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研究——基于策略能力观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中国钢铁论文,竞争力论文,策略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钢铁产业在增长速度、产量规模、产品出口量等方面都创下历史新高，产业销售利润率也明显高于国内制造业平均水平，但在产业的国际竞争方面却陷入双向困局：一方面，虽然钢材出口量快速增加，但是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却一直难以提高，产业陷入低层次国际分工，并造成国内巨大的环境成本与资源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产量规模的扩大，对铁矿石资源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却一直没有掌握铁矿石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导致铁矿石进口价格的高涨，造成产业利润的大量流失。这一困局引发了中国钢铁产业“利润流向国外，成本留给国内”的说法，长此以往，对中国钢铁产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产业集中度（徐康宁，韩剑，2006）、企业规模效率（焦国华等，2007）、铁矿石进口（张宗成，王骏，2005；何维达，万学军，2008）、产业创新（张治河，谢忠泉，2006）、贸易救济政策（傅东辉，2007）等具体方面，对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的结构性偏差进行探讨，第二类是依据波特的“国家钻石模型”，对中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总体性分析（刘桂萍，2000；李鹏，2002；谭英平，2006）。然而，当前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却与一般性产业存在明显不同：在竞争力目标上，不仅包括产业利润，更涉及整体国民福利；竞争力方向不仅限于前向产品市场竞争，还包括后向国际资源的竞争；尤其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对手已具有强大市场垄断力，是否拥有制衡竞争对手垄断行为的策略能力对产业国际竞争越来越重要。这样，第一类研究没有从整体上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状况，第二类研究则难以揭示中国钢铁产业陷入国际竞争双向困局的根本原因。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出发，构建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体系，以准确分析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把握钢铁产业竞争力政策的目标、方向和重点。
二、基于策略能力观的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
1.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
迄今，主流的观点一直将产业竞争力看作是一个国家产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即生产率问题，Krugman（1994）更是认为竞争力就是生产率的代名词，我国学者也多以效率（张超，2002）、生产力（金碚，2003）、创新力（芮明杰，2006）等定义产业竞争力。我们将这种认为产业竞争力本质上就是生产率的观念，称为“生产率观”。与“生产率观”相对应，在分析产业竞争力的来源时，Porter（1990）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概括为“国家钻石模型”的6大环境要素，形成了产业竞争力的环境因素决定论。基于这一认识，许多学者分别从国内需求层次与国内竞争（Linder，1961）、产业集聚（贾根良，张峰，2001）、价值链（Porter，1990）、产业组织效率（张超，201）2）、创新及其制度环境（Winter，1984）等方面对如何提高产业生产率进行了探讨。然而，当今国际贸易强权现象越来越严重，财富的国家间分配对产业国际竞争结果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生产率就无法完全涵盖产业竞争力的内容了。如果舍弃国际自由竞争的条件，则产业的国际竞争就具有了与竞争者之间的策略对弈性质，产业竞争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本国产业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形成对竞争者策略行为的制衡。基于此认识，我们将产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产业主体为增进自己的利益，在产业的财富生产与分配中，与国际竞争者之间就产业利益分割所形成的互动性策略反应与制衡能力。这一定义突出了与竞争对手之间对弈时的策略制衡能力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核心作用，我们称为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
