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诗歌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女性诗绵延于今，已有十多年的流程。它作为诗歌中的一翼，自然浸润着整个文学艺术观念和时代潮流的烙印。它的流向，只能是艺术潮流总体趋向下的自我相对独立的选择，而且在只有女性诗人完全觉醒下，方才成为可能。
假如时间成为划分女性诗的唯一依据，那么，我们可以粗约地分为前后两期。但就其诗质内涵与本体延变看，分明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或称三大相对独立的阵营。为了讨论与行文的方便，也为了能更好地梳理女性诗的线性脉络，同时，出于不薄“老年”厚“青年”的尊重愿望，我们将那些活跃于四五十年代，后因种种原因而搁笔，新时期又操起笔来的中老年女性诗人，单独加以讨论。虽然她们在时间上并不比随同朦胧思潮而来的年轻的女性诗人早多少。这三种形态我称之为：社会情感型；人性表现型；最后迈入到多元格局期。在多元格局期里，呈多种流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部表现型，一种是生命体验型。当然它们并不截然分开，尤其是人性表现型向前后两种伸展、挤压，因为表现人性本来就是女性的视角所向与兴趣所在。这三种形态分属于，从四五十年代即走上诗坛，并进行了大量诗的探索，如今仿佛老树泛新绿，其情感指向继续向社会层面漫延，我称之为社会情感型诗人；诞生于共和国的旗帜下，那些饱受历史的梦靥，带着沉重的十字架，唱着“甜密而忧伤”的歌的年轻的女性诗人，我称之为人性表现型诗人；那些生在恶梦般的年代里，长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带着较高文化素养从大学院墙走出来，以一种彻底反叛的精神面貌出现的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朝着两个相反方向探索，向外部探索的我称之为外部表现型，向内部探索的我称之为生命体验型。同时，我已经说过，任何批评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比如人性的张扬是整个新时期流淌于女性诗中的重要情愫。女性诗处在这时代大潮下，也只具有相对独立性，它的整个流变都脱不了这个大时代背景的辐射、风云变幻着的艺术观念与艺术思潮的推动。因此，我们不能取单一的俯角。
Ⅰ、社会情感型
新时期最初的年代，那些刚从流放地归来的老一代诗人，为欢呼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继续沿着过去颂歌时代的抒情方式，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讴歌时代，发抒社会情感，成为老一代诗人的共同追求指向。
在新时期还不时吟哦着诗句的老一代女性诗人，主要有五位，有从四十年代一直发出对“美的呼唤”的王尔碑；有五十年代即踏着“青青草”而来的刘畅园；有在黑暗年代即开始“寻觅”着光明的郑敏；有老而不服老，感叹“老去的是时间”的陈敬容；更有林子在情愫流失的年代“给他”的诗章，羞怯地从书橱里流向情爱饥渴的人们，在新的岁月里流溢出多彩的光辉。此外，象诗坛宿将冰心也间或写些诗。老一代女性诗人的诗作，其诗质内涵都是对外部世界的把握，所抒情感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型情感。郑敏《寻觅集》里第一部便是《人和土地》；刘畅园《青青草》里的《啊！南海》集、《边境小诗》集、《周总理和黑龙江》集等，皆不例外。陈敬容在《黎明，一片薄光里》这样感叹道：“啊，我的大地／永远，我要拥抱你／有时，哎，也要鞭挞你。”她们的诗的触点多是来自外部，由外而内，经过诗人的某种内化过程，便成为诗。这些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个年代要求文学反映现实的实现和延伸。诗人极度向外部世界，向时代扩张和伸展，她们遵循情感──想象的传统诗歌介入模式，充满了主体自信的扩张气息。
诗人的经验积淀于诗中而形成的哲理诗，也是老一代女性诗人中常见的。岁月和时间已渐渐萎去一些诗人的奔放的情感发抒，而是散发出理智、经验与智慧的光彩。但这种经验乃是经过岁月的磨砺，社会的沉淀，诗人自身的社会经历的凝固，因而从本质上说，它仍属于社会情感。王尔碑在“镜子”里看到了这些：
珍贵的镜子被打碎了，
别伤心，有多少碎片，
