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述的危机：一项后殖民研究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081-08
在我们专注于本文标题所亮出的问题之前，先提几个问题还是有帮助的，诸如：历史( 元)叙述危机[crisis of historical(meta)narrative]的本质准确地说是什么?在什么 层次上能够察识到这种危机?(举例说来，是在全球性层次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民族性 历史编纂的层次上才能觉察到吗?)一种危机会如何显明自身?末了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 ，谁正在谈论危机?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叙述危机(crisi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这一术语我仅遇到过一次：帕特里克·赫顿(Patric Hutton)在讨论记忆叙述与历史 叙述之间的差异时使用了它。(注：参看Cf.Patric Hutton,“Memor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Memory and Narrative”,18-20 October 2001,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USA.)新近的研究不 是讨论类似的历史危机，就是检视它的不同方面，它被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或认知的危 机，一种表现危机，一种指称危机，或者是一种制度的或技术上的危机。据此，历史研 究的危机似乎应归于外因，即在与后现代肇始之期相关的今日科学与文化中广泛的紊乱 局面。此外，这一危机伴随着众多“转向”(语言学的，叙述的，论述的，修辞学的， 文化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这些“转向”表明人文学科极力奋争以求从科学的 现代模式中解脱出来，而此种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代文化和人类的状况了。的确，正如托 马斯·库恩所看到的，在危机时刻，科学家“往往看上去像是在漫无目的地摸索”，她 /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理论，它要么成功带来一种新范式，要么失败而湮没无闻。(注：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econd Edition.Chicago and London:Univ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87.)
一
所有不同的危机概念均源出一处，即医学。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医学研究中使 用的单词“krisis”意指一场病的转折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关键时刻(the critical day)”，一次决定病人将来情况的突变。希腊词“krisimos”，“kriteos” ，“kritikos”的意思与判断、估计、决断相关，是确定某物的一个步骤。因而，当我 们使用“危机”这个词来表述诸如文化、科学、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和国家这样的人 类的构造时，我们暗地里把它们与人的身体作了比较。(注：尼采把人的构想表述为各 种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s)。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指出人类不能采纳一 种关于他/她自身以及世界的非人类的观点；她/他也不能知晓“对于一只蝙蝠而言它所 喜好的是成为一只蝙蝠。”Thomas 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Mortal Ques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69.)构成文化组成部分 的文化或历史就像身体一样，会是生病的或健康的、常态的或病态的；也像一副出生、 发育、死亡的躯体。就此意义而言，危机被理解为偏离正常，一种病态。危机的认识论 含意也衍自于这一基本的医学含意。这种研究的范例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注：Kuhn,PP.66-91(chapters 7 and 8).)他在书中用常态(健康的)科学、非常态(不健 康的)科学和异常(病变，偏离常态)的科学这些概念，系统阐述了科学中的危机理论。 因而，危机可被界定为某种功能，不是预示着系统的死亡(危机引致灾难)就是象征着它 的活力(危机同化异常)。在医学上，正是医生诊断危机，从而给予一份病人情况说明的 医师。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史学理论应该分析历史著作而不是为历史著述定立标准 。因此，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所考虑的对历史学的情形没有任何影响，那为什么 我们要谈论叙述危机呢?
有两类人平素谈论历史危机，且时常说到事物的终结、死亡和结束：一类是对维护旧 范式进而试图否定和归并异常感兴趣的人，另一类是那些渴望促成“新范式”的人。前 者怀疑危机的存在；后者像表述行为那样对待有关危机的讨论，似乎在宣布危机造成了 它的现实。正如库恩注意到的：
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中作出选择……证明是一种在互不相容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作出 的选择。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选择不是也不能仅仅由常规科学典型的评价程序所 决定，因为这部分地依赖于某种特殊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还处于争议中。(注：Kuhn,P.94.)
