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反思——关于史学中认识一致性问题的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客观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探讨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当下一致性意义上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否可能；这种一致性是否构成史学之为严格学术的必要条件。对前一问题分析历史哲学已进行了许多的探讨，它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本文在首先界定“历史客观性”概念的前提下，阐述前此人们关于这一问题各种观点分歧的基本线索和逻辑梗概，并进而给出本人的进一步讨论。后一问题涉及在对前一问题给出否定答案时，如何理解史学在认识领域中的地位。在直接涉及历史客观性的论述中人们对此基本未予讨论，本文将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思想客观性的诸重含义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概念与“主体”、“客体”有不解之缘，它首先指客体固有的独立于主体的外部实在性，英文中由object到objectivity的构词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客观性概念更多用为思想和认识的规定性，在这一层面上，对客观性存在着真实性、有效性和一致性三种不同的理解。在第一层含义上，本体意义上同属主观（主体）的思想之所以在认识意义上进而区分为客观性的和主观性的，是依其与客观实在（客体）的正确关系（真实映现、契合）或错误关系（幻想、歪曲）决定的。在此，思想或认识的客观性被看作是对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的分有，客观性即反映的真实性。关于认识客观性的此一理解因其与我们日常经验背后暗含的视觉隐喻（罗蒂所谓的“自然之镜”）颇为吻合而深具影响，问题是我们据此如何在操作上实际判断一种思想、认识之是否合乎客观实在。今天人们已普遍认识到，除非我们具有上帝式的超然视角——“神目观”(God's Eye)（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这种认识与对象间的符合是无法为人所直接观察、证实的。事实上，真正令人类感知客观性问题并据以判断思想客观性的，乃是其在外部世界中的效准或有效性(Validity)，即思想、观念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引发人所预期的结果、反应的效力，这应是真、假观念在人类观念中的真正起源。因此，思想客观性的本质乃是其有效性，依罗蒂的说法，被我们冠以“真理”或“客观性”美名的不过就是这一“有效性”，而客观性不过是事后追授的修饰有效性的“空洞赞词”或“敬语”。（罗蒂，同上书，第7、293页）关于客观性的这一实用主义式理解揭示了认识客观性的真实意谓，而前述关于客观性的第一种实在论倾向的看法，则是试图进一步对思想有效性给出某种根本性的本体论解释。其中包含着的合理因素是试图在外部实在和认识的关系中把握认识，而引发客观性问题上认识混乱的则是这一事实上后设的本体论解释所具有的逻辑在先的品格。
伴随思想有效性的通常是思想的一致性(Coherency)。由于以有效性为基准使人们之间认识歧异的消除和一致性的达成成为可能，加之客观真实的认识通常具有殊途同归或一致同意的特征，后者遂成为思想客观性的重要表征和判据，并进而在引申意义上成为客观性概念的又一层规定性。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Intersubjectivity)和罗蒂所谓的“协同性”(Solidarity)均是在这一意义上界定客观性的。对客观性的此一意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参见理查德·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6页；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158-161页）在此，“客观性”作为“理论的一种性质”“只不过表示了研究者之间一致性的存在或对一致性的期望而已。”（罗蒂，同前书，第295、293页）从否定意义上看，关于某一事物研究者之间共识的缺乏令人怀疑其认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在肯定意义上，认识一致性却未必保证其真实性。因此，与有效性相比，一致性乃是弱条件的客观性，但是，当有效性标准因种种原因在诸如历史这样的认知领域中难以被用于认识客观性的判断时，一致性就成了判断客观性的重要指标，本文所谓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所面对的，正是“由历史学家的不一致性这一事实引发的关于客观性的疑虑”。(R.F.Atkinson,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9,p.88)。
二、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怀疑论、绝对客观主义和相对客观主义理解
