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出版公益性改革“整体性”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公益性论文,试论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效而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十二五”时期公共新闻出版服务体系的发展有喜有忧。“喜”在于：截至2012年7月底，全国建成农家书屋60多万个，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提前完成了农家书屋建设任务；建成4万多个城乡阅报栏(屏)，不仅增强了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传播力，也丰富了新闻出版公共服务网点；[2]各类出版基金持续增加，评审程序日趋透明和公平；一些出版工程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民族文字出版和盲文出版持续发展。“忧”在于：需要破解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即图书更新和有效服务难题；需要破解“公益出版单位”的发展难题，即政府如何扶持和如何建立灵活创新的内部机制；民族文字出版从排版制作到内容发布的数字化工作仍需加强；东风工程如何平衡各民族的利益诉求，需要建立平衡、公正和规范的支持方式。幅员辽阔、基础薄弱、民族众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如何完善中国公共出版服务的“顶层设计”，探寻符合国情的公益出版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是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首要问题。 探讨中国公益出版的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就需要改变中国出版公益性改革的“部门分割”现状以及中国公益出版研究的“碎片化”，以“整体性”思维破解出版公益性改革的“碎片化”状况。在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对改革的未来走向和公益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整体性”思维。换句话讲，多年来中国出版公益性改革的“零敲碎打”，为整体性地思考“顶层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出版公益性改革的“碎片化”：改革呼唤“顶层设计” 相比较出版的企业化改革，中国出版的公益性改革更显复杂，社会存在着文化资源公平性的普遍需求，但如何有效率地供给确是难以破解的难题。由于传统上事业单位体制的遗留、中国公益出版服务的复杂性及基础薄弱，中国出版的公益性改革在起步阶段更多是关注“公平性”问题，如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的网络构建等，而“效率”成了下一步继续解决的问题。如何让公益出版有效率，就需要破解公益出版改革的“碎片化”现状，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发展模式的选择暧昧不明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构建了比较成熟的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可概括为三种模式：日本、法国的“政府主导”或“中央集权”的模式；美国、加拿大的“市场分散”或“民间主导”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等的民间与政府共建的“分权化”模式。[3]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何种模式，研究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公益性出版单位由政府投资，“国家财政应该供养公益出版”；[4]出版的基本属性与管理方式不能混为一谈，要通过市场取得经济效益；[5]应该以非营利组织管理为模式，在政府(出资人)和管理者(出版社)分离的情况下，要建立好的外部约束机制。[6]如果发展模式不明，就无法确定政府和市场在公益出版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无力调整原有事业单位的种种弊端，更不可能解决公益出版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民族文字出版资源需要统筹协调 在出版的公益性改革中，民文出版需要解决三方面的矛盾和三个共性难题。所谓三方面的矛盾是：一是各民族文字出版的协调发展和对等支持；二是中央级民族出版社和地方民族出版社的资源配置，这表现在选题重复、基金申报扎堆等；三是民族出版社内民族文字出版和汉文出版的“本末倒置”，有些民族出版社的汉文书出版比例明显高于民族文字出版，引发到底如何界定民族出版的问题。所谓三个共性问题是：一是民族文字出版的数字出版系统研发问题。因为民族文字的数字出版系统必然需要新的软件，各民族出版社的人力和财力完成研发任务，能力明显不足。二是民族文字编辑的培养和职称评定问题。因为目前的职称评定考试以汉文为形式，汉文图书的销售量又普遍好于民族文字图书。如果以考评汉文编辑的方式考评民文编辑，民族文字编辑的职称评定和职业发展将面临较大困境。三是民族文字出版物之间的相互翻译，能否纳入国家文化传播战略。事实上，民族文字出版物之间的相互翻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要解决好民族文字出版的三重矛盾和三个共性难题，公益性出版改革必须坚持“整体性”思维，从宏观上构建合理的管理规则。 3.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和联系 农家书屋、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事实上都是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的神经与细胞，但因为三者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三者之间资源的流动性较差。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大部分农家书屋的藏书有限，管理不专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疆域辽阔的国家会采用流动图书馆的方式，如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来满足边远地区、人居分散地区人的阅读需求。中国农家书屋网的建成兼顾到了“公平”，但同样耗资巨大，如果要见到预想的成效，必须数量和管理跟得上，考虑到中国农村之广袤，这简直是一个“无底洞”。任何公平的实现，都必须重视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流动图书馆”可能是有效率地保证公平的一种可借鉴手段。 4.外部制度设计和内部机制需要协调统一 内部机制不明晰，是改革目标模式模糊的直接体现。“事业型内部机制”论者认为，公益出版单位应该充分地与商业性出版机构分开，不必参与市场竞争；[7]“企业型内部机制”论者认为，不仅不能削弱经营，而且还必须善于经营，[8]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使资源配置优化。[9]把内部机制简单化为企业化管理或者事业化管理的问题，显然并不利于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机制设计。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内部机制设计，要在内部管理的企业化(用企业管理的手段调动单位内部员工积极性)和外在目标的公益化(把盈利主要用于公益性出版资源开发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之间找到平衡。扶持方式是政府管理方式的敏感环节。目前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扶持方式有：政府采购、政府补贴、项目支持及政策支持等。这些扶持形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扶持标准和评审程序有待清晰和透明；扶持方式有待常态化。只有扶持具有连续性，公益性出版单位才能确定明晰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扶持应该把前置审批和效果评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 二、研究的碎片化：如何为公益出版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长，成为不折不扣的学术热点。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的研究有进步亦有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深入基层的问卷调查多，如何破解“公益不足”难题的理论创新少 在问卷调查方面，张蕊、朱立芸、朱川连等人对甘肃、黑龙江、湖北、江苏等省的农家书屋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杨庆国等人对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的研究，都积累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理论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有：尹章池等人认为，中国的公益出版单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并从外部制度设计、内部机制管理和绩效评估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张大伟、黄强等人分析了中国出版公益不足的制度障碍及引入市场机制的效用问题。[10]谢晋洋等人提出了中国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可借鉴模式。[11]李治堂提出了适度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问题。[12] 2.