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三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凉州三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西北“羌患”骤然升级，帝国则开始对羌人大规模用兵。迄于桓灵之际，“羌患”始告弭平。“羌患”的蔓延，一方面造成了东汉国力的衰竭，另一方面却孕育出凉州的强劲武力。皇甫规、张奂、段颎（案：规字威明，奂字然明，颎字纪明，时人称为“凉州三明”）等凉州将领，在对羌战争中军功骄人，又手握强兵，成为汉末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凉州三明”与东汉对羌战争
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即永初“羌患”持续近十年之后，东汉对羌战争的策略，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契机，乃是中郎将任尚西征前夕的虞诩之议。
《后汉书·西羌传》（下文简称《西羌传》）：元初二年十月，“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
案虞诩所谓“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王符《潜夫论·救边》作“数州屯兵十余万人”（注：《潜夫论·边议》又云：“羌始反时，……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羌始反”在安帝永初元年，“积十岁”当元初三年。可知王符此文之作，大致与虞诩建议同时。）。“三州”究竟指的哪三州？不甚明确。然而，屯兵人数多达“二十余万”，显然不是任尚麾下的三千五百禁军。东汉设置“三州屯兵”的目的，在于抑制“羌患”，当时凉、并、益三州“羌患”最盛，“三州”可能即指这三州。东汉在凉州、益州境内设置屯兵，《西羌传》已有明确记载。不过，“三州”也有可能为“三辅”之讹，东汉屯兵三辅之例，更是多不胜举。
问题在于，“三州”或“三辅”，都是就其屯驻地而言的，至于屯兵出自何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汉官仪》谓西汉边郡太守“各将万骑”（注：《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东汉时凉州诸郡发兵御羌，一郡最多亦达数千人，据此推算，凉、并、益三州之兵，可能接近二十万之数。但是，“三州屯兵”之中，无疑又掺杂了大量外来兵力。《后汉书·邓骘传》永初元年（公元 107年）夏，“凉部叛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西羌传》则谓邓骘“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同年冬邓骘班师回京，肯定从关陇带回一部分军队。《西羌传》又称邓骘撤军之后，其裨将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可见另有一部分军队滞留于陇右。《西羌传》永初四年（公元110 年）春，“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南阳、颍川、汝南吏士”，均为邓骘永初元年所发之兵，他们直到永初四年才随任尚“还屯长安”，然后又被罢遣，说明此前一年多时间，他们正在任尚“节度”的汉阳“诸军”之中。永初四年复员的“南阳、颍川、汝南吏士”，乃至永初元年征发的“三河、三辅”之兵，都是内郡之兵。我们由此推测，“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之中，内郡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西汉正卒有材官、骑士之名，用以区分步兵、骑兵，已为人所习知。而内地一般为材官，边地大多为骑士，亦为史家所措意。钱文子《补汉兵志》就说：“大抵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注：《汉书·高帝纪》十一年七月、《武帝纪》元鼎六年十月、《宣帝纪》神爵元年三月诸条，皆可为证。）王国维先生则据居延汉简指出：戍边之卒有戍卒、骑士之别（注：见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劳干先生进而推测：“盖简牍中戍卒乃指内郡所戍，而骑士率为边郡之卒。”“居延简中多言骑士，率为边郡之人也”。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注：参《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 载《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 。