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研究缺乏共识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竞争性宏观历史叙述与历史阐释（因果、意义）间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是一目了然的。此一认识不一致背景下历史客观性能否辩护、如何辩护？在此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立场：首先是主要存在于一些历史学家中的“怀疑主义”立场，美国的贝尔德、贝克尔通常被视为代表性人物。其极端主张认为我们甚至“不能合理地提出有关历史客观性本身的一般问题”。（参见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7页）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分析历史哲学阵营中M.怀特(Morton White)、内格尔(E.Nagel)、丹图(A.Danto)等关于历史客观性毫无保留的强烈辩护立场，人们通常称之为“绝对客观主义”。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则是对客观性有保留的审慎乐观态度，这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相对客观主义”立场，沃尔施、德雷、阿隆(R.Aron)及阿特金森(R.F.Atkinson)等历史哲学家的观点多多少少可被归入此列。历史哲学关于认识客观性的讨论就是在这三种立场、尤其是后二者的质疑、辩护与反驳中展开、推进的。
历史客观性问题争论的核心是：人们的形上信念及价值观念对认识客观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关于客观性的讨论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德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客观’历史的概念等同于‘不受价值影响’的历史”（德雷：《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9页）。
强调这种影响的内在性是怀疑论与相对客观主义者的共识。贝克尔和贝尔德坚持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排除个人的权衡”。他“无论怎样净化，仍然是人，是一个……具有兴趣、嗜好和教养的生物，任何自制都不会使安德鲁·D.怀特变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或者使他们成为中性的镜子”（参见同上书，第43—44页）。沃尔施分析了“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认为其中“个人的偏好”及“集体的偏见”原则上是可以被剔除的，惟人们的道德、形上观念则是“历史思维中……不可简约的主观性的东西”。并且，这些“所谓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严格地说来都是非理性的”（沃尔施：《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也说是说，它们之间的冲突无法经由合理的论辩获得解决。德雷以其《历史中的一般概括、价值判断和因果解释》一文中对诺曼·格雷伯纳(Norman A.Grebner)的《墨西哥战争：关于因果的研究》一文的深入分析支持了上述观点，指出价值判断在表面看来基于一般概括推出的因果解释中事实上扮演着无可争议的重要角色。（参见Sidney Hook,ed.,Philosophy,History and Social Acti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134-157）
但是，历史客观性的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关于此一问题的最终立场却是不一样的。前者由史学特殊性出发，认为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渗透价值的人文现象，此一区别最终就导致了史学中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中那样的认识一致性，即客观性。从同样的立足点出发，阿特金森等人却强调历史认识中“与一定观点相联系的客观性”（Atkinson，同前书，p.80），此即沃尔施所谓的“视界理论”(Perspective Theory)（参见看沃尔施，同前书，第108页。）这一观点今天在历史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它实际上是在承认历史中不可能给出“科学理论所要求的”令持有各种观点的人们一致同意的“那种方式上的绝对客观的历史著作”的前提下，退守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意义上”的历史客观性（同上书，第5章第6节），强调例如至少在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内部仍然可能发展出相对给定的前提假设的关于特定历史问题的一致认识。相对客观主义的合理之处是弱条件的一致性毕竟也是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在承认历史中不存在类似自然科学的认识一致性方面其实与怀疑论并无原则分歧，因此，二者的区别说到底也许不过是面对两样“半杯水”时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区别。
绝对客观主义阵营中的人并不否认人们价值信念的存在及分歧，在他们看来，这也不是人文研究领域独有的现象。按照内格尔的提法，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历史学家的价值图式是否“不仅在因果上影响他的考察，而且在逻辑上，既包含在他的确定性标准中，又包含在他的陈述的意义中”。(Ernest 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s",in H.Meyerhoff 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59,p.213)在他和他的同道们看来，结论当然是否定的。怀特指出，他们的论敌由史家形上、价值信念存在的心理事实径直推出怀疑历史客观性的逻辑结论，犯了“历史哲学中典型的致命错误：混淆了历史解释的心理学和逻辑学”。（参见同上书，p.199）
