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资讯学(LIS)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领域论文,图书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资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现状
1989年8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在制度层面上的正式确立。此后我国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在包括经济学界、信息科学界、图书资讯学界（说明：西方LIS在中国港台地区被翻译成“图书资讯学”，但在中国大陆则因为历史原因而通常被翻译成“图书情报学”。在下文当中笔者出于方便于国内同行交流的需要，还是一律使用“图书情报学”这一通行称谓来意指西方LIS这一学科研究领域）、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界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根据有关研究者以专著、论文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为选取标准所作出的测算，张维迎、谢康、乌家培、陈禹、马费成、黄淳、张远、张守一、王则柯、葛伟民这10位学者是我国目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中的张维迎、谢康、乌家培、陈禹和马费成是核心中的核心，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向[1]。上述我国目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5位核心中的核心作者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以马费成教授为代表性人物的图书情报学界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参与力量，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原图书情报学院）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基地）。
除作为最核心作者之一的马费成教授之外，我国图书情报学界还有很多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进信息经济学探索当中，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或论著如表2所示。图书情报学界所进行的上述信息经济学探索，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本领域的学科理论建设，拓宽了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视域，丰富了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涵，使得图书情报学，尤其是该领域中的情报学部分呈现出了强烈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2]，这一趋势也被称之为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范式[3][4]，对此，笔者曾专门从这一趋势的审视角度出发，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界中已有的信息经济学探索所导致出现的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予以了详细阐述，并对其在新世纪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5]。
表2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在信息经济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图书情报学界所进行的上述信息经济学探索，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构成了影响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走向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矢量方向，以至于有的学科为了争夺对信息经济学的学科解释话语权和学科发展方向主导权，还专门撰文来指责图书情报学界所进行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是“假的信息经济学”，他们所进行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才是“正宗的信息经济学”。
前面所列举的我国目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10位代表人物当中的王则柯（中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专门发表过争鸣文章《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6]，特别强调“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当事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而探讨相关的制度设计。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优势方有讨便宜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依此便对一些署名为“信息经济学”的著述之“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和否定，这里面就包括有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该文指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中马费成等著的《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实际上是科技情报专业的专业教材。顶多牵涉一点信息产品信息产业的内容，完全没有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而后者才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情报是比较热的，经济是比较热的，于是出来‘情报经济学’，当信息更热的时候，演变成‘信息经济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该文还对黄淳、陈禹、谢康等代表性人物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也进行了质疑，甚至是抨击。
针对该文所极力宣扬的只有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研究才能够算是“正宗”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一观点，以及国外也确实存在着将信息经济学研究理解并表述成“对付欺诈的学问”的相同情况[7]，有专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明确指出：“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与王教授之间对信息经济学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了。王教授将信息经济学狭义地理解为非对称信息理论，而我们则广义地将信息经济学看做是研究与信息相关的经济现象的一门学问，它不仅包括非对称信息理论、激励机制理论，而且还包括搜寻理论、信息价值理论、信息商品定价、因特网经济、信息化理论及信息产业理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王教授有权利和自由提出自己对信息经济学范畴的理解，但是，他人同样有权利和自由提出不同的理解。这些对信息经济学的不同理解应该而且可以并存，不存在科学与非科学之分”[8]。上述反驳见解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那种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对付欺诈的学问”的理解观点仅仅只是一种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狭窄理解；而并非是对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全面理解，包括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内的众多“信息经济学”著述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和否定。
至此，伴随着究竟哪一个学科领域里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才能够算是“正宗”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一学术争论的落幕，图书情报学界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表2所列举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能够名正言顺地划归进“信息经济学”研究范畴，在整个信息经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走向。
2 所面临的挑战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尽管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在信息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并获得相应的发言权和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身份与地位；尽管国际图书情报学界(LIS)也同样地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个不能缺失的探索领域——以专业学术期刊的刊载论文作为评判依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国际图书情报学界的专业学术期刊均会刊载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也正因为如此，就有研究者专门地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著名的LISA(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把握国际图书情报学界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整体状况[9]，然而，对于图书情报学界而言，本领域所从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依然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亟待解决：
(1)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图书情报学界(LIS)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或者说通过哪个切入点去推进信息经济学探索，以便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身的学科优势？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界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问题。
如前所述，国际图书情报学界的专业期刊均会刊载信息经济学领域中各个子学科的研究论文，有研究者通过对LISA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LISA数据库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信息机构的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与网络资源有关的信息经济学、电子商务经济学、电信经济学6个方面[9]。然而，这一统计分析结果终究只是布拉德福定律的一种验证罢了，并没有真正解决究竟应该如何去从事真正具备图书情报背景的信息经济学，或者说图书信息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也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图书情报学界所应该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在整个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当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位置上。