就有多少诚实的眼睛。
………………………
这是诗人所独具的社会经验。
对过往的回忆，甚至对自然本身的素描，由于它是作者的一种社会选择与态度，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情感。在这种传统诗里，自然体是一种“道”的载体或借体，自然在她们诗作中，是一种社会化了的自然。
在这几个老一代女性诗人中，陈敬容和林子影响较大。陈敬容以其《老去的是时间》，登上第二届新诗集奖的行列，可见其宝刀未老。她以其老年的睿智与深沉熔铸在并不凝滞的诗行里，诗的脉动跳跃着一个老诗人的欣喜与间或涌起的伤感。她的《乡音》里有这样两行诗：“诗行在你的眼泪里／诗行在你的笑容里。”正象她自己所主张的那样，她的诗继续关注着人生与现实，而作为自身的性别意识尚未见有些许萌动，本质上仍是过去年代的诗情在新的岁月里的传承和变延。林子仿佛是“大器晚成”，其实是她五十年代唱“给他”的情歌，由于历史的契机流淌于新时期的歌坛，也曾摇撼了不少少男少女的心，并因此而荣膺诗歌大奖。她的整个诗作将少女特有的纯情与柔情揉碎在一首首清亮而温馨的十四行里，忧伤而甜蜜，浇铸着恋人间特有的情感体验，在情愫流失的年代乃是不可多得的好诗，但它的情感内涵不自觉地染有那个年代的印痕。
社会情感型的女性诗人，基本上是传统诗歌的延续，她们虽然也强调抒情，但她们所抒发的多是情感的一般层次，是可以把握的意识层面上的“情”，属于“泛”情感，“类”情感，大多是对生活的热爱、讴歌，对山水田园的眷恋，对既往的回味。当然，也有对情爱吟唱的，这就是人性表现型向这个阵营的渗透。人性本是流淌于整个新时期的主题歌。典型的莫过于林子的《给他》。对爱人的殷殷期待、拳拳爱恋，甜蜜的思念与痛苦的等待织成一种崇高而圣洁的情感，流溢于她所有的诗行里。但即便在这样的纯情诗里，也不时渗和着外在于情爱的社会情感，比如：“我不会再把眼泪轻抛，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除了爱情／还有众多的工作和欢乐／象海绵一样，吸去了更多思念的愁苦。”
不可否认，这个阵营的女性诗人，由于把自身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诗人与时代同构，诗人自己的主体消融于所谓时代的“大我”之中，相应地，女性诗人作为自身的性别意识也完全消失在时代的大合唱里，处于一种昏睡状态，其诗质倾向也完全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Ⅱ、人性表现型
随共和国一道降生的一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幸运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有他们的不幸。变动不居的政治风云，饿殍遍野的自然灾害，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阶级斗争的横冲直撞，扭曲了多少善良人的良知，诗人们逐渐变成“花木掩映中唱出不出歌声的古井”（舒婷）。人性因惨遭鞭伐而渐渐萎缩，艺术家们唯恐避之不远。
但也有那么一“帮”地下拓荒者，他们带着对残暴年代的彻底反叛，对黑暗时代的彻底批判态度以及对既有诗歌向社会层面的扩张而导致主体失落的不满，他们在地下状态中运营着一道诗歌“逆流”。他们高扬起人性的旗帜，呼唤人性的复归，久已流失的情愫重新充溢于他们的诗行，带给人们温馨的慰藉。一当天窗开启，他们从地底下冒出地平线。分割了歌声融汇而成一个新的潮流，这便是朦胧诗潮。表现人性便成为他们歌声的主旋律。
在地底下运营这道“逆流”的，也有不少女性诗人。其中有后来其震荡声超越于诗坛的两位名将：一个是充满了“甜蜜的忧伤”的舒婷，一个是带着果香走出果园的诗人傅天琳。在这一潮流的感应下而成为诗人的还有王小妮、林雪、谢烨等。同一时期外在于这一潮流，在社会情感与人性表现间徘徊的还有一些诗人，如李小雨、筱敏、奕林、骆晓戈、晓钢等，但真正构成影响，成为她们旗帜的还是伴随朦胧诗潮而来的舒婷和傅天琳。
她们带着历史的梦靥、现实的重负，从废墟中走来，她们带着沉重的十字架，从传统的沿革中突围出来，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呼唤人性的复归与再生，夹杂着愤激的社会批判，就成为她们的诗题指向。舒婷这样讲：“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①但她们处于现实主义一统诗坛的年代，她们所关注的“人”，是就“类”的角度讲的，是个体中的群体意识，表明诗的主体意识还处于觉醒之中。同时，由于历史的苦难与刚刚逝去的恶梦的时代，留给诗人们这多创伤；现实的无着与困境使诗人们倍增忧伤；个体的觉醒与无所适从，更使诗人们陷入迷茫与孤独之中。这些都流露在她们诗的情绪里，也正是这些情绪，使她们最初不能见容于正统的人们。
