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单国宏[1]2002年在《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丝绸工业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生产能力、技术装备、研究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通过本文的调查,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几年来我国生丝产量已占世界生丝产量的70%以上,生丝的偏差成绩也提高很快,与巴西、日本生丝相比差距也在缩小。但是中国的生丝还存在着清洁、洁净成绩差等不足,如果要克服,必须要从原料茧质着手;随着中国进入GDP高成长时期,东部地区的丝绸业将面对人力成本、土地费用等的上升,使得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蚕丝业的发展优势在逐渐减弱,西部地区将是我国丝绸业的原料和初加工基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由于东西部的差别,丝绸行业还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利用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东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调整丝绸行业大的产业结构,给丝绸工业注入新的活力。使得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健康地发展,使中国丝绸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袁华平[2]2005年在《富安茧丝绸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茧丝绸行业的光辉已不如昔日耀眼,特别是1994 年~1996 年的蚕茧大战,使我国茧丝行业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是对行业重新洗牌及企业改制、改革;产业从东部的中心城市向西部地区转移;产品从简单的原料向半制品和制成品等深加工方向发展;产业链上的每一环节都经历了市场的洗礼和考验,从养蚕人直到丝绸的最终消费者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国内许多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并不平衡,纵然有地理、气候、交通、信息、技术及传统产业的约束和影响,但各企业的发展和创业历程各有特色。况且茧丝绸产业还承担了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角色,希望蚕茧产业化能融入规模经济、产业经济和工程经济的丰富内涵。那么如何以微观角度,审时度势运用科学的企业经营和管理理论探讨茧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从组织创新和企业竞争战略理论角度,以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为实证,总结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产品接近生产链源头的企业如何建立稳定的经营业态的途径,通过分析实行茧丝绸产业化经营的几种实践性模式,探求其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在今后探求这一传统产业中企业与农户的相互关系及应对市场风险等问题上有新的思路。

陈宇峰[3]2005年在《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丝绸产业是我国古老的传统产业,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做出了特殊贡献,也是能够主导世界茧丝绸市场趋势的优势产业,具有发展前景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实现茧丝绸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古老的产业焕发青春,永葆活力,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对我国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丝绸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我国丝绸产业的现状与任务的分析,探究丝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丝绸产品生产的技术性和丝绸产品开发的广延性方面提出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思路,从而促进中国丝绸产业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杨和荣[4]2005年在《我国茧丝绸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茧丝绸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功勋产业”,是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优势产业。目前,全国涉及种桑养蚕农民达2000多万户,拥有丝绸工人100多万,丝绸产品的7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量的70%,蚕茧和生丝出口占世界的8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茧丝绸业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波动很大,每次起伏都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近几年,印度、巴西、泰国、越南等国家茧丝绸业快速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对我国茧丝绸业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深入研究茧丝绸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1.茧丝绸业发展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回顾我国茧丝绸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强盛、社会安定茧丝绸业就兴旺发达,国家衰落茧丝绸业必遭重创。如西汉初期和唐朝,国家强盛,茧丝绸业空前繁荣、业绩辉煌;清朝末期,国家衰落,茧丝绸业日渐萎缩,茧丝绸生产中心地位由日本取代,结束了我国茧丝绸业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茧丝绸业快速发展,自1970年至今,我国茧丝生产又恢复到世界第一。 2.茧丝绸行业产业链长,是一个典型的系统工程。茧丝绸业,包括育桑苗、种桑、育蚕种、养蚕、收烘、缫丝、织造、精炼、印染、制成品加工、丝绸流通贸易等20多个环节,产业链相当长,跨越一、二、叁产业。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3.管理体制不顺是产生茧丝绸业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茧丝绸管理体制不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蚕茧生产、丝绸生产、内外销和蚕茧收购,分归农业部、纺织部、商业部、外经贸部负责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容易出现只顾各自部门的利益,不顾全局利益,政出多门、管理分散和工作效率低下,以致出现宏观失控,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4.要避免茧丝绸行业大起大落,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和茧丝绸行业运行都带有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周期性波动振幅与宏观调控有关。没有宏观调控,就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如1995年蚕茧产量达1520万担,达历史最高峰。但到1996年骤然跌入谷底,产量为860万担,减产43.4%。针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外向型茧丝绸行业的冲击,国家采用了厂丝储备等宏观调控手段,有效遏制了茧丝绸行业下滑。 5.技术进步是推动茧丝绸业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桑树各种载培方法的成功,特别是嫁接桑的出现,促进了桑蚕业的优质高产。缫丝车从手摇到脚踏,型板印花取代手工描绘等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进步使我国茧丝绸业数千年领先于世界。但目前我国丝绸加工技术落后于意大利和法国等,我国丝绸产品价格只是意大利和法国的1/6。因