区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这一首先由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G.Frege)提出的理论主张的基本意义，就是由考察认知心理及过程的传统认识论倾向转向专注于认知成果本身的经验和逻辑辩护（检验与反驳）的知识论趣向。怀特、内格尔及丹图等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将这一思想移用至历史客观性的讨论中，指出一种历史认识的“出处”(the genesis)与其在认识上的合法性、正当性(the Validity)是应该且可以被区分开的两码事；史家的任何思想信念均非其特定历史陈述获得辩护或免遭批评的正当理由，“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与什么原因导致某人主张这一理论无关”。(Danto,Analy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100)虽然人们的形上、价值信念可能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的，但对持有各种信念的人们所做出的历史论述却是存在检验其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中立、统一标准的，由此，认识的一致性最终是可望实现的。正是出于对这一理论验证机制的信心，怀特宣称：“历史学家的好恶、偏见并不排除其……达致客观结论的可能性，就像一个医生的将其病人由疾病中解脱出来的激情……并不排除其发现医学……真理的可能性”。（参见Meyerhorff，同前书，p.199)而最终支撑他们理论信心的，实际上就是某些与其理论论证相一致的具体实例。例如胡克曾经举过的巴斯德的例子。巴氏据说是怀着上帝不会创造一种灾难而不同时创造制服其的可能性的信念，从事其抗菌素研究并获得成功的。
绝对客观主义者针对形上、价值信念对历史客观性影响的质疑提出的心理与逻辑区分的论证，在逻辑上是相当有力的。它通过这一划界不仅澄清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将讨论的重心由认识不一致产生的主体心理原因转向了其消除的客观逻辑可能性，并且，其论证由于似乎有巴斯德等实例的支持显得更为可信。但是，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论说却留有一个巨大的理论漏洞，即它所举出的例子全是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瑕疵不但表明怀特们的理论事实上得不到史学实践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绝对客观主义未能也不可能结合史学实际指出心理与逻辑的区分在史学中具体如何落实。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实证手段是心理与逻辑分开的基础和根本，舍此则心理与逻辑分开的解题思路是无效的。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史学与经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分析）。因此，他们关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理论辩护因“隔靴搔痒”而落空。丹图曾批评怀疑论者以选择和价值观念涉及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反映出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误解（参见Danto，同前书，p.102），而他们自己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处理则反过来暴露出其明于科学而昧于史学的偏颇。
三、关于历史认识中一致性难以达成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一致性难以实现的实际意义是认识上的“莫衷一是”。消除这一话语无政府状态的条件是竞争性理论间惟一权威话语即所谓真理的确立，而经验实证（实践）则是实现此一目标的有效理性程序。换言之，实践确立真理，在真理的基础上达到认识的一致性。而历史认识一致性的问题，则是由于史学在宏观层面上实证检验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社会实验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的独特道义问题，医学上人体实验的情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在单纯认知层面上，历史研究在宏观层次上引进实证检验的困难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空间尺度上，对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随唐史”等名目所表示的整体、宏观对象，我们并不具有整体感性经验直观；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文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的非齐一性、独特性特征，我们也难以由局部、具体推出整体、一般。