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组织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伯顿#183;R#183;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观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拉克论文,教育系统论文,视野论文,启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4-0055-04
一、克拉克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思想
伯顿·R·克拉克(Burton R.Clark)是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上个世纪70年代，克拉克领导研究小组对英、美、法等10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并以经验事实为根据，从组织的视角，以知识为研究端点，按照知识分化的逻辑和管理的维度，把高等教育系统的要素以及要素的协调、变革有机地组织起来，构建了一个高等教育系统的逻辑体系，从高等教育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特征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以高深知识为核心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特征。“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领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1]克拉克指出，不管我们的定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知识就是材料，研究和教学是主要的技术。我们不论讨论哪一层次的教育，都离不开知识这一核心概念；课程则是对值得传授的知识形态的确定。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2]克拉克还进一步阐述了近代高深知识所具有的若干显著特征及其对学术组织的影响：第一，高深知识具有专门化的性质，很久以来就由若干专业组成，且有专业日益增多的趋势。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像大学和学院群体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领土；第二，高深知识的自主性程度越来越高，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与中小学所传授的普通知识之间的矩离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深奥性和固有自主性，从而导致作为组织的大学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第三，发现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每一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前进。因此教授要享有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自由，享有非同寻常的控制时间的自由；第四，知识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并获得不同的声誉。[3]
2.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总体矩阵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内围绕学科组织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作结构。“工作单位或单所高校都是综合性组合体，它一方面把化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这些不同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专家与非专家，教授、学生与行政管理人员联系在一起”[4]，而“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学科同样具有综合性，它不是根据所在地点实现专门化，而是形成一个跨地区性的行会性的利益团体。”[5]他认为，学科和院校两种组织模式相互交叉，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总体矩阵是工作划分的基础方式。大学教师既归属于一门学科，又归属于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学者两条成员资格线的交叉就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高等教育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6]正因为“学科和事业单位在大学和学院的基层单位汇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单位称之为重在基础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内，教学事业中的每个学科（或跨学科）单位在第一线任务方面都具有不证自明的重要性。当每个单位都在这个组织内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变得有权威时，它们就获得了不同的特殊地位。”[7]
3.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
在克拉克看来，由于学术工作的表达和任务的安排方式不同，位于学术系统内部不同部门的人们必然产生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这就是学术信念或学术文化。众多的学术群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诸于权力，工作和信念的分裂力量的平衡也要诉诸于权力。工作、信念和权力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它们共同制约着系统的协调和变革。在现代高等教育日益发展成的巨型结构中，高等教育的任务激增，信念繁多，各种形式的权力往不同的方向牵拉。那么，学科和院校以及有关人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呢？克拉克提出了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协调、整合的四种形式：科层制的、政治的、专业的和市场的形式[8]。其中，科层制协调主要是通过增加行政管理的层次、扩大管辖权、扩大编制、行政专门化、大量增加法规和条例等途径进行；政治协调主要表现为政府、公众和利益集团把高等教育看成优先考虑的政治问题，并越来越深地卷入高等教育领域，同时，高等教育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明显强化；专业性协调的根基是“知识即权力”的观念，教授们通过学科专长的扩充，中央学术团体的扩充，以及诸如联合会和协会等教师利益组织的扩大，而把在基层的权力变为在地方和在全国的权力；市场协调模式主要有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院校市场。其中，消费者市场的中心特点是消费选择，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强有力的作为入学人数预算基础的潜在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由教学与行政人员构成，各院校之间凭借自己的声誉和优势进行竞争和吸引人才。院校市场是各院校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的场所，声誉是主要的交换商品，不同类型的院校在不同的层次上为声誉而竞争。
4.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运动中的矩阵
在克拉克看来，变革是一种运动中的矩阵，其运动趋势源于工作、信念和权力结构，源于围绕学科和院校形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和各种协调。克拉克指出，矩阵是这样运动的[9]：第一，它依靠许多基层的创新。在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院校的矩阵中，基层革新是一种关键的变革形式；第二，它依靠劝说和自愿而不是命令进行的创新。由于权力的类型和份额的分散性特点，加上权威人士常常在基层或中层机构中工作，因此，上层人物通常必须与地位同等的人协商，以贯彻他们的旨意甚至命令；第三，它依靠渐进的而不是全面的革新。由于高教系统的任务和权力相当分散，因此全面的变革一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偶尔也会产生，有的甚至取得了成功，但更有特色的改革源流是从无计划的行动中产生的点点滴滴的变革；第四，它依靠静悄悄地渗透院校边界的变革。总体矩阵确保边界角色分散在各大学或学院的不同基层工作单位，这些边界角色可能与一个更大系统内外的同类角色建立联系。变革往往就是静悄悄地、很少为人注意地穿过很多与外部联系的桥梁产生的；第五，矩阵运动常常以无形的方式进行。因为知识作为一种材料、一种产品，尤其是一种过程来说是无形的。发展思想（如研究中）、传播思想（如教学中）和吸收思想（如学习中）都很难直接在它们发生时看得见并作出评价。
二、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观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高等教育作为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譬如学科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研究视角多是自上而下的，研究对象上不注重研究学科，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还不强，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偏差。也正是由于这种偏差，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变革还存在很多不遵循高等教育内部逻辑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特征、系统内部诸要素以及诸要素的协调和变革的深刻理解，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对于高等教育的科学的管理、有效的变革以及质量的提高。所以，重温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视角应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
