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城市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国大陆正在迅速崛起[1]。迪肯(Dicken)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地理上高度扩散和功能上深度整合相结合的经济过程[2]，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转型，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在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趋于空间离散的同时，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则趋于空间集聚，全球城市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和服务中心[3]。 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弗里德曼(Friedmann)发表了“世界城市的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一文，将城市和区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4]。他认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支点”(basing points for global capital)，是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机构和商务服务产业(business services)的集聚地，也是全球交通和通讯的枢纽，因而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command and control posts)。萨森(Sassen)于1991年发表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一书[3]。除了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金融中心，萨森更为关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PS：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她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而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关键产业。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关联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s)，因而企业是全球城市网络的作用者(agents)。 2000年以来，全球城市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分别受到弗里德曼和萨森的影响，通常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构成的企业内部跨国网络(intra-firm transnational networks)连结所在城市形成世界城市体系，由此考察各个城市的作用和地位。经常被广泛引用的是泰勒(Taylor)和奥尔德森(Alderson)等人的研究成果[5-10]。 在迈向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特别引人注目的。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中国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成为对外净投资国。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日益重要影响，其主要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11-13]。一些中国城市还开展了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考，如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系列研究，包括笔者主持的《未来30年世界城市体系及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及上海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是该研究项目的部分成果。文章的前三部分分别讨论全球城市的分析维度、评价体系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解析迈向全球城市的中国语境。 1 全球城市的分析维度 德吕代(Derudder)等认为，弗里德曼强调以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网络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支配中心(global capital control)，而萨森则关注以生产性服务业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服务中心(global capital service)[14]。许多研究表明，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和全球资本服务中心并非完全重叠，但有些全球城市(如纽约和伦敦)既是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又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 与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和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相关的另一个分析维度是全球城市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泰勒等采用2008年福布斯2000强(Forbes Global 2000)公司总部来分析所在城市的总部集聚度(BCI：Business Command Index)，并采用GaWC175①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网络来分析所在城市的网络关联度(GNC：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y)[8]。这项研究同样表明，基于总部集聚度和基于网络关联度的世界城市体系并不一致(表1)。有些城市的总部集聚度较高而网络关联度相对较低(如东京)，有些城市的网络关联度较高而总部集聚度较低(如香港和新加坡)，但还有一些城市(如纽约和伦敦)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都很高。 奥尔德森和贝克菲尔德(Beckfield)认为，基于跨国公司内部关联网络的城市间关联网络并不是对称的，因而提出城市关联网络的外向辐射度(outdegree)和内向集聚度(indegree)概念[9]。外向辐射度是指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城市与其分支机构所在城市的关联，而内向集聚度则是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城市与其总部所在城市的关联。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越多，而且这些企业的跨国分支机构越多，则该城市的外向辐射度就越高；城市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数量越多，则该城市的内向集聚度就越高。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网络关联度则是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的总和。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外向辐射度不仅取决于所在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而且与这些企业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相关。
