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待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6-0005-15
今天是历史的承继与发展，又是历史积淀和时代精神的融会与光大。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今天，我们需要深入地思索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从毛泽东思想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吸取了哪些有当代价值的养料？这里，仅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照搬别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不行，只有走自己的道路。这以后，中国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的。
说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1956年。其实在此之前，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其成果具体地体现在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里。
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P522)这不仅明确了共和国的性质，而且从根本制度上把有别于苏联苏维埃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起来了。
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P1)据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3](P367-368)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和新中国一起诞生，并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延续下来，成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
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P522)这就把有别于苏联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起来。
以上这些，都是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相比独具特色、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制度结晶。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是参照苏联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来的。我们后来所说“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主要是指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如此，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创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工商企业除了国营的以外还有公私合营的，农业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工商业还是农业，都没有搞苏联那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上到下一概统得过死。
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骄傲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引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其一，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这两项成果，是紧密联系着的。前者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者则对前者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备呢？
《论十大关系》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44)在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从受苏联影响最大的经济建设破题，十大关系中有六项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也要加大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要下决心降低国防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中央和省市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允许工厂有一定的独立性，要统筹兼顾，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论十大关系》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这就是：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坚持多党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社会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的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是非关系上，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又有新的阐发。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期间，毛泽东受到发言者的启发，还概括提出了领导科学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P54)
这样，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从建设指导思想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为制定中共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既集中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具体说来，中共八大路线对《论十大关系》作了哪些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5](P341-342)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5](P379)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里，还提出“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化建设目标。[6](P224)
第三，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新变化，强调坚持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提醒全党不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醒全党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强调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醒全党反对各种破坏团结和统一的行为。
第四，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里提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6](P247、248)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7](P207)为了发展党内民主，中共八大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8](P233)
第五，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远见的设想。
在这些设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9](P13)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就指导思想来说，实际上就是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0](P751)
探索并未就此止步。又过了半年，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这一新的突破，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开始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取得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并吸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教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根据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表现，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空前的。
第四，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如人民内部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即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在这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两条。
第五，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其中包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勤俭建国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等等。
第六，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56年下半年，还提出了“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7](P230)
总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无论对中共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还是对其确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都有重要补充和重大发展，特别是从理论上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八大后继续探索取得的积极成果。
1957年下半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既犯了经济上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如“大跃进”)，又犯了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是，痛定思过，在觉察、纠正和反思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且还在发展。如果说，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于总结成功经验的话，那么，后来的探索成果则是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总结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后，他亲自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这次调查的成果，对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失而复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极大。他还提出两个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11](P275)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知之不深，因此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P109)
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P890注487)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第二，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作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论断。
超越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逐步划清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现在所处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划分阶段，当前究竟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1](P116)初步确认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
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针对这个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4](P435、437)后来他又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1](P34)
第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11](P78)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以农轻重为序，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认识上的重要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国来宾的谈话中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11](P73)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1](P80)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13](P560)
第六，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11](P304)这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需要，更是深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需要。毛泽东率先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以后，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等工作条例，形成了一个制定各行各业工作条例的高潮。[14](P295)
毛泽东把这次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看作是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一次尝试，他提出要求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11](P305)
第七，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1](P116)
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1](P302)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奋斗目标。到了1963年，在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提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15](P519)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P341)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1](P351)
实际上，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国共产党人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11](P71)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11](P126)
以上，我们分了三个阶段简要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着重回顾了探索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6](P7)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理论创新上的高度自觉，并且在许多方面开始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从经济体制上说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制约，而那些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也因为不断受到“左”的冲击，或者未能继续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坚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开始发展，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根本动摇，此后几经反复，终于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演变成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包括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但他始终无力从根本上纠正自身的错误。根本实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7](P9)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恢复、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在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是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锐利武器
“文化大革命”十年，人们思想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束缚，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却出现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思想阻碍。“两个凡是”，即是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8]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根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
“文化大革命”不仅搞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些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也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背离了中共八大路线。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是从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中共八大正确路线，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开始的。因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问题。[14](P42)随后，邓小平等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这次大讨论成为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由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出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4](P38-39)
这里，邓小平着重批评的是那种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照搬套用毛泽东的个别词句的思想僵化倾向，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4](P42)
