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塔西佗陷阱：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官微话语权建构
温志强，李永俊，高静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政务微博、微信已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 全媒体时代的转型社会具有风险化和媒介化的特征，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官微若话语不当，很容易使其陷入信任危机的“塔西佗陷阱”。 全媒体时代传播生态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特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官微话语权建构面临诸多挑战。 政府要避免“塔西佗陷阱”，必须转换理念，合理运用网络，规范权力运作，打牢政府信任基础，实现政府官微话语权的有效建构。
关键词： 塔西佗陷阱；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官微；话语权建构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广泛使用和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信息交互模式得到颠覆性改变。 全媒体背景下，社会民众对新闻信息触手可及，民众对社会事件的评论也可随手即发，不理性的群体性行为极易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共管理工具技术得以进步，但网络行为依旧面临匿名性特征、法律法规依据不充分和网络监管缺失等问题，加之一些政府机构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时机把握不准、处理方式不对、技巧不够、策略不当等问题，极易引发“塔西佗陷阱”式的信任危机，影响政府形象。因此，要想在高风险的社会转型期避免出现此类现象，必须基于全媒体时代网络发展的新特征，透视政府自身及与之相关的网络行为，建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官微的话语权。
按照话语主体的不同，可将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话语面临的陷阱分为两类，即来自政府组织的话语陷阱和来自政府之外组织的话语陷阱。
既然谈话内容可以作为证据，那就有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如果没有对谈话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就很难还原相关人员的取证行为，也就难以判断言词证据是否应当排除。笔者认为，谈话也可能成为一项重要取证工作，所以监察机关或监察机关委托有关机关和人员进行的谈话也应当对全程进行录音录像，以约束谈话人员的取证行为，保障被谈话人的相关权利。实际上，纪委的相关规定对于审查和调查谈话有录音录像的要求，在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情况下，监察委员会也应当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谈话的录音录像问题，这关系到谈话的录音录像在后续司法活动中的运用。
来自政府组织的话语陷阱具体包括三种。 一是被认为“隐瞒性”的政府行为，即政府出于事情涉及机密、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等考虑而不公开相关信息，引发社会民众所谓“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遮掩事实”等错误判断。 二是政府不合预期的“辟谣性”行为，即政府组织对于某些事项的解释和证实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或者与民众预期不符，引发公众的非理性猜测[1]。 三是政府不合适的“解释性”行为，即政府对某些错误信息的纠正、解释缺乏技巧，导致被公众判定为“越描越黑”，如政府对政策执行标准和条件的短周期调整行为、预期性政策未得以实施被认为是空头支票的失信行为等。
来自政府之外组织的话语陷阱。这里的政府之外组织是指除了政府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这些组织的行为会使政府处于被动，并将其推入“不可被信任”的“塔西佗陷阱”。 具体来说有两类:一是社会“举报性”行为，即以自媒体为平台的“网络志愿监督者”对代表政府形象的个人或组织进行事实举报、事件曝光等行为，引发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二是社会“质疑性”行为，即社会民众对政府某些行为不理解、不信任而进行事实提问、猜测关联、事件推演、形象判断、动机猜疑等意识性的活动，使政府成为不被信任的对象。
牙膏工业可采用由天然蒙脱石提纯加工后的医药级蒙脱石粉（蒙脱石含量达到95%～98%），质量控制可参考执行国家卫生行业标准《蒙脱石（WS1-（X-165）-2004Z）》。
对于社会民众来说，政府官微是政府官方话语表达的平台，其权威性强、可信度高，是代表政府形象、履行政府职责，直接与民众接触的窗口。 政府组织应正确运用这一平台，妥善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通过平台打造和为民服务建构自身的话语权。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成员对政府普遍性行为规范的信任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给予的信任形成了一种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则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一般来说，对民众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政府如果不能公开透明地回应，易使其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本文认为，“塔西佗陷阱”本质上是一种警示，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该珍惜民众的信任。
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公信力的构成要素、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政府公信力现状及提升路径、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及重塑等方面。 庞静泊从五个方面分析政府公信力的构成，认为政府公信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的稳定性、承诺的现实性、信息的真实性、官员的廉洁性、权力的规范性[2]。 褚松燕认为政府公信力建设应把握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通过良好的沟通战略引领公共领域话语权[3]。 孙晓娟、王青梅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政府公信力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政府公信力的主体、作用、媒介及其演变机理、互动关系[4]。 何玮、喻凯认为应结合我国国情，在借鉴西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信力构建模式[5]。