东汉初年罢材官、骑士，但临时征发的郡兵，在东汉一朝仍是屡见不鲜。西汉边郡出骑兵、内地多步兵的局面，亦未发生根本改变。《后汉书·窦宪传》：章和二年（公元88年），车骑将军窦宪“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讨北匈奴。《资治通鉴》亦载此事，胡注释，“缘边十二郡”为：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燕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安定、北地。而凉州的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也都是边郡（注：参阅《汉书·地理志》及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三章（二）。 ）， 其郡兵无疑也是以骑兵为主的。由此可以断言，虞诩建议用“万骑之众”取代“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这万名骑兵主要应当来自边郡，特别是对羌战争主战场的凉州诸郡。换言之，元初年间东汉兵制改革的主旨，在于罢步兵而用骑兵，但实际上又是废内郡兵而用边郡兵，主要就是用河西、陇右之兵。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西汉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共计六万人，以击叛羌。后将军赵充国上屯田奏曰：“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又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宣帝遂许充国“留步士万人屯田”，而羌人降者近万人。赵充国罢骑兵用步兵屯田，收效甚为显著，这与上引虞诩之策恰好截然相反。我们对此又该如何解释？
应劭《汉官仪》说，东汉自罢材官及都试之后，遇到紧迫军情，往往临时征发内郡步兵。但东汉的内郡步兵，由于缺乏训练和考核，战斗能力急剧下降（注：《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曰：“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引章氏之言即谓“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与前朝已不能同日而语。东汉时期内郡步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于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可以罢骑兵而用步兵，东汉却只能反其道而行之。
事实上，赵充国神爵元年的方案，也并未将边郡骑兵，完全排斥在西北防务之外。上引其屯田奏文，于请罢骑兵、留步兵屯田数句之下，又说：“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十二，就草，为田者游兵。”这就表明，即使在力主屯田的赵充国看来，骑兵依然是对付羌人的重要力量。至于他提到的“郡兵”，则主要指边郡尤其是凉州诸郡。就这层意义而言，西汉宣帝时的赵充国之议，与东汉安帝时的虞诩之议，两项看似对立的方案之间，又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西羌传》称任尚对虞诩之议大为赞赏，“即上言用其计”，可知虞诩的方案当时即被施行。另据《西羌传》载，自元初二年迄于建宁元年的五十余年间，在东汉对羌战争之中，护羌校尉营兵逐渐成为主要兵力，而护羌校尉营兵始终维持在万人左右的规模，又多为精锐骑兵，适与虞诩之议契合，可知元初二年之后，东汉方面大致就是依循虞诩的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护羌校尉营兵的成分，马贤所率“湟中义从兵及羌胡”，实际上指“湟中义从兵”与“湟中义从羌胡”，相当于《后汉书·邓训传》章和年间邓训所发之“湟中秦、胡兵”。“湟中义从羌胡”则有“湟中义从羌”与“湟中义从胡”之别。“湟中义从羌”一称见于《后汉书·段颎传》；“湟中义从胡”亦即“湟中月氏胡”。护羌校尉营兵全部来自凉州，由此可知，东汉在对羌战争的后期，已由兼用内地、凉州武力，改为专用凉州武力（注：唯有永和五年一次例外，事见《西羌传》。） 。
《后汉书·虞诩传》：永初初，“羌胡反叛，残破并、凉”，邓骘欲弃凉州。郎中虞诩闻之，乃说李修（注：袁宏《后汉纪·安帝纪》作张禹。）曰：“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注：《后汉纪》作“烈士武臣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虞诩谙于西北民情，由其为任尚所进御羌之计，已经得到证明，因而他的看法，应该是贴近实情的（注：《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四四九皆载虞诩以武都太守平羌人事，亦知此人对羌作战颇富经验。）。如上所述，在与羌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东汉政府的策略屡经调整，最终落实到虞诩提出的组建万余骑兵的方案；而这批精骑的人选，事实上大多出自于边地，尤其是“土风壮猛”的凉州。与此同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的凉州人士，则迅速取代“余州”人士，成为这支新军的统帅。
《西羌传》叙述东汉对羌用兵的过程，又论及汉军诸将的表现：“中兴以来，边难渐大，……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飚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陈，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西羌传》所举诸将，邓骘为东汉开国功臣南阳邓禹后裔，和熹邓太后之兄；任尚、马贤籍贯不明，史籍至少未说他们是凉州人。皇甫规、张奂、段皞即“凉州三明”则均为凉州土著。东汉政府选择对羌战争的主要将领，前后有所变化，突出的一点就是凉州人地位的上升。