基于奥尔德森和泰勒等人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全球资本支配中心还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城市的外向辐射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中心城市”(Central City)属性；城市的内向集聚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门户城市”(Gateway City)属性。由此，可以依据城市的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将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包括外向度和内向度均高的城市、外向度高和内向度低的城市、外向度低和内向度高的城市、外向度和内向度均低的城市(表2)。针对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还可以细分为不同地位，中心城市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层级，门户城市分为区域、国家和地区层级(表3)。 2 全球城市的评价体系 尽管跨国公司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为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提供了重要表征，但仍然是单维度的评价体系，而全球城市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则具有更为全面的考察价值。 2.1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 英国智库“经济学人情报中心”(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2012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评价各个城市吸引资本、企业、人才和游客的能力[15]。该评价体系包含8个领域和31个指标。依据权重指数，各个领域的重要度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在第一层面，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的权重为30%；在第二层面，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机构效力(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的权重为15%；在第三层面，金融成熟度(financial maturity)、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全球感召力(global appeal)的权重为10%；在第四层面，社会和文化特色(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环境和自然风险(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hazards)的权重为5%。 在120个上榜城市中，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前20位的大多数为发达经济体的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和首尔分别处于第3位、第4位和第20位，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处于第39位、第43位和第52位(表4)。 2.2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 从2008年开始，日本森纪念基金会(The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评价40个主要城市的全球实力。 该评价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基于功能的客观评价(function-based ranking)和基于角色的主观评价(actor-based ranking)。基于功能的客观评价包含经济(economy)、研发(R&D)、文化交流(cultural interaction)、宜居性(livability)、环境(environment)、可达性(accessibility)6个领域和70个相关指标。基于角色的主观评价包含5种角色(管理者、研究者、艺术家、旅游者、当地居民)及其在相关功能领域的主观评价。 根据2013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的基于功能评价[16]，排名前20位的大多数为发达经济体的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首尔和香港分别处于第5位、第6位和第11位，中国内地的上海和北京分别处于第12位和第14位(表5)。
2.3 全球城市指数 从2008年开始，美国智库“AT Kearney”每隔两年发布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包含5个领域的26个指标。依据权重指数，各个领域的重要度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第一层面，商务活动(business activity)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权重为30%；在第二层面，信息交流(information exchange)和文化体验(cultural experience)的权重为15%；在第三层面，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的权重为10%。 根据2014年全球城市指数排名[17]，在84个上榜城市中，前20位的大多数为发达经济体的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新加坡和首尔分别处于第5位、第9位和第12位，中国内地的北京和上海分别处于第8位和第18位(表6)。 2.4 机遇城市指数 从2007年开始，普华永道(PwC)对于在金融、商务和文化方面具有影响力的30个主要城市，采取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城市发展机遇(Cities of Opportunity)进行评价。 机遇城市评价体系包括3个领域、10个方面和58个变量。应对世界变化的能力领域(tools for a changing world)包括知识资本和创新(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信息技术水准(technology readiness)、开放门户(city gateway)；生活质量领域(quality of life)包括交通和基础设施(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健康和安全(health，safety and security)、可持续性和自然环境(sustainabili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人口和宜居性(demographics and livability)；经济领域(economics)包括经济核心(economic clout)、易商程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成本(cost)。 根据2014年机遇城市排名[18]，前20位的大多数为发达经济体的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和首尔分别处于第3位、第8位和第14位，中国内地的北京和上海分别处于第19位和第20位(表7)。
2.5 小结 尽管全球城市的各个评价体系涉及的领域和指标有所差异，但都是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综上所述，可以将全球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归纳为6个发展维度和2个支撑维度(表8)来体现全球城市的综合影响力。全球城市的6个发展维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和体制维度，而全球影响力的2个支撑维度则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3 全球城市的典型案例 如表9所示，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新加坡和香港在大部分的全球城市评价体系中名列前茅，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研究的典型案例。基于跨国公司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结合全球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本文试图分析六个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如表10所示，作为全球中心城市和区域门户城市的纽约和伦敦是第一层级的典型案例，作为全球中心城市和国家门户城市的巴黎和东京是第二层级的典型案例，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门户城市的新加坡和香港是第三层级的典型案例。 