这一潮流的女性诗人是对传统女性诗歌的全面突围。不论内涵还是外延，亦不论内容还是形式，全面走向由伪趋真。诗质内涵由外部世界回到主体自身，并构成诗的主要内容，主体情感的发抒亦开始由“类”情感向个体情感嬗变；情感意蕴由可以把握的“泛”情感向难于把握的情绪、意绪、感觉、直觉转移。而在外延上，诗歌语言的本体意识渐趋萌动。舒婷这样讲：“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语言符号渐渐离开约定对应物而达到一定的自由，渐渐由人们熟悉的单一定型象征向多维半定型象征转变。当然，女性诗的这些变化与整个诗潮的自然流向是同一的。
女性意识在这一群落的诗里得到的初步复苏，它的复苏是和“人”的觉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的觉醒呈现于女性诗中的具体内容之一。如同整个新诗潮的起点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确立一样，女性诗人的女性意识的复苏也是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开始的。这在舒婷的《致橡树》里有最明显的表现。诗人宣告自己作为女性不愿再作男性的陪衬，以此“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也不愿攀龙附凤，象冰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甚至阳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这是女性、女性诗人的人格意识在新时期最终走向独立的宣言书，是新时期女性意识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台阶的标志。它启示着女性诗歌在社会层面上，向外部世界探索解放道路的的终结。
作为视角定向于人与内宇宙的女性诗人，在新时期人性高扬的潮流里自然得心应手。我们从她们的诗集里，常能见到不少“寄──”“赠──”之类写给爱人、朋友的诗题，如舒婷的《寄杭城》、《赠》、《赠别》、《馈赠》、《秋夜送友》等，傅天琳的《赠远方》等，这些诗作在她们的诗集里往往成为独放异彩的佳作。母性的歌唱与弘扬也是她们共同的主题，舒婷的《呵，母亲》里写道：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写得多么动情、凄迷而甜蜜。比较内向的傅天琳在这方面体验尤其多。她的《音乐岛·女孩子》集里，有不少母性体验，如《孕》《夏夏，睁开你的眼睛》、《夏夏，你仍是一枝风》、《母爱》、《背带》等，《孕》中有这样的体验：“一阵深邃的钟声／融入脉动／唤醒最初的母爱最初的／母爱，带着羞涩与惊慌醒来。”“我想我也该编织摇篮了。”这别有洞天的感受实在远非男性所能体验到的。
带着对阶级争斗、政治倾轧所带来的人人自危、人情冷漠的反叛，女性诗人们呼唤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也是新时期新诗初潮人性内容的显现。舒婷的《这也是一切》、《也许》、《兄弟，我在这儿》就是这样的呼唤。她在后者中这样写道。“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会回来／在你肩旁平静地说／兄弟，我在这儿。”徐敬亚曾这样评论舒婷：“她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融，虽然最终使她在落差缓解之后，渐近消凉，但她在一片隔阂静寂之中发出过的中国女性最静美的气息，曾强渡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③事实上，舒婷的不少诗，恰恰是这种沟通的桥梁。