真正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像有问必需有答的方式——似乎非常可疑，因为它必定要 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中得出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依照排中律，只有一个答案才是 正确的。因而，我要么说是并试着证明历史叙述危机确实存在，要么说否进而证明它不 存在。此外，肯定的答案迫使我在两种范式中作出选择。我已在别处表述了我的历史危 机观，(注：参看Ewa Doma
ska,“On Various Ends of History”.History,Culture and Archaeology:Th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road(in press).)指出我将危机之声 明当作述行语(performatives)。一方面，在我看来，正在进行的关涉叙事及叙事性的 辩论已经耗尽了他们激发起有意义的研究的潜能；另一方面，我感兴趣的是研究过去的 方法，而不是传统历史研究提供的那些方法。因此，与其分析当代历史学理论与史学的 危急或不危急的情势，我倒不如站在所谓的“新人文学科”一边，利用它们来倡导研究 那些通常须致力的问题之外的问题，并且提出那些史学理论仍未应用的分析工具。(注 ：历史效用问题决不是新的关注点。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明的，尼采曾关 注这个问题，后来萨特、加缪以及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谈到过。参看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5.2(1966),PP.111-134.)
然而，与那些预言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即将大难临头的人(如Keith Windshuttle在其《 历史之死：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正在怎样谋害过去》[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es are Murdering out Past])相比，我在今天 的历史研究中没有看见任何可视为灾难的危机。我看到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危机，它 实际上强化了这门学科，正如它平息并抵消了正在显现的异常情形。
二
库恩的危机演进论(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crisis)可应在当代史学史中。就像 他所主张的那样，“所有的危机都以范式模糊开始，随后放宽正规的研究规则”。(注 ：Kuhn,P.84.)这一点很明显，例如，在法国年鉴作家的著作中就有表现，他们抛弃了 历史科学的传统惯例，但确实没有达到取消范式的程度。这在诸如人类学的历史学、历 史社会学、心理史学或妇女史之类的当代史学中的确也是如此。在新范式呈现之前存在 的危机是在受挫的情况下产生的，导致挫折的事实是正规的科学对研究中凸显的异常情 况给出的解答不能令人满意。就历史学而言，有好几个因素导致了“疾病”。第一个因 素是所谓的“新人文学科”，它强有力地指出了被视为一门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局限性 ，指出了一种已经造成历史学的认识论危机的感觉。第二个因素是，研究者的兴趣—— 显然特别是在日渐扩大的大屠杀研究领域内——集中于极端经验，即饥馑、萧条、种族 灭绝这些20世纪的特征，并且尝试从受害人的有利地位出发研究这些事件。这反过来又 导致一场表现危机，因为在历史学中特别受到偏爱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证明不足以描述创 伤经验。第三个并且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进行的批评。这门学 科提供了一种对过去的“恰当的”意象，并且通过围绕某种特定传统以及认可和支持权 威，履行了一种整合社会或民族的社会-政治的功能。这种或许可以称作学科历史学(di sciplinary history)的危机在诸如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之类的主题论辩中已发现其表 现，在那里，记忆被构想为某种历史的替代品，或是历史知识的商品化、世俗化和大众 化。
三
我认为，有关历史叙述危机的讨论仅仅关注历史著述，这对该问题太过限制了。有的 人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家及其历史表现有何期待还不确定，我同意这种看法。 (注：参看Joyce Appleby,Lynn Hunt,Margaret Jacob,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1994,p.233.)表现危机的结果是，记述过去的 模式已变得更加灵活了，包括的形式如对话(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局部小说化的 叙述(西蒙·沙马的《死亡的确定性》)，电影(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碎片 和非线性叙述(汉斯·贡布莱希特的《在1926年：生活在时间边缘》)或者连环画册(斯 皮格尔曼的《鼠》)，(注：最新一期的《反思历史》(Rethinking of History)(vol.6,no.3,2002)专论“图形小说”(graphic novel)，也就是，以连环画册形式表现过去。) 更不要说通过结合文本、图像和声音使得各种多媒体表现成为可能的专业的互联网站和 光盘了。
《历史与理论》最新一期专号题为“非传统的历史”。在这一期导言中，布瑞安·费( Brian Fay)把“非传统型历史”与“学院型历史”作比，后者被界定为“由职业的学院 派历史学家们制作的那种典型的论述式历史”。该期所登载的文章格外讨论了绘画中的 历史表现、“文学史”(它模糊了科学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界)、“移情史”(由受女 权研究启发而产生，关注人类主体之经验以及记述人类主体的作家的经验)、“可替代 性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询问如果某类至关紧要的事件过程颇为不同，过去可 能会是怎样)、作为一种表现过去的方法的记录片与长片的作用和价值。费公开申明， 在一本被认为是无偏见然而也是传统的杂志(正如与先锋派的《反思历史》相对)中印行 这些文章，其目的是：编者希望测试一下诸种表现过去的非传统方法。投稿人所呈示的 分析指向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弱点和局限性，并且暗示，通过同化那些非传统方法的某些 要素，传统学院派历史的主导话语能够得以加强。(注：参看Brian Fay,“
Unconvention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no.41(Unconventional History),December 2002.)