我在《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刊于《历史研究》 1995年第4期）一文中提及窦融、梁统、马援一班西州将领，东汉初年相继奉诏进京之事，认为光武的意图在于切断他们与凉州地方武装的联系，防范陇右、河西割据形势的再现。桓帝以上诸帝发兵西讨“叛羌”，一般不用凉州人担任主将，大概也有类似的顾虑。
然而，由于永初之后“边难渐大”，邓骘等一班朝廷指派的“余州”将领，大多难于应付局面。《后汉书·皇甫规传》：“规虽在布衣，见（征西将军马）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乃上书言状，寻而贤果为羌所没。”又延熹中皇甫规上书，回顾东汉与羌人的战事，说：“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资治通鉴》载此事，胡三省曰：“谓邓骘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鹯阴河。”《西羌传》谓汉军“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与皇甫规所言相符，只是范晔将皇甫规、张奂与邓骘诸人一并而论，提法不够准确。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东汉政府不得不调整以往的用人之策。
皇甫氏为安定朝那大姓，本传记其祖父棱为度辽将军，父旗为扶风都尉（注：《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父节为雁门太守，节即规兄。）。唐长孺先生《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指出：汉代的刺史、太守、县令的僚属，必须由当地人充当。大姓子弟享有优先的权力，功曹一类“大吏”、“右职”，更是毫无例外地由当地“衣冠子弟”担任。皇甫规被辟为本郡功曹，就其家庭背景而言，当然是很够资格的。问题在于“郡将知规有兵略”，显然更加看重皇甫规的军事才能，而不仅仅是他的出身。
皇甫规在安帝时另有一篇求乞自效的上书，他说：“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愿假臣两营二郡（注：据李贤说：“两营谓马贤及赵冲等。”但此疏下文又称“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两营”在这里指赵冲之营，显然是讲不通的。），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以陈。”本传称“时帝不能用”，可知皇甫规的建议并没有被接受。不过皇甫规上书言及的种种现象，却无疑都是事实。
皇甫规将东汉对羌战争一再失利，归咎于马贤诸将。《西羌传》又说：“诸将（引者案：上文时间限定在永和元年至永嘉元年，故此处“诸将”仅指邓骘、任尚、司马钧、马贤、赵冲等人，而不应包括“凉州三明”。）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这里提到的马贤等人，或“不恤军事”，或腐败放纵，汉军的战斗力因此受到严重侵蚀，对羌人的战争也不免屡遭败绩（注：《后汉书·邓骘传》载邓骘败归京师，“朝廷以太后故”，反而隆重迎接，西征将领中的腐败风气，与皇室的姑息纵容不无关系。皇甫规激烈抨击马贤之辈，实际上已影射到朝廷的用人之策。）。
凉州将的做法则与马贤等人迥然而异。如《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其延熹五年（公元 162年）发先零降羌“共讨陇右”（注：范晔既言“共讨”，可知皇甫规所部并不限于先零降羌。本传又谓延熹四年，规以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破“叛羌”，次年皇甫规讨伐陇右时，军中还应留有一些“关西兵”。），其时“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后汉书·段颎传》曰：“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前引皇甫规上疏称“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此前安定太守亦“知规有兵略”，可见皇甫规所言并非虚饰之辞。《西羌传》谓段颎之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情态，穷武思尽飚锐以事之”。蔡邕亦称“段颎良将，习兵善战”。他们不但作战勇猛，精于兵略，熟悉地形，而且了解羌人的活动规律，《西羌传》说段颎“练戎俗之情态”，《后汉书·皇甫规传》又谓规“素悉羌事”。凡此种种，显然都是马贤诸将望尘莫及的。“凉州三明”最终在军事上脱颖而出，取代“余州”人士，相继成为对羌战争的主帅，应该说是朝廷不可避免的选择。
另外，从选举制度看，东汉中期以降，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武猛”之选日渐频繁，也为凉州将领的升进创造了条件。
如所周知，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是察举与征辟，察举又分常科（岁举）和特科，其名目前者如秀才（茂才）、孝廉、廉吏；后者如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等。不过，这些科目选举的对象多为文职。