舒婷，这个跨越国度，走向世界的名字，其影响已远不止诗坛甚到文坛，她带给诗坛甚至文坛的不仅仅是其诗本身，而是她带来了既有艺术观念的动摇与变革。她不仅仅成了女性诗人的旗帜，也是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使舒婷成为朦胧诗崛起山峰阴柔一侧的契机是残暴时代里情愫的流失。”④她在呼唤人性复归的同时，也写下了一些对祖国、民族、人类命运深思的诗篇，这“为数不多的具有峭岩意识的宏观诗，坦露了这柔弱者的人格中最坚硬的人道主义信条。”⑤面对严酷而冷漠的人生与世界，诗人在诗中透出甜蜜的忧伤，并通过细腻而清新的女性笔调建构起一个高大的人格框架，对人及人类命运的关注是她始终不渝的夙愿与追求。这也是舒婷能够轻易搏动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弦的缘由所在。
与舒婷相反，傅天琳自认“肩不起人类、历史、民族、时代的命运”，⑥因而她在撷取题材上多是身边些微琐事，如果园世界（如《绿色的音符》），孩子世界（如《在孩子和世界之间》），所见所闻（如《红草莓》），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方式。她的诗带着女性的娟秀与柔情，以一种女性的眼光打量着她的生存空间里的一切，并以此透射出对人的命运的沉思。诗人对母爱和情爱的吟哦构成她诗作中的优秀篇章，充溢着她作为女性诗人特有的风采，她的诗风正如同她本人一样朴实，在一种清澈见底中透视出诗人的人性深度。由于作者情感的真诚与艺术的练达，使作者获得了很高的诗名，是新诗潮中所涌现的重要女诗人。
人性表现型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调和了一些象征主义手法，本质上是在传统与现代中踯躅。到后来，她们自己也显得有些难以为继，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对精致的意象营造越来越失去耐心，形成一种燥动与困惑，预示着另一个诗的浪潮即将来临。
Ⅲ、多元格局期
国门的开启为多元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可能。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艺术潮流越过封锁的栅栏，象潮水似地冲击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陆，于是，各种艺术潮流与艺术流派风起云涌。在诗坛上，当那些朦胧诗人们还在为自己的诗作争取合法地位的时候，另一股浪潮已经潜潜袭来，并很快在一片“打倒北岛”、“Pass北岛”的鼓噪声中，举起了他们翻飞的旗帜。这在诗坛上被称为“第三代”的崛起，于是诗的多元格局悄悄来临。
这是一群生在文革前后，受教于高等学府的时代宠儿。他们没有朦胧诗人们身上的负荷，更多的是开放的时代气息下的轻松裕如。这一群年轻的精灵，起初都跟在朦胧诗人的的后面，故作痛苦地嘤嘤呻吟。慢慢地，他们厌倦了繁琐的意象营造，带着对朦胧诗的反叛，诗的探索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一方面，带着对朦胧诗所营造的高大而脆弱的人格理想框架的不满，一部分诗人开始由表现个体中的群体意识回复到表现群体中的个体意识，极大地弘扬探掘个体生命内部的存在状态与构成状态，进行所谓生命体验，我们姑称为生命体验型诗人。女性诗人如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冯晏、张烨、嘉嘉、华姿、林祁、刘虹、丁惠敏、任惠敏等，属于这一类。而对女性诗人来讲，还有另一种情形，由于所处环境等因素，她们着力进行外部探索，虽然也不时着力于宇宙生命意识的体验，但更多地属于情感抒发，我们称之为外部表现型诗人，这样的诗人有马丽华、梅绍静、苏敏等。
A外部表现型
在多元格局里，有一部分女性诗人在诗的抒情职能上不断开掘，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情感和人性情感在新的阶段的变延。当然，它同样染有新阶段的特色，这便是通过探索外部世界的存在以达成对生存意义，生命本质与宇宙精神的求索。女性诗人大胆地向外部世界开掘，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女性视角的突破，不管探索成功与否，都是有意义的。女性诗人的这种视角的移位，必定是她所生存的外部环境足以左右她及她周围的人们的命运，并对她及她周围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构成严重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生活中潜潜地化作了她自身的一部分，方才成为可能。