑体系。这种体系既表现在它外在的存在形式上，也显示在它内在的思想内容上。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研究，才有希望接近“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下面，我们先从其外在的篇次结构入手，去探讨一下《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由外而内的方法。
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这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坦露于外的表征，这张精心构建体系的蓝图，就足以显示其云翻峰涌的大千气象。从这段表述的文字看，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写作是有着周密的思考的，《文心雕龙》是一个有严谨缜密的组织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清代章学诚称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这的确是非常精到的见解。
且顺着刘勰的思路寻去。作为“文之枢纽”，就是指书中的前五篇，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不能割弃哪一篇，不能是三篇（《原道》、《征圣》、《宗经》），也不能是两篇（《原道》、《宗经》，或《征圣》、《宗经》），更不能是一篇（《原道》或《宗经》）。所谓“枢纽”，有辖要、关键之义，指事物的重要部分或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五篇是全书的总纲，具有总论、导论的性质。既然这五篇位在“枢纽”，就要看它们提出了哪些重要思想原则，而且这些思想原则又是潜在沟通全书的。
《原道》篇总结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形立则章成”。这就是“自然之道”，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这个“道”，有两层涵义，一是“自然之道”的本义，即有其物必有其形；一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儒家政教之道。这两层涵义是融合统一在一起的。
《征圣》篇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刘勰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强调二者的统一，并且把它提到文章写作的基本准则的高度来认识，是文章写作的金科玉律。
《宗经》篇提出了“正末归本”的思想，刘勰意欲纠正当时的浮靡文风，这与他重视文章功用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在《序志》篇里说得很具体很清楚。
这三篇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命题将它们沟通起来，形成了“道——圣——文”的公式。“道”的涵义，上文已简述，下文将详论。圣，指伏羲、神农以下的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公、孔子。文，指圣人著作的经书，特别指儒家经书，推而广之，包括所有文章、作品。这个公式就是讲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实际上讲的就是客观世界、作家和作品三者的关系。这三篇一脉相承，不可分割。
《正纬》和《辨骚》命意相通，都是讲新变。刘勰看到文学在变上的重要，提出了一个变的原则：“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但《离骚》有合乎经书的地方，有不合乎经书的地方；纬书则完全不合乎经书。但二者都有可取之处，前者“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后者“事丰奇伟，辞害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所以，刘勰主张“酌乎纬”，要批判吸收，主张“变乎骚”，要取法《离骚》所体现的文变原则。这两篇是在师圣宗经的前提下，研究文变的正确原则的。与前三篇义脉相通，五位一体。
这里提出的四条思想原则：“形立则章成”、“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正末归本”、“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是统摄全书的各个结构部分，是蕴于体系内的血脉。而“道——圣——文”的公式，则支撑起全书的框架，统辖和联结全书，使之形成结构有序的系统，如《宗经》、《正纬》、《辨骚》是讲“文”，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在“论文叙笔”部分，更集中讲“文”，作品和文章；在“剖情析采”部分，讲作家作品，讲二者关系，主要是讲作品；在批评鉴赏部分，讲作家作品，讲主客体关系，主要是讲作家。这是显于外的结构表征。
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它的体例结构入手，由外而内，这是深入体系堂奥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
《原道》篇是“文之枢纽”中的核心篇章。刘勰在《序志》篇中说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就是“言为文之用心”，而“文”，又是“本乎道”的，可见“道”是贯穿全书的最基本的观点。因此，《原道》之“道”也就必须与《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相联系。在这里，我们再从“道”的涵义所灌注的义脉，更深入地探讨一下《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内在建构。这是由内而外的方法。
如前所述，《原道》篇所提出的“形立则章成”的规律，就是对“自然之道”的具体阐释。有其物必有其形，有何物便有何物之“文”，事物本身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宇宙间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有它的内容和形式，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文章作品也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表现的物化形态。所以，刘勰说的“形立则章成”，实质上就是属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概念范畴，并且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这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一个总的特色。我们觉得这样阐释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在“论文叙笔”部分，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论述各类文体的起源、流变；说明各类文体名称的意义；列举代表性作家作品，论其成败得失；论述各类文体的功用、风格特征和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但刘勰论述的重心则集中在各类文体的思想内容与文辞形式的关系上。思想内容与文辞形式的不同关系，充分体现出各类文体的体制特色，决定各类文体必然有不同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尽管各类文体的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仍然是它最基本的写作原则。如论“赋”，则强调“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反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论“颂”，则要求“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论“史传”，提倡“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论“章表”，提出“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论“议对”，主张“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在探讨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时，也以是否文质俱美，华实相称为原则，如评应璩的《百一》诗“辞谲义贞”（《明诗》），论屈原的《桔颂》“情采芬芳”（《颂赞》）；评李尤的铭文“义俭辞碎”（《铭箴》）；论潘尼的《乘舆箴》“义正而体芜”（《铭箴》），评潘岳的哀辞“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哀吊》）；论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史传》）。在《诸子》篇评论各家的作品时说：“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依此标准评论的，遍见各篇。