需要明确的是，在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中，“策略能力”不是指企业的一般性组织经营策略能力，或者企业“保持自身的技术和产品选择以及经营战略与该国比较优势一致性的能力”（蔡昉，2003），而是指产业主体为应对国际竞争者的策略行为所具有的策略能力。与“生产率观”比较，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范围，如表1所示。
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在外延上包含了“生产率观”的所有要素，而在内涵上则突出了产业国际竞争策略能力的目的性、针对性与整合性。具体来说：①产业国际竞争涉及企业与国家两层主体和产业利润与国民福利两层目标，“策略能力观”从产业国际竞争的目的开始，强调产业国际竞争主体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竞争行为的策略能力。两个层次的产业竞争力目标存在差异，可能导致两层主体之间国际竞争策略的冲突，削弱彼此的策略能力。因此，两个层次的产业竞争力目标能否协调一致，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②产业的国际竞争者不仅有国外同类产业，还包括与本国产业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的国外前向产业与后向产业。竞争者不同，其竞争优势与竞争策略手段也会存在差异，需要针对不同竞争者采用针对性的竞争策略，要求有不同的产业国际竞争策略能力。③产业竞争策略能力来源于比较效率和比较势力两方面，每个方面包含多种因素，各种因素又需要相互整合。效率源于技术与组织创新，势力源于资源的先机占有与控制：效率突出竞争中的内敛创造，势力强调各方力量的纵横捭阖；提高效率有利于促进发展活力，增强势力有利于控制潜在风险。效率因素与势力因素可以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形成实际的策略能力。
2.基于策略能力观的“三双模型”分析体系
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分析体系对这些因素的组织方式不同。目前常用的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平面多因素分析体系，二是多层次因素分析体系。Porter（1990）的“国家钻石模型”、J.Dunning（1993）的“国际化钻石模型”，以及Dong- Sung Cho（1994）的“9因素模型”和A.Rugman et al.（1993）的“双重钻石模型”都属于前者，而金碚（1997）的“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分析体系、朱春奎（2003）的竞争力来源层次结构模型、赵洪斌（2004）的“三角模型”等则属于后者。依据产业竞争力的“策略能力观”，本文结合两种产业竞争力分析体系的构建方法，建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三双模型”分析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竞争力的“三双模型”分析体系
注：图中实线方框表示产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虚线椭圆框表示产业竞争力因素的整合点，箭头连线表示竞争力因素的作用关系与递进方向；图的上半部分表示了产业竞争力的“三双”构成，下半部分（长划线－点框中的内容）表示产业竞争力的支持因素及其整合过程。
所谓“三双”，就是指产业竞争力的国民福利与产业利润双层目标、前向产业竞争力与后向产业竞争力的双向组成和包含产业比较势力与产业比较效率的竞争力双重来源。
（1）产业竞争力的双层目标。在国家层面上，产业竞争力最终体现为增加国民福利的能力；而在产业层面，“利润—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环环相扣（陈立敏，2003），利润水平成为产业竞争力强弱的直接体现，竞争力降低就是利润率的降低（Gordon，1994）。在充分竞争和市场完备的“全球产业”中，产业国民福利水平和产业利润水平是一致的，产业竞争力表现为生产力，“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需要不断提升和创造符合适当需求的生产力”（Porter，1990）。但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两者常常发生背离。这时，产业竞争力双层目标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产业国民福利水平＝产业利润水平－进口资源超额成本±产业社会成本（收益）净外溢±国内产业税收或补贴。双层目标的背离也会引起企业和国家国际竞争策略的冲突，为此，需要兼顾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以协调企业与国家的策略行为，整合两者的策略能力。