否则这种探索于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未必能够成功，这在此种形态的女性诗人的诗作中是不乏失败的例子的。而在事实上，这部分诗人的探索之所以还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成功，乃是因为歌吟外部世界并非她们的直接目的，而是透过它揭示人类命运这类于女性见长的主题。如梅绍静钟情于陕北的声声唢呐，她在这唢呐声里听到的是“只要世上还有这个声音，”“我的心就不会平静，／不管它在多远的地方，／也会款款地落在／我的耳旁。”“我的心开始在这声音里／隐隐地振动，／还一阵阵地发出／抑制不住的声响。”她在唢呐声里看到的是／“唢呐也是／世上的一面镜子；／把另外一种鲜花和色彩，／真实地映在自己的身上，”以致作者听出了“泪花”，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泪花”啊！这唢呐声乃是黄土高原上绵延数千年的苦难同胞的命运的回声啊！马丽华的有些诗里如《总是这草原》，她亦能获得“体验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
这类诗本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感发抒，诗人本质上是属于浪漫主义情感表现型诗人。梅绍静是属于黄土地的。她的《她就是那个梅》、《唢呐声声》所撷取的题材都是环抱于她的黄土高原的回声。她的诗有着黄土地的沉重，有着陕北人的真诚，都是黄土高原的人民的命运与自身青春的灌注，饱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诗人将自身无条件地投入到黄土地里，作为人的命运与生命意识的隆盛掩映了作为女性的意识，但在材料的取舍上我们仍能不时看到她作为女性的眼光。黄土的悲壮仍不能淹没她作为女性的柔情。
马丽华是属于高原与草地的。她带着惊喜而来，“没有谁在召唤”，看见的“只有风又大又猛令人焦灼的宁静，不安的闲散”的满目忧患，发出了“我们究竟为谁而生存”的喟叹。（《一九八三年赛马会》）她虽然男子气地“选择了拓荒者的荆冠”，“选择了阳刚之气悲壮之气”，但毕竟不时涌起女性的柔弱，以致请示高原赐予她勇气。她虽然不时在诉说着青春与贡献的欢乐，但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与两个世界（家乡与高原）的对比中，常常显出孤寂感来，这种孤寂感常同她个人情感的某些失意相融合，便不能不流露出某种悲凉感来。马丽华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她在不少诗作中同样饱含着对命运的思索与对“人”的关注。“让我／不死的心迹，是铭镌的／神圣的‘人’字。”（《高原呵，请赐我……》）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她的某些诗故作男性似地嚎叫，有的诗失之清浅，都是她探索中未能避免的缺陷。
B生命体验型
新诗潮的第二个浪潮，已全面越过朦胧诗的樊篱。作为对朦胧诗主体向上、向外扩张的反叛，随第二浪潮而来的诗人主体意识全面觉醒，她们开始向下、向内作生命的探幽，越过了意识的平面线，深深潜入意识里，体验生命的状态与构成，因而我们称之为生命体验型诗人。
伴随第二浪潮而来的女性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生命的体验，女性的经验意味构成她们诗作的主要内涵。
体验是主体的索取，它由先前一统性的主体扩张向多个体的主体感受递变。女性诗人生命意识的强化在其诗作中体现为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她们渐渐意识到女性内在的生命构成状态完全不同于男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私下反抗的心理。”翟永明称“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⑦女性外在于男性的内心世界及其生命构成状态，乃是一个生命的“黑洞”，也即翟永明所谓的“黑夜意识”，唐亚平所说的“黑色沙漠”，清幽、深奥、神秘、别具洞天。对女性自身的生命的原真状态的提示，是女性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女性诗获得生机的独特天地。这种对生命状态的揭示我们从翟永明的组诗《女人》里，最有这种感受。