陈涛[5]2012年在《中国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蚕业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是具有资源优势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蚕桑产业链长(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服饰),覆盖面广(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举,在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我国蚕丝业是典型的外向型产业,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化,我国蚕桑产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更加凸显,如产品单一、效益低下、行业不稳等,同时还面临新兴养蚕国家越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关于我国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十二五”发展规划与现状、“西部大开发”和“东桑西移”战略调整为时代背景,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分析与综合研究等方法,在比较全面地分析我国蚕桑产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蚕桑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阐述我国蚕桑产业发展所具备的国内的产业竞争力与国际竞争力;从蚕桑产业自身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蚕桑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进行研讨,并结合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产业案例,分析现阶段我国蚕桑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的市场变化,探索在新形势下我国蚕桑产业的发展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蚕桑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策与措施,以推动我国蚕桑产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通过本论文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调整中逐步建设高起点较稳固的优质蚕茧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蚕桑生产主产区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在“东桑西移”、“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引领下,逐渐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表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出现新的产业问题。因此,在国家政策导向上应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国家财政支持上应集中资金在中西部地区着力打造具有较高桑园管理水平、较好的养蚕基础设施、较完善的技术推广体系的年产优质干茧达到千t以上具有示范效应的蚕桑生产基地,以利于稳定蚕茧产量,保持茧丝资源优势。为此,还应同时做好各主产区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规划,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2.举国家与行业之力争取蚕丝及其制品的定价主导权。自1970年以后茧丝产量重新跃居世界首位以来,近40年时间里,我国的蚕桑产业一直处于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数十年里主要是靠数量取胜,难以确立强国地位,特别是产业终端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品牌名牌战略,实现以质取胜。同时,国家应加大厂丝储备、采取有力措施,设法基本稳定国内茧丝价格,以避免因茧丝价格大幅波动而导致蚕桑生产大起大落。通过稳定国内茧丝价格,杜绝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逐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蚕丝及其制品的定价主导权。3.理顺茧丝绸行业的管理体制促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蚕桑产业涉及桑树栽培、家蚕饲养、蚕茧收购、缫丝和丝绸制品开发经营等诸多方面,分属农工商贸数个部门,产业链条长,加上分布面广,前后道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利益纠葛、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国家茧丝绸协调机构,应该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加强茧丝绸行业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设法基本稳定国内茧丝价格,避免出口市场的无序竞争,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与品牌战略实施,以夯实行业发展基础,引领行业发展方向。4.加强科技创新建立以省力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养蚕技术及经营体系。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外出农民工增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农民经营收入门路多元,粮棉油果菜等大宗农产品轻型栽培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养蚕业在农村中的竞争力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栽桑养蚕单位土地面积收益和单工劳动报酬已从优势向劣势转变,并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鉴此,需要切实加强科技创新,从品种选育到主要作业技术,从简易设施到机械化设备,从共同催青、小蚕共育到适合集约经营的所有环节,即从技术、装备、经营多管齐下,尽快建立以省力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养蚕技术经营体系。5.推进桑蚕茧丝资源综合利用延伸开发非绢丝产业。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特点的循环经济意识,正在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桑蚕茧丝资源综合利用研发工作也已经取得一批丰硕成果,桑枝培养食用菌与重组板材、蚕沙提取药用原料、桑椹生产饮料、桑叶开发饲料等开始步入产业化,丝素丝胶的应用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桑蚕茧丝资源在固守传统的绢丝产业的同时,正在通过延伸开发进入多个非绢丝产业。这种发展态势,对提高桑蚕茧丝资源利用率、增加栽桑土地产出率、增加养蚕农户收益率以致增加整个蚕桑丝绸行业的附加价值,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花大力气给予引导和支持。6.切实激活和开拓内需市场,逐渐降低蚕桑产业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长期以来,我国作为蚕茧和生丝的输出大国,并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导致我国蚕桑产业陷入受国际市场变化而大起大落的怪圈。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如何激活和开拓蚕桑产品的内需市场,是关系到我国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依靠科技创新,开发适应国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明需求畅销产品,提高产业各环节的生产效益,是拉动内需和降低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性的关键。