随后，邓小平在讲话中更点明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14](P298)“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14](P300)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不分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可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这样，历史发展提出了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答案只有一个：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明确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4](P126、128)
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7](P10)中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4](P141、143)
总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迎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转折过程中，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成为邓小平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成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
(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邓小平继往开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团结一致开创新局面的中心环节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正确地总结历史与更好地开辟未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19]由此奠定了他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20]
邓小平是怎样成功地破解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这道难题的呢？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中全党的意志和智慧，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第二个历史决议”还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多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发表指导性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是如何紧紧把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中心环节，将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首先，邓小平明确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其根本目的。他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4](P291)也就是说，核心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明确表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14](P299)他还指出：“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4](P300)
其次，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来。
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邓小平确立了一个原则，叫作“恰如其分”。什么是恰如其分呢？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14](P347)这一思想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10](P782、783)
重温“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这一大段论述，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历史的发展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直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一直存在着“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倾向。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的干扰，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中既坚持一脉相承、又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课题。邓小平在这一方面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正是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其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申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10](P785)在“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关于“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条经验中，既坚持了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既坚持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状况的正确论断，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改革思想；既坚持了中共八大以来关于治党治国治军和民族国防外交的正确方针，又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重要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的现代化建设目标。[10](P787-792)总之，它既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又是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产物。而后来被称作邓小平理论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雏形，已经在这其中孕育而生了。
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找到了交汇点。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P3)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由此开始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征程。正因为如此，薄一波把这一历史过程称作“始于毛，成于邓”。
(三)系统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石
要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14](P292)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今后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一个全党公认的思想基础，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14](P297)
自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过两次郑重的概括。
第一次是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提出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22](P333、335)
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并称：“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22](P335)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这次阐发和概括，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10](P772、773、826)
在这个定义当中，除了继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点新内容。第一，强调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而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言论著述作了科学的区分，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内容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第二，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中共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同样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这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探索，继续前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10](P773)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个方面”和“三个活的灵魂”。“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概括为六个方面：(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4)关于政策和策略；(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6)关于党的建设。“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0](P779)“第二个历史决议”把这“三个活的灵魂”称之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成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是集中反映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关系的最本质的方面。
以上三个方面的概括，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把毛泽东思想同偏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错误论点严格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同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紧密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保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第二，通过总结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即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第三，通过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科学概括，更成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以上这些，使邓小平理论从创立之时起就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从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系统阐发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启了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伟大进程。
(四)在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从毛泽东思想中不断地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怎样把毛泽东等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对此回答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4](P300)
哪些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呢？例如，废除领导职务在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而这个问题，在准备召开中共八大时，就由毛泽东提了出来。他表示：“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4](P111)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专门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5](P331)但这些设想后来没有实行。邓小平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21](P311)他身体力行，最终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成为现实。
又譬如，对外开放的设想。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人就在考虑如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封锁禁运，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11](P71)后来的发展，走了十分曲折的路。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21](P64、290)由此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格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
哪些是“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呢？例证之一，是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1](P116)“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21](P63-64)他还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21](P272)
例证之二，是关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从中得到的结论是：“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1](P291-292)
吃一堑长一智。邓小平也是过来人。正因为如此，他对毛泽东探索中的成败得失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反思。正如他多次强调的那样，“‘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14](P296)“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14](P353)
哪些是“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呢？例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面已经提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了说明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特意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振聋发聩的论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14](P143)毛泽东是破除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但到了他的晚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的教条和误解，并陷入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迷误。邓小平既发扬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又从根本上纠正了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错误倾向，使党和国家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还譬如，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毛泽东为党和国家亲手创立的组织原则。1957年，他还提出设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3](P543)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出现了曲折。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便是“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10](P766)邓小平十分中肯地指出：“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14](P345)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样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里，在大声疾呼恢复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突出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强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民主政治发展目标。[14](P144-145)
一个恢复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制度上保证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起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确立和不断发展。
又譬如，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获得了成功。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形成了有利于发挥农民互助合作和个体劳动两种积极性的农业生产初级社和高级社形式。实践证明，这既符合农业的生产特点和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方式，也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整体水平相适应，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是一种在当时比较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后来，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错误地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这一探索方向被打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积极支持以“统分结合”为特征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后来，他总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的发展历程，又提出了“两个飞跃”的设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1](P355)
在恢复、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恢复、坚持。正是在这一相辅相成的过程中，把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的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共八大路线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四个现代化到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等等，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一条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脉络。这个发展脉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展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过程，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在新时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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