3.1 纽约和伦敦：全球中心城市和区域门户城市 纽约和伦敦在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如表11所示，纽约和伦敦在几乎所有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均位于榜首，只是在2012年福布斯2000制造业总部集聚度排名中分别处于第5位和第3位。这表明，纽约和伦敦既是全球资本支配中心，也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既是全球中心城市，也是区域门户城市。纽约和伦敦作为最高层级的综合性全球城市还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它们分别是昔日全球霸主国和当今全球霸主国的首位城市。 纽约和伦敦是外向辐射度和内向集聚度都很高的城市，它们既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中心城市，也是所在区域(北美和欧洲)的门户城市，因而在全球关联网络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如表12所示，在2010年基于GaWC175全球网络关联度的前20对关联城市(city-pair)中，伦敦和纽约之间的关联度是最高的，其次是伦敦或纽约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联度，最后一对才是其他城市(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关联度。伦敦和纽约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被称为NY-LON[19]。
3.2 巴黎和东京：全球中心城市和国家门户城市 如表13所示，与纽约和伦敦相比，东京和巴黎在基于综合竞争力的多维度城市排名中相对逊色，表明东京和巴黎作为综合性全球城市的地位略低于纽约和伦敦，但它们依然是全球中心城市。与巴黎相比，东京的机遇城市指数排名更为滞后，新加坡和香港的机遇城市排名都高于东京，但是在开放门户、宜居性和易商程度等方面的表现欠佳。 就基于企业区位策略的单维度城市排名而言，东京在福布斯2000全行业和制造业的总部集聚度排名中都位于榜首，表明东京作为全球资本支配中心的地位尤为突出；但巴黎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部集聚度排名高于东京，这意味着巴黎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地位高于东京。 东京和巴黎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部集聚度远远高于香港，而它们的网络关联度却低于香港。这表明，尽管东京和巴黎是全球中心城市，但不是所在区域门户城市。
3.3 新加坡和香港：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门户城市 如表14所示，就基于综合竞争力的多维度城市排名而言，新加坡和香港与东京和巴黎各有优势。新加坡和香港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都高于巴黎和东京，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机遇城市指数排名都明显高于东京。 就基于企业区位策略的单维度城市排名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部集聚度远低于东京和巴黎，但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关联度排名中与巴黎相似，并且高于东京。新加坡仅有1家GaWC175公司总部，香港没有GaWC175公司总部，而巴黎和东京分别拥有14家和13家GaWC175公司总部，但在2012年GaWC175网络关联度中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处于第5位和第3位，而巴黎和东京分别处于第4位和第7位。这表明，新加坡和香港都是GaWC175公司分支机构高度集聚的亚太区域门户城市，但不是全球中心城市。新加坡和香港也是亚太区域中心城市，因为总部位于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在许多亚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4 迈向全球城市的中国语境 北京和上海是全球城市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两个中国大陆城市。厘清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当前坐标的一个有效方法是解读各类相关的城市排行榜，包括基于综合竞争力的多维度城市排行榜和基于企业区位策略的单维度城市排行榜。 如表15所示，在基于综合竞争力的多维度城市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基本处于同一层级。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作为国家首都和央企总部集聚地的北京排名都略高于上海，特别是在2014年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北京的优势更为显著。 在基于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度的城市排名中，无论是福布斯2000全行业公司总部和制造业公司总部还是GaWC175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总部，北京不仅明显领先于上海，而且也高于新加坡和香港。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上海仅有1家GaWC175公司总部，但在2012年GaWC175网络关联度排名中上海位居第六，略高于拥有7家GaWC175公司总部的北京(第8位)和拥有13家GaWC175公司总部的东京(第7位)。 这表明，上海是外向辐射度很低和内向度集聚较高的城市，北京是外向辐射度一般和内向集聚度一般的城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随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为外资制造业提供在地(localized)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如今，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外资制造业基地，上海则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集聚的门户城市，内向集聚度远远高于外向辐射度。从2000年到2008年，上海在GaWC175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关联度排名中从第31位跃升至第9位，进而上升到2010年的第7位和2012年的第6位。 据报道②，2013年北京已有48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首次位居全球城市第一，拥有47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日本东京退居第二。尽管北京的GaWC175公司总部数量远高于上海，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网络关联度却略低于上海。一方面，总部位于北京的GaWC175公司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主，跨国指数明显低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GaWC175公司，因而北京的外向辐射度并不高。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外资制造业基地，而京津冀地区的外资制造业相对滞后，上海(长三角地区的门户城市)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网络关联度高于北京(京津冀地区的门户城市)，这就表明北京的内向集聚度低于上海。 如表16所示，在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中，北京和上海与典型案例的差距较为明显；在总部集聚度排名中，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央企进入世界500强，而许多央企总部位于北京，因此北京不仅明显地领先于上海，也远高于新加坡和香港；在网络关联度排名中，北京和上海与典型案例更为接近。 在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中，北京和上海往往在经济维度相对突出，而在其他维度则相对滞后。如表17所示，在2012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在经济实力和金融成熟度方面相对突出，而在机构效率、社会和文化特色、环境和自然风险方面则相对滞后。如表18所示，在2013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名中，北京和上海也在经济方面相对突出，而在宜居性和环境方面则相对滞后。如表19所示，在2014年机遇城市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在经济核心、开放门户、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相对突出，而在易商程度、成本、信息技术水准、健康和安全、可持续性和自然环境方面则相对滞后。