（2）产业竞争力的双向组成。策略性竞争是整体性的竞争，对于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产业而言，产业利润水平不仅取决于其前向产品竞争力，还依赖于其后向资源竞争力，任何环节竞争力的缺失都会成为竞争者的策略攻击点，损害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产业利润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分配以各环节的竞争优势为依据，如果只注意一个方向的竞争力而忽视了另一方向，即使产业在一个方向上取得获利空间，也会被另一方向的竞争劣势所吞噬。而对于“一头在外”的产业更需要国内国外竞争优势的协调，否则，在国内一头拥有优势而在国外一头居于劣势情形下，将会出现虚假产业竞争力，其国内优势所形成的盈利空间更会成为国民福利外流的增压器。例如，近几年旺盛的国内需求拉动钢材价格快速上涨，虽使中国钢铁产业得到一定的盈利空间，但随之铁矿石价格暴涨，产业利润向铁矿石供方转移，形成国民福利流失。
（3）产业竞争力的双重来源。产业竞争策略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竞争双方的优势比较，而比较优势主要通过本国产业与国外相关产业之间的比较势力与比较效率两方面因素来体现。比较势力是指一国产业对关键资源（如关键原料、技术、市场等）的垄断控制程度，分为前向比较势力与后向比较势力，其强弱决定着产业在前向与后向国际贸易中的相对定价能力。比较势力一方面表现为与其前、后向产业的势力比较，如中国钢铁产业与国际铁矿石供方和钢铁产品需方的比较；另一方面表现为与国外同业的势力比较，如果本国产业处于弱势地位，其前向或后向的国外产业就可以通过歧视性定价，蚕食本国的产业利润。比较效率则是指本国产业与国外同业比较的投入产出比率，也分为前向比较效率与后向比较效率。前向比较效率包括产品、市场的开发效率，而后向比较效率则指资源的勘探开发和转化效率。比较效率高，则该国产业通过同等成本更高产出或同样产出更低成本获得超额利润，形成竞争优势。从长期来看，比较势力与比较效率可以通过产业的持续积累而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在短期内，两者则通过策略联系而相互转化，例如，势力的增强会扩大产业资源配置的优化空间，提升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效率的提高不仅能够扩大竞争策略的选择空间，还会对同业竞争形成策略威慑，取得竞争博弈优势。另外，许多竞争力因素还同时兼有势力与效率特征，例如，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能够产生规模势力，还会形成生产与技术创新的规模经济，提高产业效率。
“三双模型”表示了产业竞争力目标、方向与来源三层次的多要素构成，然而，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又是通过产业国际竞争主体——企业与国家的竞争策略实施与动态整合体现的。因此，基于策略能力观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加强调产业国际竞争多重主体与多方竞争者之间势力与效率能力的比较、竞争与合作的环境。产业竞争力环境包括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国内环境包含了产业势力与效率的支持因素。而在产业链国际化发展背景下，国外环境中同样存在对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有利因素，但更多是作为本国产业势力与效率的对比因素，形成对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制约。
国内环境因素可分为企业策略能力因素和国家策略能力因素。企业策略能力的支持性条件对应了“国家钻石模型”中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以及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对手4个关键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企业”是从产业整体考察的产业内企业的总体，这些因素还必须通过市场融合才能真正形成产业国际竞争的策略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即使拥有丰富的要素禀赋或需求条件，亦难以转化为产业国际竞争的策略能力。而且，高级生产要素、预期型需求、相关产业的支持效应和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者又必需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才能形成。因此，企业策略能力因素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产业的整体性效率与势力，属于市场性因素。国家策略能力因素是非市场性因素，主要通过三类行为方式影响产业的效率与势力：一是引导和促进企业策略能力因素的发育；二是实施产业保护，直接改变产业的比较势力；三是运用补贴、税收等杠杆，调节产业利润与国民福利水平，目的是消除外部性，协调产业竞争力双层目标。当国际市场存在强大垄断势力时，国家的直接策略行为对提高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许多“突发性”事件对本国产业的冲击相当猛烈，只靠企业的自发力量难以抵挡；当国外垄断行为出现时，本国产业也需要通过国家的直接策略行为应对；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完善的产业自组织体系，在应对国际竞争方面缺少有力的市场主体，国家的直接策略行为具有形成合作博弈焦点，引导产业合作的作用。当然，国家策略能力只有与企业策略能力有效整合才能形成更加强大的产业竞争力，整合的纽带仍然是市场机制。为此，在国际竞争策略的实施中，一方面应注意对企业策略行为的补充与引导，另一方面应避免对市场的扭曲破坏，注意维护和完善国内市场机制。