文献回顾发现，对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较少，对如何用好官微防止公信力受损从而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方面的研究更少，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二）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2.传播形式多样化，丰富了话语表达体系。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多样，不仅局限于文字、图片、录音、视频等，也通过游戏互动、智能体验等其他新兴手段，丰富了话语表达和信息传递的方式。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与普及的背景下，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发生改变。 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引发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社会矛盾出现新趋势，公共参与行为呈现新特征。 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的行为载体转移至网络平台，易于出现网络群体性事件。 本文所认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网民群体以网络空间为平台和载体，基于共同的利益或者其他目的，利用网络来组织、推动、串联以至参与那些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性事件。
（三）关于“塔西佗陷阱”的研究
4.传播影响的分众化，助推了以话语为标准的群体分界。 传统媒体注重单向传播，其受众的反应不受重视，与受众的互动不被关注。而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双向互动交流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使以话语为标准的群体分界线愈发清晰。
实际工作中，录音录像可能会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中断，例如设备故障、损坏，天气情况恶劣或者电量、存储空间不足等。原则上，录音录像中断的应当暂停讯问等取证工作，待录音录像恢复之后继续进行。如果出现紧急情情况不能中断取证工作，而专业录音录像又无法使用时，可以允许使用手机等其他设备替代，但必须立即向监察机关领导报告，事后出具书面说明，但是该录音录像的证明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目前关于全媒体时代政府话语权的研究不多。 我国学者对全媒体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自身的转型、创新、影响力及不同领域的话语权等方面，而关于全媒体时代政府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话语权的研究比较少。 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在“主题”和“全文”中输入“塔西佗陷阱”“网络群体性事件”“官微话语权”“全媒体时代话语权”等关键词，发现国内学者对“塔西佗陷阱”的研究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集中出现的；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一直较为关注，但是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减少；对政府“官微话语权”和“全媒体时代话语权”的研究较少，针对政府官微话语权与塔西佗陷阱、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比较少。 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探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政府公共管理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在话语建构中讲时机、重策略、提能力，以避免自身引发或者外力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而陷入信任危机的“塔西佗陷阱”。若有发生，要利用好网络平台的优势，妥善处理网络群体行为，转危为机，以提高政府官微话语的权威性、公信力。
三、全媒体时代政府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官微话语权建构面临的挑战
（一）全媒体时代官微话语权建构的传播生态环境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政府单向话语传输方式受到挑战，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范围、传输效率等都发生了改变。 本文从四个角度分析全媒体时代政府官微话语权建构的传播生态环境。
它反映的是观察值偏离期望频率的程度，值大说明观察频数偏离期望频数的程度比较大，值小说明观察频数接近期望频数，可见统计量是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之间距离的一种度量．这个统计量通常可以用来检验一个模型的可靠性．然而，即使是一个正确的模型，其值也可能取得很大，所以恰当的方法是考察值取得比较大的值的概率是多少．对于一个正确的模型来说，其值大于一个比较大的值的概率会非常小，也就是说，如果值大于某个比较大的数的概率非常小，说明这个模型是可信的．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手工计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皮尔逊（Pearson）提出了一种近似算法，它涉及一条曲线，即所谓的密度曲线，这就是分布一词的由来．
1.传播主体迅猛增加，冲击了政府官微话语权。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我意见和观点，传播主体数量激增，信息数量以裂变的形式得以繁衍，这对政府的官微话语权造成较大冲击。
随着近年来网络技术平台的兴起，网络群体性事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目前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静态视角主要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因、类型、影响因素等，动态视角集中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演变博弈等，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是近几年研究的趋势。 董天策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的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相关的学理反思，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各种范式，阐明大多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并非社会危机，而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网络公共事件[6]。 侯俊东、肖人彬利用“事件—感知—行动”的框架，并借助多案例分析法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的变化机理[7]。许敏从协商治理的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8]。