作为生命本真状态的揭示，性意识与性本能成了诗人们争相探险的场所。性作为人类的原欲，是人类精神的生命原动力。“它复归于诗的领域，标志着中国现代从诗对生命的体验已进入到全息生命的范围，它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道德批判和市民意识，流溢着对人类生命原动力的确认和赞美。”⑧女性诗人一向只言情而回避“性”，但近年略有变化，这有两种形态：A、以翟永明、唐亚平为代表的“性”状态观与性心理的体验。徐敬亚这样评论道：“翟永明和唐亚平分别先后写于八四年、八五年的两组诗：《女人》和《黑色沙漠》，成为八十年代中期女诗人最饱含性意识的优秀作品。从以上限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陆诗坛三十多年来双峰并峙的突世之作。”⑨B、以伊蕾为代表的较为直接的性裸式体验。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一声声抱怨“你不来和我同居”，便是最明显的表现。此外如《情舞》等许多诗都直接或暗示着性意识的奔流，性心理、性欲望的泛滥，这是诗人的真实生命形态。
当然，性作为生命的一翼切入诗美领域，本无可厚非。但是，诗毕竟是一种高级文化形态，仅仅（或者专事）呈示自然状态的性，是有待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翟永明、唐亚平比伊蕾略胜一筹。
生命状态的构成还包含生命潜流即无意识的流动。弗洛伊德称为伊得，即本我。“这种潜意识是源于人的天性的渴望，还未暴露于社会，未经政治的挤压和道德的切削，具有真实的自然形态。⑩”诗人内在的生命潜流总要寻找各种渠道释放出来，从而透视出个体生命的本质状态。当它与诗相遇，通过诗歌语言的无限可能性，使各种无序的潜流释而为诗。于是，诗人们好象发现了新大陆，表现生命的潜流，遂成为一种时髦。在表现生命体验的诗中，表现这种生命的潜流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女性诗中，如翟永明的《女人·沉默》：“夜里总有一只蝴蝶叫着她的名字。／于是她来，带着水银似的笑容／月光很冷，好古典……”诗人就是通过“蝴蝶叫名字”、“笑容”象“水银”、“月光”“冷”、“古典”这样一些陌生化的语言，极写诗人无意识的流淌，获得了很好的诗化效果。不少女性诗人中都写有这样的诗。
女性诗人对生存状态的内在关注亦是生命意识的深化体验。女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境遇，使他们特别关注自身，尤其象神经质比较高的女性诗人更是如此。女性诗人常常感到自身作为女性这一性别生存的危机与艰难，“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生命的消失。”(11)诗作为女性对抗现实的自身命运的方式，它在生命之流的呈示之中，已成为可能。翟永明的《人生在世》、《静安庄》，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伊蕾的《被围困者》，张烨的《大女心律》等，都是这样的表现。如果说翟永明的“穿黑裙子的女人自夜而来”（《预感》），唐亚平的“这蒙昧的天气最容易引起狗的怀疑／我总是疑神疑鬼我总是坐卧不安”（《黑色沙漠》）还属于“预感”到生存危机的话，那么到了伊蕾则是赤裸裸的一个“被围困者”的呐喊，“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面对生存的困境与危机四伏的现实，诗人发出了“我要到哪里去”的困惑与绝望的叫声。
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与深化，标志着女性诗最后走向成熟。
语言的自觉是生命体验得以实现的前提。语言已从第一次浪潮的觉醒走向第二次浪潮的全面自觉。传统诗中语言是载体，是“形式”，而在现代诗中，已成为艺术本体，成为审美的主要内容。诗的语言已走向多个体的不定型象征。诗人们追求语言的自然生长形式以泛示内在的心态，忽视语言的逻辑意义，而强调语言的语势与语感、意象淡化、冷抒情与叙事性是她们的共同趋向。女性诗人所竭力追求的是内心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同一。追求真实即深刻的原则，拓展着自己的优势。语言的全面解放，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全面突破，语言的模糊性被强化，与女性内心的神秘性、复杂性达成契合。“诗作为一种暗示贯注我全身。”（翟永明）女性诗人常常感到一种诗的压迫需要表现，在她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其他女性诗人的感觉。女性诗正是在服从自己内心召唤的同时，在与语言的不懈搏斗中方才得以生存和繁荣。