国外环境因素包括了国外“后向产业—国外同业—前向产业”整个产业链各环节的势力与效率结构。由于产业国际竞争的策略能力需要通过本国产业同国外相关产业势力与效率的比较表现出来，国外环境因素就相应成为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外部约束因素。然而，本国产业与国外相关产业的比较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比较，而是在各国各产业环节的复杂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多方利益集团的相互比较与整合。一方面，本国产业与国外同业一起形成同国外前、后向产业“供与求”的势力对比，其间，本国产业与国外同业存在合作关系，而与国外前、后向产业之间是利益竞争关系；另一方面，本国产业又与国外前、后向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并在效率与势力方面与国外同业以价值链为单元形成比较，此时，本国产业与国外同业是资源与市场的竞争关系，而与国外前、后向产业之间则在纵向产业链上的价值创造合作关系。这种本国产业与国外相关产业复杂的竞合关系网络，要求必须从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规划实施产业的国际竞争策略，以竞争促进合作，而以合作增强竞争优势，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均衡。
三、基于“三双模型”的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竞争策略能力问题兼具整体性与具体性，即策略能力优势需要在整体上整合得以实现，但如果具体某一方面存在策略劣势，该方面就会成为竞争者的攻击重点和利润外溢口，显示出具体的策略能力因素在国际竞争整体策略能力形成中的重要性。因而，本文基于“三双模型”的框架，采用标杆对比法将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情况与先进标杆进行比较，并结合其对产业竞争力双层目标的影响，分析当前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比较标杆的选取遵循“主要竞争者”原则，即对于国外同业标杆按照与我国钢铁产业形成市场与资源主要竞争关系的原则选择，而对前向产业与后向产业标杆按照是否为我国主要的资源进口方或产品出口方选择。由于钢铁产业出口包括直接的钢材出口和通过国内的国际化前向产业间接出口，前向产业标杆不分国内与国外。另外，考虑产业竞争策略能力包括企业策略能力和国家策略能力，比较标杆也同时包括外国产业与外国大型企业。在比较项目与指标的选择上，产业竞争力双层目标实现情况，按照“产业国民福利水平=产业利润水平±调整项目”的思路，选择产业利润率指标和具体调整项目（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进口资源成本等方面的指标）进行比较；竞争力来源中的势力比较主要选择产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效率比较包括技术性指标、贸易效率指标和要素效率指标。由于资料获得和项目比较的复杂性所限，对产业竞争力因素的整合能力的分析，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具体的比较项目与指标体系见表2。
1.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的目标
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资本利润率为18.38％，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更高于一般制造业。然而，由于钢铁产业是能源、水等资源的高消耗和废水、粉尘、废气等的高排放产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成本外溢效应，降低了产业的国民福利水平。2000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资源消耗指标和污染排放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到2007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减少了31.3％，吨钢新水耗量下降73.65％，SO[,2]排放量减少70.5％，粉尘排放量减少73.1％，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2007年水耗数据为例，中国全行业平均吨钢新水用量为5.31吨，而国际先进企业指标为2，4吨，说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国民福利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产钢国。目前，为提高产业的国民福利水平，发达国家的钢铁产业不仅向资源节约和环保方向发展，而且逐步减少高消耗高污染的“高炉—转炉”钢铁生产流程，而转向低消耗低污染的电炉流程，并重点生产高附加值钢材，生铁和初级钢材不足通过进口补充。这虽为我国初级钢材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些机会，伴随初级钢材出口的增加也会扩大国内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不利于提高产业的国民福利目标。因此，对待钢铁产品的出口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增加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成本。