两汉时代的武举，人所习知的有所谓“六郡良家子”之目（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径将此科收入《选举考》“武举”类。），《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期门、羽林，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可见这些“以材力为官”的“良家子”，全部出自于凉、并二州。史籍所载西汉时以“六郡良家子”应选者，计有北地公孙贺、傅介子、甘延寿、陇西李广、赵充国、上党冯奉世等六人（注：见《汉书》各本传及徐天麟《西汉会要》卷四五《选举下》“从军”条。），东汉时则仅见汉末董卓一人。尽管如此，我们推测此科经两汉四百余年始终未绝，大概是不错的。凉州之士往往藉以获得军职，李广、赵充国更是蔚为一代名将。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七月，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注：见《汉书·成帝纪》。劳干先生《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将“武猛兵法”归入特科，是正确的，然而他复谓此科始于哀帝时息夫躬的建议，则不够确切，因为息夫躬建议一事，显然在成帝诏“举勇猛知兵法”之后。）而自东汉安帝时起，“武猛”之举更是屡见不鲜，其名目则有“明晓战陈任将帅”、“武猛堪将帅”，以及“刚毅武猛有谋谟”种种。至于选举的对象，无疑都是武官。此科通行于安、顺时期，大概与“羌患”的升级有关。此科之设，无疑又使“习兵壮勇，实过余州”的凉州人士，在以“六郡良家子”补羽林郎之外，得到更多的入选将帅的机会。
事实上，西汉成帝初立“勇猛知兵法”之科时，选择的对象已限定为“北边二十二郡”。西汉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匈奴，无庸赘言，北境诸郡民风也最为剽悍，自然是所谓“勇猛知兵法者”荟萃之地。东汉中后期的边患则主要来自西北的羌人，西北诸郡“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已见上述，因而东汉朝廷的“武猛堪将帅”之选，也应集中于西北边陲尤其是凉、并二州（注：西汉时期的所谓“北边之郡”，严格说来只有辽东、辽西、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西河、上郡、五原、朔方，其总数不过十二，《汉书·成帝纪》作“二十二郡”，可能衍一“二”字，亦有可能是包括了西北即凉州诸郡。《后汉书·窦宪传》载章帝章和二年发“缘边十二郡骑士”讨北匈奴，胡三省释“缘边十二郡”为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安定、北地。其中安定、北地均隶凉州。范晔作“缘边”而不用“北边”，大概是考虑到这一问题。不过，凉州诸郡应属“边郡”或“缘边之郡”，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东汉自边郡选拔“武猛”之士，凉州各郡必然也在其中。）。汉末郑泰谓“山东之士，素乏精悍”；“关西诸郡，颇习兵事”。又谓“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云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至于郑泰称董卓“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则可以说是“三明”之后多数凉州将领共同的经历。
据《后汉书·段颎传》载，桓帝时“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遣兵讨之。”“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讼）[颂]荐颎，乃拜为中郎将。击窦、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其实偏重的是“武”。段颎得以入选中郎将，正是由于他“武猛任将帅”，东汉政府希望借助其军事方面的才能，平息青、徐地区的叛乱。不过，本传紧接着又说：“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段颎最终还是回到对羌战争的前线。
上引安定太守以皇甫规“有兵略”，而“命为功曹”，则是征辟方面的例子。皇甫规一旦应辟，马上就要率军“与羌交战”。可见东汉后期的凉州之士，不论他们以何种途径入仕、升迁，迟早都要参与对羌人作战。《后汉书·皇甫规传》：“延熹四年秋，……护羌校尉段颎坐征。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效。……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皇甫规也是通过察举，升任西北汉军主帅，担负讨羌之责任的。这些事例说明：东汉中后期的战争形势，促成选官制度的变化；选官制度的变化，又为凉州之士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据《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段颎传》统计，桓帝时期投入对羌作战的军队，不论总人数，还是其中关东郡兵的数量，都大大少于安顺时期。东汉军队的数量明显减少，在战场上却取得更大的胜利，表现西北军队尤其是凉州武装，已具备强劲的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的形成，又是同“三明”等人主持西北军务一事密不可分的。