因此，历史叙述的危机似乎证明了历史学的活力而不是衰微，显示出它适应不断变化 的文化情境且回应新需求的能力。更重要的，它不是历史学家们的著作而是表现过去知 识的其他形式——诸如电影、博物馆和网站，也有当代艺术、戏剧或音乐——表明历史 学的危机被理解为需要研究过去的不同方法和表现过去的不同形式。福柯和德里达的理 论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例如，德里达的想法促成了柏林犹太人纪念馆这座建筑(而非藏 品)，它是由被称为解构主义者的建筑师中的一员丹尼尔·利博斯坎(Daniel Libeskind )设计。在2001年开放时，这一纪念馆已经被认为是过去百年间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 。詹姆斯·扬(James Young)把它描绘为“不可思议的纪念馆建筑”的范例。(注：参看 James E.Young,“Daniel Libeskind's Jewish Museum in Berlin.The Uncanny Arts of Memorial Architecture”.At Memory Age.After-Images of the Holocaust in Contemporary Art and Architec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154.)一处纪念碑或雕塑，利博斯坎的纪念馆成功地满足了将犹太人的过 去重新导入柏林历史的象征需要。我相信今天的后记忆一代(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一代) ，基于空虚、间断和错综复杂的想法，将发现它是最有感染力的犹太人历史的表现。
某种不稳定性是这座犹太人纪念馆的特点，似乎它总是处于生成过程中。它是开放的 与未完成的，没有任何编年结构、闭合的叙述，或者终极目的，因为救赎不是它的目标 (依据扬所述，它是反救赎的)。它的形式是片断修辞的例证。它充斥着断裂、破碎和困 惑，这些也许暗示着以一种连贯而和谐的形式描述柏林犹太人的故事或者赋予它一种特 殊意义是不可能的。大厦被虚空，那非常强有力的沉默的空间被隔断，其间意义被悬置 。正是虚空真正地形成了整个建筑物的中心点。参观者感到不舒服，因为令人迷失方位 感的曲折的之字形布局消除了安全感，与此同时，诸多锐角破坏了她/他倾心经历的和 谐。那种间断性、不确定性和不谐和性也使得那类负载着信息的间隔的奢华变得不可能 ，即“我是安全的；这与我无关”。然而，尽管其叙述的先锋派形式，利博斯坎的设计 也在自身之上铭刻着某种元叙述。因此，本文如下部分，我将在利奥塔的“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s)崩解这一概念的情境中考察历史叙述的危机。
四
在最一般的层次，有两种可能的途径通达历史叙述危机：一种与利奥塔的元叙述危机 命题相关，另一种与表现的危机相关，而关于表现的危机须再加重申，它已经证明在历 史著述中使用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散文风格不能传达创伤经验，尤其是20世纪的那场大 屠杀。
在利奥塔理论的情境中，历史学危机的一个方面便是历史叙述危机，它牵连到现代性 危机，而现代性被理解为基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某类设计。依据利奥塔，我们栖居 在以“宏大叙事”崩解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与之相伴随的是真理信仰危机、形而上学 危机和大学的危机。在他的《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重视知识商品化，指出在后现代 时期使知识正当化的因素首要的是它的效率和效用。研究的目标“不是去发现真理，而 是增强力量”。(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l.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46.)财富已获得根本上的重要 价值：“没有金钱，就没法证明——那意味着论点没法确认而且没有真理”。(注：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45.) 科学的认知功能因而与其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可分割的。结果是大学的作用变更：与其 说大学要创生理想，不如说期待它造就众多称职的研究人员，(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p.47-53.)而且它是被 那些掌管财源的人所操控。