陈艳华[6]2007年在《四农问题与丝绸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就“四农”问题与丝绸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讨论。所谓“四农”问题,即在原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出现的农民工问题。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并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方法。首先,分析了中国蚕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并从桑蚕茧生产量、桑园面积以及蚕业成本叁方面对世界原主要蚕业生产国进行蚕业比较,充分证明了中国在蚕业生产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然后,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情况着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所带来的“四农”问题进行分析,运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类型以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最后,针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浙江省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叁地的“四农”问题与蚕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得出了如下解决方案,即重视新老蚕区建设,要注重改革老蚕区和开发建设新蚕区,弥补老蚕区萎缩的缺陷;努力进行技术创新,着重开发一些省力化技术,提高养蚕的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当代新的科学技术——基因工程来改造蚕品种;稳步推进“东桑西移”工程;围绕新农村建设使丝绸可持续发展。

徐云松[7]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白永秀, 王颂吉[8]2015年在《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以发达国家为龙头、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价值链分工日益成为区域产业分工的发展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括中国、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近年来该区域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但仍然存在工业分工水平较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构建工业价值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层级互补的工业体系,这为构建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枢纽"、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价值链创造了条件。这将有助于中亚及周边国家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工业分工关系,推动相关国家实现工业经济协同发展升级。