凉州将领在东汉与羌人的战争中，逐步取代“余州”人士，占据了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他们最终成为朝廷依赖的基本力量。文献有关桓、灵时期对羌战争的资料，文字繁杂，无法一一引述，简而言之，东汉王朝依靠“凉州三明”等一批凉州将领，最终扭转了对羌战争的被动局面，基本上摆脱了“羌患”的困扰。
“凉州三明”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使他们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控制了汉军之中最为精锐的部分，因而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上升的机会。
二、“凉州三明”的归宿及其政治意义
桓、灵之际，凉州将领相继领兵进京。《后汉书·张奂传》曰：“建宁元年，振旅而还。”同书《段颎传》曰：“（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注：《太平御览》卷三三八引《东观汉记》作“马骑五万余匹”。），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转执金吾、河南尹。”他们当时在军事上居于关键地位，已为人所共见。《段颎传》载永康元年（公元 167年）桓帝谓“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反映东汉最高统治层对凉州将实力的估计。本传说张奂“振旅而还”，可见他是与其“强众”一同返回洛阳的。段颎“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其进京时的兵力，更在张奂之上。张、段二人麾下之兵，不论就人数还是战斗力而言，都在戍卫京城及宫省的禁军之上。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可以像中平末年进京的董卓那样，凭借强大的武力，将汉帝挟持在手。他们至少也可以造成一种凌驾皇权、控制中枢的局面。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张奂、段颎并未选择这样的道路。他们最终放弃了军权，并且在党人名士与宦官的尖锐冲突之中，迅速倒向不同的政治营垒。观察桓、灵之际“凉州三明”进京后的动向，有助于我们分析凉州集团曲折的发展道路，进而认识汉末复杂的政治形势。
《后汉书·张奂传》载其进京之际，“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范晔并未说明张奂“振旅而还”时带的那一批“强众”，是否也参与了此事。另据同书《窦武传》，是役窦武“召会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案“五校士”亦即“五营士”，窦武“召会五校士数千人”，应当占了五校士的大部（注：其时窦武兄子绍为步兵校尉，同党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驰入步兵营”召会五校士，步兵、屯骑之士应在其中。），张奂、周靖续发“五营士”，余者不会太多。然而，窦武部下的“五校士”后来却纷纷倒戈。《后汉书·窦武传》说：“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宦官王）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营府”，《资治通鉴》胡注：“谓五营校尉府也。”“营府素畏府中官”，由此导致窦氏所率五校士的叛变，大概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绍即云：“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但是，宦官曹节等人于窦武举兵向阙的紧急关头，“矫制”使张奂领军与窦氏对抗，此事又表明：曹节一党希望张奂这时出场，能够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那么，张奂的特殊作用，究竟是什么呢？由于材料匮乏，我们在此只能作些推测：首先，张奂当时已是军功显赫的名将，他在东汉军队包括禁军当中，大概都有很高的威望。张奂这样的人物，一旦出现在宦官的阵营之中，自然会严重瓦解窦氏方面的军心；另外，尽管张奂麾下的所谓“强众”，仓促之间未必能够出战，可是他“振旅而还”一事已广为人知，他的背后有此强兵为依托，自然就有一种震慑之力。我怀疑，这些就是曹节、王甫等人迫不及待地抬出张奂，与窦武之五校士对抗的原因。
窦武、陈蕃败后，张奂“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注：《后汉书·张奂传》。），而党人名士对张奂则颇为不满，袁宏《后汉纪》在记叙窦武自杀、陈蕃入狱而死一事后，接下来又说：“义士以此非（张）奂。”问题在于，张奂的家世背景、仕宦经历乃至文化习养（注：据《后汉书·张奂传》：“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初辟大将军府，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又迁使匈奴中郎将。延熹六年，拜武威太守。举尤异，迁度辽将军。延熹九年，征拜大司农。是年秋，复拜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奂以《牟氏章句》四十五万余言，浮辞繁多，减为九万言。