近年来，铁矿石进口价格的上涨也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国民福利目标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中国钢铁产业钢材出口量不到总产量的10％，属于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因此，铁矿石价格的上涨所形成的成本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国内，特别是房地产业的高涨，成为吸收铁矿石进口成本的主要途径。2004—2008年铁矿石国际贸易价格累计上涨3.37倍，中国为此每年多付出上百亿美元，这不仅直接增加了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长此积累，还会推高国内物价，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铁矿石国际贸易价格高涨，固然有国内需求的拉动因素，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水平过高以及后向资源竞争力不足，则构成了矿石价格上涨的充分条件。因此，适当控制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水平，对于提高产业的国民福利水平具有正面作用。
2.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的方向与来源
（1）中国钢铁产业前向竞争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钢铁产业前向竞争力不仅表现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在国内市场同样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前拉动中国钢铁产业增长的主要前向产业为建材、机械、汽车等产业（高铁梅，2004），这些产业可分为内需型产业和国际化产业。其中，内需型产业如建筑业组织分散，而汽车、造船等国际化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世界六大汽车制造商全球集中度达70％以上。2007年中国钢铁产业CR[,10]为37.30％，与内需型产业相比具有比较势力优势，但与汽车、造船等国际化产业相比，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都处于劣势。2008年钢铁板材和长材价格倒挂，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国钢铁产业与汽车业、造船业等板材用户和建筑业等长材用户的比较势力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产业利润国际分割上，就形成了产业利润外流和国民福利损失。钢铁产业对内需型产业比较强势，拉高了产业利润，形成了利润的后向国外转移的空间；而相对于国际化产业处于比较弱势，又制约了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实现成本的前向国外转移。
中国钢铁产业与国外钢铁产业相比集中度偏低，2007年中国钢铁产业的CR[,4]指标值不到20％，而在世界主要产钢国中，巴西为99.0％，韩国88.3％，日本73.2％，印度67.7％，美国61.1％，俄罗斯69.2％，几乎都是寡占市场。从企业规模看，2007年，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钢产量达1.164亿吨，约占全球的10％，而宝钢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粗钢产量仅为2860万吨，不到安赛乐·米塔尔的1／5。世界前10位大型钢铁企业平均年粗钢产量为3631万吨，比中国前5位钢铁企业平均年粗钢产量2362万吨高出53.73％。中国钢铁企业规模偏小，实施国际投资和市场竞争的力量偏弱，而产业组织分散更制约了整体产业策略能力的形成。
前向产业比较效率。从技术指标看，2007年中国钢铁产业连铸比达到97.7％，与发达国家已相差无几，但板管带比仅为50.6％，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连铸比的快速提高得益于近年来国际成熟技术的引进与扩散，是我国后发优势的表现。板管带比的落后，一方面受中国当前的钢材需求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钢铁产业产品层次较低的现状。从进出口贸易指标看，2007年中国钢材出口单价分别为日本、德国、比卢联盟和法国钢材出口单价的74％、50.36％、61.26％和58.43％，表明中国出口钢材层次偏低，出口盈利能力较弱。相反，2007年中国钢材进口平均单价为1230美元／吨，接近中国出口钢材平均单价的2倍，也明显高于美国985美元／吨、韩国724美元／吨、比卢联盟876美元／吨等的水平。