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五个问题歧见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见论文,述评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注:详见拙文《“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441页。)改革开放以来,它才真正在我国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从近年来众多书刊文稿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学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深有研究,各抒己见,发表了众多不同看法,甚至还展开了争鸣。这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学是大有好处的。本文谨就五个有争议的问题择要进行述评。
第一个问题,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另有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两种观点是各走极端,各有偏颇。20世纪80年代初,当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刚刚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时,理论界就有人否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例如,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卫国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一文,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门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注:详见高放《也谈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与常卫国同志商榷》,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此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62—27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现在又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不存在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北京日报》2004年9月13日第14版发表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大俊的《澄清对马恩经典的一个误解》(同一作者在《江汉论坛》2001年第2期就发表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作者认为: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误解,是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没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形态;恩格斯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即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发展前途的学说,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一句话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个看法既有一定道理,又有片面性。说它有一定道理,因为正是列宁本人不止一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同义语来使用。例如他于1902年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1903年又说:要到最广泛的大学生中间去“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依我理解,列宁这个说法是要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属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但是这并非说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它还有两个基础。因为列宁于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这样三个组成部分。我细查过,在列宁全部著作中明确这么说的只有这一次。我认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体会,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随后的考茨基、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都未曾这么说过。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也有助于我们分门别类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然而后来苏联理论界却对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作了绝对的、机械的理解,硬把完整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划分为三门科学,在党校和高校中分设三门课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还深受这种苏联模式影响,的确亟待改革。关于列宁的三组成部分说,我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学哲学、再学经济学,后成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两大理论基础。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正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两大理论基础。如果缺少这两大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博大精深,我认为除这三大组成部分之外,还应该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注:详见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从当今来看,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十几门、几十门、几百门科学合力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大体上只研究了十几门科学,其核心首要的一门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应该大力加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门类,以协同促进实现人的解放。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东方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本来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可是到20世纪社会主义却首先在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实现。以往理论界都说这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学作为一门独特科学来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细查出他们对俄国、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曾经有过不少论述,于是他们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例如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奎良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二期发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随后他又在《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登载《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划时代意义》等多篇文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谢霖于1991年写成《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先后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稿与书稿,总计上百之多。最近在2004年9月10日出版的《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9期上还发表该校副教授叶志坚写的《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晚年马克思思想论析》。绝大多数作者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马克思晚年已经主张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其主要论据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在给俄国民粹派文革命家查苏里奇的复信第一份草稿中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马克思在这里所用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古罗马的历史典故。指的是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队,强迫他们从用长矛交叉构成的牛轭形的门底下通过,给战败者以莫大的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后指耻辱和灾难。马克思这段话的原意是:如果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能够进而引发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那么将来在西欧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俄国社会存在的自古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就可以借助西欧国家的帮助,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所提供的一切肯定成就,同时避免资本主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等灾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可是我国的许多学者却把马克思的话理解为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以此来论证俄、中等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误解。在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中就已指出:“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胜利的观点,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意的,”(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张光明也早在《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2期就发表《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最近他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刊出《关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甘肃省委党校王继荣教授也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其课题项目成果之一《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可见也有少数学者正本清源,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是出于对俄国革命的热望,而并非如某些学者们所说的是马克思对“东方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新认识;马克思是从他一贯持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论出发,而并非他晚年形成了什么“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理论。简而言之,依我理解,马克思所设想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一直保存到欧洲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第二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又不至使农村公社破坏殆尽;第三,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能够推进德、法、英等国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第四,俄国能够取得西欧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多方面的援助,包括给予落后的俄国以各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如社会化、工业化、机械化,还要帮助俄国实现民主化、法治化。