其在军中，亦与弟子讲诵。及为阉党所陷，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北堂书钞》卷五三引司马彪《续汉书》亦谓奂“该览群籍，古今详备”。张奂一贯追求名节，其拒受羌豪金马事已见上述；《北堂书钞》卷五三引司马彪《续汉书》谓奂“素有清节，当可否之间，强御不敢夺也”；又《太平御览》卷八一八引《续汉书》曰：“张奂少立志节，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张奂传》载其转太常，时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均与一般党人名士无异；其立身行事以及思想感情（注：《后汉书·张奂传》曰：永康元年，张奂大破“叛羌”，“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奂于窦武、陈蕃死后，上疏为其鸣冤。及转太常，又与刘猛等人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大为宦官曹节之辈所疾。），又与党人名士极为贴近。那么，他在党人名士与宦官集团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何以会站到宦官势力一边呢？
《后汉书·张奂传》所言“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显然是重要的原因。本传于“奂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之下又说：“奂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奂深病为节所卖”，指曹节“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之率兵围剿窦武事。该传后论曰：“自鄛乡之封（注：李贤曰：“宦者郑众封鄛乡侯也。”），中官势盛，暴恣数十年间，四海之内，莫不切齿愤盈，愿投兵于其族。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而张奂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曹节等人“矫制”，假借皇权的名义，张奂因此受到蒙蔽，这里反映出他对东汉皇权的盲从。事实上，汉末士大夫在此问题上大多踌躇不前，如后来崛起的皇甫嵩、曹操等人，也都是如此，张奂当时的态度并不足怪。令人奇怪的是上引张奂的种种表现，业已证明他的名士资格；他进京之前，以“不事宦官”而受阉党贬斥，这样的立场，也应归入“有识”之列。然而，他对于“名士有识所共闻”的义举，竟是茫然无知！我们由此发现，凉州的“名士有识”者如张奂之辈，与中原的党人名士，乃至像陈蕃、窦武那样的名士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
那么，凉州与中原名士之间的隔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后汉书·党锢传》记叙东汉士大夫党派纷争之缘起：“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此事为人所习知，余英时先生据以提出：党事之兴与门生弟子之各推尊其师有关，“至于南北部之名，则又显示士大夫之地域分化，为当时士之内在分化之一重要层面”。余先生进而提出：党锢之祸发生之际，“士大夫之地域分化已甚为普遍”。他引述平原相史弼违诏拒绝上报“钩党”之例（注：载于《后汉书·史弼传》。），指明当时“各地士大夫皆有部党，即平原亦并不能免，此所以史弼得济活千余人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三收有孔融的一篇名文《汝颍优劣论》，余英时先生分析说：论辩的双方，孔融虽非汝南人，而陈群则籍属颍川，“故二人之争论正足以说明地域分化之观念已深入士大夫之心”（注：俱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六篇《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余英时先生的上述见解，我是赞同的。但对此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我们注意到：《后汉书·党锢传》所举“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35人，就其籍贯而言，兖州12人，豫州10人，冀州4人，司隶及荆州各2人，青、并、扬、益各1人，另有1人不明。这35人为汉末最负盛名的党人领袖，无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往往又各自代表了一个本地的士人群体。《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公绪恭〕、刘祗、田林为八交，或谓之八顾。”又《后汉书·党锢传》张俭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亦称“八俊”、“八顾”、“八及”，“刻石立
，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朱并上书尽管多诬陷之辞，然而我们由此可知，乡里之谊乃是党人名士互相联系的重要纽带。也就是说，《后汉书·党锢传》中党人名士的籍贯分布，大致反映了全国的普遍情况。