汪威[9]2007年在《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中心城市体系构建及其空间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旅游业竞争已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区域性竞争。从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的要求来看,形成以旅游中心城市为主导,由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职能的旅游城市或旅游目的地组成的联系密切、分工合理、结构紧凑的旅游区域,并以此为单元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是一种必然趋势。丝绸之路作为我国的国际和国内精品旅游线路之一,丝绸之路区域旅游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竞争力,就有必要进行区域旅游合作,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之路。丝绸之路甘肃段,作为丝绸之路旅游线路的黄金段,旅游业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所谓的“深度开发”方式,亟求新的方法和思路来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实力。本文就是从旅游中心城市构建及其空间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业的发展,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1-3)。首先从论文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及意义、研究区域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分析,然后综述了国内外对旅游中心城市体系的研究现状,最后从旅游中心地理论、区域增长极理论、旅游圈理论、点—轴空间结构模式和城市群地域结构递嬗规律分析了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4-5)。首先提出了旅游中心性指数概念,设置旅游中心性指标体系,计算各“节点城市”的旅游地中心性指数,并对这些指数进行聚类分析,然后统计“节点城市”丝路文化遗存旅游资源的集中度,最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丝绸之路甘肃段“节点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聚类分析的结果和丝路文化遗存旅游资源的集中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确定出兰州市和敦煌市为一级旅游中心城市,嘉峪关市+肃州区、天水市为二级旅游中心城市,合作市、张掖市和武威市为叁级旅游中心城市,平凉市、金昌市和临夏市为四级旅游中心城市。第叁部分(6-7)。首先从旅游宏观政策、旅游资源状况、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交通和旅游人力资源几个方面分析了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中心城市空间一体化发展的支持体系,然后分析出构建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网络性,最大限度获取“旅游发展红利”的组团式旅游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业发展跃升的一种必然选择,最后分析出可以在丝绸之路甘肃段构建一个由一级旅游中心城市为主导、二级旅游中心城市为支撑、叁四级旅游中心城市为基础、东中西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立体化网络化的旅游中心城市体系,辐射带动并逐渐形成“二核、四带、五轴、六区”的总体发展格局。第四部分(8-10)。首先分析了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在区域旅游形象、旅游市场体系、旅游基础设施、部分分工与协作、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开发旅游精品体系、设计旅游精品路线、塑造旅游精品形象、加强旅游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培育旅游市场协调机制、采用旅游服务品牌整合营销策略、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论文结尾提出了论文创新之处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祁广军[10]2013年在《“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种桑养蚕的发源地,至今仍是世界茧丝绸生产、加工与贸易第一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国蚕丝业主产地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国东部地区蚕桑生产规模逐步缩减,桑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逐步下降。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家有关部门顺势提出了“东桑西移”产业发展战略。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紧紧抓住机遇大力推进蚕丝业发展,短短10年异军突起,用两个5年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即第一步“十五”末桑蚕茧产量跃居全国第一,第二步“十一五”末桑蚕丝产量登上全国首位,从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桑蚕茧丝生产与加工基地。本研究以“东桑西移”为时代背景,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即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以及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广西蚕丝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在综合产业结构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创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广西蚕丝业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围绕经济效益、政府政策、科学技术叁大关键要素,重点研究广西在承接东部蚕丝业转移过程中,产业链各环节取得的实质性发展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分析各大要素对推动产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推进广西蚕丝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一)我国蚕丝业产业转移存在其必然性,地处西部地区的广西有效有序的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蚕丝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出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2000年以来,广西桑园面积、蚕茧产量和生丝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加大,规模效益迅速扩大,并连年位居全国总量第一,在我国乃至世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广西首先承接第一产业种桑养蚕的转移,随后第二产业茧丝加工再转向广西,成功实现了“东桑西移”和“东丝西移”。同时“东桑西移”以来广西蚕丝业产业生命周期处在快速成长阶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与全国蚕丝业发展进入一个衰退期相比,广西蚕丝业表现出一个朝阳产业的基本特征,成为现阶段促进广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二)经济效益、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叁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广西蚕丝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经济效益是驱动产业发展的推手,政府政策是引导产业发展的关键。在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拉动下,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推进公平竞争、放开蚕茧市场,同时加大政策引导和财物扶持,组织发动蚕农种桑养蚕,鼓励企业投资办厂;广大蚕农和加工企业在较高经济效益驱动下,转变为自主发展生产的行为意愿,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规模不断扩增、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调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在经济效益驱动和政府政策引导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为广西蚕丝业科技创新注入了动力,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阐明了我国“东桑西移”花落广西的根本所在。(叁)现阶段广西蚕丝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优势和一定的内部劣势,同时发展机遇与威胁挑战共存。突出表现的优势为资源禀赋优、比较效益高、科技创新强、市场机制活、政府支持大、管理体制顺等;同时也存在基础设施脆弱、茧丝质量欠佳、精深加工滞后、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紧缺、经营组织松散等劣势。另现阶段广西蚕丝业的主要发展机遇表现在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市场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区域产业中心正在形成等;但市场价格变化多端、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其他替代品构成威胁、其他高效农作物影响以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等多种威胁与挑战无时不在。鉴此,本研究构建了SWOT分析矩阵,通过产业发展战略对策模型,提出了广西蚕丝业发展应坚持“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会、化解威胁”,选择符合实际并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战略对策,进一步做大、做强、做长、做优广西蚕丝业,全面提升广西蚕丝业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续写我国“丝绸之路”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单国宏. 苏州大学. 2002

[2]. 富安茧丝绸可持续发展研究[D]. 袁华平. 苏州大学. 2005

[3]. 丝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陈宇峰. 苏州大学. 2005

[4]. 我国茧丝绸业发展问题研究[D]. 杨和荣.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5]. 中国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陈涛. 西南大学. 2012

[6]. 四农问题与丝绸可持续发展[D]. 陈艳华. 苏州大学. 2007

[7].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8]. 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经济协同发展研究[J]. 白永秀, 王颂吉.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9]. 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中心城市体系构建及其空间一体化发展研究[D]. 汪威.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10]. “东桑西移”背景下广西蚕丝业发展实证研究[D]. 祁广军. 中国农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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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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