举例来说，牛顿据说由一个苹果落地推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可我们由项羽兵败自刎可推不出凡兵败必自刎的一般结论。而在时间维度上，历史研究所追寻的乃是经验意义上已逝的、整体不再的历史性存在，因此，事后对之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实证手段缺位的情况下，认识的莫衷一是就仿佛足球比赛没有球门，听凭不同支持者之间关于球队表现优劣的言词争辨来确定胜负，最终当然是胜负莫辨。依我之见，这正是史学等人文学说在客观性问题上所面临情况的形象写照。事实上，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依实验结果来判定，关于燃烧的“燃素说”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比“氧化学说”显得更不合理（参见同上书，p.109）。但是，在实验证据面前，认识分歧及争议迎刃而解。
问题在于，人文学科如史学因其所追求的往往是世界事物的“究竟至极”之理，其整全综合性往往令一义确定的实证验证无所措手足。我们必须在这一根本点上理解宏观层面实证验证的缺位对史学认识一致性的影响。
“盲人摸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而它所包含的关于人类认识的深层隐喻却耐人寻味。在表层意义上，它的“所指”是人类认识中，“各执一词”的不一致性，但是，我们在为其表层含义所吸引时往往忽视了“盲人”们莫衷一是的“象说”并非“捕风捉影”之论，而是各有其据的“一面之词”或曰“片面真理”。这一寓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它关于“盲目性”的讽喻（摸）背后却有一只对事物的“究竟至极”之处（全象）“一目了然”的法眼，这实际上正是所谓上帝式的整全、全知视野（“神目”）。正是由于预设了“神目”与“全象”，才可能有人的“盲目”及其“象说”的莫衷一是。舍此，摸到什么就是什么（现象学），或者说找到的东西有什么“用”就“是”什么（实用主义），问题总是可以一义确定的。这简直就是对实证科学和史学人文科学各自认知处境的绝妙写照。
语云，“有止尔后有定”。实证科学搁置“全象”玄远之貌，在此，理论上的“是不是”（真）归根到底是依、亦只能依特定的惟一参照——即相对特定问题的实际上“行不行”（有效性）——单义确定的，所谓真理在此其实乃是单义真值命题，是票面价值可以当下兑现的现钞：就像凭进球、哪怕是点球决胜负则输赢无争议。在单义真值命题的前提下，实证科学中存在确切的“一步一个脚印”式的认识进步。而其代价则是在整全真理方面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盲。
于整全真理在任一当下时空的实际“不在场”处境中预设、悬拟乃至促成其“在场”，这是一切人文学说基本的认知处境。史学由于此一本质以及与现实生活中实际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间缺乏直接联系等复杂的原因所决定，单纯的追求真理顺理成章地成了其在宏观层面上认识的惟一目标，所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云云是人们关于史学目的的标准回答。然而，就真谈真，谈何容易！在纯理论的框架内，惟整全、统一真理方为严格意义上的真理，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有效避免争议，确立一致，正如“全象”在目，则诸家“象说”均能由之而获妥贴说明且毋庸争议。准此，除非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我们才能无争议地说清任何一个问题。就历史而言，就是唯有当我们彻底洞悉全部历史才能最终综合出这样一个一元统一的历史解说。但是，整全统一意义上的言说乃无限、绝对真理，因为我们当下不可能具有上帝那样的全知、终极视角即所谓的“神目观”，它是人类在任一当下阶段上不可企及的。于是，在欲求“全象”而“全象”当下“不在场”的处境中，一切有根有据的言说均因不可能是终极真理而可以“讨价还价”，争议无穷，摸到其任一部分的人们在任一当下时段上一时谁也说不清自己摸的到底是哪一部分，我们甚至无权说自己摸的究竟是什么。因此，史学在宏观层面遭遇的认识不一致性的实质是“对同样的史料总是可能给出不同的竞争性阐释”(Raymond Martin,"Objectivity and Mea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Toward A Post-Analytic View",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2,p.24)，它涉及的不是单纯的陈述真伪问题，而是众说纷纭之下“一是”难求，或曰理论的恰当性(Adequacy)问题。（参见Andrew Beards,"Reversing Historical Skepticism",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3,p.207）同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问题一旦涉及到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宏观整体局面，类似史学中争执不下的局面亦无可避免。
总之，在整全真理视域中，实证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们其实都是“盲人”，然而，前者是不耻其盲或不求其明，后者则是不甘其盲。前者实以整体上的盲换取特定的局部之明，而后者则为求整体之明而在局部层次上“失明”，更准确地说，是“一时”之下“一是”难“明”。
四、认识一致性的意义及其普遍必要性问题