进行着这种“实验”的女性诗人，主要有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张烨等。
翟永明作为这种类型的诗人的代表，其成就和影响不仅远在一般女性诗人之上，而且也不逊于最优秀的男性诗人。她诗中女性意识的旗帜高高飘扬，是女性所独具的经验的结晶，她至少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示了为男性文化所长期遮蔽的女性世界的一角，虽然尚未对世界重新作出阐释。她的功绩不仅在于她拥有厚实而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也在于她写下了《黑夜的意识》之类宣告女性诗全面觉醒并趋向成熟的宏论，刷新了女性诗的许多理论问题。如今，她逐渐成为年轻的女性诗人们的旗帜。
唐亚平，边位自称蛮荒月亮和高原的女儿的女性诗人，她相当长时间内所写的诗是属于贵州高原的。从各个侧面活脱出整个高原的生命形态。从本质上说，虽然有不少诗蕴含有对贵州人命运的思索，基本上属于情感的歌吟。当然，她的《蛮荒月亮》里已有一些生命体验型的诗，如《我因为爱你而成为女人》。她的不少诗作里也饱含女性意识，对女性自身的关注不时充满她的诗篇，如《高原的女人》、《甚至连贫穷也不懂的女人》、《高原女人的粗野是羞涩的》等等。特别是她写于八五年的组诗《黑色沙漠》，表明诗人的触角已全面伸入生命的底层。
“伊蕾”的崛起经历了“孙桂贞”阶段的漫长探索。她最初带着浪漫主义的奔流直下、一泻千里的诗篇，曾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灵震颤，但毕竟属于单一的情感渲泄，没能沉淀些什么。当新的浪潮涌来，她加入了“实验”的行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她创造了由叙事引起话题，随后转入议论和抒情的伊蕾式方式，与新时期不少女诗人以营造某种意象而构筑一个繁复的情绪世界相区别。她从个人的隐私与经验出发，探讨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与困惑。这在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的集子里有着大量的呈现。诗人由于追求在“直向”、“质朴的语言后面”“让深层意识自然流露”(12)，因而形成了她情感抒发与生命体验的的“真”,女性意识在“真”的旗帜下得以大量流溢。自白成为她直透灵魂的表现方式，铸成伊蕾在诗坛上的独树一帜。
严格地说，张烨并不属于生命体验型诗人，而是一个情绪表现型诗人。但由于她向内的探寻与深度的情绪体验连同她独特的个人世界，我们才这样称。张烨由因个人情感的不幸，她的诗多是在这个领域的忠实体验与忠实记录。她的震聩诗坛的《大女心律》组诗、《悼歌》组诗，连同近年的《没有回声的山谷》，把一个大女独特的内心世界托现出来，让人感觉到一阵酸。她在《没有回声的山谷》里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回声四起／我该怎样阻止我的马儿／不狠狠踢你呢？”这大概也是一种大女的自尊与自爱。张烨为诗坛揭示了被忽略的一角。
近两三年，女性诗歌也同整个诗坛一样，作为群体探索已风云流散，从理论到创作已归于沉寂，女性诗歌已步入到个体探索的时代。我们不想赘述。
总之。新时期女性诗，伴随女性主体意识的复苏、觉醒，并最后走向整体自觉，它经历了由传统诗的惯性沿袭，到诗质内涵与外延的初步变革，最后渐趋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引自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载北大五四文学社编《青年诗人谈诗》
③、④、⑤、⑧、⑨引自徐敬亚《圭皋之死》，载《鸭绿江》87年6-7期
⑥引自傅天琳《红草莓·后记》
⑦、(11)引自翟永明《黑夜的意识》
⑩、(12)引自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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