“剖情析采”部分，是全书的精华部分。顾名思义，就是剖析构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因素，各类文章不管其体制、功用如何，都必须遵循“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这一根本原则，即作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如《神思》篇，在这一部分里具有总纲的性质，主要讲艺术想象，谈到构思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就是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一是思路不畅内容贫乏，一是滥用辞藻层次紊乱；在提出艺术加工的必要性时，刘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以布比麻，质量虽同，但布是麻的艺术加工，就光亮可贵了），这也是讲内容和形式问题，强调形式美，讲二者的关系，突出形式的反作用；论物、言、情三种基本关系时，侧重于言与情的关系。“风骨”论是“剖情析采”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骨”就是作品的文意辞意表现于外的一种精神风貌，在说明文学创作中风骨与辞采的关系时，刘勰强调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对文学作品普遍提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要求，既有风骨，又有文采。讲“通变”，强调“斟酌乎质文之间”；论“情采”，则提出“文附质”、“质待文”的根本原则。《熔裁》就是讲的炼意和裁辞，刘勰提出著名的“三准”说，阐发了作者在命意谋篇过程中应注意的三项原则，就是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上提出要求的。《章句》篇就是讲内容和形式，章，指内容的一个段落，句，指语言的一般停顿。在《丽辞》篇中，刘勰讲求形式，肯定对偶，但反对不合理不看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在《比兴》篇中，刘勰提出“拟容取心”的要求；在《夸饰》篇中，刘勰主张“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张要有分寸，有节制，彩饰要不违反事物的本质。在《事类》篇中，刘勰要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在《指瑕》篇中，刘勰主张“字以训正，义以理宣”。《附会》篇就是讲附辞会义，提出重要原则：“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内容与形式，主次分明。在《总术》篇，刘勰提出完美的作品是“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文质结合，情采并重。
批评鉴赏部分比较特殊，除《序志》篇为全书总序，其他五篇，篇意联系不够紧密，但从《序志》篇的表述看，在《文心雕龙》整体结构中还属于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刘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观点仍然贯穿其中。《时序》篇主要论述时代的演变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沿时，崇替在选”，就是着重于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质朴和华丽两个方面去评论的；总结东汉文学的特色是“华实所附，斟酌经辞”，东晋文学的特色是“淡思浓采”。《物色》篇精辟地概括了物、情、辞三者的辩证关系：“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要求“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并概括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经验；这里说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与“形立则章成”命意相通。《才略》篇，刘勰评论“五子作歌，辞义温雅”；论荀子赋篇“文质相称”；评马融之作“华实相扶”；批评司马相如的辞赋“理不胜辞”。《知音》篇，提出文学批评要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学批评原则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指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即由对文学作品形式美的领略而产生审美情感，进而深入作品把握整体；文学批评方法为“沿波讨源”，也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美特征与作品整体关系；文学批评标准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观”，两两相对，内容和形式因素各占一半，可以全面考察。《程器》篇，强调作家要文质兼备，“贵器用而兼文采”。
以上是根据《原道》所提出的原则，按图索骥，对《文心雕龙》全部内在建构进行的系统的勘探。
通过对《文心雕龙》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复式探索，我们看到的是奇山秀水，密林宝藏，同时深深地感到：刘勰“形立则章成”、文质兼美的思想多么牢固而又多么顽强地通贯全书，生机勃勃，奔突流淌，将“其为文用”的四十九篇，联结得那么通畅，流转得那么自如，使刘勰“为文之用心”的正意豁然显出，弥觉其托意遥深，韵味悠长。我们的结论是：“自然之道”启迪了刘勰的文质兼美的思想，而刘勰的文质兼美的思想又从“自然之道”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刘勰是很有悟性的哲人。
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研究在“龙学”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论文，也有专著，但是否已经形成“热点”问题，目前尚难断言。可是这个问题应该和必定会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热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对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进行钻研，必须和各方面的研究密切配合起来，以求深入，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只是期望通过呼吁能进一步引起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研究现状的思考，更自觉地认识到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的迫切性，从而能使更多的研究者垂意于此，集中目标，至少应该以整体性价值标准来判断自己的研究导向，以便取得更广泛的共识和认同，推动《文心雕龙》研究，走出低谷，形成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