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化与论文,要素论文,面板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0)01-0058-07
一、引言
对通过贸易与直接投资等途径发生的国际技术扩散进行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领域，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技术扩散，很多研究都表明有很大的溢出效应。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1]、胡召灵(2007)[2]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垂直专业化有利于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对产业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出口的实绩也证明中国出口结构得到升级。毛日晟、陈敬(2004)[3]从中国整体贸易出口数据揭示的比较优势出发，说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现象明显，在中高技术类产品上竞争力稳步上升。Peter K.Schott(2006)[4]研究了中国的出口与OECD国家的出口相比而言的产品复杂度水平以及结构变动，结论是中国的出口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OECD国家重合，显示出口产品结构超越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这些用中国整体出口作为统计口径进行的实证研究，几乎绝大部分都得出中国出口竞争力和技术水平方面乐观的结论。
中国的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性产品为主的转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所占总出口的比例都非常高。但是，从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来看，自2001年开始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已超过“半壁江山”，国际产业转移和我国的选择性贸易政策促成了我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即以中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以传统产品一般贸易为主的本土企业并存。
分析中国国内企业自身在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上的变动，对于考察一个大国本身的自主技术能力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垂直专业化是否对国内企业有溢出效应，是否提高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从最粗浅的总生产率与垂直专业化的关系分析；第二，从垂直专业化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第三，从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计量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
在这部分中，本研究首先介绍计量模型，然后介绍如何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和垂直专业化。
(一)计量模型
Coe等(1995)[5]以知识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首次从实证角度构建了通过进口贸易传导的技术溢出计量模型(简称CH模型)，Lichtenberg等(1998)对CH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LP模型。
笔者以LP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下述计量模型，以分析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和FDI传导的技术溢出对我国各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由于我们研究垂直专业化对于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在垂直专业化中主要涉及到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溢出和FDI对于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来自国外的R&D溢出包含两个方面，即来自中间产品的部分和来自FDI的溢出部分，因此，方程为：
本研究之所以将“TFPDIF”作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生产技术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1)一般认为，“TFP”即“索罗余项”实际上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或制度因素对生产率的效应；(2)在SST模型及Kiltoshita模型中，都已经用其来定义东道国与FDI母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本研究只是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把“TFPDIF”作为估算模型的因变量，旨为发现垂直专业化条件下内资企业的R&D对于中国缩小与世界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的作用，从而以数字来回答垂直专业化是否对本土企业有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高了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1.度量方法。以往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是采用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这类研究所用方法的缺陷主要有：第一，必须对这些增长核算方法强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约束和行为假设，这些方法存在四种假设前提，即生产函数的形式是已知的、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总是处在最佳水平、中性的技术改变、不变的规模报酬。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TFP测量将是有偏的；第二，它们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容完全等同于技术进步，也区分不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差别；第三，使用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很小，很难选择较复杂的函数形式进行生产函数的估算并进行深入的分解，另外，若考虑加入更多变量进行其他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困难。有鉴于此，本文采用目前流行的非参数分析方法——DEA法，对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分解成生产效率的变化和技术变化两个基本的部分。
2.变量选择及处理。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都是工业部门的产出，但关于它们的取舍并不一致。谢千里等(2008)[6]和李小平等(2005)[7]计算工业部门的TFP时采用的是工业总产值，但刘小玄、李双杰(2008)[8]采用净产值作为产出数据。其中的区别在于，前者计算投入数据时包括了中间投入，后者则只考虑资本(固定资产净值)和劳动力。本研究采用工业总产值来计量。
关于资本。李小平(2005)用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时，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资本投入。王玲、涂勤(2007)[9也用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由于相关年鉴上不能直接得到各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的数据，也得不到基年的资本存量，所以无法进行固定资本存量的准确估算。因此，本文用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资本投入。
关于劳动力。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尽完善，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不可能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用工作时间来衡量劳动的投入量。因此，本文用从业人员作为历年各行业劳动投入量的指标。
由于我国对工业行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在2000年前后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把各行业的研究期间确定为2001-2007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分类标准(CICC)和联合国对国际贸易的分类标准(SITC，第三版)不统一，所以本研究对这两类标准进行统一分类，选取20个工业行业作为样本。
3.度量结果。本文采用产出导向的DEA方法，分别对我国2001-2007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整体、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各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得到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结果如表1。