注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忽略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适用性 构建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绩效评价指标是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尹章池、赵旖等人都提出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和公益出版单位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初步为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绩效评估的研究做了尝试，但因为中国公益出版服务的特点，决定了这些略显复杂的指标体系只能存在于研究者的案头，而很少能运用于实践。 3.研究内容集中度较高，部分重要问题被忽视 本课题组统计发现，自2009年以来，有关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研究内容绝大多数集中在农家书屋和公益性出版单位，而对民族文字出版、盲文出版、出版工程既缺乏深入调研，也缺乏理论探讨。此外研究的集中度与国家相关部门课题发布之间形成正相关。也就是说，不仅中国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建设是由政府驱动的，相关的课题研究也是由政府驱动的。课题招标的盲点事实上也就是研究的盲点。 4.重视美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轻视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相比主要发达国家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实践，中国的公共出版服务刚刚起步。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从中国公益出版发展的历史，以及政府在公益出版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看，中国无疑应该借鉴日本、法国的“政府主导”或“中央集权”的模式或者英国、澳大利亚等的民间与政府共建的“分权化”模式，但我们目前的研究和改革的目标，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美国”模式。过分地关注美国模式，可能会让我们脱离中国公益出版的具体语境，而忽略了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言必称美国”，使得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发生偏颇。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在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之后，如何保障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坚持政府主导之下，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如何以出版工程合理配置公共出版资源，将成为出版公益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的“实施路径”。而目前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研究还不能为此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三、公益出版改革“整体性”思路的维度 探讨中国公益出版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公益出版服务的巨大缺口，也要避免对公益出版服务的无序投入。对公益的投入如果是低效的、不可持续的，结果可能是对资源的又一次浪费。目前，中国出版“公益不足”的现状普遍存在，但也不能因此而让投入“随意化”，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让投入见到实效，实现公益出版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公益出版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而制度的构建需要“整体性”的思维。在笔者看来，鉴于中国公益出版改革的“碎片化”现状和研究的“碎片化”现状，构建中国出版公益性改革的“整体性”思路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1.明晰公益出版发展模式 中国出版的公益性改革，一方面要改变中国公益出版体系的内在不足，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制度变革建构有效率、可持续的公益出版服务体系。这也说明，原有的政府各部委分别主导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公益出版服务的效率，不足以满足现代中国公益出版服务需求。中国公益出版服务发展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公益出版的发展模式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延续原有的事业管理体制；要么借鉴国外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和民间共建的“分权模式”或者美国的“市场化模式”；要么在充分考量原有事业单位、国外各种不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现代公益出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只有在制度设计上明晰政府、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中国公益出版的内部机制革新才有可能，否则，以效率为目标的出版公益性改革将会无疾而终。发展模式明晰了，我们就可以对中国公益出版的“公益”做出合理的界定，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也明确中国公益出版的利益攸关方和参与主体。 2.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果说中国公益出版的第一轮改革是“公平性”改革，即实现了中国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的从无到有。这一轮的改革是各部委利用自身资源和自身影响力分领域实现的，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必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公平”是目标，“效率”是达到目标的合理而有效的手段，效率是制度设计的重点，“公平”目标要分阶段实现，这才是中国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发展的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公益出版服务能到农村、能进社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的利用效率如何，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是否还能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好的公益出版服务，比如说流动图书馆是否会让图书数量更丰富、管理更专业，相对成本较低、可持续性较强。此外，在兼顾“公平”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对重点人群，比如说儿童、老人以及其他阅读障碍者以重点关照。一个在自己幼年时期无法享受到良好的公共出版服务的人，在其成年往往会拒绝任何公共出版服务，这是公共出版服务的特殊性所在。因为每个人接受公共出版服务的心理完全不同，从欢迎到拒斥不一而足，“撒胡椒面”式的公平可能对一些重点人群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 3.明晰部委合作协调机制 各部委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提供公益出版服务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如果这些资源能够集中和有计划地使用，可能会更有效率。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个部委构建自己的一套公共服务体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依靠部委之间的合作机制，促进资源的整合和高效利用，这对解决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公益不足”意义重大。此外，应该明晰各部委和分管出版单位之间的关系，论证由多家出版社出版政府出版物和政府出版物的归口管理之间优劣何在。考虑出台政府出版物管理规定，政府出版物既需要权威性，也需要效率。政府出版物的归口管理，应该是兼顾权威性和效率的一种选择。 4.民族文字出版的会商机制 民族文字出版是公益出版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民族政策、促进民族理解、民族和谐的重要文化交流形式。鉴于民族文字出版对于保留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应该鼓励民族文字之间的相互翻译，重视民族文字编辑的业务考核和职务晋升，并对民族文字编辑的职称考核、业务考核、职务晋升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对各民族文字出版的扶持应该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民族文字出版选题和基金申报要有会商机制和交流平台，注意中央级民族出版社和地方民族出版社的利益平衡，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 中国出版的公益性改革体现出了追求“公平性”的特点，但因为参与部门较多、资源较为分散，各部门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导致中国公益出版服务存在了“效率不足”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整体性”的思维破解目前“碎片化”和“效率不足”的现状，用现有资源和制度建设保障中国公益出版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出版公益性改革的整体性思维，以提高效率为目标，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完成出版公益性改革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