许多历史学家宣称，人们公开承认的历史学危机有着制度的或技术的而非认识论的特 性。他们用来支持这一宣称的论据与利奥塔的类似：如高等教育筹资制度之方法的种种 变化；种种权力机构控制下的大学缺乏自治，这些权力机构感兴趣的是促进特定类型的 研究并为其提供资金(例如，因政治原因而迷恋“大屠杀研究[the Holocaust industry ]”)；历史科学商业化(遗产工业；过去被当作可以买卖的物品)；历史课在小学和中学 中被削减(想当然地认为人文学科无用；专门化教育的趋势)；给教育的拨款越来越少； 高等教育的大众性(有大学文凭的求职者批量生产；在年轻人中大学学习是作为一种避 免失业的手段)；不断下滑的教育质量；历史学家地位的降低，他们过去是普遍受到尊 敬的知识分子，而现在已成为被邀请到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和脱口秀节目中的专家；在历 史研究所中任职的年轻人数目渐减，它导致了老人统治等等。当历史学危机与认识论危 机放在一起考虑时，此种分析历史学危机的方式把认识论危机视为一种制度危机的后果 。(注：参看James Vernon,“Thoughts on the Present`Crisis of History'in Britain”.Reviews in History,e-journal,2001,http://www.ihrinfo.ac.uk/ihr/Focus/Whatishistory/index.html.类似的问题被Gérard Noiriel所关注，在他的Sur la“crise”de l'histoire(Paris:Belin 1996)。)
利奥塔区别了正当化叙述的两类版本：政治的与哲学的。(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p.31-37.)前者涉及法 国革命传统，是一种“解放叙述(narrative of emancipation)”，它的元主体(metasubject)是追求自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角色便是以知识使人们意识到他 们的权利，而后意识到自由这一人文主义前提是确保自由之凯旋。后者源自于德国唯心 主义传统，是一种“思辩叙述(narrative of speculation)”，它的元主体是追求自觉 的圣灵。在此种框架内，大学的功能是教导人们有此制度的民族与国家是圣灵的化身， 其目标乃是证明它们存在的正当性。
在英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情境中，我关注的是解放叙述，我将把后殖民研究当作一 门从属于所谓“新人文学科”的科目来讨论。(注：“新人文学科”也被称为“反人文 主义批评(anti-humanist criticism)”或“反向批评(oppositional criticism)”， 它们自己处于反对“正统人文学科”的地位。“新人文学科”这一术语相当不合宜，也 易引起误解，因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突破口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中 心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创造与人之野性(homo barbarus)相反的完美人 性(homo humamus)之可能性抱有的信念。“新人文学科”包括诸种学科，尤其是文化研 究、后殖民研究、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和同性恋研究。)
五
连同性别研究一起，后殖民研究对传统历史研究模式造成了挑战。如果我们把它构想 为一种通行研究范式中的反常，我们就必须问是否它确实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危机的显现 或元叙述的终结。就我个人看来，“解放叙述”似乎显示出了危机，但并非元叙述的终 结，因为它仅仅改变了它的主体而保留了它的预设。因而，“新人文学科”不使用人的 普遍范畴，因为它们反对所有的普遍性和本质；作为对立的批评，它们更拟构了另外的 革命话语——福柯式的反历史，这是一种以受害人的观点写作的叙事，它讲述了被压迫 者(注：Subaltern一般译为被压迫者，但在有关印度的语境内，它特指“贱民”，故本 文中就其语境有前述两种译法。——译注)(subaltern)而非胜利者和英雄的失败和羞辱 。因此，“新人文学科”提供了解放话语的例证，是现代设计的典型。矛盾的是，追求 自由和公正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然而后殖民研究和“新人文学科”大体上都反对那种 普遍观念，徘徊在现代元叙述——也就是形成后殖民政治基础的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和利用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片断式话语之间。