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理论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9文献标识码：A
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各种对经济理论的称谓，细说起来各有其提出的背景和理由，但就其内容所指大体又是相同的，都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层面，而不是指技术性层面，也就是说，都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我这里把它们统称为经济理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新中国的经济理论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它在实践中发展，又积极影响着实践的进程。但是，新中国经济理论的50年同新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一样，受政治路线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甚大，其道路曲折复杂，直到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展开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画卷之前，作为背景，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旧中国的经济理论格局。在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经济理论有三种思潮或三个派别：一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学里开设的课程，其内容都是有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理论，当然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叙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的理论也被讲授。二是在解放区的宣传教育和干部学校里则一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苏联学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被列为“干部必读书目”。再是有为数不多的进步教授如王亚南、彭迪先、沈志远、樊弘等在大学里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少数革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陈翰笙等在20世纪30年代曾进行中国农村调查，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矛盾和出路。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1930年，已由陈启修翻译了第一卷第一篇并正式出版。1936年，由玉枢（侯外庐）、右铭（王思华）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全卷。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最终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出版。《资本论》中文版的出版和传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50年来，整个经济理论沿着四条线索延伸：（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阶段以《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为代表作的经济理论。这部分理论长期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确立市场取向改革目标以后，需要理论创新和借鉴其它理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的地位和影响才相对或绝对的有所弱化。（2 ）苏联经济理论，主要是指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作的经济理论。这部分经济理论是20世纪50和60年代前期理论宣传的一个主要内容和制订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后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越来越证明它即使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有缺陷的，更难以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服务；至于那种“全盘照搬”的运用方法更是不能容忍的。（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除了毛泽东、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理论外，还有以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这部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理论将进一步开拓和丰富，其思想来源还将不断拓宽，加入这部分理论研究和传授的人正逐步年轻化。（4）西方经济理论， 包括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萨缪尔逊和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教科书等相当庞大和多样。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古典经济学一直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前后有一个从拒绝否定到借鉴吸收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很清楚，对西方经济学可以吸收运用的部分，同样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使其本土化，并加以发展创新。
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1949—1957年）：
这一阶段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此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和再生产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分配理论，还有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成为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必学的基本原理，并成为社会判断是非的准则；与此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则作为反面教材受到批判。
这一阶段也是受苏联经济理论影响最大的时期，并把苏联的经济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后来也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如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理论，特别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理论，对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影响很广很深，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甚至确定政府机构设置的依据。
这一阶段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国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因此，存在不存在一条共同的或多条并存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成为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长时期的（1953—1956年）学术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也相当广泛。
王学文、林里夫认为，过渡时期有多种经济成分，就应有多个基本经济规律；骆耕漠认为，虽然过渡时期有多个基本经济规律，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刘丹岩、陈驰认为，既然过渡时期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应有自己独特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规律的特征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并由这一斗争决定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发展。
苏星、徐禾认为，说过渡时期只存在一种基本经济规律或认为有多种基本经济规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只存在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
许涤新、王思华、千家驹等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能发挥作用，超然凌驾于五种经济成分之上的基本经济规律又不能成立，因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必然不断增强，愈来愈成为决定过渡时期整个社会生产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规律。不过由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还受到一定限制。
上述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的大讨论，今天看来似乎已成历史，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者在当时对于建国以后应该继续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格局还是应该过早地改变这种状况的某些看法。与此相联系，50年代中期，杨献珍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只是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形成了综合经济基础。这也反映了一些学者主张新中国建立后应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见解。杨献珍的这一观点还没有来得及在学术界展开讨论，就连续遭到无情地批判和斗争。
这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尚未广泛探索，但毛泽东已经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等著作中，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认为，应该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并且认为，由于这样能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后来被他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干扰，未能得到贯彻。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已着手总结和研究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理论，作为这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后来出版的由薛暮桥、苏星、林子力撰写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二阶段（1958—1966年）：
这一阶段经济理论发展的背景是：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并发动了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不久受挫后又进入了较长的调整时期。这一阶段，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为客观形势所驱使，曾片面地论证了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还有的盲目论证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和优越性，但更主要的是针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地探讨了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主要的有：
（一）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
对此讨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是否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在生产资料交换中是否起作用）和作用程度（是调节作用还是影响作用），以及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等。
（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及其同高速度发展的关系
对此探讨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否社会主义特有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的内容和价值规律的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同高速度发展的关系等。
（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
对此探讨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任务；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关系；关于如何在高速度中求平衡等问题。
