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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我们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
十六大闭幕以后不久，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他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当前形势下为什么要重温“两个务必”，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要从历史经验和新形势下推进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事关执政成败、政权兴亡的大问题
“两个务必”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打败了强大的武装反革命。随着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考虑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巩固政权、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治本色的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就向全党高级干部严肃地提出防止骄傲的问题。他列举党的历史上因为取得了一些胜利而骄傲，从而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失败的深刻教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同上第3卷第947页）当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总结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后，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而失败的深刻历史教训。党中央将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学习，要求大家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从执政党成败、政权兴亡的高度来提出这个问题的。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仅仅4个月零19天中，我们就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巩固政权、建设国家问题的同时，就认真研究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上第4卷第1438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一个是如何坚持艰苦奋斗。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是简单地从个人修养、共产党员修养的角度提出问题，而是从党处于执政地位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力的高度，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从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高度提出问题。
为了防止骄傲，当时采取了以下一些重要措施：“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同上第1443页》）毛泽东同志还强调，不应当将中国党的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一位同志的文章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党内‘六不’，即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不拍掌、不以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把中国的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见《江南论坛》2003年第3期第5页）。以上这些，都是在胜利以后，很容易出现的不健康现象。对此，党中央都及时下了禁令，也为全党作出了榜样，得到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二、“两个务必”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
我们党执政已经50多年，回顾历史，建国初期，“两个务必”做得比较好。我们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一部分同志违背“两个务必”的倾向。因此，整个党组织的状况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逐渐出现。
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列席会议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提出要重视农民的意见。结果是不但拒纳他的建议，还将他当作反革命严加批判。这不但不符合民主原则，也有违谦虚谨慎。以后，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也不重视来自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从而导致“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对我们的事业，对党组织本身，都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回顾我们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承担起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历史责任，这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课题。要研究探讨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两个务必”确是两大关键。
一个问题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建设的伟大成就，又掌握了国家政权，人民信任我们，颂扬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能摆正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是否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还能不能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并且从思想上、制度上、具体措施上、具体形式上体现出来。这确是一大考验。
另一个问题是，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掌握了国家权力，大批党员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当了“官”，手中有了权力，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也日益改善，各种诱惑又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能带领人民艰苦创业，是否能同人民同甘共苦，是否能廉洁奉公，是否能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又是一大考验。
总结我们党50多年执政的经验，什么时候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就生气勃勃，事业就能较好地前进；什么时候背离或丢弃了“两个务必”，党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事业就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是执政党建设重要的客观规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组织的领导人，如果背离“两个务必”，就要走下坡路，就会栽筋斗，甚至被各种各样的糖衣炮弹击倒。这已有大量实例。
我们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还说明，坚持“两个务必”，很不容易。50多年来，背离“两个务必”的现象屡屡发生。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曾经出现个人迷信、歌功颂德盛行的现象；更有甚者，近些年来，出现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厚颜自夸的现象；在我们的实践上，曾经一再出现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问题；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搞特权，搞特殊化，搞腐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为什么坚持“两个务必”不容易？这是很值得我们直面现实加以深思的一个问题。
坚持“两个务必”，首先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是党性问题，也是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问题，更是党内的民主制度和机制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不能孤立地就党论党，而是要把党的建设问题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相联系。党内背离“两个务必”现象的出现，也同国家民主法制不完善直接有关，特别是同家长制现象下的人治直接有关。以上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三、倡禁互济 认真落实
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很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要看到有利条件，还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自觉地坚持“两个务必”，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推进党的建设。更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符合“两个务必”的不谦虚、不谨慎、不艰苦奋斗等等现象，还相当多。对这些现象，不但人民群众不满意，广大共产党员也不满意。
落实“两个务必”，首先要倡导，也要下禁令。
坚持“两个务必”，贵在自觉。因此，要加强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要进行基本国情的教育，深刻认识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地艰苦创业。鉴于50多年来，颂扬个人、突出个人的现象习惯性地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教训，恢复唯物史观，制定了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群众的方针，但这个重要方针的落实很不理想。因此，很有必要结合历史实际，对领导干部，对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在思想上真正弄清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弄清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的20多年中，人民群众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摆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
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做起。从根本上说，作风是带出来的。优良作风不是靠一纸决议、空泛号召而形成的。这是我们党进行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作风建设的规律。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是无声的命令。落实“两个务必”，作为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要严于律己，注重“小节”，从一件一件的具体事情做起，就会影响大家，蔚然成风。
坚持“两个务必”，也要来一点硬的措施。七届二中全会下了几条禁令。现在看来，很有成效，有些很容易发生的现象，如以党的领导人名字作街道名、企业名、地名，给领导人祝寿等等，都有效地防止了。这些禁令本身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明确，没有弹性；二是，大家都知道，谁违禁，众目睽睽。这是其有效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成功的经验。现在，很有必要依据当前的情况，并参照别国的好经验，下几道新的禁令，比如，不准到辖区边界迎送领导人，不准搞领导人的大幅宣传画，不准随意用警车开道，除必要的礼仪场合外夫人不要随意上镜上屏幕等等。
对照“两个务必”，应革应兴的事很多，创新的余地也很大。落实“两个务必”，也要有改革的精神，要结合党的各方面建设，特别是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有些要求要尽可能体现在制度上，使之有制度的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要求，如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保证，再加上教育督察不力，没有多久，这些好的做法就被淡忘了。这是一个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