显而易见，汉末的党人名士，只是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特别是党人领袖最多的兖、豫两州。而党人名士荟萃之地，正是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之下，凉州等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其士人则难于跻身党人名士的行列。《后汉书·党锢传》中出现的人物，隶籍边州者极少，凉州之士竟无一人，就是确凿的证据。
《后汉书·虞诩传》永初四年，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虞诩闻讯，乃说太尉李修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修善其计，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朝廷采纳虞氏之议，只是一项权宜之计。不过，此事恰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凉州子弟的仕进要比内地人士艰难得多。
凉州之士因此不免自惭形秽，如《后汉书·张奂传》载其论功当封，当宦官所阻，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张奂急于脱离原籍，可见凉州士在社会观念中是低人一等的。张奂的内徙与旧制未合，仅为一个特例，其他凉州士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籍贯。我们不难想象，在汉末的名士群体中，凉州士人是普遍受到歧视的，他们往往被中原之士当作异己。另一位凉州名将皇甫规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后汉书·皇甫规传》：“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当时“多见染逮”于党祸的所谓“天下名贤”，均为各地之“豪杰”，惟独凉州“豪杰”如皇甫规辈，不得豫于其事，这对他们自然是一种耻辱。皇甫规煞费苦心地想同党人群体拉上关系，一方面体现出他与党人群体在政治上的一致，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以往党人群体同凉州之士的疏远（注：本传谓“时人以为规贤”，可见他的上述作法已获反响，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皇甫规已被党人群体所接纳。）。
以上的讨论意在说明：汉末士大夫尤其是党人名士的地域分野，对凉州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凉州与中原士大夫之间，事实上长期存在隔阂。我们因此才能解释：张奂进京之初，何以在党人名士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一时竟无所适从，以至被曹节等人蒙骗，加入了宦官的队伍（注：《后汉书·窦武传》所载与窦武、陈蕃“共定计策”诸同志，尹勋河南人，刘瑜广陵人，李膺、杜密、荀翌、陈寔颍川人，刘猛琅邪人，朱寓沛人，冯述籍贯不明，但至少可以确定并非凉州人。范晔谓窦武、陈蕃谋诛宦官，“天下雄俊，知其风旨”，又言“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实际上，“天下雄俊”或“名士有识”，乃是通过参与密谋的尹勋诸人“知其风旨”的。窦武、陈蕃同谋者中无一凉州之士，也是造成张奂消息隔绝的原因。）。
张奂最终翻然醒悟，毅然站到党人名士一边，利用自己的功臣身份，屡屡为党人名士张目；皇甫规尽管受到党人名士的鄙薄，却竭力向党人名士靠拢，最终也获得党人名士的好评。由此可见：政治、文化上的认同，终归又要突破地域的界限。
但是，张奂、皇甫规的选择，在凉州诸将之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三明”之一的段皞进京后的表现，即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后汉书·段颎传》载建宁三年（公元170 年）段颎进京事曰：“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灵帝将大鸿胪派至镐上远迎段颎，大概有意观察段颎的实力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本传谓段氏“军至”，可见他的五万大军确已进抵洛阳城下。段颎由破羌将军转侍中，位秩未见下降，但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军权，失去了对麾下数万大军的控制。他的实力地位因此一落千丈，他在朝廷中的政治前途，只能寄托于其他权贵或权势集团。
当时，“凉州三明”中的皇甫规、张奂，因为同情党人名士，拒斥宦官集团，而相继遭到打击，政治上已是一蹶不振（注：据《后汉书·皇甫规传》：规在凉州，“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及征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下之于吏。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张奂传》：建宁二年夏，奂因灾异上疏，请求明宥窦武、陈蕃，急为改葬，“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与尚书刘猛等“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段颎的命运，最初却与皇甫规、张奂判然有别，他于建宁四年（公元 171年）、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两度出任太尉，地位显赫一时。 段颎何以会有这样优越的境遇？据《段颎传》称：“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可见他进京后官路顺畅，乃是由于主动投靠阉党，选择了与皇甫规、张奂相反的政治立场。