3.传播范围的边界扩展，提升了话语影响的广度。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和传播方式的便捷，使信息话语渗入到以往不能触达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提升了信息话语的影响力。
塔西佗，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政务官。 他提到“当统治人们的皇帝因做出的某些事无法得到百姓信任时或成为人们所憎恨的对象时，那么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会引发人们对他的不满与厌恶”[8]。在此基础上，培根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惹怒百姓”[9]。“塔西佗陷阱”作为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主要被用在形容政府公信力方面，这一概念在我国是潘知常教授在其《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10]一书中首次提出，而我国学者对这一政治定律的集中研究是在2011年以后，聚焦的事件有“7·23 温州动车事故”“总参一姐”等。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官微话语权的建构提出了挑战，舆论生态、媒体格局等方面的变化使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关于政府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目前我国学者对政府面临“塔西佗陷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公信力建设、治理等方面。 付耀华认为地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根源有政府行政行为失信于民、政府不愿倾听民众“声音”、官方舆论和民众舆论中政府话语权流失等，提出政府应积极回应民众声音、培育公众参与意识、建立立体式沟通机制、打破话语壁垒等，实现“自我救赎”[11]。 杨妍主要从“塔西佗陷阱”的形成原因来分析政府应如何通过微博运营使政府公信力不受影响，她认为一方面政府要顺势而为，利用新兴媒体及时了解网络舆情，第一时间公布真相让谣言无路可走，另一方面要转变行政理念，重塑政府公信力，这是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关键[12]。 张存俭、何玮通过分析我国政府所面临的“塔西佗陷阱”挑战，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13]。 在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其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公信力缺失，就意味着政府将自身推入到信任危机的泥潭中，也就是陷入“塔西佗陷阱”。 对此本文认为，“塔西佗陷阱”就是指政府部门因不恰当、不合理的行为而使自身公信力受损，进而不管其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官微话语权建构面临的窘境
1.由政府单向主导的话语权威易受冲击。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话语权，信息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政府单向主导话语的格局已发生改变。 在过去，由于沟通平台建设的不足，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来体现其话语权的主体地位。 而在全媒体时代，公众可以通过媒体表达利益诉求，进行网络问政，开展行政监督等，政府单向主导的话语地位受到冲击。
2.刻板印象的思维影响公众的习惯性判断。刻板印象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指人们依据自己大脑中产生的刻板、固定的印象思维作为评价人和事物的思维标准。 尤其是在网络社会发达的今天，一些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更易被揭露，比如“表哥”“房叔”等事件。政府官员的形象不仅仅是自身形象，也代表政府形象。这些事件的发生给公众造成了一种认知惯性，当发生其他事件时，公众就会用这种已有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和判断。习惯性判断是指当某些社会问题通过网络被曝出时，人们往往会根据以往的判断习惯性地去看待这些社会问题，而不是第一时间去了解事情发生的起因、真伪及可信度。 通常情况下，当这类事情发生时，人们会把问题归结为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问题，比如懒政不为、个人腐败、政策执行不力等，忽略事件本身的真实度，造成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受到指责，引发负面舆论。
3.失信于民的行为易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话语权不仅代表着政府说话的权力，更体现了政府的话语分量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力。 “失信于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全媒体勃兴的当下，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某些不当行为易通过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第二，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政府需要进一步查实后再进行告知，往往造成在回应公众问题时没能充分满足其信息需求，这样的信息迟滞或信息不足会引发受众不满，加剧公众的猜测和质疑，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仅使政府话语权遭遇严重挑战，而且很容易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主要的目的是挖掘潜在用户，服务于用户，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个性服务。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数据挖掘的服务对象是在线上的所有用户，本文主要是研究用户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各种对评价数据，包括了对商品评价，物流评价和售后评价等各个方面。
（三）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塔西佗陷阱”的新特征
1.民意容易受到“群体极化”的影响从而选择“一边倒”行为。在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团体之间会进行交流沟通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果如果与它们刚开始的想法和意见一样，在形式上就会产生较为极端的变化。事实上，在网络中的部分团体代表着相同的价值观，而构成这部分团体的可能是不同利益的群体，这些群体在团队内部有着较高的认同感。 当政府在网络上正面回应特定事件时，网络中部分团体形成的一些负面舆论很容易煽动民众，尤其是少数意见领袖的观点易于把负面舆论推向极端，人们如果选择相信负面舆论，就会造成负面舆论的“定格化”，“一边倒”现象也会由此产生。