后殖民研究因此是这样一 种话语的缩影，它公然批评各种元叙述，但本身又是其中的一种。鉴于传统元叙述盲目 迷恋诸如同质性、总体性、历史、民族或国家这类概念，后殖民研究以另一套概念来取 代它们，如差异、碎片、记忆和共同体，提及这些就足够了。的确，后殖民主义也许可 视作以殖民主义话题为情节中枢(intrigue centers)的竞争性普遍历史的后现代化身。 前缀“后-”的特殊用法预先假定了现代性的线性编年，展示出一部有着开始、中间和 结束的经典叙事。结束吻合的不仅仅是进步信仰，而且是认为“后-”的新世界将会更 加美好的乌托邦期望，似乎我们忘记了富有侵占领土式的旧殖民主义已经被诸如经济殖 民主义这样的新形式所取代。
因而，尽管后殖民主义存在对“规范知识(canonical knowledge)”的批评，它还是沦 为了规范知识的牺牲品。正如历史叙述的非标准形式被主流形式所同化，整个过程是一 种恶性循环，它证明了系统在强化，证明了它对“病毒”的适应能力和免疫力胜过它的 崩溃。在这种意义上，危机是一种暂时的和值得期望的现象，一种“进步”的必需品。 我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论证形成反系统的异常形态通过使用主导模式去批评它们 由之而生的情境。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中，后殖民研究也不能被视为提出了一种新 的范式，但仅当写作一部叙述者和主角在其中发生了变化的反历史时，主导模式被质 疑，于是历史被重写而关注其边缘。因此，叙述危机意味着中心危机，看上去像是支持 了德勒兹(Deleuze)和噶塔里(Guattari)的“次要知识种类”的“逆地区化(
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该类“次要知识”因为被认为有着非科学的和认知上 的质朴特性而被主要知识边缘化，现在，它们移到了中心。
作为例证，我将讨论迪皮什·沙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观点，他是贱民研 究团体(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代表。(注：贱民研究团体成员有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Gayan Prakash,Ranajit Guha,Partha Chatteriee,Shahid Amin,David Arnold,David Hardiman,Gyanendra Pandey和Dipesh Chakrabarty，创始于20世 纪80年代早期，意在“重写”印度史。传统历史诠释把印度独立运动表现为由宣称代表 整个民族的印度精英阶层发起的，似乎贱民群体没有民族意识或者斗争中的代表，这种 重写是对传统诠释的一种批评。术语“被压迫者”(subaltern)是来自安东尼奥·葛兰 西(Antoio Gramsci)，他在其《政治作品集》(Escritos Politicos)中系统阐述了研究 “被压迫者”阶层历史的计划。加入贱民研究团体的研究者们使用此术语指代他们认为 被统治权力压迫的所有群体：体力劳动者、农民、妇女、殖民地原住民。古哈(
Ranajit Guha)编辑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杂志第一期出版于1982年。贱 民论者的文章中已经格外分析了印度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他们相信在较低社会阶 层的行动中所爆发出来的独立运动是被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窃用了，并且屈从于了精英 阶层民族主义的利益。贱民论者也要改变对农民的认识，证明他们反抗殖民者的行动、 起义和谋叛与精英阶层采取的行动无关。因此，当他们批评元叙述时，贱民论者们想要 的是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元叙述。过去这些年中，他们的兴趣已从贱民范畴转向共同体范 畴。共同体作为一种抵抗统治力量的源泉而起作用，即便它也是阶级、种姓和性别压迫 的来源。贱民论者批评的另一个目标是奠基于进步、启蒙理性和现世性观念之上的霸权 国家(hegemonic nation)的现代设计。在他们的研究中，它将被奠基于地方传统及其世 界观的碎化社会(fragmented society)方案所取代(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Ranajit Guha,Subaltern Studies,7 vol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六