这说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仍依赖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上甚至还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反映出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从要素效率看，2006年国外纽柯、新日铁、浦项等大型钢铁企业的人均年产钢量接近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10倍，人均销售收入更是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12.68倍。从两项指标的差别来看，与国外大型钢铁企业相比，中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在人均销售收入方面差别更大，说明中国钢铁产业的产品、市场开发效率相对更低。
前向产业竞争力因素的整合。中国钢铁产业与国外同业比较的前向势力不足，还表现在与前向产业的关系整合上。由于钢材品种多样，高端产品专业性强，与前向用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成为市场竞争的趋势。国际大型钢铁公司多与汽车、造船等前向产业建立了长期战略联盟关系，增强了排斥外部竞争的能力，而我国钢铁企业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产品以间接出口为主，因而缺乏对高端产品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与国外同业的整合上，当前中国钢铁产业投资仍以国内为主，国外投资尚在起步，这种远离国际市场的孤岛式投资模式也增加了开发国际市场的难度。在国家策略能力与企业策略能力的整合方面，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不仅会遭到外国的反制，还会弱化国内竞争，阻碍产业创新，对出口实施补贴也常常遭受国外的反倾销诉讼与制裁，因此，国家的直接干预能力有限。
（2）中国钢铁产业后向竞争力。中国钢铁产业后向竞争力主要体现在铁矿石资源的进口方面。后向产业比较势力。一是与铁矿石国际供应商比较，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偏低。淡水河谷、必和必托、力托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占到市场总额的70％—75％，已形成寡头垄断结构。虽然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到国际贸易量的46％和新增贸易量的近90％，但国内产业集中度低，进口组织分散，难以形成议价中的企业策略能力。二是中国铁矿石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2007年中国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进口铁矿石数量为32260.76吨，占全年总进口量的84.21％，其中，澳大利亚占38.01％，巴西25.48％，印度20.72％。这就使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容易受到出口国控制。三是中国钢铁产业与欧、日、韩三方主要矿石资源竞争者比较，不仅产业集中度偏低，而且组织相对松散，常常导致国际铁矿石供方对中国的定价歧视。例如，2006年欧洲等大量需要的球团矿涨价幅度较小，而中国大量需要的块矿、粉矿价格涨幅较大；2008年更是直接实行了同类矿石的差别定价，甚至提出按到岸价格定价的海运差价共享要求。
后向产业比较效率。高炉大型化对于提高矿石资源利用率具有标志性意义。近几年来，虽然中国重点大中型企业加快了高炉大型化的进程，但仍然存在大量容积300m[3]以下的小高炉，不仅影响了铁矿石的利用效率，还加剧了能源、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相反，日本和韩国的炼铁高炉都已完全实现了大型化，高炉容积基本都在3000m[3]以上。同时，中国小高炉炼铁产能过大，还容纳了大量小钢厂的存在，是产业集中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小高炉问题是中国钢铁产业提高后向产业效率、节约利用资源、提高后向产业集中度和治理产能过剩的焦点问题。
后向产业竞争力因素的整合。钢铁产业的周期波动影响到铁矿石供求的稳定性，供求双方都具有追求稳定关系的动机，成为双方战略整合的基础。当前日、韩、欧等依赖进口铁矿石资源的钢铁生产大国都加强了与矿石供方的战略整合，形成与供方的紧密合资合作关系。而中国对国际矿石资源的投资控制明显不足，在近几年铁矿石国际贸易定价中，常常受到国际供方与其他进口方的两面夹击。但中国作为铁矿石进口的超级大国，具有改变国际供求格局的能力，因而从长期来看存在与供方战略整合的市场需求条件。然而，我国钢铁企业规模偏小，限制了其国外资源投资的能力。另外，供需方的战略合作是长期性的商业行为，合作的长期稳定性也会受到企业体制性因素影响，我国钢铁产业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体，无形中降低了与资源供方战略整合的能力。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1）中国钢铁产业的前向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同业及前向产业相比，虽然具有产业总体规模、国内市场需求潜力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但在整体的产业势力与产业效率方面都居于劣势，特别是产业比较效率偏低。