实际上这四个条件是很难同时俱备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卡夫丁峡谷’是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的交汇点”(注:见蔡金发《论东方社会革命与发展道路》,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第71页。)。即是说,东方国家要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只有使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配合、互相交汇成世界革命的洪波巨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残垣颓壁。后来长期实践证明,这种美好的愿望和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俄国1905年第一次民主革命到1907年失败了,1917年二月第二次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相隔8个月后又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8—1920年这三年间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设想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碰了钉子,遭到广大农民反对之后,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开创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这实际上是被迫部分通过卡夫丁峡谷,同时另外新辟卡夫丁栈道,最终进入社会主义通途。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之路,马克思依然指望“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紧接着引发欧洲大陆革命,出现“奇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至于中国社会内部,马克思认为“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将变成“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65页。)也就是中国将走资本主义之路,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没有说过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是现在也有好几位中国学者引用马克思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的片言只语,硬说马克思早已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以之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对照,甚至说“马克思认为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东方国家两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何涵义》,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32—23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果真如此,那么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岂不就是当年马克思所预见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新发展?到2002年12月人民出版社与红旗出版社联合出现《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这部六集电视理论片解说词,其中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被马克思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曾怀抱‘大同’理想而感召天下。”(注:王天玺总撰稿《东方之光》,第114页。)其实这些全是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在《国际评论》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农村主张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它与当时欧洲小资产阶级鼓吹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大体一样,都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并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注:详见高放:《马克思并未称太平天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15页。)中国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难以完全跨越的。当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似,也是不得不部分通过卡夫丁峡谷,同时在卡夫丁峡谷之旁开创卡夫丁栈道,即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兼程并进,同时发展,共同通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才是真正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个问题,如何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它究竟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苏联模式形成之初,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苏联模式有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原则的弊病。然而苏联领导人文过饰非,拒不纳谏,甚至变本加厉,还自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样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而把苏联模式推广到欧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各国。到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后,苏联模式的弊病已经昭然若揭。可是在斯大林之后的近40年的改革之中,更换了五届最高领导人,换汤不换药,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致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依旧不改,长期严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教条式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到1987年以后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又转向推行右的路线,终于导致1991年发生剧变,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彻底失败、破灭之后,该如何进行总结并加深认识呢?我国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文稿和书稿,至今依然分歧很大。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65万多字)于2002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售缺,经主编采纳多位专家意见修改后于2004年4月又出修订版。本书是国家重点课题的最新集体研究成果。全书对苏联74年的历史作了全景式论述。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者认为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亦可称为斯大林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过度集中、军事性和封闭性,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度促进苏联社会发展,在战争中显示了适应力和战斗力,然而战后迟迟不进行改革导致危机加深。总的看来,作者明确指出:“斯大林——苏联模式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得很的东西呢?完全不是。在这一点上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完全是‘过大于功’的。”(第19页)意即苏联模式基本上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沈宗武在多位老师的指导下“敢于去碰斯大林模式这个难题”,终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这本专著,共22万字,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后发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尽管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但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195页)本书观点同上述《苏联兴亡史论》一书相比较,显然大不一样。意即苏联模式基本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当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准绳来评析苏联模式,难以简单地说它是否基本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更具体地区分为四种情况:第一,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第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如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独特历史条件下没有使国家消亡,没有取消商品市场货币等。第三,教条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如实行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由一国领导世界革命等。第四,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如党政领导人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明显是封建君主专制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毒瘤,根本违背民主共和制原则,还有干部等级制特殊性权制等也是封建主义遗产。(注:见高放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以上四种情况是否四个等分、各占四分之一呢?看来并非如此,通过实践检验证明,其中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之处占了上风,以致前三个方面都发生变形、甚至局部变质。例如党的集体领导变成一个化领导,(注:详见高放:《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怎样被破坏殆尽》,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69—76页。)党对政权的领导变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官有制,等级制、特权制进而形成官僚特权集团,社会主义国家防御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职能变为对外扩张、与帝国主义争霸,领导世界革命变为输出革命、干涉别国别党内政,如此等等。所以从整体和全局而言,苏联模式是带有浓重军事封建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注:详见高放:《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军事封建社会主义——俄国近五百年的历史脉络透视》,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29—138页。)这种模式从其新旧、利弊、是非、功过而言,应该说旧多于新,弊大于利,非多于是,过大于功。只有坚决除旧布新、兴利除弊、扬是弃非、改过立功,社会主义才能重新焕发青春。