表1显示，2001-2007年整体行业TFP算术平均增长率排名前5位的工业细分行业依次为：金属冶炼、金属采选、煤炭开采、石油加工和非金属采选、非金属制品，都是垄断性非常高的行业，没有一个行业属于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工业。TFP算术平均增长率排名倒数的细分行业依次为：炼焦煤气、食品制造业、造纸印刷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业、其他制造业和木材家具业。
外资行业TFP增长率比较高的行业分别为：金属冶炼、仪器仪表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石油加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为：木材家具业、石油天然气行业、造纸印刷业、纺织服装业和金属采选业。可以看到，外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而一些中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外资的增长速度就比较慢。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TFP增长率比较高的行业分别有纺织服装业、金属采选业、煤炭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皮革毛业，这些都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及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增长率比较低的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设备业、电子计算机设备、石油加工和其他制造业，这些行业的特点就是属于技术密集型。
通过比较整体工业细分行业TFP增长率可以发现，采掘业的TFP增长水平相对较高，而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TFP增长水平相对较低。这与朱钟棣和李小平(2005)采用二投入的增长核算法所得结果大体类似，与涂正革和肖耿(2006)采用二投入的随机前沿函数法所得的结论相反。
从整体上看，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是TFP增长的主要来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采掘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适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因而其TFP增长率也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于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其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世界前沿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看资本密集型行业TFP增长仍属相对缓慢。
从初步的观察看，外资TFP增长率比较高的行业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包括仪器仪表业、交通运输设备业和电气机械设备等行业，内资企业增长率比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采掘业和皮革毛绒制造等行业，两者TFP增长率比较低的行业恰恰相反。通过与中国出口的结构比较可以看出，机电类产品和纺织服装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这也可以得出出口对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非常大的结论。Bernnard-Jensen(1999)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出口，而本研究也表明，出口导致了生产率的增长。
(三)垂直专业化程度
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的分工模式，国际上称之为垂直专业化(HIY，2001)[10]。如何计算一个国家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呢？目前有三种方法：(1)HIY方法；(2)BEC方法；(3)KWW方法。HIY(2001)基于一国的投入产出表提供了一个计算VS的公式，假定中间进口产品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与总中间投入在总产出中的比例相同。由于中国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较大，HIY方法会导致国外增加值的显著低估。
BEC方法对此进行了改进，联合国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将贸易数据划分为资本产品、中间品(半成品和零配件)和消费品。按照BEC计算的中间产品，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消除了中间品定义上的主观性，是一种比较一致的统计体系。该方法最大的弊端是，根据这种统计，只能从宏观上了解这个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情况，缺乏微观角度。另外，对于中间产品性质的划分只考虑到一般性，没有考虑到具体性，即某一产品虽然在大部分时段是作为中间产品，但有些时段也可以作为消费品。第三种方法就是Robert Koopman、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2008)[11]的方法，此种方法综合考虑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产品投入比例的不同，把投入产出表分离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然后计算中间产品进口比例，进行汇总得出垂直专业化比率，此种方法被称为DFW方法，我们对DFW方法进行了修正，计算了中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金属采选、非金属采选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比率都低于10％，也就是说出口的产品基本上都来源于国内的资源。对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电子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和其他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率都超过40％，说明国外企业参与中国出口的程度非常高。从中国的出口比例也可以看出，近几年中国机电大类商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50％，这与传统的按照资源禀赋或者比较优势的理论相矛盾，主要是由于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承接东亚国家的产业转移，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加工生产之后再对美欧出口。所以，这些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
(四)其他数据
国内各行业的R&D资本。国内各行业的R&D资本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7)。行业每年的R&D资本包括研究和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他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国外的R&D资本。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垂直专业化的溢出效应，因此本研究分析的国外R&D资本用中间产品进口和FDI来代替。行业FDI数据用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整体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例表示。
三、垂直专业化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一)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的溢出作用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主要是通过购买先进的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和其他产成品来促进国内相关生产的完成。而且，国际贸易会产生示范作用，通过刺激国内厂商模仿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从而提高国内的技术进步。本研究却发现，作为垂直专业化的两个重要衡量变量——中间产品进口和FDI对TFP增长率却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作为垂直专业化承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对国内相关的配套产业形成冲击，导致国内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
从TFP分解的实证结果看，代表技术进步的TE并没有受益于垂直专分工，其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本研究还是看到垂直专业化对技术效率带来了正向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带来了新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
(二)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