（四）关于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
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经济核算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特有的经济关系。有人认为，经济核算的存在是由节约劳动时间规律决定的；经济核算的任务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果；还研究了企业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等。
（五）人口问题
我们长久以来把人口众多引为自豪，但是1954年6月公布了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以后，人们发现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十分迅猛，于是马寅初率先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议，党中央领导人对此表示关切。后来马寅初又在报纸上发表了《新人口论》，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也积极发表研究文章，讨论相当热烈。但从1957年“反右”开始，马寅初及其所代表的控制人口的主张，受到了长期的批判，直到1960年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才告一段落。
马寅初、吴景超、费孝通、金慰天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出现人口资源与需求的不平衡，如果人口继续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要降低过多的人口增长率。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人口多，消费就大，积累就少，会有碍于工业化。增加生产靠增加劳动量来实现，不如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如能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加速发展工农业，就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时间问题了。还有，他们认为，中国耕地少，人口增加快，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批判者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较多的人口是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不是自然压力。人多，力量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积累也必然快。人不只是消费者，首先应看作是生产者；人有一张口，更重要的是有一双万能的手。他们认为，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不断提高，依靠亿万人民的伟大力量，就可以让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可见，批判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人口愈多愈好。
马寅初还提出了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两不相称。人多既是个大资源，也是个大负担。要保全大资源，去掉大负担，方法就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要一方面发展科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一些人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质量论，把这一见解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所宣扬的种族论，从而认为说中国人口质量低是对中国人的污蔑。
由上可见，人口问题的讨论，虽有学术理论的内容，但主要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的背景下，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正确见解和主张，放弃了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使中国人口多增加了几个亿。
（六）农业问题
中国本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12亿多人口中，农民还占9亿多，但是，在20世纪的整个50年代，经济学界很少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到了60年代初，由于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短缺，吃饭成了问题，才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农业。马克思提出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1974年版第885页）， 这时才被人们反复重温并广为传播。
经过讨论大家共同认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水平制约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所以，必须加强农业的发展，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同时，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剥夺农民。
这一阶段，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因“大跃进”而被突破，随后又因毛泽东的倡导，在全党和全国干部中兴起了一个学习和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新热潮。
60年代初，在有关部门组织下，全国14所大学和党校编写了反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就”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虽然影响一时，但终未能经受历史的检验。相反，这一阶段由学者编写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却得到了广泛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徐禾等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五版）1965年由高鸿业教授选译出版，但当时不是为了吸收运用，而是为了作“反面教材”。
第三阶段（1966—1976）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大批经济理论工作者受到批判。这一阶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竟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版），是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范本，事实上是从建国以来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已经取得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个大倒退，是“四人帮”经济学极“左”论调的系统体现。
这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被活学活用《语录》所代替了；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复批判；西方经济学连被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机会也没有了。
第四阶段（1976年至今）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从此出现了建国以来经济理论大发展的繁荣时期。
这一阶段的头两年首先进行拨乱反正，把“四人帮”扭曲了的基本理论加以正本清源。为此理论界作了大量工作：（一）讨论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批判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二）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小组发表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的文章；（三）上述理论小组又发表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反动谬论》的文章；（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表了《“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的论著；（五）有林等发表了《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论著；（六）胡乔木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为题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七）在于光远指导下，依据拨乱反正的要求，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供全国高校作为教材使用，也扩散到党政军机关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影响颇大。
这一阶段，适应拨乱反正和探讨改革途径的需要，我国经济学界还兴起了一个《资本论》的研究热潮，除先后出版过王亚南、许涤新、王珏、张薰华、陈征等人阐释《资本论》的著作外，80年代中期，宋涛教授还主编了一部《〈资本论〉辞典》，学术品位较高，是世界上第二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经济理论界冲破禁区，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于1979年末到1980年底展开的。当时人们把它和哲学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具有深刻而长远理论和政治意义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斯大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中已经明确，即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一味“突出政治”而忽视发展经济更不关心人民生活。人们衡量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标准不是人民物质文化满足的程度，而只是国家计划完成的程度，实际上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严重扭曲。
针对着新中国成立30年来，人民得到的实惠和他们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的严重情况，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经济学界展开了一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的大讨论，从而端正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在这次讨论中，于光远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曾提出：“在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以往一个时期中，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们国家里，一讲社会主义是为了人，便被加上‘人性论’的帽子，对‘人道主义’也常不加分析，统统称为修正主义。这种观点至今还没有澄清。不把这样的问题讲清楚，‘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思想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思维的年轮》，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一直急于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尽管屡次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还不允许人们进行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学术界的反复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终于得到中共十三大的确认。这就是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就不能追求一大二公，而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的结构；在分配关系方面，就不能搞平均主义，而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制度。作为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代表作，是于光远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学界最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是于祖尧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中提出的。1979年，黄范章在《经济管理》第2期上发表《“消费者权力”刍议》一文，主张通过竞争机制以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现“消费者权力”。1980年，刘国光在《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的《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买方市场”；1983年，他又在《财贸经济》第9 期上发表《再论买方市场》一文，提出不仅要有消费品的“买方市场”，还要有生产资料的“买方市场”。我们知道，“买方市场”只能通过竞争来建立，因而只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1982年， 李成勋在《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题为《挡不住竞争的洪流》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竞争将象不可阻挡的洪流去冲决一切保守的陈腐观念、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象海浪卷浮轻舟一样把社会生产的发展，从一个高潮推向一个高潮。”上述各种论断，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企盼。