当前有研究者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专门提出了“情报学视域下中国化信息经济学”[10]之类的概念提法，并开始尝试着进行有关情报学体系框架下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11]，其主要观点如下[12]：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的交叉学科，是两者结合的产物。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沿着情报学和经济学这两条主脉络进行。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即为中国化的信息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下列6个主题领域，分别是关于信息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信息市场研究、信息产业研究、信息资源研究、信息系统研究、关于经济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研究。对于上述尝试工作，我们的态度是——肯定其所研究的方向，但商榷其所提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不可以说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的交叉学科。情报学只是信息科学的一个子学科[13]，信息经济学实际上应该是经济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我国著名信息科学家钟义信教授明确指出“我们用‘信息经济学’这一术语来概括由于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有关理论”[14]，强调“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科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用信息科学这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的行为和它的基本理论，这便是‘经济的信息学’；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信息这样一种新的经济要素的经济行为和基本理论，这便是‘信息的经济学’。于是，‘信息经济学’便可以定义为‘经济的信息学’与‘信息的经济学’的有机的综合”[15]，因此，我们应该说信息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沿着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s)和经济学这两条主脉络来进行的。此外，在事实上，它是与图书情报学(LIS)、尤其是同情报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但彼此又是不能完全等同视之的经济信息管理领域也是国内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另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前面所列举出的谢康、陈禹论著就属于这一学科领域（详见表1）。经济信息管理领域也同样会涉及到前面文献[12]所列举的6个主题领域，例如，陈禹的《信息经济学教程》一书的内容就包括“信息经济学基础、信息资源配置、信息市场研究、信息系统的经济分析、信息产业基本理论、信息化与经济发展、国际信息经济”[16]，又如，谢康在文献[8]就指出与将信息经济学狭义地理解为非对称信息理论不同，经济信息管理领域广义地理解信息经济学，认为它不仅包括非对称信息理论，还包括信息商品定价（涉及信息市场研究）、因特网经济（涉及信息资源研究、信息系统研究）、信息化理论（涉及经济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研究）及信息产业理论等。可见，文献[12]将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内容归纳为所列举的6个主题领域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情报学可以同别的学科领域一道共同进行这6个主题领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但这并不代表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特色”和“个性化”之所在。同样，国外情报学界也会进行如文献[12]所列举的6个主题领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例如文献[9]表明国际图书情报学界(LIS)所进行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涉及信息经济学基本问题）、信息机构的经济学（涉及信息资源研究）、信息系统经济学（涉及信息系统研究）、与网络资源有关的信息经济学（涉及信息资源研究、信息系统研究）、电子商务经济学（涉及信息市场研究、经济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研究等）、电信经济学（涉及信息市场研究、信息产业研究等）等方面，可见，文献[12]所提出的由这6个主题领域研究所构成的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即为中国化的信息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这6个主题领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是由国内情报学界、经济信息管理学界以及经济学界、信息科学界所共同参与的，它构成的是整个的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横向拓展领域[17]，而构成不了整个研究当中的情报学视角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与特色所在。
因此，文献[10][11][12]并没有真正解决情报学视域或者说情报学体系框架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问题，也即图书情报学界(LIS)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问题。对此，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赖基于定性分析之上的“质的研究”，即情报学作为图书馆背景下的信息科学，换句话说LIS中与library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它的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由情报学或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所决定，前者作为后者的分支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前者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地要受到后者的支配。
(2)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二：图书情报学界(LIS)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是选择整合的方式，还是分散的方式？这就涉及到探讨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等与图书情报学背景的信息经济学内在关系的问题。
如表2所示，早前国内图书情报学界采用分立的形式，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相对应先后提出过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文献经济学。上个世纪90年代前中期，伴随着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一个老大难话题——“情报”与“信息”之争，国内图书情报学界还围绕着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不是同一门学科的问题进行过针锋相对地激烈讨论，来捍卫情报经济学的客观存在[18][19][20]，然而，时至今日，与当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形成对比的是，情报经济学之类的概念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完全退出了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历史大舞台。当前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已经很少使用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文献经济学这些提法，直接使用这些已有概念所从事的研究几乎没有，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更多采用的就是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如表2中所示的直接署名为“信息经济学”的教材或论著，又如，使用“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信息服务与管理的经济研究”[22]、“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23]之类间接体现“信息经济学”蕴含的提法来进行集中式的统一表达。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这种转变的前后逻辑关联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对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文献经济学与图书情报学背景之下的信息经济学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演化逻辑进行深入思考和揭示，而我们认为，对于此问题的深入探究及其有效求解则依然还是要取决于对于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现状的深刻洞悉。这是因为，图书情报学(LIS)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着应该是被拆分成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和资讯学／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两门学科并行发展，还是将以上两门并行学科合二为一、合流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展的这一“分野”与“融合”问题之争[24][25]，正是这一“分野”与“融合”问题之争在事实上内生地决定着在对经济学维度研究的图书情报学分支领域进行表达时，是要采用表2中所示的“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和“文献经济学”这般分立形式的概念来予以各自表达，还是要采用“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信息服务与管理的经济研究”之类的提法来进行集中式的统一表达，换句话说，如果图书情报学(LIS)是作为一个不能被人为强行拆分开来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在国内由LIS拆分而来的作为分立形式而存在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资讯学）两者必然地要走向融合、合二为一，那么，在对经济学维度研究的图书情报学分支领域进行表达时，从早前所使用过的“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和“文献经济学”之类分立式的各自表达，走向随后而来的“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信息服务与管理的经济研究”、“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之类集中式的统一表达，也将是必然。
因此，图书情报学界(LIS)是采用“整合”还是“分散”的方式去从事本领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并进行相应的表达，依旧需要依赖基于定性分析之上的“质的研究”，即该问题的解决是由图书情报学(LIS)的“分野”与“融合”之争问题的最终解决所决定和支配着的。
至此，我们已经阐述了在深入推进图书资讯学或者说图书情报学(LIS)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两大挑战，该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之核心竞争力所在也就凸现在对于这两大问题的有效解决之基础上。图书资讯学界要积极地从事对于这两大问题之有效求解，通过有力彰显本学科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之核心竞争力所在，来确立起本学科在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群体当中的合理位置和应有话语权。
收稿日期：2009-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