历史认识客观性所面临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是”难求，这是本文上述讨论的基本结论。一般说来，认识的直接任务就是所谓“实事求是”，缺乏一致性则令人“莫衷一是”。康德得出超验领域为人类认识禁区的不可知论结论的重要理由，就是认识在此陷入了“二律背反”。但是，认识一致性的阙如对任一认识领域而言，是否是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致命的？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始终是在一致性意义上谈论客观性问题，而一致性的缺失并不等于说历史认识缺乏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即真实性，这是极易混淆而不应混淆的。实践指向的理论由于是在具体、单一层面上考虑认识问题，真和一致在事实上是统一的，从纯粹逻辑上说，二者亦应是统一的。然而，在整全真理“不在场”的实际情况下，非实践指向理论话语的“是”与“一是”之间就并无必然逻辑关系，关于某一对象的言说往往可以且必有多是而非一是。在此，竞争性理论间并非如逻辑抽象中那样必有一假乃至全假，莫衷一是与一无是处有天壤之别，它至多只是是非可能不那么分明而已。因此，在表面的认识无政府状态之下人文历史认识中的各种言说虽说的确难以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是非立判，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说这种种言说都是无稽之谈。宏观历史构图与历史阐释与相关史实、证据的关系是其真实性的基本保证。抛开关于当下整全真理的奢想，认识的不一致性与客观真实性并非是不相容的。
其次，就一致性本身而言，人类在认识一致性中所追求的原是为实践（行动）所必需的确定性；“三心二意”为任何行动之大忌，“一意孤行”则是行动成立的必要思想条件，认识的一致性由是遂成为头等重要之事。对于像自然科学这样实践取向的知识系统来说，认识上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所适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识一致性对实践指向的研究来说有着致命的严重含义。也是由于人类首先作为实践性存在的本质，我们才对一致性的缺失有近乎本能的惶恐。然而，如果不能证明指导实践是认识的惟一可能目标，那么，一致性其实未必是认识合理性的惟一判据或必要条件，其缺失也未必有多么可怕。
除了为实践提供明确指导外，人类思想探索的动机还可以如枷达默尔接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教化性的。“教化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如获得对人类自身及其命运的理解，确立类的自我意识，等等。而这恰恰是人文学说包括史学的“安身立命”之地。在此，由于认识的目的并非直接与某一当下将要采取的行动有关，为行动所必需的思想确定性就并不具有不可或缺的首要性，而一种理论的新颖性、丰富性及其给人的启迪就理所当然地取代确定性、可靠性而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认识的统一、一致性反而可能被视为单调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进而言之，不必要地强求一致（“统一思想”）在实践中亦是有违自由民主原则的。回到前举足球比赛的例子，离开进球谈胜负人们之间固然谈不拢，但在超越胜负的层面上，由队员球技、控球时间乃至任何与球赛有关的方面谈双方水平高低却并不是废话，而且还可以是比胜负更有意思更有教益的言说。还是在认识的实践导向概念中，认识一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在人类思想系统中的地位获得其恰当的评价，史学认识客观性问题亦得到恰当的理解。
由于整全真理实际上的“缺位”，从而史学研究中各种理论论争原则上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亦是如此。但是，正如黑格尔以其首尾连贯、辩证推进的理论体系对康德关于“二律背反”的机械、形而上学处理的扬弃所昭示我们的那样，辩证地看，非整全真理在发展过程中趋近整全真理，这里存在着当代解释学所谓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如果说人文认识是在猜一些与现实生活无直接关系的千古之谜，每一代人都是在预设最终谜底的背景下试图猜出新一步的谜意，这种智慧上的推进又为人们进一步猜出最终谜底做出贡献。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把它当成关于认识一致性具体如何可能的当下解决方案或不如说无聊辩解，因为，最终作为无限在任一当下时空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其意义在于，它昭示了史学的终极学术命运和意义，同时，可以为现实中史学认识一方面存在多元话语，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理论进步乃至立场接近（伽达默尔所谓“视界融合”）的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综上所述，特定层次上史学认识在一致性的达成方面难与作为精确科学的自然科学匹敌是毋庸讳言的，但这本非史学这样一种非实践性教化学问所必需，亦不妨碍其作为一种学术的严肃性。自然科学命题是以对象操控为目的的单义真值话语，它为其当下一致性付出的理论代价是其理想的“单向度性”。而人文科学则追求人类切身的整全综合真理，其在当下认识一致性方面的缺失乃是其此一追求的某种理论代价。二者形态各异，均为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思想样式，彼此并无本质的高下优劣。总之，用枷达默尔的话来说，历史满足“与科学的真理要求不同，但同样也不从属于科学真理的真理要求”（同上书，第125页），这就是我们的结论。