2.对政府回应民意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公众往往会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弄清事实真相，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真相，就会引发公众一系列的质疑，也会使不法分子借机散布谣言，影响政府公信力。全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使政府话语权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政府回应民意不仅要注意时间的紧迫性，还要保证公开信息的准确性，要确保政府话语权占主导地位，防止公众被舆论媒体的不实信息误导。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易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原因分析
（一）利益关切：涉及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
群体性事件一般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民众切身利益。 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14]，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参与主体也呈现多元化倾向。 民生问题一直是政府致力解决的问题，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不稳定因素大多关乎民众直接利益，互联网成为社会公众的维权手段，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平台解决与其相关的利益问题。
（二）知情要求：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较低
第一，当事件发生时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相关信息，没有满足群众的知情权，造成群众的误解与猜疑；第二，民众获取事件相关信息的渠道不畅通；第三，民众对公开信息的要求没得到满足，甚至遭遇政府的冷漠、拖延乃至拒绝；第四，有时即便信息公开，也不够及时、全面，会出现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状况；第五，政府工作不力导致政府信息更新滞后，没有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 这些现象均容易导致“塔西佗陷阱”的形成。
（三）误导干扰：信息不对称及媒体误导的干扰
当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以后，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就会造成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又急于知道事件真相，一些媒体可能会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之上对该事件大肆渲染，传播“不实信息”，对民众的理解和判断造成误导和干扰，影响人们对政府公信力的客观评价。通常情况下，社会民众对热点事件的第一印象取决于传媒的报道与解说，公众如何评价也多建立在传媒报道的基础之上。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有传媒会为吸引眼球获得关注，用夸张和煽情的叙事方式描述“现实的生活事件”，借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面对这类“不实信息”的误导，如果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事情真相，会直接影响政府形象与政府公信力。
我突然觉得我根本不了解学生，与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我想和他们交流，却又做不到，好像这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他们班主任的工作，“教书”与“育人”分隔开了…班级很静，随着和学生关系的密切，我更愿意用真实的自己去上课。(2010年4月13日)
（四）角色失范：政府官员行为不当引发民众非理智判断
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渠道第一时间了解到政府相关信息。 尤其是近些年来，政府个别官员为满足一己私欲，损害民众的利益，其贪污受贿案件被频繁曝光，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 换一个角度讲，政府官员角色的失范侵蚀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这一方面会引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容易引起民众对政府的非理智判断。 主要因为公众政治素养、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在面对网络中各种虚假信息时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再加上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极易引发民众反感，更容易引发民众的非理智判断，影响政府公信力。
五、现实问题治理与舆情引导互动：政府官微话语权的信任重建
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使传统的政府治理出现问题，民众话语权的全面“扩张”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很多的热点事件中，政府因公信力缺失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境遇，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的紧张。政府要避免“塔西佗陷阱”，必须转换理念，合理运用网络，把握好话语权，规范权力运作，打牢政府信任的基础，以期实现政府的信任再建。
图1 跨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官微话语权的信任建构机制
（一）突破一元主导，实现多元引导
在现代社会中，网络平台的快速形成使政府话语权一元主导的局面被打破，政府话语权的主导能力要强化。 第一是要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民众急于求真相，但政府有时会在信息公开这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民众产生不满情绪，所以一定要及时准确无误地公开相关信息，维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理解；第二要认识到主导话语的关键是沟通、交流，如果只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而不充分考虑民众关切，就会激发逆反心理，不利于政府主导话语权的建立。 政府应该及时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了解民生、民事，及时答疑解惑，表明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进行议题设置，健全社会舆论机制，实现多元引导下的政府话语权构建。
（二）拒绝沉默敷衍，走向专业回应