第四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本来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以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高级阶段。后来列宁等人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这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共识。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之后,我国学者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发表文稿,从各个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并非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是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独立的社会形态。最早是1987年12月3—5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举办的“学习十三大文件理论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区别于共产主义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认为历史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有区别,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应该也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形态。随后,持同一观点的文稿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类复印资料的有14篇之多(未收入复印资料的文稿还有好几篇)。最早的一篇是刘亚南、王守义的《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收入复印资料1988年第3期),最近的一篇是李志凯的《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定位》(收入《社会主义论丛》类复印资料2004年第2期)。这些文稿的共同点是从社会主义各国的长期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进程出发,指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有诸多不同的基本特征,所以应该突破科学社会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与共产主义社会并列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最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原副所长董崇山著《劳动社会主义论纲》(约30万字),进而把社会主义这个独立社会形态命名为劳动社会主义,旨在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统治资本,劳动决定所有权和分配权,实现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劳动股份制、按劳分配制等。书中论证社会主义社会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是绝大多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经形式,而且要占有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所以应该是独立的社会形态。我认为这个新理论观点是能够成立的。这样便是突破了传统的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确立了六形态论。我认为,可以各用21个字来概括六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原始社会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由原始人部落群居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是以占有奴隶为基础,由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是以占有土地为基础,由封建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愉快劳动为基础,由自由人社区自治的社会形态。我认为当今能够而且应该确立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有三方面根据:第一,总结以往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第二,审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态势;第三,展望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共存共荣的发展态势和前景。当今确立社会主义独立形态论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我们集中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急于把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过早提前实现,有利于我们同资本主义各国长期和平共处、协作与竞争,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福祉与世界大同多作贡献。
第五个问题,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社会主义旨在创建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新社会形态,为此社会主义学学者异常关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这一重大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18世纪末以蒸汽化为先导的现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末以电气化为先导的现代第二次科技革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化、信息化为先导的现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呢?80年代以来我们学术界提出了多种见解。在较长时期内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早的权威性论著有仇启华主编、吴健副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新近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贾华强、李琮等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重要问题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近两三年来主流观点已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见柳瑟青《邓小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笔记》(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9、11期连载长文),另见王亦楠《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载《求是》2002年第1期)。新近王宏伟发表《试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五大特征》(载天津社科联主办的《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3期),即第一,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垄断程度日益提高;第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增强垄断技术优势;第三,金融衍生物日趋活跃,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增大;第四,资本输出流向发生变化,投资形式日益多样化;第五,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妄图实现垄断资本统治全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向国际垄断、甚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因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在世纪之交,当代资本主义又在开始向国际垄断、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注:严书翰、胡振良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2004年版,第283页。)从以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到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理论界的思想认识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然而总是局限在“垄断”的圈子之内。其实垄断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并非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更加是垄断。所谓垄断就是独占或寡占,它在商品市场运转中时常被竞争所打破。垄断与竞争早从资本主义初期起就是并排发展,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共存互制。马克思在其早期论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谈到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他说:“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39页。)到18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更是从垄断资本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这样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269页。)然而马克思并没有用竞争与垄断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标准,更没有说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来是列宁根据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的新发展,到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才把资本主义划分为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和19世纪末以来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两个阶段。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列宁那个时期已经不仅有私人垄断资本,而且还有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家阶级之间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的。只能说当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比列宁那个时期更加发展了,而且采取新形式,很难把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并列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因为这三者都是属于垄断资本占优势这个范畴之内。当今世界虽然跨国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获得更大发展,但是跨国竞争和国际竞争远远超过垄断,压倒垄断。正如人们所说,当今世界是处于“无限竞争的网络时代”,世人是以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作为衡量各国发展的重要指标。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说是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列宁说是处于国际竞争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要更为贴切一些。我认为当今再用垄断或竞争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准已经不够了,应该进而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我于1988年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曾经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四阶段的新看法,即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那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为垄断资本主义,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注:详见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世界和中国》和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当代社会资本主义具有六个基本特征。即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更高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第六,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集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21)新近出版了董崇山著《社会资本主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5月版),近30万字,书中从科学技术、生产力、股份经济、企业管理、经济社会化、经济国际化、阶级关系、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等十几方面的发展变化,全方位地论证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阶段,还要继续深入研究探讨,一时难以取得共识。
总之,新世纪以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明显取得了新进展。只要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成为只有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发展的官方科学,而变成众多研究者都可以献身投入的社会主义学,那么社会主义学就必能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只有社会主义学的繁荣,才能真正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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