依照沙克拉巴蒂，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已经证明民族不可能有一种标准叙述，但是民族 叙述是众多竞争性叙述的一种结果。他引介“少数派历史(minority histories)”这一 概念，指的是民主历史学家要在民族叙述中吸纳的被遗忘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过去 。然而，起初少数派历史是反抗多数派历史的，一旦它们已经被纳入多数派历史，它们 就成为它的补充。这样，就创造出了“好的历史(good histories)”，而沙克拉巴蒂提 出了福柯式的问题，“好的历史”是什么由谁决定。少数派历史被吸纳到主流历史中， 丰富了它且有可能成为它的中心。任何少数派历史都能被吸纳入主流历史中，只要臣属 群体的历史能被叙述并且其观点能够得到合理论证。支配主流历史学的理性与实在概念 排除与这些概念不一致的历史。倘若如此，沙克拉巴蒂得出的结论就是，被排除的标准 是认识论的。下面这段话与当前的讨论尤其相关：
想想目前把类似工人阶级和妇女这样的主要群体的过去并入历史话语得到的结果。自 从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着笔将工人阶级写成看起来像社会的主角以来，历史已经不再一 样了。过去20年女权主义介入也给当代历史意象带来了不容质疑的冲击。将这些激进行 为并入这一学科的主流改变了历史话语的本质吗?当然改变了。但是，对这样的合并是 否使得这一学科产生某种危机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更复杂了。在把握讲述迄今概览的群体 的故事的问题中，历史学科更新并维持了自身的权威。(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98-99.)沙克拉巴蒂问，谁在说印度的过去代表其原住民利益的?(注：“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沙克拉巴蒂的文章原来的副标题在其书中被省去。另参见：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London:Macmilian,1988 。)在回答中，他指出在主流学术性历史话语中，“欧洲”仍然是主要参照点。他所认 为的欧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大陆，而是那种想象中的形象，它造就了国家和民族、 资本、公民、人权、主体、民主和社会正义这类基本的历史范畴，并且，在此方面，它 构成了一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这个词要加引号。)所有其他的历史(中国的 、非洲的，等等)不可避免地成为所谓“欧洲史”的元叙述变种。具有“欧洲史”特征 的叙述类型被认为是高级，反之像印度这些地方的历史相对它而言是被压迫的。低级主 体的境遇因而只能以高级主体的话来表达，因为“欧洲”给任何类型的历史知识都构成 了一个无言的参照系。第三世界历史学家总是参考西方研究者这一事实证明“欧洲”的 优越性，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沙克拉巴蒂引述的最重要的西方历史学家有E.P.汤普森 、勒华拉杜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戴维 斯·泽蒙·纳塔利(Natalie Zemon Davis)，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非西方历史的无 知。这种无知起于特定的理论预设：就正在建构的历史思维概念而言，唯有“欧洲”是 可知的，同时其他历史只能成为把躯体附加到“欧洲”骨架上的经验知识的对象。(注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p27-29.)实际上，沙克拉巴蒂写道，“欧洲”“只是一篇殖 民者以虚构的殖民统治这一特殊程式向被殖民者讲述的故事”。(注：Ibid.,p.34.)他 问了一个普通欧洲人也许觉得荒谬的问题：
为什么在今日所有国家中，历史都是现代人(包括迟至18世纪那些不需要它亦能相当安 逸的人)教育的必修部分?当我们知道这种必修的东西既非天生的亦非自古就有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非得听从一门称之为“历史”的课程?(注：Ibid.,p.41.)
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最令人向往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而且欧洲帝 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造成其普遍化的原因。(注：Ibid.,p.41.)