1985年，于光远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他否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存在市场经济。他说，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已先后提出“三论”，即“排斥论”、“消极结合论”和“积极结合论”，他提出的“市场经济主体论”是“第四个论”。他认为，既然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见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1991年，吴敬琏发表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天津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他在书中通过对兰格、布鲁斯、锡克等人不同的改革模式与理论的评析，明确认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转换社会资源的基本分配手段，即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化管理，因而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又出版了《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一书。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依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张，终于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至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告一段落，而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点。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
董辅礽于1979年首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他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 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由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一切经济行动，排斥商品生产从而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宏观的经济运动服从于行政的系统和层次，以致经济运转不灵，造成产供销脱节；加上企业领导人由国家任命，劳动者无权过问；还有企业因无自身利益而无经营的内在动力。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求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年，李成勋提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没有企业也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对企业不能只用行政办法来管理，要注重用经济办法来管理（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页）。1980年初，蒋一苇正式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他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是能动的有机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从而使它具有内在动力；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同年，方生、陈德华、胡乃武提出，要实现国家所有权内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 1981年，汪海波、周叔莲、吴敬琏等又提出了国有经济可以“实行双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部分的企业所有制”，这就可以使企业既保持国家所有制，又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所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1984年， 何伟发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的文章（《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1日）。
在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 曾进行过多种目标模式的探讨。 1982年底，在国务院组织的450家国有企业实行以税代利试点时， 杨培新提出在利改税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可以实行承包。1987年1月， 他又提出，只有承包制才能搞活国有企业。
何伟等人于1985年提出：“与承包相比，租赁经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承租者对租赁企业的盈亏要负完全的责任。”“从而起到承包经营无法起到的作用”（《工业企业经营的一种新形式》，《人民日报》1985年12月5日）。1987年，万典武认为，租赁经营在权、责、 利三方面都比承包经营大，是两权分离程度较大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万典武也指出了租赁制的缺点。
在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探讨中，许多经济学家作了重要贡献。历以宁是较早对股份制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在改革开放刚启动时就提出过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1986年，他又在《中国经济改革》杂志上发表题为《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业管理》的文章，系统论述了股份制改革的主张。他认为，企业股份化应分两个阶段，先是资金增长股份化阶段，再是资金存量股份化阶段。特别是他还提出：“国家不一定需要在每一个企业都掌握那么多股份，可根据不同的地区、行业，不同的企业性质、规模来确立国家股份的比例，再将多余的部分出售给个人、社会公众或企业”。接着，唐丰义著文提出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去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与试行股份制。近期可以“由现在的指标承包制逐步走向财产承包制”；长远设想是：“逐步推行现代股份制度”（《企业法人所有权的确立是进一步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见《论企业经营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
由于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日益深入到产权问题，所以1987年，王珏在承担中央有关部门关于改革方案的课题研究中，率先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见《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他还提出让职工持股，实现“劳者有其股”。这一期间，还有人提出建立国有资产投资与经营公司，由国家授权给它们来经营国有资产；并建立产权交易市场，实行破产、兼并、出售、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吴敬琏在他1991年出版的《论竞争型市场体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提出为了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微观基础”，主张引进西方的“公司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来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还借鉴西方学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提出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许多建议。此外，他还指出，承包制只是在政企尚未分开、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条件下，给予企业某些自主权的一种“过渡性办法”，承包制是“内部人控制”的最高形式，容易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如何建立和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晓亮认为，明晰产权是前提（《理顺产权关系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关键》，《经济·社会》1991年第4期）。马洪认为，“政企分开”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所以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迫切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前沿》1999年第1期）。卫兴华认为，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不可偏废（《我对改革与管理的看法——与晓亮同志商榷》，《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97年第2期）。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农民创立了股份合作制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企业的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出资人，实现了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结合，具有“股份制”与“合作制”双重特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对此经济学界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阐述，同时也指出股份合作制主要适合中小企业采用；唐宗焜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不便于吸收社会股金。
（五）为何保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增长速度、物价与就业相互关联。增长速度关系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物价与就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进而也关系到宏观战略目标的实现。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使三者得以协调就成为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经济增长过快，虽然可以保证就业，但容易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产生了“软着陆”的理论，企图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急起急落；如果经济增速过缓，固然可以避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但容易增加失业。近来又出现了在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如何保证经济较快增长的问题。为此，要扩大出口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当然更重要的是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如果降低利息不足以刺激需求，那么如何才能增加有效需求和提供有效供给以改变市场疲软的状况；物价下降固然不等于通货紧缩，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非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如何及早防范；以及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目前经济学界正在深入探究的问题。难点的突破，将会使理论得到升华。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实践，加以西方经济学包括它的发展经济学的被引进和被借鉴，在学术争鸣比较宽裕的今天，一系列新学科和新理论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如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发展战略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60年代初由于光远和孙尚清同时分别提出来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发展，它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展望未来5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推进，在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理论将同中国经济腾飞的姿态一样，不断攀升、不断创新。
注：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主要采取夹叙夹注的方式，有些概括性的论述，则未具体标明出处，请谅。
收稿日期：20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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