综上所述，在全球城市的综合影响力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影响力较为突出，而其他影响力(如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体制影响力等)相对滞后。在经济影响力中，北京的总部集聚度较为突出，而网络关联度相对滞后；上海的网络关联度较为突出，而总部集聚度相对滞后。为此，在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中，北京和上海应当从经济影响力拓展到综合影响力。在经济影响力中，北京已经拥有很高的总部集聚度，应当鼓励本土跨国公司实施积极稳妥的全球化战略，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层级；上海已经拥有很高的网络关联度，应当注重内生型发展，建设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北京和上海都要继续提高机构效率和商务环境，吸引外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不断提升门户城市的层级。 据报道③，截至2014年12月，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4家，其中亚太总部24家(仅占5%)，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这表明，作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集聚地，上海是国家门户城市之一，发挥向外连结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
如表20所示，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当前坐标是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门户城市，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标不同层级的全球城市。第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从国家中心城市到区域(亚太)中心城市和从国家门户城市到区域(亚太)门户城市，主要对标案例是香港和新加坡，也要借鉴纽约和伦敦的区域门户城市属性；第二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从区域(亚太)中心城市到全球中心城市，主要对标案例是纽约和伦敦，也要借鉴巴黎和东京的全球中心城市属性。需要强调的是，形成明确的阶段目标并非要设置精准的达标时限，因为何时能够达到目标并非仅仅取决于北京和上海的自身努力，而是与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的。如新加坡概念规划所强调的，X年的远景发展目标并没有达标时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发展环境。 北京和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国家总体发展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据报道④，2014年中国前100位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3.6%，且比2013年下降0.38%。2014年世界前100位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4.55%，达到这一水平的中国跨国公司只有1家；2014年发展中国家前100位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4.22%，达到这一水平的中国跨国公司比例不足5%。因此，只有当中国成为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北京和上海才有可能成为更高层级的全球城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试验，目前这一改革试验已向其他地区推广。 此外，北京和上海在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还应当突出地区特色。以上海为例，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应当更好地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门户城市作用，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在引领长三角地区迈向“工业2025”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上海的全球影响力。 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作为国家首位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断上升。在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分别从2008年的第28位和第25位上升到2013年的第14位和第12位；在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y Index)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分别从2012年的第14位和第21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8位和第18位；在福布斯2000全行业总部集聚度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分别从2005年的第15位和第209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4位和第17位；在GaWC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关联度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分别从2000年的第36位和第31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8位和第6位。但是，北京和上海能否迈向更高层级的全球城市，最终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态势。北京和上海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将在向外连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①GaWC是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基地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全称为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Network。从2008年开始，GaWC基于世界知名的175家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包括75家银行/金融/保险企业、25家会计师事务所、25家律师事务所、25家广告企业和25家管理咨询企业)的全球商务网络(总部和各级分支机构的分布网络)，分析526个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 ②新华网，2014-02-19，北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之都”。 ③解放日报，2014-12-11，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484家。 ④新华每日电讯，2014-09-03，中国大企业“虚胖”，盈利能力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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