基于其对欧洲中心论史学的批评，沙克拉巴蒂提出一种与历史叙述危机讨论相关的方 案。这一方式被描述为“使‘欧洲’地方化”，是一种至今确实还不存在的历史方案。 (注：Ibid.,p.42.)沙克拉巴蒂不想抛弃现代性、科学、理性、元叙述或普遍性；他也 没有抱有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同的见解。他的意思是在这些范畴中分析那些支撑我们的信 心并使之正当化的基础，例如，对于并非源自于合理性情境的思考而言，为什么理性成 了它们的参照点。这一方案的主要突破口是要“进入到现代性的历史中书写那种矛盾、 反驳、力量之使用和那些关注它的悲剧和讽喻”。(注：Ibid.,p.43.)“我寻找这样一 种历史”，沙克拉巴蒂说道，“就在其叙述形式的结构中，它特意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它 自身的抑制性策略和实践，看见它把所有其他(除了民族国家之外——编者)人类团结的 可能性吸纳到现代国家方案时，在伙同公民身份的叙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注：Ibid.,p.45.)这种历史学将具体表述“绝望政治”，并且通过检视那些跨文化翻译的尝试中 最难以表述的事物来面对着它自己的死亡。沙克拉巴蒂坦言，这种历史在学院式历史中 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从现代性设计中分离出来，它是现代性的一种产品，并且来自于 欧洲，而欧洲是它的中心。
沙克拉巴蒂的方案证实了我在前文提出的想法：它检测了学科历史学边界的弹性，无 须真的改变它的主要预设就充实了它。此外，改变学科历史学不是这一方案的目标，其 目标选择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武器角逐主导历史话语。我们可以预言，多亏了后殖民研究 或一般所说的“新人文科学”，历史将会经历突变，在新问题面前展露自己，并且引介 新的分析工具——而且它将从危机中显现出是得到了强化而非被毁灭。
七
总结一下，作为“新人文学科”的一科，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对主流话语进行批评的论 争与抗议的话语。正如它是政治的方案，它也是一种理论的方案。在理论意义上，它是 一种干涉话语(discourse of intervention)；在政治意义上，则是解放话语之一。一 方面，它试图从外部批评主流话语，以至彰显其局限性和偏见；另一方面，解放话语同 样是现代性方案的典型，因而后殖民主义发现自身先验地内在于主流话语。作为一种批 评话语，后殖民研究也被主流话语吸纳，并且被安抚、中立化，以及用来重振而非压制 系统。任何批评话语只要继续是外在的话语并与系统相异的，它便是有效的。(注：在 女权主义批评的情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Griselda Pollock,“The Politics of Theory: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Feminist Theory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Histories”.Genders,vol.17,Fall 1993,pp.97-120。)
在上述讨论干涉话语与解放话语之间张力的情境中，关于历史叙述危机，我的结论如 下：历史著述中的叙述性危机中仅有的例证是向依然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编年序列挑 战的叙述。成文历史叙述有它的局限性。历史学家也许试着跳出现实主义叙述(故事)的 标准形式且使用现代主义者的散文风格，像卡夫卡或乔伊斯的那样。他们也许把自己的 诗作纳入叙述(如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雷纳多·罗萨德[
Renato Rosaldo])，包括自传因素(法国自我史[ego histoire]的代表)，或使用文学随 笔形式。但是，即使将他们视为先锋派的，他们依然存留在主流范式中。他们的实验所 能做到的最多是指向现实主义的、科学的和客观主义风格的局限性。也许历史著述本身 正在逐渐变得陈腐，而且叙述性危机实际上是表现历史作为成文叙述的危机。对于历史 “新”表现，先锋派例证在历史编纂学之外可能看到。一个例子是柏林丹尼尔·利贝斯 金德设计的犹太人纪念馆，它以建筑形式表现历史。也许现在成为问题的与其说是表现 过去的种种不同方式，不如说是将过去现在化(presentification)、再次呈现过去(我 们永远不可能的愿望)，或者体验过去(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
上述干涉主义话语的例证有助于重振而非削弱主流话语，并且证明了它的灵活性。任 何要颠覆那种话语的尝试只能是政治行为，它来自于外部并且设法阻止整合。一种导向 灾难的危机只能是被外在的“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或“恐怖主义”的趋势诱发，我在 目前的人文学科中没有看到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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