在舆论环境机制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在面对一些较为“棘手”的事件时，因该事件涉及因素较多，很多时候为了避免将问题严重化，政府往往选择沉默或者以敷衍的态度草率了事。 而在新的舆论环境下，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在整个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下。 因此，为了保证政府的公信力不受影响，政府的每一次话语表达都应配之亲民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赢得话语权，增强影响力。 主要包括:第一，保持亲民的态度，使用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表达方式，少用官话、客话、套话，多以幽默、亲民的语言风格来表达，提升民众对政府的好感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接受程度；第二，保证公开的事实客观公正，在严谨认真调查事件的基础之上，澄清不实信息，引导公众自己作出理性判断。
[26][28]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8、379-380页。
展厅参观结束后，双方移步钟表所院内，在与正门口相对的位置，耸立着一台西铁城太阳能广场钟。这台大钟是在为了体现双方“合作.互惠”的理念，由西铁城机心事业赠予钟表研究所的，于9月份开始安装调试并试运行。在这里双方进行了简短的赠予仪式，王岩民总经理代表钟表所对机心事业部长久以来的合作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层面的技术交流合作，宇都宫部长也表示希望能与钟表所保持一如既往的良好合作关系，感谢钟表所对西铁城机心事业部的技术建议和大力支持。
（三）加强舆情监管，抢占话语先机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被网络覆盖，网络体现了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这种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更容易引发网络舆论危机。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网络舆论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府应意识到网络舆情监管的重要性，加强网络舆情监管，让政府的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通过预防、引导、教育等积极措施来化解网络舆情危机。 政府应通过专门的微博、微信运营团队抢占话语先机，明确政府官微定位，把握好话语主导权。
（四）加大信息公开，保证准确透明
微博作为政务平台，其本身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要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和工具，主动回应民众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对政府相关活动主动进行报道，对一些突发事件快速回应，在抢占舆论话语权先机的同时，注意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赢得社会民众的信任，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的程度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有利于提升政府的亲民形象。 政府也要及时关注民众关心的热点、重点问题，打击不实信息的发布行为，及时公布政府的权威信息，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让谣言“无路可走”。 但同时也要注意舆论引导的正确性，以防导向错误，影响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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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the Tacitus Trap: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 on the Microblog and Wechat about the Internet Group Events in the Omnimedia Era
WEN Zhiqiang,LI Yongjun,GAO 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ffairs,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87）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society,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and WeChat have become effective tools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omnimedia era,the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with risk and mediatization. The government would easily reduce itself into the “Tacitus Trap” if it misuses words on the microblog and Wechat when dealing with the internet group events. The propagatation in the omnimedia era has some new featur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 on the microblog and Wechat about the internet group events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acitus Trap”,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its idea,tak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a rational way,regulate the power operation,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credit,and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 on the microblog and Wechat.
Key words: Tacitus trap,Internet Group Events,Government’s ID on Microblog and Wechat,Discours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19）05-0056-07
https://doi.org/10.19808/j.cnki.41-1408/F.2019.05.007
收稿日期： 2019-06-05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人文社科重大项目（2017ZD012）
作者简介： 温志强（1971—），男，甘肃会宁人，天津师范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应急管理。 李永俊（1994—），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急管理。 高静（1995—），女，陕西榆林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急管理。
【责任编辑 杨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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