克拉克以知识为逻辑起点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符合高等教育的事实逻辑，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高等学校是以学科和专业为基础的学术组织，高等学校的职能就体现在各学科和专业的专门知识活动中，即在学科和专业基础上，高等学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知识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离开了知识活动和学术活动，高等学校就失去了存在的特殊价值。所以，我们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应建立在对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从内部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并从内向外弄清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种种关系。从内部出发研究高等教育系统，既要求自下而上地研究高等教育系统，即从教师、学生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分析，也要求自上而下地观察这一系统，即对中央政府官员、国家立法人员和咨询人员的倾向性作出分析。从知识这一端点出发，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视角研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的现状来看，宏观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居多，而对高等教育系统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不够，不注重研究院校，尤其不注重研究学科。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容易抹杀高等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导致重行政轻教育规律的倾向，使高等教育研究蜕变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注释。
2.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应是学术的民主管理和学术的行政管理的统一
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特征也要求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持有独特的管理理念。从内容上看，高等教育管理可以划分为学术管理和非学术管理[10]。所谓学术管理是对大学学术活动与事务的管理。所谓非学术管理，是指为了实现高等学校的学术目标，对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后勤、总务的管理。显然，学术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所在和核心内容。学术管理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机制：民主管理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前者以教师为主体，强调运用民主的方法、学术讨论的方法决定高等学校的学术发展规划和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目的在于保证高等学校按学术发展规律办学。后者以行政管理人员为主体，根据首长负责制、下级服从上级等组织原则，处理各种学术事务和问题。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承担者主体是教师，他们掌握着高深知识，通过知识的发现、保存、传递及其应用实现高等学校的职能。为了保证知识和学术的客观性，教师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条件。从某种意义上看，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和灵魂，是学术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学术自由需要学术的民主管理来保障，因为学术的民主管理能够保证按照学术发展规律办学，激励学术创新。而学术的行政管理则有利于学术事业的整体规划与协调，提高管理效率，沟通学术生活与社会需求。由此可见，在一定意义上，保证学术自由的发展也是学术的行政管理存在的依据。实践证明，单纯的学术的民主管理会造成高等学校学术发展的保守、封闭和低效率，影响高等学校的整体规划与协调，而行政的任何不适当干预，也会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误导学术发展方向，阻碍学术进步的后果。只有坚持学术的民主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才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学术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一直被当作政府的附属机构，不论是学术管理还是非学术管理，基本上是采取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忽视学术的民主管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高等学校学术的民主管理，这是遵循学术组织运行规律的必然要求。
3.高等教育体制的协调是科层的、政治的、市场的和专业的途径的统一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逐步走向社会中心，其对社会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愈益增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愈益增强，同时，也愈益受到政府和各社会阶层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一些平缓、松散的管理体制结构中，权力中心从大学内部转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另一方面，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成为巨型结构，其任务激增，信念繁多，工作程序日益复杂化，在一些陡峭的、集权的结构中，普遍出现了决策权分散并下移高校及院系的倾向，同时为避免放任自流造成的无序、资源浪费和水准下降，一些国家设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作为检查、评估、咨询和协调工具。目前，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结构的变革就呈现出这样一种从两端相向互动的现象，这一变革趋势证实了克拉克阐述的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协调的四种途径：科层的、政治的、市场的和专业的协调。不同国家在这四种协调形式的具体结合方面存在由于各自遗传与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差异。但是这四种形式倾向于相互补偿，相互促进，关键是平衡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的调整，应采取多种协调形式，充分发挥科层、政治、市场和专业的整合力量，形成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就宏观而言，市场启动高等教育的运作，但市场的作用是自发的、无序的，因而政府对高等教育必须给予必要的调控和干预。但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职能，主要不应体现在高校内部的运作过程、环节和日常事务上，而应体现在高校系统内外部宏观关系、高等教育的方向和质量标准上。政府的管理要运用规划、拨款、评估等作为手段。就微观而言，高等学校应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只有高等学校有了办学自主权，才能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才能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建立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从而有力地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为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创造宽松的氛围；才能办出特色，成为高质量人才成长的摇篮。
4.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是遗传适应和进化创新的统一
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是其自身结构和外部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互交织、传统和变革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在于形成外部适应、内部和谐的高教结构。一方面，高等教育必须保持其对于社会环境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需要和环境条件，积极主动地进行适应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地位，否则也无法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无论来自外界的要求多么强烈，都只能依靠其内在的结构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需要和大学传统之间寻求一条恰当的途径，在变化了的外界环境和高等教育的结构、功能之间寻求一种耦合机制。唯其如此，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才富有建设性，才能导致新的稳定有序的结构出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高校对于怎样改革已经习惯于按照上面的意见和要求来进行，这样，推行相关改革便成了一种外部适应行为。易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各校内在需要，造成高校被动地卷入改革，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抑制，从而最终影响改革的成效。
由于作为学术组织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具有强烈的理性倾向，所以改革理应通过理性的方式以真正民主和自下而上的思想交流唤起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并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将遗传适应和进化创新两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