从国民福利目标分析，当前中国钢铁产业的前向竞争力状况存在许多隐患：在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上的比较势力与效率偏低，难以有效开拓高端国际市场，无法实现成本的前向国外转移，导致铁矿石进口成本增加的大部分由国内承担；低端钢铁产品的出口近几年虽有较大增长，但以低工资率、过度消耗国内资源和环境污染等为代价，这样的竞争力不具有可持续性，不利于产业国民福利目标的实现。中国钢铁产业前向比较势力偏弱有产业总体集中度偏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专业化分工程度偏低。缺少具有强大国际竞争策略能力的大型钢铁公司，也制约了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化产业整合。中国钢铁产业前向比较效率偏低主要表现在产品层次结构方面，原因是国内低层次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竞争压力不足，影响了钢铁企业进行高端产品创新的积极性和紧迫感。
（2）中国钢铁产业的后向竞争力不足，既有产业比较势力偏弱的原因也有比较效率偏低的因素，并以比较势力偏弱为主。产业后向比较势力偏弱，导致了资源进口定价权的缺失，铁矿石进口价格过高，产业利润大量后向国外转移，严重降低了产业的国民福利水平。而后向比较效率偏低，不仅增加了国内矿石资源消费，还伴随着大量落后产能和小型炼铁厂、炼钢厂的存在，加剧了矿石资源进口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产业后向国际竞争势力。中国钢铁产业后向比较势力偏弱主要表现在后向产业集中度偏低和在矿石资源进口中统一协调不力两个方面，后向效率偏低则主要表现为“小高炉”过多。从总体上看，小高炉问题是中国钢铁产业提高后向产业效率、提高后向产业集中度和治理产能过剩的焦点。
2.政策建议
（1）在中国钢铁产业的产业政策取向上，既要统筹兼顾，又要重点突出。在目标取向上，要兼顾双层产业竞争力目标，进一步突出国民福利目标。评价钢铁产业的利润，应充分考虑产业的社会成本，并进行合理扣除；在产业发展战略上，应突出低成本优势的培育，发展“绿色钢铁”和“节约钢铁”，增强进口资源成本控制能力。在竞争力方向选择上，要双向并举，以后向竞争力培育为当前重点。中国国内钢铁需求强劲增长决定了增强后向竞争力以控制资源供给成本的紧迫性。而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钢铁产业今后要向“两头在外”的产业模式发展，也需要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提高产业前向竞争能力。
在竞争力培育因素的选取中，要效率与势力共同推进，提高比较势力应受到政策当局重视。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已形成强大的垄断势力，要求必须增强产业自身势力，以打破各方垄断，增强在产业国际贸易中的议价力。培养中国钢铁产业势力有多条途径，如：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寡头垄断型产业组织结构；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施行资源进口和国际资源开发代理制等，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增强企业的国际资源开发、运营能力等。
（2）在中国钢铁产业的产业政策设计实施中，需要注意各方面竞争力因素的区分与协调。提高产业集中度政策，应注意前向与后向集中度的区分，协调发展产业的前后向势力。钢铁产业前向集中度主要表现为产品品种集中度，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突出产品差异优势，是提高前向集中度的有效途径；同时，应以形成垄断竞争型产业组织结构为目标，目的是既能够形成规模势力与效率，又能保持竞争与创新压力。在后向集中度方面，炼铁是直接的矿石需求环节，提高炼铁环节的集中度，能有效改进产业后向比较势力和比较效率。当前中国钢铁产业可选择寡头垄断型产业结构作为后向集中度政策的目标，并通过实施大高炉政策实现产业的后向集中。
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应合理选择“落后”判别标准，形成产业竞争力要素的持续优化机制。在政策设计中，需要区分周期性过剩产能和长期落后产能，明确界定“落后”判别标准，建立地方政府与钢铁企业产能优化的稳定预期，形成淘汰落后的自觉行动；以效率为“落后”的判别准则，避免以企业规模判别淘汰对象，否则，易于引发产业的盲目扩张；以需求为导向的钢铁产业前向效率动态创新性强，不宜将产品层次作为“落后”产能的判别标准，而资源消耗和环保等后向效率标准具有公益性与相对稳定性，适合作为标准判断产能是否“落后”。
产业并购重组政策，需要遵循“优势兼并劣势”的原则，实现势力与效率的有效整合。在推动产业并购重组中，要注意避免经营机制、成本控制、技术效率等的逆势兼并，不能简单的“大吃小”；要注意培育具有高活力和高积极性的并购重组主体，特别是应鼓励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兼并重组行为；开放国有企业股权，灵活运用换股、交叉持股、资产转股等方式推动转制型重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的策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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