表4给出外资对内资的溢出效果估算。从行业的回归结果看，内资企业的研发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增长有正向的关系，但本研究看到，这种正向关系只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且系数不大。从技术进步的效率(EC)也可以看出，研发投入对EC有负的影响，这说明工业行业研发的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等存在一定的问题(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可能也和近年来工业行业步入调整期、行业竞争加剧、生产效率不高等因素有关。本研究的结论和李小平(2007)的最新研究结论基本相似，李小平发现中国R&D投资的产出回报率和生产率回报率都比较低。李小平认为其初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体制原因，由于中国的R&D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R&D投资可能会更偏向于能在短期内带来收益而缺乏长期回报的“政绩工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R&D投资强度太大，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主要与中国的科研投资体制有关。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中间产品进口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反，FDI对TFP指数却有显著的消极效应，尽管影响程度不大，这主要是因为FDI对国内资本存在挤入效应(罗长远，2007)。产生这种效应与FDI主要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并主要分布于中国实力较强的制造业有关，也与中国市场整体竞争程度较高有关。
(三)垂直专业化对缩小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作用
垂直专业化是否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发生了有益的作用？中国内资企业的活动是否具有“创新作用”或“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结果显示，内资企业确实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上有很大进步，在很多行业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外资企业，由于本研究计算是指数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并不代表国内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外资，而只是说明其增长速度大于外企。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中国内资企业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获得了溢出效应呢？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有助于中国内资企业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呢？我们按公式(9)做了OLS回归。
从整体上看，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垂直专业化对两者增长率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内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没有使得内资企业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与外企TFP增长率的差距。但是，我们看到，在技术进步方面，FDI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对于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正向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从事加工装配的外资企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垂直专业化程度提高，结果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拉大。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指数及其分解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的行业是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和计算机信息设备等高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也是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产业，而且在出口上主要是外资企业所为，内资企业主要在纺织服装、皮革毛绒等TFP增长率比较高的行业保持出口的优势地位。由于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过大，外资企业所采用的技术相对本地企业而言过于复杂和难于把握，内资企业自身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吸收、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不易发生，导致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很小。
当然，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现象。同整体行业的表现一样，垂直专业化对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在技术效率上有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外资的进入，中间产品进口的增加，使得国内企业可以按照外资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标准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技术进步的效率，改善了投入和产出的质量，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技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内资企业的积极效应非常小。FDI的进入在导致市场丢失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大幅提高。一方面，由于技术转移到东道国后会扩散到其他不在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内的厂商，跨国企业为了保持技术优势，会尽量减少技术向外渗出。因此，即便部分技术转移到了东道国企业，也存在供应商之间技术相互自由渗透的阻碍，使得技术进步放缓。另一方面，由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很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处于价值链体系的底端，技术含量比较低，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更多的是最基本技术的指导、员工设备操作简单培训、产品设计图纸的阅读等，较高层次的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手中，这就制约了技术的快速提升。
在外资独资化倾向日趋加强的今天，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更加不明显。我国加入WTO以来，逐步废除了对外商独资企业设立的繁琐限制，外商独资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趋势也承接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合资企业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鼓励外商合资企业，认为这样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然而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却往往不能顺利合作，效果并不理想。入世之后，中国在相关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外资可以按照自身优势进行投资决策。这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并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边际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而且随着外商独资比例的增加，这一差距在逐渐扩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伴随着独资化趋势，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明显提高，同时外资企业又利用专利保护和独资经营等方式防止技术外溢，而国有企业在技术投入和吸收能力上的不足，阻碍了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吸收。
四、结论
从总体上看，虽然内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上的表现远远好于外资企业，但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如采掘业和服装加工产业。绝大多数内资企业仍处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技术密集型的仪器仪表、机械装备制造业和计算机信息设备产业上，内资企业无论在生产率增长上还是在出口实绩上都表现较差。
从一般观察和实证研究来看，中国并没有明显获得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网络。一方面，中间产品的进口并不利于技术传播，并且这种进口大部分控制在外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独资企业手中；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中间产品进口是对本地R&D的挤出，在那些受益于中间产品进口或FDI的部门，R&D的增长要慢于其他产业，这使得中国的技术现代化严重依赖外资，使中国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低技术密集的国际分工环节。另外，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升级不仅没有溢出效应，相反具有“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