段颎“曲意宦官”，有意“保其富贵”，与张奂的误入歧途，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段颎采取上述立场的背景，却值得进一步分析。我在前面提到，东汉士大夫的地域分化，对凉州人士的政治取向有所制约。皇甫规、张奂长期与名士群体关系疏远，甚至一度受其排斥，段颎进京之前，更难于被党人名士所接纳，是可想而知的。不过，由于皇甫规、张奂二人的家族背景、文化素养，与一般关东党人名士极为近似，所以他们坚定地支持党人名士，并最终跻身党人名士的行列。这又表现出一种倾向：即以地域区分社会阶层，势必让位于以文化区分社会阶层。我在《董卓进京述论》（刊于《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 期）一文中，已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本文不拟赘言。而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寡于学术”的凉州（注：据《后汉书·盖勋传》载中平元年（公元 184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凉州刺史左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枭代之。“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宋枭欲多写《孝经》，使家家习之，以期消弥凉州的寇叛，乃是迂腐之论，盖勋当时就说此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但宋枭所谓“凉州寡于学术”，却反映了汉末舆论对凉州文化方面的评价。），像皇甫规、张奂那样世代官宦、儒学传家的人物，实在并不多见。《段颎传》谓颎为西汉西域都护段会宗之“从曾孙”，即使段颎确系会宗之后，与会宗的关系也是相当疏远。段颎祖、父之名位未见记载，其家族地位可以肯定是不高的。本传又称“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他的儒学造诣，与张奂、皇甫规不能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学术背景的差异，乃是造成段颎与皇甫规、张奂政治上分道扬镳的深层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段颎代刘猛出任司隶校尉之后，完全堕落成宦官集团的爪牙，他极力打击党人名士，以博取阉党的欢心（注：《后汉书·宦者曹节传》：“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颎以它事奏猛，抵罪输左校。”案此时距第二次党锢之狱，已有四五年之久，因而段颎绝不可能是像张奂那样不明真相，一时为宦官所蒙蔽。）。宦官集团内部派系甚多，段颎依附于中常侍王甫，从而获得晋升三公的机会（注：《后汉书·段颎传》称：“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明年，代李咸为太尉。”）。
但是，段颎在政界的发迹，既有赖于宦官的庇护，实际地位就十分脆弱。《段颎传》：“光和二年，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颎，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结果段颎不但未能“保其富贵”，甚至也未能保全性命。
如前如述，“凉州三明”进京后，尽管在党人名士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选择了对立的政治立场；但他们最终同样受到严厉的压抑，相继失去在中央的权力，事实上又有类似的归宿。进一步说，包括“三明”在内的凉州将领在东汉政坛上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军权：在“各拥强众”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然会得到各方乃至汉帝的尊重；反之，当他们丧失军权之后，不管是像皇甫规、张奂那样积极追随党人，还是像段颎那样一心投靠宦官，统统都没有出路。
凉州诸将在东汉末年面临两种抉择：一是拱手交出军权，放弃在朝廷的实力地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其它政治势力决定；二是始终把握军权，保持对皇权的威慑之力，进而控制中央乃至整个帝国。“凉州三明”走的是前一条道路，他们不可避免地迅速退出政治舞台；而继“三明”之后崛起的凉州将董卓，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当然也就与“三明”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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